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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许多藏书家所收的那些属于国宝级善本书，所建的那些蔚为壮观的藏书楼，无不为之花费一生心血。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当藏书楼的主人去世后，后人因无能保管，终将溃散。其中将国宝廉价售予外国人，将祖辈的心血变成“舶去品”，也是造成中国珍稀古籍流失海外的重要原因之一。
陆树藩与皕宋楼远去的书魂
“皕宋楼”是清末藏书家陆心源的藏书楼，因“皕宋楼”以藏宋元善本著称，人们常以“皕宋楼”代称陆氏所有藏书。经过陆氏数十年的积累，所藏典籍十分宏富，达15万余卷。其藏书重经部、集部，地方志的收藏在当时首屈一指，价值之高在海内外无与伦比。1894年陆心源去世，藏书楼因缺乏人资维护而陷入破落颓败的境地。陆心源之子陆树藩此时经济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根本无力对旧藏书进行保护。窘迫之下，陆树藩宣布出售“皕宋楼藏书”。“皕宋楼藏书”在日本学术界赫赫有名，许多日本人都怀着凯觎之心。1905年，日本人白须直得到了陆树藩要出售藏书的消息，便立即告诉了静嘉堂堂主，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他于1906年3月派静嘉堂文库职员岛田翰到大清国湖州亲自对陆氏遗书进行实地调查后，岛田翰向静嘉堂主提供了陆氏藏书价值的报告，并于3月28日秘密签约，陆树藩以清朝货币银元10万元售出。
1907年6月的一天，日本人用三条拖船悄悄地运走了皕宋楼的全部藏书，经上海转装日本邮船东载而去。至此，皕宋楼的4172种共计43996卷宋元明清稀世刻本归属了日本私人藏书楼。岩崎弥之助以10万大洋轻松买走了中国文化的无价瑰宝。
叶启倬与古观堂藏书魂飘东瀛
“古观堂”是清末民初藏书家叶德辉的藏书斋。古观堂藏书的来源有祖传藏书，有叶盛、叶树廉等人的旧藏书，还有其他一些藏书家的部分旧藏。藏书多经学、乾嘉人诗文集、清代初刻本等精品，藏书以咸丰二年桂馥所刻的《说文解字义证》为镇库之宝，富至30余万卷，分藏1368柜。还收藏了40多方价值连城的汉印，一时有“富甲海内”之誉可证。
叶德辉爱书痴迷，让其子孙严守之，秘不示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叶氏犯事被处决后，观古堂藏书因家人仓皇逃出，而无法顾及。1935年前后，观古堂藏书虽日益流散，仍由其子叶启倬、叶启慕兄弟经管。不幸的是，1938年11月长沙发生“文夕”大火，使叶氏观古堂藏书也难逃厄运，余下的宋元及善本书籍计存不多。叶启倬、叶启慕为了生计竟然将家传所剩珍本善本藏书加紧变卖，整个藏书除部分流散外，大部分由日本人山本购掠而去，从此，古观堂中许多珍品藏书流散日本。
盛氏后裔将愚斋藏书回流日本
“愚斋”是中国清末重要的政治家、企业家盛宣怀的藏书楼。盛宣怀收藏的书籍、金石、书画至1906年已达10万余卷。愚斋藏书中以普通本、通行本为主，并有许多善本和珍本。其特色：一是日本刊本较多。除日本人刊印的中国古籍外，另有日本人注释中国古籍的著作、作品集和医学著作。二是洋务派学者的著作和洋务运动的史料较为丰富。除洋务派学者著作外，还有他们的奏稿、公牍、日记、档案、海关进出口的统计报表等重要史料。在愚斋藏书中，有不少如《恩安县志》、明刊《淳熙三山志》这样的孤本和稀见之本，还有近300种医学古籍孤本。
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他苦心经营的愚斋藏书楼10余万卷藏书无人能管理。到了1932年，盛家的产业开始变卖和捐献，盛家后人把愚斋藏书的普通古籍捐给了民国政府，其余部分宋元版善本、珍本确定流入日本天理图书馆。据盛宣怀的《愚斋存稿并东游日记》中记载，1908年，在他赴日本治病期间，不惜重金在日本书市选购中国古籍数百部，运回中国归于“愚斋”。不料几十年后，愚斋藏书竟再次回流日本，令人欷歔不已。
李氏后代让敦煌宝藏流落日本
