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6年5月9日含有热核材料的空投核试验由徐文宏机组完成，我们机组虽为预备机组，但完成任务也是不错的，所以上级给我们每人都要记功，我是二等功，当时我向组织提出：其他人我都同意记功，但我是领导干部（时任团政委），所以不同意给自己记功，上级也同意了。
1966年12月30～31日，聂荣臻元帅在新疆核试验基地（马兰基地）召开座谈会。钱学森、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于敏、周光召、方正知等中国一流的导弹和核专家与张震寰、李觉、张蕴钰等领导会聚一堂。聂帅请大家谈谈对这次核试验（氢弹原理试验）的看法和来年氢弹试验任务的安排意见。会议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确定，在1967年10月1日以前进行一次设计威力为100～2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空中爆炸试验，在此成功的基础上再研制用于导弹的氢弹头。
此时“文革”风暴已席卷全国，核武器研制单位也大受其害。1967年1月23日，聂帅批准发出中央军委特别公函：要求有关部门必须保证与氢弹试验有关研制项目顺利进行，任何人不得阻挠。严令之下，局势稍定，氢弹试验工作得以进行。2月初，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有关科研人员向朱光亚等人反映，全威力氢弹理论设计方案3月份可以确定，试验时间应该提前，建议改在7月1日以前炸响。相关单位经过仔细慎重研究之后，2月20日晚，周总理、聂帅在听取了国防科委、二机部等单位关于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准备工作的汇报后认为：论据充分，同意这次试验抢在法国之前进行，力争在7月1日前炸响。
这次试验采用图-16中型轰炸机为运载工具，空投带降落伞的氢弹，预定在距地面3000米高度爆炸，按照理论设计，氢弹的爆炸威力在150～300万吨TNT当量之间。
我们这两架图-16由武功飞到172厂（西安飞机制造厂）进行改制。这两架飞机一架是正式执行任务飞机，另一架是预备飞机，由我和张文德分别担任机长（正驾驶员）。
当时的任务是绝密的，我们都是在正式接受任务之前才被告之。由于当时试投的氢弹重达8吨（有许多附设装置，所以较重）。体积也很大，而图-16原有的弹仓挂弹架都不能用，必须进行重新改造。还有氢弹爆炸以后，会产生几千万度的高温，即便快速飞离，仍会对飞机有一定影响，所以飞机外表必须喷上一层耐热的特种油漆。另外氢弹挂到机舱内必须保持一定的温度，所以还要有加温和保温装置。我们机组人员也配发了如护目镜、防护帘等个人防护装置。飞机改装完毕以后，我们飞到鼎新机场，开始进行极为严格的鉴定降落伞和测试航弹弹道数据的飞行试验。
由于这次试验的威力大，爆炸点高，确保投弹飞机和试验场区内外的人员安全是保证试验能否成功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国防科委组织相关科研、生产和空军等单位成立了飞机安全计算小组。小组的技术人员按照飞行高度、速度、投弹条件和爆炸高度对飞行员和飞机的安全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和论证，得出了在爆炸威力为400万吨TNT当量时飞机和人员是安全的结论，这也使我们机组人员心里更踏实了。
核试验基地于4月25日在场区开设指挥所，我们这两个机组也开始空投训练。训练是极其刻苦认真的，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心思，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无比光荣的任务。到6月10日，我们两架飞机共在核试验场区飞行了35架次，模拟投弹（全尺寸、全重量的试验弹）35枚，弹着点绝大部分都在距靶心500米以内。后来，经上级决定，我们机组为正式执行任务机组，张文德机组为预备机组。
虽然各种准备工作极为周到，但百密一疏还是出了问题。6月3日，投第三枚模拟弹时，降落伞在空中破裂，致使弹体像石头一样摔在地上。事故发生后，有关领导高度重视，因为如果在正式试验中发生，氢弹得不到减速，留空时间很短，飞机还没有脱离危险区氢弹就爆炸了，那问题就严重了，后果也是难以想象的。
张震寰、张蕴钰将军和相关技术人员都到现场看了情况，会同有关人员、生产厂家对降落伞采取了局部加固和改进叠伞方法等补救措施，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北京的周总理也非常关注这一事故，及时做了重要指示，直接指挥这次核试验的聂荣臻元帅还亲自到基地礼堂看了放在那里的破损伞具。
6月13日上午，我们空投了一枚不带核装料但有引爆装置和其他全部相关设施的“冷弹”。通过试验全面检查各个重要部位工作的可靠程度及操作程序，为最后的真刀真枪试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正式试验日子的临近，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6月16日下午，聂荣臻元帅亲临马兰机杨视察，慰问了参试人员。聂帅还登上我们的图-16轰炸机，看望了全体机组人员，老帅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要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元帅的勉励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表示一定要圆满地完成这次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荣任务。聂帅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好！我相信你们。”
经过聂帅与各方面负责人充分协商，并报请毛主席和周总理之后，我国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零时（起爆时间）确定为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
6月16日晚上，上级命令我们早睡觉，可我和同志们躺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勉强打了个盹之后，4点钟我们就起床了，来到机场，一遍又一遍检查飞机上的相关设备，默念自己的操作程序。虽然觉没睡，但同志们的精神非常饱满，作为团政委和21号飞机的机长，我深为自己有这样的好同志而骄傲。
