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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破除产业行政壁垒；弱化金融双轨制的限制；稳定资产市场；、重视企业商业系统；减少产业干预；、利用好两种创新资源。
【关键词】 金融；资本；商业模式；资源
实体经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的物质基础。但是，在虚拟经济大行其道，人们都渴望赚大钱、赚快钱的当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中国实体经济正日渐萎缩。经济总量虽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产业却面临“空心化”危机。
只有通过经济实体化来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提高投资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宏观税负，让实体经济有比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这样的话，那些错配的资金才可能更快回归实体。转型升级是目前我国经济的大文章，也是实体经济最核心的问题。
跨越时空，“实业兴邦”再次成为提振中国经济的关键词。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指出：“工业化很重要，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着清晰的体现。
企业进行创新的商业行动，包括这样几个基本要求：一是要能进入某个领域；二是可以得到金融支持；三是不会被不利于创新、升级的“机会”弄花眼，能专心本业；四是对产品销售有一定的驾驭能力；五是有潜力的产业能得到必要的扶持；六是对外部提供的可能机会有通畅的利用途径。对照这几个基本要求，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破除产业行政壁垒
垄断会导致企业创新不足，当前，金融、航空、铁路、基础设施、通信、文化、资源、教育、烟草等行业基本是行政垄断市场结构。这些行业要么由于其自然垄断的属性，要么由于所谓“命脉行业”的属性，长期以来竞争不足，其中不少行业高收费低服务质量，抑制了消费，也抑制了经济发展。
对于现在的中国环境、文化背景、商业氛围而言，堅持国有经济为主导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中国并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有着非常良好的商业传统以及思维习惯，需要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带动和引导现代商业秩序的形成，但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又势必对民营企业造成不公，在一定程度上又抑制了市场环境的健康成长，这可以说是我国的一个长期难题。
实际上，民营企业对社会经济活力的贡献远大于国企，那么，要如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首先应该放低准入门槛，让更有管理效率的民营经济体参与竞争，同时提供信贷的金融机构不能有歧视，问题是现在的格局是具有经济实力的大多是国有企业，因此民营企业在很多行业都只能望而却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国家明确说了不允许民营主体进入，但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资源向国企一边倒的格局，已经让国企规模迅速做大，像石油、电力、通信、铁路这些，已经形成垄断格局，到了如今的规模，民营企业想进来也不可能了，此种历史遗留问题很难破除，以至于想重建一个公平公开的自由市场非朝夕之功，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放权让利，不断改良。
多年来的改革经验表明，竞争能够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价格，促进技术进步，从而达到促进产业发展的目的。
二、弱化金融双轨制的限制
实体经济对一国的发展有多重要是不言而喻的，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为抑制本国经济快速下滑，采取了逆周期的宽松刺激政策。逆周期政策刺激下的经济复苏并不稳定，金融与实体的背离导致全球系统性风险隐患不断上升。
在本轮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金融部门的膨胀和扩张是以实体部门的萎缩和衰退为代价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挤出”在中国表现得更为严重。其直接表现就是货币金融投放大量增加，但资金利用效率却大大降低。美国次贷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形成了对信贷的高度依赖，单位经济增长所需的信贷量越来越高，信贷增速远远快于GDP增速。对信贷高度依赖的结果是实体部门负债率的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实体经济基础不牢，且金融利润远远超过实体利润，金融资本就会对产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萎缩，“金融膨胀、实体萎缩”情况就会愈发严重。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对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意义极为重大。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创新不仅提供资金，也提供完善治理结构的手段和专业化服务。下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弱化双轨制、推进民营经济成分进入金融业、加强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和市场化，是促进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环节。
三、稳定资产市场
