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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武汉大学“三无”博导“下岗待业”的消息，引起了网友的广泛热议。其实，限制博导招生数量甚至“下岗待业”是国内许多大学近年通行的做法，武汉大学并非第一家。2005年，吉林大学博导重新聘任，落聘比例约5%；2007年，中南大学对博导进行考评，5名不合格者被取消博导资格；2012年，清华大学全面取消了博导评聘制度，副高以上职称教师均具有博士生指导资格。这些大学的博导制度改革，正在撼动多年沿用的博导终身制。与其他大学相比，武汉大学此次博导“下岗待业”规模是最大的，触动了数百名博导的面子和利益，也再次勾起了网友对博导制度改革“五味杂陈”的情绪。所以，网友才再次热炒“旧闻”——博导是终身荣誉还是动态岗位？大学究竟应该如何选聘博导？
第一，博导终身制使其成为“教授之上的教授”。我国的博导通常是在教授中遴选的，实行终身聘任制。1980年我国恢复学位制度时，博导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当时不仅符合博导条件的教师很少，而且博士生招生数量也相对较少。国家相关部门决定，优先选拔少量教授担任博导，由国家统一考察和任命。第一批博导名单通过后，不仅以国务院的名义任命，而且给予了介于教授和院士（当时的学部委员）之间的工资及福利待遇。随后的30多年，延续下来教授当博导的惯例，博导无论在地位还是在待遇上都高于教授，成为“教授之上的教授”，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博导阶层。在大学里，博导没有退出机制，即使退休了仍享受这个荣誉，当博导成为很多教师一生的最高追求。多年来，张扬博导头衔之风不仅出现在社交场合，而且更为严峻的是，在项目申请、评奖、排名等利益争夺大战中有愈演愈烈之势。
第二，博导终身制影响博士培养质量。2009年8月1日的《中国科学报》报道，我国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已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全国在读博士人数10年来增加了4.56倍，每年培养的博士人数已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与博士教育规模形成反差的是培养质量不容乐观。2010年8月25日的《长江日报》报道，50%的用人单位认为，整体上博士培养质量没有进步，甚至有下降的趋势；68%的用人单位认为，新进博士创新能力“一般”或“差”。博士培养质量下降固然有多种因素，但博导终身制是主要因素之一。由于博导是终身荣誉，诱发博导选聘掺杂了非学术因素与利益考量；一些教授成为博导后忙于非学术性社会活动，导致学术研究停滞不前，还滋生了学术浮躁等不良风气；不少博导把心用在跑项目、争经费，不屑于给学生上课，与教师的本职越来越远；在博士教育上规模时期，曾经出现过一位博导带47个博士生的“放羊”教育现象……武汉大学实行博导“动态上岗”，招生向科研或教学质量好的博导倾斜，无疑有利于博导关注学术与教学，进而提高博士培养质量。
第三，博导要由终身制回归岗位制。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科技大学为适应国家博导审核制度改革和自行审定博导的需要，在量化评审条件、规范评审程序、建立动态机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推进了博导选拔机制创新，使博导成为一个能上能下的动态工作岗位。其实，西方大学的博导就是一个工作岗位，不论是教授还是讲师，只要学术水平符合要求、所在学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等条件就可以指导博士生，不带博士生时就不能再称为博导。北京大学在2003年就允许优秀副教授独立指导博士生，后来又在部分院系试行优秀讲师独立指导博士生。近年，虽然我国博导制度有一些改革，如博导资格由学校自行认定、允许优秀副教授甚至讲师担任博导等，但都属于做“加法”，导致博导数量越来越多，并且享受着终身待遇。武汉大学此次限定博导岗位数量，做“减法”已是大势所趋，也在情理之中。博导从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的“动态上岗”做法，是打破博导终身制回归岗位制的有益尝试。
