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形势又到了一个微妙而扑朔迷离的关口。

上半年各项经济数据并不理想，经济增长放缓已成定局，悬念仅在于：下行幅度会有多大，如何在长远改革中稳定短期增长。

由此，需要决策层和经济界充分沟通，就中国经济现实情况达成诸多共识，再着手制定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争取更好的调控效果。

分析中国经济的内在症结，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我们需要在下一步的经济结构调整中注重培育长期的积极因素，保持增长活力，其中关键就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等领域的重要改革，以释放改革红利，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编者

　　以改革为主调的新一届政府履新百日有余，在今年上半年即经历了微妙而复杂的宏观调控考验，而其中最大的压力，来自于中国经济整体增速的进一步放缓。
　　面对上半年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各界对下一步政策走向存在争议。在7月下旬即将举行经济形势分析会之际，决策层如何在结构性因素和短期性因素中取舍拿捏，既不使得经济大起大落，又要保证释放改革红利，以结构调整促远期经济增长活力，殊为关键。
　　7月上旬陆续公布的6月经济数据显示，目前的形势并不乐观。10日海关总署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6月中国外贸进出口额出现双降，其中出口额下降3.1%，为三年来最大跌幅；而在此前一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二季度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则同比下跌2.7%，这是这一先行指标连续16个月下跌，显示中国经济趋向疲软、需求不足。
　　多家分析机构综合分析上半年数据，认为中国经济仍可能保持7.5%左右的增长率。
　　7月10日，复旦大学和欧洲经济研究中心（德国）联合发布“中国经济调查”（CEP），结果显示，几乎一半的分析人员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表现“一般”，不过乐观的比例（29.5%）超过了悲观的比例（21.3%）。
　　决策者如何进行应对，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7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广西主持经济形势座谈会，重申不会出台政府主导刺激经济的政策。他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稳，但经济环境更加错综复杂，“经济既有增长动力，也有下行压力”。
　　所谓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稳，是指中国经济主要指标仍处于年度预期合理区间。
　　为此，即将举行的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就成为定调下半年经济调控路径关键点。一位参与经济形势研究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6月一些经济指标均显示通缩态势，虽然还不能就此认定经济进入下行区间，但如果不进行微调，下半年的经济运行很可能会出现问题。
　　“现在是在‘负起点’的基础上——‘4万亿’带来的问题仍在。如果再来一轮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刺激经济，通胀将成为很大的风险。”上述人士称，“但是也存在这样的风险，实体经济继续下行真正进入下降通道，再重启又会陷入恶性循环。”
　　《财经》记者获知，为了解决上述两难局面，决策层已经酝酿在部分领域启动实质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新一届政府执政思路的核心之一，是用改革激活生产要素，以改革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但并不是不重视经济增速。
　　一些经济研究者判断，“大稳小动”或将是下半年宏观调控的主旋律。而即将在今年秋季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决定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目前，各相关部委在财税、国企垄断、行政体制等领域都在酝酿进一步的实质性改革方案。新一轮改革重启，注定会对中国经济的下一个五年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数据交错，判断不一