企业提升产业价值链并非易事，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总量、比例依然庞大的经济体来说，许多企业起点较低。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相当多成功的企业，都经历了“OEM贴牌—学习曲线—OEM+自有品牌—品牌成熟—OEM的规模不经济、完全生产自有品牌—需求增加进一步规模不经济—外包”的发展过程，这是企业在产业链、行业价值链上提升的必经之路。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企业不能一贯之地投入到本业发展，而是随着房地产、资源等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进入“多元化”扩张，则本业在产品价值链上的攀升是很难的。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实业投资意愿下降，导致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
第一，许多制造业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中，部分企业经营效益明显下滑甚至亏损。
第二，大量的企业外流外迁，甚至到国外发展。
第三，产业空心化的延伸，民间资本存在脱离实体经济的潜在风险。
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开启的改革新局，强调资本市场要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方向不会改变的。因此，对于政府而言，避免使企业转向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所谓机会，是为企业专注于本业、提升产业链价值链位置，长远有利于企业和整体经济的重要方面。为此，国家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金融市场设计、弹性小的资源类产业规划等方面，应切实做到在市场化前提下的相对平稳。 四、重视企业商业系统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只是技术，每年破产的高科技企业比比皆是。反过来，企业提升产业价值链，不单单是促进产品技术水平的问题，企业商业系统网络的构建同样重要。
商业网络是企业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连接管道，管道不畅，需求则不畅，而缺少了需求，价值链提升就无从谈起。当前的情形是，国内商业环境不理想，审批、干预、监管缺位等问题并存，国内市场的交易费用比国际市场的交易费用高，以致很多企业家宁愿做毛利低的外贸产品，也不愿开拓国内市场。
构建商业网络，对于企业而言，在国内、国际市场间应该存在规模经济。把国内商业环境弄好，企业就更有可能在国外建立商业网络，这样不但容易有自己的市场势力，也更有实力进行产业价值链提升和开拓国际商业网络。
在中国内部需求扩张的大背景下，政策制定要有意识利用好“市场换技术”。现在几乎所有的产品领域，中国都是全球增长额最大的市场。外资进入中国的最大理由是“中国市场”而非“低成本”。市场大，企业规模经济就能发挥，产业的分工、集聚和完整的产业链就容易形成，知识外溢、产业创新就具备良好的产业生态背景。
政策制定上，通过减少不合理审批和干预，加强市场有效监管，降低企业经营的交易费用，提升商业网络水平，并在各层次对外竞争合作中，充分考慮、利用中国需求因素的作用，对于经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
五、减少产业干预
产业政策本质上是破坏市场平等竞争原则的。只有市场失灵的时候，实施产业政策才有必要。当产业具有公共品属性，存在市场失灵，而且政府往往是采购方，因此便于直接干预。政府干预的顺序是首先向产品购买和产品使用为同一行为人的潜在用户推广，如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再向产品购买和产品使用分离的潜在用户推广。这样的好处是前一种用户节约了使用费用，易于接受这类产品，而他们的购买会使生产企业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降低产品价格，增加了后一类用户直接购买的可能。政府干预的产业的规模经济特性非常显著，前期沉淀的研发、模具投入等成本比例很高，这一技术经济特征支撑了由政府“扶上马，送一程”的过程中，企业能够较好地解决发展初期面临的市场问题、成本问题和资金周转问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干预不仅要基于产品的公共品属性，还要基于平均成本随产量下降的技术特性，因此需要慎重甄别。
六、利用好两种创新资源
近20年来，随着技术开发的高度分工、规模投资和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对于任何一家企业，利用好内、外部技术力量，能更快提高产品创新，并降低企业技术开发的风险。这个趋势意味着，企业外部技术来源的重要性大幅增加。事实上，近些年，先进技术跨国转移的比例持续增长。因此，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创新资源，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是提升中国产业结构的可行措施。
以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和提高地区的产业竞争力为根本，对外商投资有所选取，建立差别化的外资政策。逐步减少对一般技术、一般的加工生产和不符合产业升级趋势的跨国公司投资项目的引进，减少和撤销相应的优惠政策。对于具有明显的技术领先性、生产链条的关键技术环节的企业，以及符合产业升级趋势的跨国公司投资则可以继续给予某些优惠政策。
在已有跨国公司进入的行业，可以继续引进其竞争对手，创造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迫使跨国公司加快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加快向国内企业转让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
当前，中国的一般劳动力红利已趋于弱化，但研发人员的成本优势非常明显，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许多外资企业已将研发基地设在中国。因此，主动利用这个趋势，在引进外部技术资源的同时，逐渐将研发能力通过人力资本载体外溢到本土企业。
总之，以创新促发展、以转型谋机遇，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转变，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机遇。