6月17日早7时，我们机组驾驶着21号机，载着8吨重的我国第一颗氢弹，准时从马兰机场起飞，飞向核试验场区。飞行高度1万米，飞行速度800千米/小时。在投弹前领航员反复测量数据，精确计算投弹诸元，对靶标精确瞄准。时间接近8时20分时听到“咯噔”一声，同时飞机猛烈上蹿，这是氢弹明显脱钩投下的信号。“咯噔”声是因炸弹太重，脱钩时发出声音。飞机在8吨重氢弹投下后，突然一下子减轻那么大的重量，飞机轻了，必然上蹿，同时重心也失去了平衡。这时我迅速操纵飞机制止上仰，保持平衡加速脱离危险区。氢弹爆炸闪光后，射击员苑程小看到了那直冲云霄的烟云，正以其不可阻挡之势，不断向上翻滚着，升腾着，聚成了一朵巨大的奇异景象的蘑菇云。
新华社迅速向全国、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告：1967年6月17日，在我国西北地区上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胜利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但使那些动不动就挥舞“核大棒”的国家感到极为震惊。
完成任务后组织上给我们机组荣记集体一等功。
试验零时规定为8时，为什么实际时间为8时20分？我们飞机投弹程序和控制均由第一领航员操纵和掌握。这次执行任务的领航员是一位富有技术和经验的老领航员，之所以未能在零时将弹投下，主要原因是他在操纵过程中有一个开关忘记打开了。
这次氢弹爆炸威力后来经过科学分析测算为330万吨TNT，聂荣臻元帅听了之后高兴地说：“够了，够了！”氢弹的威力是巨大的，距爆心700米的坦克表面完全融化了，里面的动物已经炭化；8千米之内的狗和10千米之内的兔子当时就死了一半，余下的后来也都死了；距爆心3.3千米铁轨上一个重46吨的火车头，被强大的冲击波吹出15米……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大的荣誉，1968年9月30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出席了由周总理主持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周年的国庆宴会。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宴会，因为那是国宴，是在首都北京，由敬爱的周总理主持。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又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闭幕时，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当时我离前排很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老人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手拍疼了，嗓子喊哑了。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一个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苦孩子，哪能当兵吃上饱饭，又开飞机完成那么重要的任务？哪能参加国宴和周总理一起吃饭，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还是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念新中国、共产党的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徐克江的今天。
（摘自华艺出版社《永不褪色的记忆》 ）
1966年12月30～31日，聂荣臻元帅在新疆核试验基地（马兰基地）召开座谈会。钱学森、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于敏、周光召、方正知等中国一流的导弹和核专家与张震寰、李觉、张蕴钰等领导会聚一堂。聂帅请大家谈谈对这次核试验（氢弹原理试验）的看法和来年氢弹试验任务的安排意见。会议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确定，在1967年10月1日以前进行一次设计威力为100～2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空中爆炸试验，在此成功的基础上再研制用于导弹的氢弹头。
此时“文革”风暴已席卷全国，核武器研制单位也大受其害。1967年1月23日，聂帅批准发出中央军委特别公函：要求有关部门必须保证与氢弹试验有关研制项目顺利进行，任何人不得阻挠。严令之下，局势稍定，氢弹试验工作得以进行。2月初，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有关科研人员向朱光亚等人反映，全威力氢弹理论设计方案3月份可以确定，试验时间应该提前，建议改在7月1日以前炸响。相关单位经过仔细慎重研究之后，2月20日晚，周总理、聂帅在听取了国防科委、二机部等单位关于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准备工作的汇报后认为：论据充分，同意这次试验抢在法国之前进行，力争在7月1日前炸响。
这次试验采用图-16中型轰炸机为运载工具，空投带降落伞的氢弹，预定在距地面3000米高度爆炸，按照理论设计，氢弹的爆炸威力在150～300万吨TNT当量之间。
我们这两架图-16由武功飞到172厂（西安飞机制造厂）进行改制。这两架飞机一架是正式执行任务飞机，另一架是预备飞机，由我和张文德分别担任机长（正驾驶员）。
当时的任务是绝密的，我们都是在正式接受任务之前才被告之。由于当时试投的氢弹重达8吨（有许多附设装置，所以较重）。体积也很大，而图-16原有的弹仓挂弹架都不能用，必须进行重新改造。还有氢弹爆炸以后，会产生几千万度的高温，即便快速飞离，仍会对飞机有一定影响，所以飞机外表必须喷上一层耐热的特种油漆。另外氢弹挂到机舱内必须保持一定的温度，所以还要有加温和保温装置。我们机组人员也配发了如护目镜、防护帘等个人防护装置。飞机改装完毕以后，我们飞到鼎新机场，开始进行极为严格的鉴定降落伞和测试航弹弹道数据的飞行试验。
由于这次试验的威力大，爆炸点高，确保投弹飞机和试验场区内外的人员安全是保证试验能否成功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国防科委组织相关科研、生产和空军等单位成立了飞机安全计算小组。小组的技术人员按照飞行高度、速度、投弹条件和爆炸高度对飞行员和飞机的安全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和论证，得出了在爆炸威力为400万吨TNT当量时飞机和人员是安全的结论，这也使我们机组人员心里更踏实了。
