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和三弟睡一张床，晚上赖在床上不起来小解，迷迷糊糊地就尿在床上。尤其是冬天，即使被尿憋醒了也因怕冷不愿起来，难免是两兄弟在梦中一起打起水仗，早上一起来，被窝里一大股腥臊味，于是母亲会大声呵斥：“是不是又涨洪水了，刚洗的床单又被弄脏了。”不由分说，“啪啪”几巴掌就打在屁股上，火辣辣地痛。这也怪不得母亲生气啊，冬天太阳少，床单、被子洗了很不容易晾干，刚洗了又尿床，母亲就是一条牛，也经不起这样轮番的折腾。
　　尿床就是涨洪水，涨洪水就要受难，我自小便对涨洪水有惧怕的心理。
　　我的家就在岷江河边，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我至今记忆犹新，真正见识了河流这个浑小子撒野时的蛮荒，一年比一年来势凶猛，一年比一年欺人过甚。
　　岷江河涨水一般都是在暑假中的七月中旬和八月中旬之间，这也是每年暴雨逞凶的时候。往往是连连几天的暴雨把天幕戳得有数不清的窟窿，数不清的密密匝匝的响箭“嗖嗖”地射向可怜的大地，必然刺痛河流的神经，本来温顺的河流变成了暴怒的蛟龙，在河床上痛苦不堪地打滚儿，伸出了一双污浊的魔爪抓扯着河岸的野草、树林、庄稼地。它一寸一寸地抬起野蛮的赤脚，“哗哗”地踏上岸来，踏碎了已千疮百孔的堤坝，踢垮了浸泡在泥浆中的断壁残垣，劫掠了大街小巷里倒塌的屋檐和窗棂，驱赶出一批又一批惊恐不安的灾民，让他们拖儿带女流离失所。
　　“涨洪水喽，家家户户快点儿到黄桷树下乘船。”这是那个敲着一面破锣，扯起沙哑的喉咙，深一脚浅一脚地蹚着水流沿街呼喊的罗老汉。那年月每逢街道上有什么事要通知，都是由他敲锣呼喊告知家家户户的。
　　街口的那棵黄桷树离我家有三百多米，母亲在前面拄根竹竿，我们几姊妹挽着裤腿，手牵手向那艘接人的木船走去。浑浊的水流在腿肚上缠来绕去，泥浆溅起来沾满了衣裳，稍不注意突然踩空了一脚，一个踉跄就会在脏兮兮的水流里洗一个冷水脸，呛一口恶心的泥浆水，让我们在恐慌中又增添了狼狈。沿路上我看见从各个岔路口赶来乘船的街坊乡邻，像逃难一样有的把铺盖卷儿扛在肩膀上，有的把洗脸盆顶在头上，争先恐后地爬上那条无篷的救命船。
　　待满满一船人都挤上来了，船工便松开了系在黄桷树上的棕绳，长篙在平素的旱地上点击着，笨重的船体便像一大片被冲走的野草堆一样向我的学校漂去。学校地势高，教室也很宽敞，况且还有那样多的桌凳，足够几百人暂避风浪了。居委会主任指挥大家下船后，便站在教室的阶梯上声嘶力竭地告诫大家：“今晚洪峰要通过这里，任何人都要待在教室里，不准哪个擅自离开，大人要看管好自己的娃娃！”
　　夜风“嗖嗖”地一阵阵吹来，冷得我们直打哆嗦，教室里四面透风，母亲用微弱的体温把我们几姊妹拥在一起，犹如刚刚出壳的雏鸡偎着鸡妈妈抱团取暖。我望了望母亲焦躁不安的面容，心头却想：妈呀，我们在床上尿一泡尿算什么洪水呀，屁股上却留下了一道道手印，现在岷江河涨了这样猛的洪水，连我们学校的操场都变成了一片汪洋，为什么没有人去痛打它一顿呢！
　　在当年那种无可奈何的条件下，河流一撒野，脆弱而善良的人们是拿它没有办法的，只有躲得远远的，高高的，听任它的肆虐。即便如此，我稍稍竖起耳朵，便可听见不远处岷江河那“轰轰隆隆”浊浪排空的沉闷声响，那嘈杂的涛声中混合着漂木的撞击声，暴雨击打在浪头上飞溅起来的噼啪声，有点像我在大年三十晚上听见的一串响过一串的连环爆竹那样震响。大约在下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教室外面又传来敲锣声，紧接着是罗老汉沙哑的声音：“洪峰要来了，大家小心喽，大人小孩儿都不要乱跑！”我在黑暗中明显地感到母亲把我们拉扯得更紧了，虽然是背靠背席地而坐，但我感到母亲的脊背就像一根中流砥柱，让我们几姊妹感到踏实而温暖。尽管窗外一阵阵狂风裹挟着洪峰的腥气呼啸而至，摇得光秃秃的窗格子啪啪作响，教室外的台阶上有浪头一波一波地想要扑上来，但我没有一点儿畏惧感，反而枕着母亲的手臂，疲倦地睡着了。
　　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教室里人头攒动的响声惊醒了我，居委会主任招呼大家登船回家去。登船后船工忽然大声说：“遭了，水退了，船搁浅了，要下来十几个人才撑得动。”母亲本来站在船的中间，她叫我们几姊妹把手牵在一起，自己毅然带头从船舷边的跳板上跳进了水中，紧跟着“扑通扑通”的声音溅起了水花，又有十多个和母亲一样的大人们跳下了船，他们一起用手扶着船边，缓缓地推着船体移动。
　　我挣脱了姐弟的牵手，去站在了迎风的船头，好奇地看洪水消退时大地正在复苏时的景况，看母亲用柔弱的手臂掀动着笨重的船体时欣慰的笑容，看那远处的天际线上，已有一抹抹淡淡的晨曦正从鱼肚白里泛出来。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