第四，博导岗位制需要顶层设计。近年，一些大学相继探索过博导制度改革。2004年，复旦大学改革博导遴选制度，4名副教授被破格评为博导。2008年，暨南大学改革博导遴选机制，时年27岁的陈填烽成为广东最年轻的博导。2010年，天津大学30岁的庞慰被遴选为博导。2012年，28岁的邓露被聘为湖南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其实，在武汉大学尝试博导岗位制之前，公开报道的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等曾进行过类似的尝试。问题是，如果只有这些大学的“自觉”尝试，没有教育部顶层设计的政策保障，这项尝试是难以彻底并持续的。博导本意是获得了指导博士生的资格，既不是一种职务，也不是一级职称，但却被博导终身制赋予了很大的学术权力和荣誉光环。因此，回归博导岗位制的核心就是，强化博导岗位责任，剥离过多的光环和利益。这一涉及利益与荣誉的改革，显然需要教育部自上而下的“面上推进”，不能仅仅指望学校的“点上突破”。
第五，博导岗位招生要向项目招生转变。在美国，教授只要有课题项目，能提供博士候选人培养的经费赞助，也有人愿意申请做这个课题项目的博士候选人，就可以指导博士生了。就是说，美国是根据课题项目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导师要找到符合学术发展方向的课题项目以及合适的博士候选人。在这样的博士培养机制中，导师的学术水平与学生的培养质量都是有保障的。武汉大学新的博导“动态上岗”管理办法，打破了以往博导平均主义的招生做法，鼓励优秀博导多招生，尽管有利于强化博导的岗位责任意识，也有利于形成干事敬业、奋勇争先的氛围，但有学者认为，科学最忌讳等级制和终身制，博导终身制是学术体制行政化导致学术异化的极端体现，这种等级制和终身制只能彻底埋葬学术于无形。因此，当务之急是废除博导终身制，变博导岗位招生制为课题项目招生制。
第六，博导岗位设置要有公正诉求。武汉大学在确定上岗博导以及招生人数时，主要从科研成果、科研项目等5个方面来考核。这样看似没有什么问题，但岗位设定后的关键是，谁来考核？怎样考核？当下，我国学术体制行政化，造成学术不公正尽人皆知。有学者认为，客观上，不同学科间存在获得科研经费和项目数量的差异，即使在同一学科，也存在人情关系、科研课题的评审、科研经费的分配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套用国外大学的一些做法，极有可能形成越是科研经费多的学科或个人，越有资格招博士生；博士生多的学科或个人，人脉也广，就会有更多的经费支持。另外，由于大学侧重于考核课题、经费和成果，而不是真正的学术水平与学术贡献，使博导更加重视课题立项与成果包装，而轻视学术研究过程，造成学术成果量大质劣。如果大学继续用一刀切的量化考核方式，宠爱那些利用人情关系拉课题项目的博导，漠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博导，对学术发展与博士教育是极其不公正的。 第七，博导岗位选聘需要考察综合素质。在我国，教授要获得博导资格，必须通过正式的填表申请和校内外专家的匿名评审。一般要求，在本学科学术造诣较深，处于国内前列，某些方面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有培养研究生经验，至少培养过两届研究生；能坚持正常工作，实际担负指导博士生的责任；有协助指导博士生的学术队伍，培养的研究生质量较好；有课程教学经历，承担过或正在承担本科生或硕士生课程教学；等等。就是说，博导需要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而主要以项目经费为标准来选聘博导，起码在思想方法上是片面的。有学者指出，国外大学博士培养导师资助制有两个支撑制度：一是同行评价，学术资源配置实行学术管理而非行政管理；二是导师制，导师有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方面的自主权。显然，我国没有这两项制度来制约博导用学术声誉对培养质量负责。于是，理工科研究生普遍成了导师的“打工仔”，而人文社科的研究生不少被导师“放羊”。
第八，博导岗位制改革要坚持学术本位。北京大学在2003年进行博导评聘制度改革时，有人就在《新京报》撰文《北大博导改革探索可贵推广难》认为，当下的大学中，博导与官职挂钩的比例相当高，改革结果很容易变成一种变相的利益重新分配。博导一旦成了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博导头衔也难免被行政化。在博导选聘中，不少行政领导纷纷拥有了博导头衔。这样就造成了“优秀教师没有带博士生的资格，而有资格的行政领导又没有精力指导博士生”的怪现象。这样的“博导”拥有学术和行政权力，掌握了更多教育资源，甚至掌握了招生自主权与学生的前途命运，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的博导群体。有学者认为，北京大学等学校从最不应该行政化的博导改起，淡化博导特权、取消博导头衔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可以获得大多数教师的支持。大学在打破博导准入门槛的基础上，还需要坚持学术本位，建立公开竞争的遴选机制、能上能下的退出机制，才能消解博导的光环和特权。
