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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近现代湖湘文化流光溢彩、绚烂夺目。作为一种地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湖湘文化有其固有的、基于地域特征而形成的精神气质,这是湖湘文化的根基与特质之所在。但地域文化并不是在自我封闭中形成的。综观湖湘文化千余年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到,湖湘文化中蕴藏着博大宏伟、敢为天下先的开放精神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新精神。湖湘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与这些精神是有密切关系的。
关键词:湖湘文化;开放;创新;精神
一、博大宏伟、敢为天下先的开放精神
从鸦片战争开始,湖湘文化就以其特有的开放精神培育了中国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时代巨人。魏源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深受船山“趋时更新”、“因时变法”等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写的《海国图志》书中总结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英夷之力强技巧远在中国之上,魏源大胆突破“夷夏之大防”观念的拘囿。向中国人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同时魏源在此书中向中国人展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新世界。该书不仅初步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还介绍了美国的民选总统制。他说:美国“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群所治之异,此又变封建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 “匪惟不世及(袭),且不四载而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翁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同,既在下预议之人亦由公举,可不谓周乎? [1]表现了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高度肯定与赞美。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魏源所介绍的西方民主制度在当时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但是,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当时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历史作用。
湘军核心幕僚、湘阴人郭嵩焘,是湖湘文化又一位杰出的弘扬者。他最早敏锐地认识到,“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古不易之局” [2]。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位驻欧使臣,郭嵩焘在英、法等国居住生活达三年之久,并将其每天耳闻目睹的日新月异、五彩纷呈的西方生活实况写入日记,辑成《使西纪程》一书,以生动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向中国人详细地介绍了英、法、德、俄、瑞士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科学、技术、工业、农业、教育、风土民情等方面的情况及各种奇闻趣事,其范围之广几乎涉及到当时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真实准确性、生动趣味性与报道及时性,超越了前此任何一部介绍西方情况的著作。郭嵩焘的卓越之处,还在于他首先突破了当时奉行不移的“中体西用”、,中本西末”的思维框架,首次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3]他把中国的君主独裁制与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作了深刻对比,表现了对中国君主独裁制的憎恶与对西方民主法治精神的赞美。所以,中国要想富强,必须首先学习西方的民主立国之本。他说;“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4]这把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中体西用”、“中本西末”思想正好颠倒过来,即主张以西方的民主制度为本。以商业致富及船坚炮利的科学技术为末,必须首先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法治精神,然后才谈得上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这些思想,在当时可谓是大胆而超前的。正是这些震世骇俗的言论,郭嵩焘招致了顽固保守派的强烈忌恨与攻击。但是,他这种主张全面学习西一方的先进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湖湘文化的开放精神,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
近代湖湘文化的开放精神还表现为其领全国潮流之先的留学运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5]。自同治年间曾国藩首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到1904年,全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多人,而湖南就有800多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最值得称道的是湖南还首次派出20名女子官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开全国之先例。这样多的青年学生留学国外。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不仅以空前的规模引进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而且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在日本的留学生,绝大多数参加了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成为民主革命的中坚力量。在这股向西方学习的狂潮巨浪中,少数思想深邃的有识之士。开始冷静地反思和总结中国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
而在留学向西方学习的狂潮巨浪中,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由此可见湖南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地位,不仅为全中国,亦为全世界所瞩目。湖南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其中湖湘文化内涵的开放精神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新精神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湖湘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融合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实现:其一,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如上古时代以舜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与三苗文化、先秦时越文化与楚文化以及后来湖南境内汉、苗、瑶、回、土家等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其二,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这里所说的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既包括湖南内部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包括湖湘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其三,不同学派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如法家、道家、儒家以及佛教与道教、宋学与汉学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其四,湖湘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才能创新。如北宋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他也是湖湘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能开创一个新的学派,与他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是分不开的。周敦颐立足儒学而又大量吸收、融合佛教与道教的思维成果,其思想体系从理论构架到范畴、命题,都有对佛道之学的改造、利用。周敦颐之所以被后世尊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主要是因为其援佛、道入儒,并能会通诸家而推陈出新。南宋时期,胡宏、张栻等学者以碧泉书院、岳麓书院为基地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形成了盛极一时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一个重要的学风特点即兼收并蓄。胡宏并非湘人而是闽人,他和他的父亲胡安国开创了湖湘学派,这与他们能广泛汲取其他理学学派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胡宏的学生张栻曾与朱熹、吕祖谦等学者以书信的方式就理学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并与朱熹有过著名“朱张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张栻在本体论、心性论、修养论等许多方面接受吸收了朱熹、吕祖谦等人的观点。后来的岳麓诸儒也不囿于学派门户之见,择善而从,力求兼取众家之长。在岳麓书院讲坛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学者都能够放言高论,传播其学说。这种状况与当时其他一些学派之间互相排斥、壁垒森严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了湖湘文化和湖湘学派的博大胸怀。明清之际王夫之集千古之智、众家之长,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总结,还对佛、道两家进行深入考察研究,将各家融冶会通,从而别开生面,把湖湘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今天,随着经济、科学技术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不断加强。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关注。在这一问题上,湖湘文化的兼容会通精神及其发展壮大的历史事实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化的发展、兴盛离不开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吸收。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我们一方面应当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进行认真的研究、总结、继承、发扬,另一方面,又应当以博大的胸襟,以兼容开放的态度广泛吸纳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使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都能够成为我们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与依托。
参考文献:
[1] 《海国图志叙》
