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立“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到“不必为”的分配机制，各国的政治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提出的治理腐败的药方虽然涉及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但至今仍没有一套公认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药。不过，综观世界反腐历史，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措施，在充分体现“个性”的同时，也有大量值得我们借鉴的“共性”经验，如反腐败贯彻教育化、透明化、社会化和全面化等原则，坚持反腐主体多元性和专门机构相结合、预防与惩治腐败相结合、体制内反腐与外界监督相结合等。
　　治理腐败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也是我国公众高度关注，政府着力要解决的难点问题！西方国家虽然有着不完全相同的政体，但由于深受法国思想家卢梭“主权的实质就是全体的意志”思想的影响，因此，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人的天赋权利不可转让，到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宣布“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都相继在形式上承认主权在民。
　　主权在民不仅体现在人民通过选举产生国家机构，而且对由其选举产生的机构及其公职人员享有监督的权力。公共权力既然根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那么公民监督也就成了防止公共权力腐败的根本措施。也正由于此，早在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杰拉德·温斯坦莱在其代表作《自由法》一书中提出：“对公职人员实行公民和专门机关的双重监督，以防止他们滥用权力”，托马斯·杰弗逊在其连任两届美国总统期间，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反腐败措施和原则，包括“实行人民参政原则，让人民关心国家事务，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正是基于公民在当代宪政国家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其在反腐败中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总之，面对权力腐败这一痼疾，世界各国在充分发挥专门机关反腐败作用的同时，采取各种形式和措施以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反腐斗争。
　　首先，以立法保障公民参与反腐的权利。一是知情权和参与权。任何监督的前提是监督者要能够以正当、合法的途径获取监督对象如何行使公共权力的信息，为此，以立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也就成为域外公民参与反腐败的共同经验做法。一方面，立法要求公务人员个人财产实行申报制度和公务行为予以公开，并以此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立法规定公民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了解有关公务活动信息。如英国规定在议会开会辩论时，公民可以旁听，电台、电视台有现场转播。又如公民可以向政府机关索取法律规定的机密以外的各种文件和材料，甚至允许公众对公务人员的财产依照一定的程序进行质询。二是批评、建议和检举、揭发权。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基础上，公民还有权对政府机关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对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检举揭发。如英国政府于1985年设立了警察不良行为投诉局，专门受理公民对警察违法违纪行为的投诉。在芬兰，普通公民可越级向最高检察长举报或投诉，最高检察长则有义务对公民的每项举报、投诉在限期内给予答复并通知处理结果。三是获得奖励和保障权。为鼓励公民参与反腐败斗争，不少国家一方面采取措施保护检举、揭发、作证的公民及其家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以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还对举报的公民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以倡导反腐倡廉的良好风气。
　　其次，以宣传教育激发公民反腐的热情。监督虽是公民的权利，但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因此如何激发公民参与反腐败的热情，也就成了各国推动公民反腐败的基础性工作。英国重视利用宗教力量进行从善教育，德国重视通过教育塑造公民的良好行为方式，瑞典则重视公民重诚信和树立公平竞争理念的培育，日本则重视公民的羞耻教育，如此等等，世界各国都重视公民教育以从源头治理腐败。在这方面新加坡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新加坡建国后，大力倡导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价值观，大力提倡“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很快改变了独立初期国家没有完整价值认同体系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道德教育系统地向社会进行了儒家伦理及道德价值教育。当然，此时封建礼法等级森严的道德规范已经改造成了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新道德。在以教育建立扎实的反腐败文化、道德的基础上，不少国家还注重对反腐倡廉工作的宣传发动，如印度的中央调查局通过电影、电视、广播节目和分发小册子印刷品等宣传方式，发动公众参与反腐败。有的国家还根据需要适时开展由公民广泛参与的反腐败运动。如韩国为反腐败开展过“庶政刷新”、“社会净化”、“国民清正”等运动，美国也开展过文官改革运动。这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既教育激发了公众反腐败的热情，又给腐败官员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还有力地促进了风气的净化和反腐制度、机制的形成。
　　第三，以民间组织构建反腐败防线。公民参与反腐败既可以以个人的身份，也可以组成民间组织。在西方社会民间反腐败的突出特点就是活跃的民间组织反腐败。瑞典在斯德哥尔摩有一个由市商会、商人协会和工业协会联合建立的“反贿赂事务所”，其职责是监督、检举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及商人的不良行为。以色列有一个叫“国家廉政运动”（MQG）的专业反腐中介机构，他们完全依靠个人捐款和会员费运作，通过开设四条法律热线接受公众举报，并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将有关举报材料转交警察局，或通报国家审计局，或直接向最高法院起诉。日本民众自发成立的“全国公民权利代言人联络会议”，对政府行为进行日常性监督，对许多腐败问题被及时发现并得到处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随着大型跨国公司的发展，这些公司也越来越重视内控机制的建设。家乐福、联合利华、宝洁等跨国公司都曾组织过大规模的“严打行动”，由此企业加强自治也成了公众参与反腐败的重要途径。从社团组织反腐败、专业中介机构反腐败、公司企业反腐败到利益集团反腐败，公众正以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加入到反腐败的队伍中来。
　　最后，以媒体监督壮大公民反腐的威力。伴随媒体的迅速发展，媒体不仅成了公众进行监督的平台，而且成了汇聚民意形成强大监督压力的重要渠道。美国、瑞典、加拿大等国家，在不泄露国家机密的前提下，政府允许所有报刊报道政府、议会“内幕”情况。国家和地方当局的工作人员也可在不泄露国家机密的前提下，向社会提供确凿的“内幕”消息。从美国的“水门事件”到日本利库里特事件，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身陷“献金门”到意大利前总理的逃税、嫖妓，新闻媒体的监督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反腐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更需要筑起坚实的人民防线。这不仅是由国家性质所决定的，还是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所要求的，更是国家推进民主法治，促进反腐倡廉所必需的。如何建立反腐败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人民防线，域外公众参与反腐败的具体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编辑：刘雁君 nina_lyj@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