第九，博导岗位制改革要坚守大学之道。博导“下岗待业”固然有一定奖勤罚懒的积极意义，恐怕也有违背大学之道的嫌疑。我国当下的博导选聘已经被一系列科研量化指标所统领，培养人才已“退居二线”，拖关系、跑项目、拉经费代替了求学问道，成了众多教授疲于奔命的重要营生。武汉大学就是以经费、课题和成果为尺度选聘博导，所谓的“动态管理”必然导致博导跑经费、跑项目、造成果，这样还会有多少博导静心教学与安心科研呢？更可悲的是所谓成果，不是指导了多少优秀学生，而是完成了多少科研上的量化指标。这种用市场机制选聘博导的方式，正在违背大学之道。大学不是名利场，大学之道在于塑造独立、自由、创新的精神和根植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有学者认为，在现实环境下，有能力搞到项目的人不一定有带博士生的学养，而有学养的人不一定愿意去跑项目。如果博导为了达到经费指标保住岗位而去跑项目，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来教育学生呢！如此违背大学之道，必然有损大学发展。
第十，博导岗位制改革要营造和谐大学。武汉大学实行博导比拼经费竞争上岗的机制看似合理，却带来了博导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利于和谐大学建设。根据社会学观点，和谐大学的运行机制主要包含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动力机制为大学的运行、发展、变化提供和传输着能量，平衡机制则维护和保持着大学各种群体之间的协调、稳定、平衡。如果大学能有效满足各利益群体的诉求，便会为大学正常运行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反之，大学不仅会丧失生机，而且会出现失衡甚至危机。武汉大学博导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建立了新的动力机制，必然打破原有的平衡机制，触及“下岗待业”博导的原有利益。这就需要重新建立与新动力机制相应的新平衡机制，尽力兼顾各利益群体的诉求，而不是不给“下岗待业”的博导面子，甚至激化矛盾被迫其申诉，或者采取“轮流坐庄”回避矛盾。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地方，也是讲理的地方，一定可以找到新的平衡机制达到新的和谐状态。
责编：赵 东
第一，博导终身制使其成为“教授之上的教授”。我国的博导通常是在教授中遴选的，实行终身聘任制。1980年我国恢复学位制度时，博导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当时不仅符合博导条件的教师很少，而且博士生招生数量也相对较少。国家相关部门决定，优先选拔少量教授担任博导，由国家统一考察和任命。第一批博导名单通过后，不仅以国务院的名义任命，而且给予了介于教授和院士（当时的学部委员）之间的工资及福利待遇。随后的30多年，延续下来教授当博导的惯例，博导无论在地位还是在待遇上都高于教授，成为“教授之上的教授”，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博导阶层。在大学里，博导没有退出机制，即使退休了仍享受这个荣誉，当博导成为很多教师一生的最高追求。多年来，张扬博导头衔之风不仅出现在社交场合，而且更为严峻的是，在项目申请、评奖、排名等利益争夺大战中有愈演愈烈之势。
第二，博导终身制影响博士培养质量。2009年8月1日的《中国科学报》报道，我国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已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全国在读博士人数10年来增加了4.56倍，每年培养的博士人数已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与博士教育规模形成反差的是培养质量不容乐观。2010年8月25日的《长江日报》报道，50%的用人单位认为，整体上博士培养质量没有进步，甚至有下降的趋势；68%的用人单位认为，新进博士创新能力“一般”或“差”。博士培养质量下降固然有多种因素，但博导终身制是主要因素之一。由于博导是终身荣誉，诱发博导选聘掺杂了非学术因素与利益考量；一些教授成为博导后忙于非学术性社会活动，导致学术研究停滞不前，还滋生了学术浮躁等不良风气；不少博导把心用在跑项目、争经费，不屑于给学生上课，与教师的本职越来越远；在博士教育上规模时期，曾经出现过一位博导带47个博士生的“放羊”教育现象……武汉大学实行博导“动态上岗”，招生向科研或教学质量好的博导倾斜，无疑有利于博导关注学术与教学，进而提高博士培养质量。