李盛铎的“木犀轩”藏书超过10万卷，收有海内外许多名家藏书，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还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京师大学堂总办等。民国后又曾任大总统顾问、参政院参议等多种要职。因此他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了许多敦煌文献。
1909年，敦煌藏经洞宝藏在被发现后的第九年，经斯坦因、伯希和劫掠后，还剩下94捆8000多件，由清政府完全接管，下令从敦煌运送北京。在从敦煌到北京的押运途中，主管此事的新疆巡抚何彦升并没有马上移交学部，他竟让儿子何震彝把车子接进他家。由何震彝和他的岳丈学部大臣李盛铎（木犀轩主人），利用职权之便把车上所有经卷写本翻了一遍，择其精品，窃取出来，归诸私藏。其中，李盛铎挑选了400余卷，何震彝也精选了几百卷。这实际上是腐败官员监守自盗、趁火打劫。其后人将私藏卖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时，其中只有一份记载432号敦煌文献的目录，却没有这批最好的敦煌文献。但1935年12月《中央时事周报》上突然刊登消息说，李氏藏卷被其子女以8万大洋的价格卖到了日本，这批敦煌文献从此销声匿迹。
事后查明，1935年李氏藏敦煌遗书为日本大谷探险队人购得，交给时任京都大学校长的羽田亨。
外卖日本的其他藏书楼古籍
除上述之外，还有藏书家后代导致国宝外流的事件。何震彝窃取的敦煌文献藏品后来也卖给日本京都藤氏有邻馆。“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杨氏“海源阁”的藏书，规模之大，质量之精，堪称盛名。在其第四代主人杨敬夫手中散失，为了换钱，他陆续将这些书高价出售。剩余部分归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其中一部分通过北平琉璃厂书商间接售予日本人。陈田的藏书“典押于书肆”，也整批地流落到日本。凡此种种，均为藏书家后代导演的古籍流失悲剧。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古国古籍文献流散与回归》 ）
陆树藩与皕宋楼远去的书魂
“皕宋楼”是清末藏书家陆心源的藏书楼，因“皕宋楼”以藏宋元善本著称，人们常以“皕宋楼”代称陆氏所有藏书。经过陆氏数十年的积累，所藏典籍十分宏富，达15万余卷。其藏书重经部、集部，地方志的收藏在当时首屈一指，价值之高在海内外无与伦比。1894年陆心源去世，藏书楼因缺乏人资维护而陷入破落颓败的境地。陆心源之子陆树藩此时经济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根本无力对旧藏书进行保护。窘迫之下，陆树藩宣布出售“皕宋楼藏书”。“皕宋楼藏书”在日本学术界赫赫有名，许多日本人都怀着凯觎之心。1905年，日本人白须直得到了陆树藩要出售藏书的消息，便立即告诉了静嘉堂堂主，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他于1906年3月派静嘉堂文库职员岛田翰到大清国湖州亲自对陆氏遗书进行实地调查后，岛田翰向静嘉堂主提供了陆氏藏书价值的报告，并于3月28日秘密签约，陆树藩以清朝货币银元10万元售出。
1907年6月的一天，日本人用三条拖船悄悄地运走了皕宋楼的全部藏书，经上海转装日本邮船东载而去。至此，皕宋楼的4172种共计43996卷宋元明清稀世刻本归属了日本私人藏书楼。岩崎弥之助以10万大洋轻松买走了中国文化的无价瑰宝。
叶启倬与古观堂藏书魂飘东瀛
“古观堂”是清末民初藏书家叶德辉的藏书斋。古观堂藏书的来源有祖传藏书，有叶盛、叶树廉等人的旧藏书，还有其他一些藏书家的部分旧藏。藏书多经学、乾嘉人诗文集、清代初刻本等精品，藏书以咸丰二年桂馥所刻的《说文解字义证》为镇库之宝，富至30余万卷，分藏1368柜。还收藏了40多方价值连城的汉印，一时有“富甲海内”之誉可证。