　　7月10日，中国6月外贸数据公布后，业界一片哗然。
　　海关总署的统计显示，6月中国外贸进出口额为3215.1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下降2%，其中出口1743.2亿美元，进口1471.9亿美元，分别下降3.1%和0.7%。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表示，进出口“双降”主要原因之一是外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抑制我国出口的扩大。
　　“在接受月度调查的近2000家出口企业当中，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45%以上的企业反映新增出口订单金额同比在下降。而6月底已经有49.2%的企业反映新订单金额同比减少。这个数据较上个月扩大了1.9%。”郑跃声称，此外，七成左右的企业反映成本上涨的压力在加大，贸易环境出现恶化。
　　商务部的有关数据显示，一季度共有12个国家对中国发起了22起贸易救济调查。
　　“出口增速比一季度要下降，市场份额在丧失。市场份额丧失很大程度上跟竞争力下降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近年美联储宣布量化宽松退出政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货币流出很大。而中国基于出口竞争力的贸易加权汇率升值更明显，这导致了出口产品特别是低端产品的竞争劣势。
　　此外，中国生产要素近年持续价格上涨，导致工资等出口成本在持续上升。成本增加导致加工制造业优势在削弱，外企已经逐渐将生产基地从中国向具有更低成本的国家转移。
　　出口马车渐渐熄火之际，因地方的投资驱动导致的地方债务危机问题却在上半年浮现，为投资拉动敲响了警钟。
　　今年6月，国家审计署公布了《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12.94%。
　　国家审计署审计科研所研究员杜相乾表示，地方政府适当借债有利于发展经济，但由于部分地方政府所贷资金的用途不够公开和透明，而这很可能导致部分资金的浪费、腐败和无效投资，再加上债务管理上缺少科学的债务确认标准，很容易造成社会公众的种种疑虑和担忧。 　　2013年4月，惠誉将中国的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降至A+，理由是担心政府债务膨胀及影子银行扩张损害金融稳定。这是自1999年以来，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首次被一家大型国际评级机构下调。
　　根据惠誉4月9日新发布的主权评级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地方债务规模为12.85万亿元，占GDP的25.1%，在2011年底23.4%的基础上增长1.7个百分点。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冯兴元通过计算发现，中国政府全部的负债率，即中央跟地方的负债加起来除以GDP，至少达到69%，广义赤字率超过了3%。他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能再像2008年那样，继续依赖通过赤字财政扩大政府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地步，否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一直提振不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家庭消费的比重持平于35.7%，而2003年的这一数字是将近45%。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霍德明认为，当前这种“投资每年增加1%，消费每年减少1%”的状况，必须改变。
　　低收入是中国消费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社会蓝皮书》显示，1979年-2011年，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8.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均为7.4%，比人均GDP增速低1.4个百分点。但是，短期内改进收入分配状况，涉及众多交错的改革，一时难为。
　　尽管各类数据不尽如人意，经济学家的解读却并不特别悲观。
　　7月上旬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对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研读，关键是在当前要做出的决策不至于影响长期发展态势。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再出现超过10%以上的增速是不可能的。因此，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上半年的宏观数据，取决于参照系的不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认为，上半年的增长率可能在7.6%，全年则维持在7.8%左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则认为，中国这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开始下滑，但是失业率也没有相应上升。增长率下降，失业率比较稳定。同时，增长率在下降，但是通货膨胀没有表现相似的上升。这就表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在下降。他给出的建议是，“当前考虑宏观经济形势时应更多考虑中短期因素，选择稳投资、稳增长的政策。”
　　世界银行在6月13日发布的经济展望预计，中国2013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7.7%。世行在报告中称，中国的高投资率可能无法维系，而如果投资在缺乏管理的状态下无序撤出则会导致中国经济迅速减速，而如果投资回报率无法达到预期，很多发展项目的还贷将受到威胁，届时中国可能将被迫介入解决坏债问题。