第三，博导要由终身制回归岗位制。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科技大学为适应国家博导审核制度改革和自行审定博导的需要，在量化评审条件、规范评审程序、建立动态机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推进了博导选拔机制创新，使博导成为一个能上能下的动态工作岗位。其实，西方大学的博导就是一个工作岗位，不论是教授还是讲师，只要学术水平符合要求、所在学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等条件就可以指导博士生，不带博士生时就不能再称为博导。北京大学在2003年就允许优秀副教授独立指导博士生，后来又在部分院系试行优秀讲师独立指导博士生。近年，虽然我国博导制度有一些改革，如博导资格由学校自行认定、允许优秀副教授甚至讲师担任博导等，但都属于做“加法”，导致博导数量越来越多，并且享受着终身待遇。武汉大学此次限定博导岗位数量，做“减法”已是大势所趋，也在情理之中。博导从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的“动态上岗”做法，是打破博导终身制回归岗位制的有益尝试。
第四，博导岗位制需要顶层设计。近年，一些大学相继探索过博导制度改革。2004年，复旦大学改革博导遴选制度，4名副教授被破格评为博导。2008年，暨南大学改革博导遴选机制，时年27岁的陈填烽成为广东最年轻的博导。2010年，天津大学30岁的庞慰被遴选为博导。2012年，28岁的邓露被聘为湖南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其实，在武汉大学尝试博导岗位制之前，公开报道的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等曾进行过类似的尝试。问题是，如果只有这些大学的“自觉”尝试，没有教育部顶层设计的政策保障，这项尝试是难以彻底并持续的。博导本意是获得了指导博士生的资格，既不是一种职务，也不是一级职称，但却被博导终身制赋予了很大的学术权力和荣誉光环。因此，回归博导岗位制的核心就是，强化博导岗位责任，剥离过多的光环和利益。这一涉及利益与荣誉的改革，显然需要教育部自上而下的“面上推进”，不能仅仅指望学校的“点上突破”。
第五，博导岗位招生要向项目招生转变。在美国，教授只要有课题项目，能提供博士候选人培养的经费赞助，也有人愿意申请做这个课题项目的博士候选人，就可以指导博士生了。就是说，美国是根据课题项目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导师要找到符合学术发展方向的课题项目以及合适的博士候选人。在这样的博士培养机制中，导师的学术水平与学生的培养质量都是有保障的。武汉大学新的博导“动态上岗”管理办法，打破了以往博导平均主义的招生做法，鼓励优秀博导多招生，尽管有利于强化博导的岗位责任意识，也有利于形成干事敬业、奋勇争先的氛围，但有学者认为，科学最忌讳等级制和终身制，博导终身制是学术体制行政化导致学术异化的极端体现，这种等级制和终身制只能彻底埋葬学术于无形。因此，当务之急是废除博导终身制，变博导岗位招生制为课题项目招生制。
第六，博导岗位设置要有公正诉求。武汉大学在确定上岗博导以及招生人数时，主要从科研成果、科研项目等5个方面来考核。这样看似没有什么问题，但岗位设定后的关键是，谁来考核？怎样考核？当下，我国学术体制行政化，造成学术不公正尽人皆知。有学者认为，客观上，不同学科间存在获得科研经费和项目数量的差异，即使在同一学科，也存在人情关系、科研课题的评审、科研经费的分配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套用国外大学的一些做法，极有可能形成越是科研经费多的学科或个人，越有资格招博士生；博士生多的学科或个人，人脉也广，就会有更多的经费支持。另外，由于大学侧重于考核课题、经费和成果，而不是真正的学术水平与学术贡献，使博导更加重视课题立项与成果包装，而轻视学术研究过程，造成学术成果量大质劣。如果大学继续用一刀切的量化考核方式，宠爱那些利用人情关系拉课题项目的博导，漠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博导，对学术发展与博士教育是极其不公正的。 第七，博导岗位选聘需要考察综合素质。在我国，教授要获得博导资格，必须通过正式的填表申请和校内外专家的匿名评审。