作者简介：肖梅（1962-），中共烟台市委党校教授，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关键词】 金融；资本；商业模式；资源
实体经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的物质基础。但是，在虚拟经济大行其道，人们都渴望赚大钱、赚快钱的当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中国实体经济正日渐萎缩。经济总量虽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产业却面临“空心化”危机。
只有通过经济实体化来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提高投资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宏观税负，让实体经济有比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这样的话，那些错配的资金才可能更快回归实体。转型升级是目前我国经济的大文章，也是实体经济最核心的问题。
跨越时空，“实业兴邦”再次成为提振中国经济的关键词。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指出：“工业化很重要，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着清晰的体现。
企业进行创新的商业行动，包括这样几个基本要求：一是要能进入某个领域；二是可以得到金融支持；三是不会被不利于创新、升级的“机会”弄花眼，能专心本业；四是对产品销售有一定的驾驭能力；五是有潜力的产业能得到必要的扶持；六是对外部提供的可能机会有通畅的利用途径。对照这几个基本要求，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破除产业行政壁垒
垄断会导致企业创新不足，当前，金融、航空、铁路、基础设施、通信、文化、资源、教育、烟草等行业基本是行政垄断市场结构。这些行业要么由于其自然垄断的属性，要么由于所谓“命脉行业”的属性，长期以来竞争不足，其中不少行业高收费低服务质量，抑制了消费，也抑制了经济发展。
对于现在的中国环境、文化背景、商业氛围而言，堅持国有经济为主导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中国并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有着非常良好的商业传统以及思维习惯，需要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带动和引导现代商业秩序的形成，但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又势必对民营企业造成不公，在一定程度上又抑制了市场环境的健康成长，这可以说是我国的一个长期难题。
实际上，民营企业对社会经济活力的贡献远大于国企，那么，要如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首先应该放低准入门槛，让更有管理效率的民营经济体参与竞争，同时提供信贷的金融机构不能有歧视，问题是现在的格局是具有经济实力的大多是国有企业，因此民营企业在很多行业都只能望而却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国家明确说了不允许民营主体进入，但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资源向国企一边倒的格局，已经让国企规模迅速做大，像石油、电力、通信、铁路这些，已经形成垄断格局，到了如今的规模，民营企业想进来也不可能了，此种历史遗留问题很难破除，以至于想重建一个公平公开的自由市场非朝夕之功，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放权让利，不断改良。
多年来的改革经验表明，竞争能够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价格，促进技术进步，从而达到促进产业发展的目的。
二、弱化金融双轨制的限制
实体经济对一国的发展有多重要是不言而喻的，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为抑制本国经济快速下滑，采取了逆周期的宽松刺激政策。逆周期政策刺激下的经济复苏并不稳定，金融与实体的背离导致全球系统性风险隐患不断上升。
在本轮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金融部门的膨胀和扩张是以实体部门的萎缩和衰退为代价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挤出”在中国表现得更为严重。其直接表现就是货币金融投放大量增加，但资金利用效率却大大降低。美国次贷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形成了对信贷的高度依赖，单位经济增长所需的信贷量越来越高，信贷增速远远快于GDP增速。对信贷高度依赖的结果是实体部门负债率的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实体经济基础不牢，且金融利润远远超过实体利润，金融资本就会对产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萎缩，“金融膨胀、实体萎缩”情况就会愈发严重。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对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意义极为重大。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创新不仅提供资金，也提供完善治理结构的手段和专业化服务。下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弱化双轨制、推进民营经济成分进入金融业、加强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和市场化，是促进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环节。
三、稳定资产市场
