近年翰林对联在市场上颇为流行，赝品也越出越多，新仿的翰林联，基本都是一种行书的风格，面貌倒是很单一，细看之下，书写者其实并不具有严格的楷书功力，更不具备馆阁体那种严格的节奏感和沉厚的感觉。总而言之，真正的翰林对联，即使稚嫩，其间架结构和节奏感仍然很强烈，而新仿品则无法望其项背了。
　　清代继承唐以来的科举制度，让天下土子通过考试走入仕途，并且沿袭了宋以来的翰林院制，在进士中选拔最优秀人才，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人才教学与储备机构。在清代，进士一旦入选翰林院，就被称为“太史公”，因为翰林院又掌管国史，并且艳称为“玉堂仙班”，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耀。然而，清代翰林院里课程究竟如何？史学界至今仍然视其为谜团。
　　清代翰林院是一个复杂机构，设掌院学士满汉各名，除了掌管国史的编撰，翰林院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在殿试朝考后选拔出入翰林院的实习生，称为“庶吉土”，并且在长达三年的庶吉土教习时间里，让这些年轻学子尽快掌握各种官场上应用的技巧，但是，翰林院作为最高的学府，其课程设置怎样？史家一直很少发现直接线索。因为清代的翰林院设在天安门外即今日公安部大院附近，在庚子之乱中被焚毁（院藏《永乐大典》钞本即于此时被毁），所以翰林院所藏历朝档案几乎被全毁，庚子之后不久，清廷结束了科举制度，翰林院作用也逐渐消亡。而现存史料中，记载翰林院课程的凤毛麟角，以致我们今日对于翰林院教什么， 直不甚清楚。
　　笔者研究明清翰林院制度多年，一直有个谜团，即翰林院的教学中，理应有书法课程，理由是：从童生到进士，当然要学严格的楷书字体，能進入翰林院的人书法功力应该不会差，但是，一旦做了官僚，照清代规矩，少不了要书写各种应酬字，例如对联条幅，牌匾碑刻等，这就不是应试的小字楷书所能对付的。何况翰林还有机会做天子文学侍从，要写各种应制书法，在考试阶段所不需要的行书草书，也必须重新学习。
　　研究书法史者，对于翰林书法，往往以简单的一句“馆阁体”来概况，然而清代馆阁体，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并不单纯指考试应用的书体，它应该是一种规矩和方法的总和，举例来说，馆阁体就像写诗的格律，格律是固定不变的，然而写诗的风格，代代在变。即以清代而论，清初康熙的馆阁体，到乾嘉的馆阁，再到晚清的馆阁，笔者认为至少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变化，同馆阁体，在皇帝，重臣，师傅（指翰林院中的教习）三者的互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代代的年轻翰林。
　　最近在整理翰林楹联过程中，笔者就发现了两副有趣的对联，充分说明在翰林院中是存在书法教学课程。其是浙江翰林陈梦麟的行书联，文为：气静同兰怀虚喻竹，日清若水足快生风。作者陈梦麟字书玉，浙江上虞人，同治十年（1871）进土，授翰林编修。
　　另一副同样是行书联，文为“万山畅览足与目，一室静坐情生文”，作者陈华褧，广东新会人，同治辛未（1871）科进土，授翰林编修。
　　两位作者在清代翰林之中不算名气特别大，最重要的点，是他们在同一年登进土，即同年进入翰林院学习，而此两联，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们的字体都是非常接近的，尤其是两联都有一个同样的“足”字。
　　这两副对联从内容看，都是集《兰亭序》字作为内容，集《兰亭》从嘉庆年间开始成为翰林间的风尚，首倡者可能是王文治。其次，《兰亭》本身是王羲之典型行书，然而这两副对联，均以颜真卿体出之，可见这并不是巧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联中同样出现的“足”字，这里的两个足字，字形是一种变体写法，口下面均从“之”，不仅如此，最后一笔长捺，两位年轻翰林都以颜体结尾，我们很容易看出，他们受过同样的写大字楹联的训练。
　　学过一点书法的读者都有经验，即使小字楷书写得很工整平稳的人，放笔写大字都是另一种体验，对书写者的执笔、结字等，都有另一种要求，而对联更是书法中的上乘境界，非熟于此道者很难写好。从这两位同班翰林的对联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翰林院中有学写书法，特别是大字榜书的课程。
　　笔者研究清代翰林书法过程中，发现存世大量翰林对联质量也各有参差，有擅长此道写得很流畅者，例如王文治、李鸿章等。也有不少是结体欠老到，未达成熟的。其中以年轻翰林所写更加明显。此情况可举笔者所藏另副光绪癸卯科榜眼，广州的汉军旗人左霈（1875-1936）楷书联为例，此联与左氏一些晚年作品相比，显得拘谨，结构也稍显稚嫩，但是用笔的习惯仍然可以看出脉络，从印章“一甲二名进士”可知此时左霈已拥有翰林身份。
　　如前所述，从研究书法史和鉴定角度，我们都应对翰林对联有一种新的视角。
　　（编辑/李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