“下限”保卫战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各种政策建议各异。如何判断目前的经济形势中，哪些是因为长期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哪些是短期性因素造成的，成为下一步应对的关键点。
　　“经济增长趋势在下降。”上述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说。李稻葵认为，在上半年平稳的宏观数字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结构问题，甚至是“大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者信心不足。
　　在他看来，固定资产投资中间新开工项目的比重正在呈现V型反弹。固定资产投资是GDP主要组成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新开工项目又是具有领导性、领先的指标。因为这意味着未来若干年固定资产增长速度是快是慢。根据他的分析，固定资产新开工项目从三四月开始已经往上走了，出现了一个V型反弹。所以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会略有上升。
　　与李稻葵一样寄望投资对经济增长继续产生贡献的，还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林毅夫认为，在坚持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不能否认投资拉动的作用，“不能像泼洗澡水一样把孩子也倒掉”。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也认为，中国“消费带动增长不会有效”，因为增加消费占GDP比重会削减投资的比重，因而将会导致GDP增速放缓。因为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投资，生产率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潜在作用，无法弥补投资下降所带来的影响。
　　在林毅夫看来，对于投资的偏见需要更多事实的纠正。他认为，投资比重的多寡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绩效，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共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成绩，这13个经济体的五个共同特征之一，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在经济增长被称为奇迹的东亚经济体中，现在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居于首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1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高达60688美元，比美国的48112美元高了26%。日本则为33668美元，仅为新加坡的55%。新加坡的储蓄率长期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日本的储蓄率则从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前的34%降低到了2011年的22%，但消费占比的增加并没有使日本经济走出泡沫经济破灭后20多年的困境。所以，最近安倍经济学的三个主要内容之一，“恰恰是增加政府的投资以启动经济的增长”。林毅夫认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则认为，当前的经济困难，应该“把它看作是一场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交织所导致的一种经济困难。或者说这次是结构性因素占主导地位的”。而应对的方案，则是“定定神、静下心考虑问题，谋划通过改革红利来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增长”。
　　《财经》记者获知，今年上半年决策层已经决心实施经济结构调整，但是“调结构”的路径是“硬着陆调整”，还是在保持经济活跃度的前提下进行调整，曾经有过较大的争议。
　　中国宏观调控的历史，就是决策层一直在调结构和保发展之间走平衡木的过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倾向于“保增长”。然而此轮经济刺激政策所遗留的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解决。 　　种种争论之中，今年初多数人预测的新政府“开门红”并没有出现，在二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更明显下行压力。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比5月回落0.7个百分点，为四个月来最低水平。已经接近50%的荣枯临界线。
　　汇丰PMI指数也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指数一样，显示中国经济的下行走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分析指出，当前增长速度下滑有长期与短期因素共同存在。投资率下降，人均收入和财政收入的下降，以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增速也在下行。“所有这些因素表明我们的经济短期当中出了问题。”
　　“过分强调调结构影响就业稳定也不行，如果为了保就业给后来经济发展埋下太多困难也不对。”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何茂春指出，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决策层并没有力求所谓“开门红”的效应来满足社会舆论的要求，否则今后的改革就“越来越困难”。
　　7月9日召开的部分地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明确提出，“稳增长”与“调结构”同时推进。“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李克强提出，经济运行要处于“合理区间”——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在这个“合理区间”，来进行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今年初，中央设定了今年GDP增速为7.5%的增长目标。中国曾有一次未达标，是199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实际增长为7.8%，比年初的预定目标减少0.2%。
　　过去十年，中国GDP平均增长水平近10%，均达到了预期目标。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日前发布报告预测，2013年二季度的GDP同比增速为7.6%，全年可能为7.8%。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下半年政策不进行微调，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降至7.5%以下。
　　“李克强总理上述表态意味着，宏观调控在稳定中将有微转向。”一位接近国家发改委的研究员告诉《财经》记者，预计下半年的经济会有一定起色。一方面，是因为定调保增长，虽不会有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出台，但在一定限度内“温和保增长”的措施将出台，如固定资产投资中间新开工项目将略有上升。
　　“下限”保卫战，实际上刚刚开始。

寻求“改革引擎”

　　“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木并不容易走好，业界还是将期望放在了今年秋天市场化改革的引擎之上。
　　三中全会一向是决定中国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重要会议。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则明确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对于今年秋天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各界寄望深厚。
　　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2013年的“经济改革清单”，这些清单囊括行政体制、财税、金融、投融资等重要领域。但是这些“清单”缺乏细措施和具体时间表，目前也很少有真正推动。
　　“真正改革的全面启动，还要等到三中全会之后。”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称。不仅如此，投资者情绪也会随着改革红利的释放，结束“熊市心态”，金融和实业投资将呈现活跃态势，中国经济也会随之“企稳回升”。
　　在7月9日召开的部分地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也把改革与“稳增长”“推动结构转型”并列讨论。“加快行政管理、财税、金融、价格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李克强指出，重点领域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有效地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更显著地增强市场活力”。
　　国务院办公厅今年3月下发了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减少和下放一批投资审批事项，并列明取消审批的投资项目，各部委需在6月底前完成。
　　5月13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宣布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其中，取消行政审批项目71项，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20项，取消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0项，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3项。
　　按照上述任务分工，各个部委在9月底以前需要完成的事项至少有：取消一批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降低收费标准；减少一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清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项目，提出拟取消的前置审批项目和改为后置审批的项目以及加强监督管理的措施，提出修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的建议等。
　　7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吹风会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并邀请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主任黄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谢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孙国峰介绍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有关政策情况。
　　在财税改革方面，“营改增”一直是李克强关注的财税改革重点。今年2月，李克强在上海调研并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上海方面的汇报，并说，“不要小看这件事”，“营改增是继燃油税费改革以来又一项重大税制改革”。
　　4月10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要求扩大试点行业和地区。自今年8月1日起，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适当扩大部分现代服务业范围，将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纳入试点。据测算，全部试点地区2013年企业将减轻负担约1200亿元。同时，扩大行业试点。择机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纳入“营改增”的试点。
　　种种改革迹象显示，以改革释放红利，仍将是今后这一届政府工作的重点。而难题在于，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是对政府自身进行重要改革。
　　早在2012年11月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首次明确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其核心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也是改革的方向”。
　　展望下半年，相应的关键改革能否继续推进，将不仅关乎宏观调控的效果，更将牵扯中国经济和社会诸领域未来数年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