企业提升产业价值链并非易事，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总量、比例依然庞大的经济体来说，许多企业起点较低。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相当多成功的企业，都经历了“OEM贴牌—学习曲线—OEM+自有品牌—品牌成熟—OEM的规模不经济、完全生产自有品牌—需求增加进一步规模不经济—外包”的发展过程，这是企业在产业链、行业价值链上提升的必经之路。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企业不能一贯之地投入到本业发展，而是随着房地产、资源等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进入“多元化”扩张，则本业在产品价值链上的攀升是很难的。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实业投资意愿下降，导致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
第一，许多制造业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中，部分企业经营效益明显下滑甚至亏损。
第二，大量的企业外流外迁，甚至到国外发展。
第三，产业空心化的延伸，民间资本存在脱离实体经济的潜在风险。
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开启的改革新局，强调资本市场要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方向不会改变的。因此，对于政府而言，避免使企业转向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所谓机会，是为企业专注于本业、提升产业链价值链位置，长远有利于企业和整体经济的重要方面。为此，国家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金融市场设计、弹性小的资源类产业规划等方面，应切实做到在市场化前提下的相对平稳。 四、重视企业商业系统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只是技术，每年破产的高科技企业比比皆是。反过来，企业提升产业价值链，不单单是促进产品技术水平的问题，企业商业系统网络的构建同样重要。
商业网络是企业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连接管道，管道不畅，需求则不畅，而缺少了需求，价值链提升就无从谈起。当前的情形是，国内商业环境不理想，审批、干预、监管缺位等问题并存，国内市场的交易费用比国际市场的交易费用高，以致很多企业家宁愿做毛利低的外贸产品，也不愿开拓国内市场。
构建商业网络，对于企业而言，在国内、国际市场间应该存在规模经济。把国内商业环境弄好，企业就更有可能在国外建立商业网络，这样不但容易有自己的市场势力，也更有实力进行产业价值链提升和开拓国际商业网络。
在中国内部需求扩张的大背景下，政策制定要有意识利用好“市场换技术”。现在几乎所有的产品领域，中国都是全球增长额最大的市场。外资进入中国的最大理由是“中国市场”而非“低成本”。市场大，企业规模经济就能发挥，产业的分工、集聚和完整的产业链就容易形成，知识外溢、产业创新就具备良好的产业生态背景。
政策制定上，通过减少不合理审批和干预，加强市场有效监管，降低企业经营的交易费用，提升商业网络水平，并在各层次对外竞争合作中，充分考慮、利用中国需求因素的作用，对于经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
五、减少产业干预
产业政策本质上是破坏市场平等竞争原则的。只有市场失灵的时候，实施产业政策才有必要。当产业具有公共品属性，存在市场失灵，而且政府往往是采购方，因此便于直接干预。政府干预的顺序是首先向产品购买和产品使用为同一行为人的潜在用户推广，如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再向产品购买和产品使用分离的潜在用户推广。这样的好处是前一种用户节约了使用费用，易于接受这类产品，而他们的购买会使生产企业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降低产品价格，增加了后一类用户直接购买的可能。政府干预的产业的规模经济特性非常显著，前期沉淀的研发、模具投入等成本比例很高，这一技术经济特征支撑了由政府“扶上马，送一程”的过程中，企业能够较好地解决发展初期面临的市场问题、成本问题和资金周转问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干预不仅要基于产品的公共品属性，还要基于平均成本随产量下降的技术特性，因此需要慎重甄别。
六、利用好两种创新资源
近20年来，随着技术开发的高度分工、规模投资和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对于任何一家企业，利用好内、外部技术力量，能更快提高产品创新，并降低企业技术开发的风险。这个趋势意味着，企业外部技术来源的重要性大幅增加。事实上，近些年，先进技术跨国转移的比例持续增长。因此，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创新资源，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是提升中国产业结构的可行措施。
以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和提高地区的产业竞争力为根本，对外商投资有所选取，建立差别化的外资政策。逐步减少对一般技术、一般的加工生产和不符合产业升级趋势的跨国公司投资项目的引进，减少和撤销相应的优惠政策。对于具有明显的技术领先性、生产链条的关键技术环节的企业，以及符合产业升级趋势的跨国公司投资则可以继续给予某些优惠政策。
在已有跨国公司进入的行业，可以继续引进其竞争对手，创造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迫使跨国公司加快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加快向国内企业转让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
当前，中国的一般劳动力红利已趋于弱化，但研发人员的成本优势非常明显，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许多外资企业已将研发基地设在中国。因此，主动利用这个趋势，在引进外部技术资源的同时，逐渐将研发能力通过人力资本载体外溢到本土企业。
总之，以创新促发展、以转型谋机遇，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转变，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机遇。
作者简介：肖梅（1962-），中共烟台市委党校教授，研究方向：经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