一般要求，在本学科学术造诣较深，处于国内前列，某些方面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有培养研究生经验，至少培养过两届研究生；能坚持正常工作，实际担负指导博士生的责任；有协助指导博士生的学术队伍，培养的研究生质量较好；有课程教学经历，承担过或正在承担本科生或硕士生课程教学；等等。就是说，博导需要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而主要以项目经费为标准来选聘博导，起码在思想方法上是片面的。有学者指出，国外大学博士培养导师资助制有两个支撑制度：一是同行评价，学术资源配置实行学术管理而非行政管理；二是导师制，导师有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方面的自主权。显然，我国没有这两项制度来制约博导用学术声誉对培养质量负责。于是，理工科研究生普遍成了导师的“打工仔”，而人文社科的研究生不少被导师“放羊”。
第八，博导岗位制改革要坚持学术本位。北京大学在2003年进行博导评聘制度改革时，有人就在《新京报》撰文《北大博导改革探索可贵推广难》认为，当下的大学中，博导与官职挂钩的比例相当高，改革结果很容易变成一种变相的利益重新分配。博导一旦成了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博导头衔也难免被行政化。在博导选聘中，不少行政领导纷纷拥有了博导头衔。这样就造成了“优秀教师没有带博士生的资格，而有资格的行政领导又没有精力指导博士生”的怪现象。这样的“博导”拥有学术和行政权力，掌握了更多教育资源，甚至掌握了招生自主权与学生的前途命运，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的博导群体。有学者认为，北京大学等学校从最不应该行政化的博导改起，淡化博导特权、取消博导头衔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可以获得大多数教师的支持。大学在打破博导准入门槛的基础上，还需要坚持学术本位，建立公开竞争的遴选机制、能上能下的退出机制，才能消解博导的光环和特权。
第九，博导岗位制改革要坚守大学之道。博导“下岗待业”固然有一定奖勤罚懒的积极意义，恐怕也有违背大学之道的嫌疑。我国当下的博导选聘已经被一系列科研量化指标所统领，培养人才已“退居二线”，拖关系、跑项目、拉经费代替了求学问道，成了众多教授疲于奔命的重要营生。武汉大学就是以经费、课题和成果为尺度选聘博导，所谓的“动态管理”必然导致博导跑经费、跑项目、造成果，这样还会有多少博导静心教学与安心科研呢？更可悲的是所谓成果，不是指导了多少优秀学生，而是完成了多少科研上的量化指标。这种用市场机制选聘博导的方式，正在违背大学之道。大学不是名利场，大学之道在于塑造独立、自由、创新的精神和根植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有学者认为，在现实环境下，有能力搞到项目的人不一定有带博士生的学养，而有学养的人不一定愿意去跑项目。如果博导为了达到经费指标保住岗位而去跑项目，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来教育学生呢！如此违背大学之道，必然有损大学发展。
第十，博导岗位制改革要营造和谐大学。武汉大学实行博导比拼经费竞争上岗的机制看似合理，却带来了博导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利于和谐大学建设。根据社会学观点，和谐大学的运行机制主要包含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动力机制为大学的运行、发展、变化提供和传输着能量，平衡机制则维护和保持着大学各种群体之间的协调、稳定、平衡。如果大学能有效满足各利益群体的诉求，便会为大学正常运行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反之，大学不仅会丧失生机，而且会出现失衡甚至危机。武汉大学博导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建立了新的动力机制，必然打破原有的平衡机制，触及“下岗待业”博导的原有利益。这就需要重新建立与新动力机制相应的新平衡机制，尽力兼顾各利益群体的诉求，而不是不给“下岗待业”的博导面子，甚至激化矛盾被迫其申诉，或者采取“轮流坐庄”回避矛盾。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地方，也是讲理的地方，一定可以找到新的平衡机制达到新的和谐状态。
责编：赵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