核试验基地于4月25日在场区开设指挥所，我们这两个机组也开始空投训练。训练是极其刻苦认真的，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心思，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无比光荣的任务。到6月10日，我们两架飞机共在核试验场区飞行了35架次，模拟投弹（全尺寸、全重量的试验弹）35枚，弹着点绝大部分都在距靶心500米以内。后来，经上级决定，我们机组为正式执行任务机组，张文德机组为预备机组。
虽然各种准备工作极为周到，但百密一疏还是出了问题。6月3日，投第三枚模拟弹时，降落伞在空中破裂，致使弹体像石头一样摔在地上。事故发生后，有关领导高度重视，因为如果在正式试验中发生，氢弹得不到减速，留空时间很短，飞机还没有脱离危险区氢弹就爆炸了，那问题就严重了，后果也是难以想象的。
张震寰、张蕴钰将军和相关技术人员都到现场看了情况，会同有关人员、生产厂家对降落伞采取了局部加固和改进叠伞方法等补救措施，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北京的周总理也非常关注这一事故，及时做了重要指示，直接指挥这次核试验的聂荣臻元帅还亲自到基地礼堂看了放在那里的破损伞具。
6月13日上午，我们空投了一枚不带核装料但有引爆装置和其他全部相关设施的“冷弹”。通过试验全面检查各个重要部位工作的可靠程度及操作程序，为最后的真刀真枪试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正式试验日子的临近，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6月16日下午，聂荣臻元帅亲临马兰机杨视察，慰问了参试人员。聂帅还登上我们的图-16轰炸机，看望了全体机组人员，老帅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要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元帅的勉励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表示一定要圆满地完成这次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荣任务。聂帅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好！我相信你们。”
经过聂帅与各方面负责人充分协商，并报请毛主席和周总理之后，我国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零时（起爆时间）确定为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
6月16日晚上，上级命令我们早睡觉，可我和同志们躺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勉强打了个盹之后，4点钟我们就起床了，来到机场，一遍又一遍检查飞机上的相关设备，默念自己的操作程序。虽然觉没睡，但同志们的精神非常饱满，作为团政委和21号飞机的机长，我深为自己有这样的好同志而骄傲。
6月17日早7时，我们机组驾驶着21号机，载着8吨重的我国第一颗氢弹，准时从马兰机场起飞，飞向核试验场区。飞行高度1万米，飞行速度800千米/小时。在投弹前领航员反复测量数据，精确计算投弹诸元，对靶标精确瞄准。时间接近8时20分时听到“咯噔”一声，同时飞机猛烈上蹿，这是氢弹明显脱钩投下的信号。“咯噔”声是因炸弹太重，脱钩时发出声音。飞机在8吨重氢弹投下后，突然一下子减轻那么大的重量，飞机轻了，必然上蹿，同时重心也失去了平衡。这时我迅速操纵飞机制止上仰，保持平衡加速脱离危险区。氢弹爆炸闪光后，射击员苑程小看到了那直冲云霄的烟云，正以其不可阻挡之势，不断向上翻滚着，升腾着，聚成了一朵巨大的奇异景象的蘑菇云。
新华社迅速向全国、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告：1967年6月17日，在我国西北地区上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胜利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但使那些动不动就挥舞“核大棒”的国家感到极为震惊。
完成任务后组织上给我们机组荣记集体一等功。
试验零时规定为8时，为什么实际时间为8时20分？我们飞机投弹程序和控制均由第一领航员操纵和掌握。这次执行任务的领航员是一位富有技术和经验的老领航员，之所以未能在零时将弹投下，主要原因是他在操纵过程中有一个开关忘记打开了。
这次氢弹爆炸威力后来经过科学分析测算为330万吨TNT，聂荣臻元帅听了之后高兴地说：“够了，够了！”氢弹的威力是巨大的，距爆心700米的坦克表面完全融化了，里面的动物已经炭化；8千米之内的狗和10千米之内的兔子当时就死了一半，余下的后来也都死了；距爆心3.3千米铁轨上一个重46吨的火车头，被强大的冲击波吹出15米……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大的荣誉，1968年9月30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出席了由周总理主持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周年的国庆宴会。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宴会，因为那是国宴，是在首都北京，由敬爱的周总理主持。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又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闭幕时，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当时我离前排很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老人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手拍疼了，嗓子喊哑了。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一个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苦孩子，哪能当兵吃上饱饭，又开飞机完成那么重要的任务？哪能参加国宴和周总理一起吃饭，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还是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念新中国、共产党的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徐克江的今天。
（摘自华艺出版社《永不褪色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