叶德辉爱书痴迷，让其子孙严守之，秘不示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叶氏犯事被处决后，观古堂藏书因家人仓皇逃出，而无法顾及。1935年前后，观古堂藏书虽日益流散，仍由其子叶启倬、叶启慕兄弟经管。不幸的是，1938年11月长沙发生“文夕”大火，使叶氏观古堂藏书也难逃厄运，余下的宋元及善本书籍计存不多。叶启倬、叶启慕为了生计竟然将家传所剩珍本善本藏书加紧变卖，整个藏书除部分流散外，大部分由日本人山本购掠而去，从此，古观堂中许多珍品藏书流散日本。
盛氏后裔将愚斋藏书回流日本
“愚斋”是中国清末重要的政治家、企业家盛宣怀的藏书楼。盛宣怀收藏的书籍、金石、书画至1906年已达10万余卷。愚斋藏书中以普通本、通行本为主，并有许多善本和珍本。其特色：一是日本刊本较多。除日本人刊印的中国古籍外，另有日本人注释中国古籍的著作、作品集和医学著作。二是洋务派学者的著作和洋务运动的史料较为丰富。除洋务派学者著作外，还有他们的奏稿、公牍、日记、档案、海关进出口的统计报表等重要史料。在愚斋藏书中，有不少如《恩安县志》、明刊《淳熙三山志》这样的孤本和稀见之本，还有近300种医学古籍孤本。
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他苦心经营的愚斋藏书楼10余万卷藏书无人能管理。到了1932年，盛家的产业开始变卖和捐献，盛家后人把愚斋藏书的普通古籍捐给了民国政府，其余部分宋元版善本、珍本确定流入日本天理图书馆。据盛宣怀的《愚斋存稿并东游日记》中记载，1908年，在他赴日本治病期间，不惜重金在日本书市选购中国古籍数百部，运回中国归于“愚斋”。不料几十年后，愚斋藏书竟再次回流日本，令人欷歔不已。
李氏后代让敦煌宝藏流落日本
李盛铎的“木犀轩”藏书超过10万卷，收有海内外许多名家藏书，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还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京师大学堂总办等。民国后又曾任大总统顾问、参政院参议等多种要职。因此他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了许多敦煌文献。
1909年，敦煌藏经洞宝藏在被发现后的第九年，经斯坦因、伯希和劫掠后，还剩下94捆8000多件，由清政府完全接管，下令从敦煌运送北京。在从敦煌到北京的押运途中，主管此事的新疆巡抚何彦升并没有马上移交学部，他竟让儿子何震彝把车子接进他家。由何震彝和他的岳丈学部大臣李盛铎（木犀轩主人），利用职权之便把车上所有经卷写本翻了一遍，择其精品，窃取出来，归诸私藏。其中，李盛铎挑选了400余卷，何震彝也精选了几百卷。这实际上是腐败官员监守自盗、趁火打劫。其后人将私藏卖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时，其中只有一份记载432号敦煌文献的目录，却没有这批最好的敦煌文献。但1935年12月《中央时事周报》上突然刊登消息说，李氏藏卷被其子女以8万大洋的价格卖到了日本，这批敦煌文献从此销声匿迹。
事后查明，1935年李氏藏敦煌遗书为日本大谷探险队人购得，交给时任京都大学校长的羽田亨。
外卖日本的其他藏书楼古籍
除上述之外，还有藏书家后代导致国宝外流的事件。何震彝窃取的敦煌文献藏品后来也卖给日本京都藤氏有邻馆。“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杨氏“海源阁”的藏书，规模之大，质量之精，堪称盛名。在其第四代主人杨敬夫手中散失，为了换钱，他陆续将这些书高价出售。剩余部分归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其中一部分通过北平琉璃厂书商间接售予日本人。陈田的藏书“典押于书肆”，也整批地流落到日本。凡此种种，均为藏书家后代导演的古籍流失悲剧。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古国古籍文献流散与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