[2] 《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
[3] 《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版。
[4] 《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版。
[5]《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关键词:湖湘文化;开放;创新;精神
一、博大宏伟、敢为天下先的开放精神
从鸦片战争开始,湖湘文化就以其特有的开放精神培育了中国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时代巨人。魏源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深受船山“趋时更新”、“因时变法”等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写的《海国图志》书中总结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英夷之力强技巧远在中国之上,魏源大胆突破“夷夏之大防”观念的拘囿。向中国人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同时魏源在此书中向中国人展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新世界。该书不仅初步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还介绍了美国的民选总统制。他说:美国“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群所治之异,此又变封建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 “匪惟不世及(袭),且不四载而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翁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同,既在下预议之人亦由公举,可不谓周乎? [1]表现了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高度肯定与赞美。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魏源所介绍的西方民主制度在当时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但是,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当时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历史作用。
湘军核心幕僚、湘阴人郭嵩焘,是湖湘文化又一位杰出的弘扬者。他最早敏锐地认识到,“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古不易之局” [2]。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位驻欧使臣,郭嵩焘在英、法等国居住生活达三年之久,并将其每天耳闻目睹的日新月异、五彩纷呈的西方生活实况写入日记,辑成《使西纪程》一书,以生动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向中国人详细地介绍了英、法、德、俄、瑞士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科学、技术、工业、农业、教育、风土民情等方面的情况及各种奇闻趣事,其范围之广几乎涉及到当时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真实准确性、生动趣味性与报道及时性,超越了前此任何一部介绍西方情况的著作。郭嵩焘的卓越之处,还在于他首先突破了当时奉行不移的“中体西用”、,中本西末”的思维框架,首次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3]他把中国的君主独裁制与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作了深刻对比,表现了对中国君主独裁制的憎恶与对西方民主法治精神的赞美。所以,中国要想富强,必须首先学习西方的民主立国之本。他说;“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4]这把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中体西用”、“中本西末”思想正好颠倒过来,即主张以西方的民主制度为本。以商业致富及船坚炮利的科学技术为末,必须首先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法治精神,然后才谈得上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这些思想,在当时可谓是大胆而超前的。正是这些震世骇俗的言论,郭嵩焘招致了顽固保守派的强烈忌恨与攻击。但是,他这种主张全面学习西一方的先进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湖湘文化的开放精神,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
近代湖湘文化的开放精神还表现为其领全国潮流之先的留学运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5]。自同治年间曾国藩首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到1904年,全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多人,而湖南就有800多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最值得称道的是湖南还首次派出20名女子官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开全国之先例。这样多的青年学生留学国外。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不仅以空前的规模引进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而且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在日本的留学生,绝大多数参加了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成为民主革命的中坚力量。在这股向西方学习的狂潮巨浪中,少数思想深邃的有识之士。开始冷静地反思和总结中国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
而在留学向西方学习的狂潮巨浪中,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由此可见湖南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地位,不仅为全中国,亦为全世界所瞩目。湖南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其中湖湘文化内涵的开放精神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新精神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湖湘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融合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实现:其一,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如上古时代以舜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与三苗文化、先秦时越文化与楚文化以及后来湖南境内汉、苗、瑶、回、土家等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其二,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这里所说的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既包括湖南内部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包括湖湘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其三,不同学派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如法家、道家、儒家以及佛教与道教、宋学与汉学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其四,湖湘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才能创新。如北宋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他也是湖湘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能开创一个新的学派,与他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是分不开的。周敦颐立足儒学而又大量吸收、融合佛教与道教的思维成果,其思想体系从理论构架到范畴、命题,都有对佛道之学的改造、利用。周敦颐之所以被后世尊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主要是因为其援佛、道入儒,并能会通诸家而推陈出新。南宋时期,胡宏、张栻等学者以碧泉书院、岳麓书院为基地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形成了盛极一时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一个重要的学风特点即兼收并蓄。胡宏并非湘人而是闽人,他和他的父亲胡安国开创了湖湘学派,这与他们能广泛汲取其他理学学派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胡宏的学生张栻曾与朱熹、吕祖谦等学者以书信的方式就理学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并与朱熹有过著名“朱张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张栻在本体论、心性论、修养论等许多方面接受吸收了朱熹、吕祖谦等人的观点。后来的岳麓诸儒也不囿于学派门户之见,择善而从,力求兼取众家之长。在岳麓书院讲坛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学者都能够放言高论,传播其学说。这种状况与当时其他一些学派之间互相排斥、壁垒森严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了湖湘文化和湖湘学派的博大胸怀。明清之际王夫之集千古之智、众家之长,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总结,还对佛、道两家进行深入考察研究,将各家融冶会通,从而别开生面,把湖湘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今天,随着经济、科学技术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不断加强。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关注。在这一问题上,湖湘文化的兼容会通精神及其发展壮大的历史事实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化的发展、兴盛离不开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吸收。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我们一方面应当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进行认真的研究、总结、继承、发扬,另一方面,又应当以博大的胸襟,以兼容开放的态度广泛吸纳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使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都能够成为我们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与依托。
参考文献:
[1] 《海国图志叙》
[2] 《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
[3] 《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版。
[4] 《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版。
[5]《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