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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私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坛占主流地位，在日本几乎所有的近现代作家都创作过私小说，而探究私小说中封闭的自我环境的成因是研究私小说的主要途径。从真实性、传统性、封闭性、社会性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有助于全面阐述封闭的自我环境的成因，进而深入剖析私小说中自白的人性。
关键词：私小说；“自我”性；封闭性；真实性；社会性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8）06－0173－02
可以说，近代以来私小说一直是日本文坛的主流。它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学和文化的传统中，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可以追溯到古代平安时期的女性日记学。其纤细的风格，细腻的心理描写和较强的写实性，代表了日本文学的一个传统方向。许多私小说作家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自我”的表露。通过小说创作实现对自我的再认识，再现自己人生经历的部分片段，实现艺术的最高价值。因此，私小说作家认为：“自我”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应该把这个“自我”不加掩饰而且朴素地表现出来。由此可见“自我”是私小说作品的核心，是了解私小说的关键所在。拙文尝试对私小说在张扬“自我”的创作实践中所体现的几个明显特征从真实性、传统性、封闭性、社会性缺失几个方面进行解读，以求对当今中国和日本文坛流行的私小说创作提供一个参照。
一、“自我”真实性
左拉说：“小说家最高的品格就是真实感”。他否定小说的“虚构”，而崇奉近乎绝对的“写实”。田山花袋的重要论作《露骨的描写》仅有三千多字，却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一个宣言，是左拉创作真实感的延续。他在文章中称，当时的日本文学为“技巧时代”的文学，重词句、重华丽、重结构、重人物，认为这种文学时尚无法产生具有天衣无缝或行云流水般自然趣旨的浑圆之作。他主张文学摒弃虚饰的文风，而更加真切地表达“自我”。他关于露骨而大胆描写的主张，给当时的日本文坛及读者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田山花袋断言：“我认为，虽然在技巧论者眼中，‘露骨的描写’或‘大胆的描写’是笨拙的和支离破碎的。但实际上，这却是日本文坛的一种进步，或生命力跃动的体现。那些持否定意见的批评家，其实已大大地落后于时代。”作为这种理论的实践《棉被》在个体“自我”性心理的表现上具有独到之处，小说引起了极大关注。可以说，从明治维新的新文学起步到岛崎藤村的《破戒》，还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够这般真切而赤裸裸地表现个体“自我”的深层性心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他的创作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私小说”的印迹。通过“自我暴露”、“自我忏悔”再现了一段时期内自己的心迹。由于残疾儿“光”的出生和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调查,使大江的内心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苦恼。由此创作了《个人的体验》。作品写我面对残障儿的内心斗争:完全抛弃他，良心将不得安宁；正视他、接纳他,又缺乏足够的勇气和信心，于是“我”选择了让他“自然消亡”这条道路，暗示医生用糖水代替牛奶……“我”经过了“地狱”般的磨难后终于面对事实，勇敢地承担起了父亲的责任。大江通过自身的经历，披露了自己隐秘的内心世界，通过暴露实现忏悔，从而实现了内心世界的净化和平衡。
二、“自我”的传统性民族文化基础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审美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蕴涵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并且影响着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私小说之所以能占据日本文坛的主流，是因为日本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能使私小说产生的文化底蕴。“日本人的思想根本，认为真正的生活不在公共面而在私人面”。“日本的艺术正好带有愈成为艺术时其私人性格愈强，而公众性格愈趋于消失的特征”。日本文学艺术的这种特征，从古至今都贯穿于日本文学文本之中。日本古典文学的最高杰作《源氏物语》是以描写源氏“自我”私生活的变化为主线来表现没落贵族社会全貌的，其中大量掺杂了紫氏部个人对贵族社会衰落而产生的隐蔽心迹。以《紫氏部日记》为代表的女性日记文学也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身边琐事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品中的“自我”倾向极为明显。至于田山花袋、德田秋生、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作品自不待言，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雪国》、《千羽鹤》、《古都》中所表现的也都是“日本人的内心精华”。纵观日本文学史我们可以说，自古至今尽管作家经历的时代不同，但在创作实践上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取材于身边的琐事或自身生活，在对男女私情和“自我”私生活的展示上具有自我欣赏的倾向。在实践上始终贯彻了日本自古以来的“私小说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近代以来的私小说创作及创作中“自我”价值的实现。
三、“自我”的封闭性
私小说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小说：通过虚构塑造高于现实生活的艺术性，作家与作品中的人物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私小说最明显的特征是主人公一般是作者本人，即“自我”。“自我”是一种孤立于社会的存在，一般都拘泥于个人的身边世界，作品题材一般只限于作家个人的家庭和生活圈子。既不需要虚构生动曲折的情节，也不需要架设巧妙精致的结构，作家只是在写自己的生活，在孤零零地写“自我”。因而作品存在着视野狭隘、封闭的弊端。
日本私小说作家一味在内心深处咀嚼着孤独与感伤。他们的苦闷与其说来自于社会的压迫，还不如说更多的来自于家庭贫困、疾病和恋爱的烦恼。作家抒发的往往是一种感伤的情怀。如作家葛西善藏一生困苦，历经坎坷，曾做过列车乘务员、淘金人的挑夫。多年的贫困与流浪剥蚀了他的健康，以致抑郁而死。这样的生活经历深刻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比如，其处女作《可怜的父亲》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男性，他远离妻儿，流落在阴暗潮湿而且周围都是病人的郊区公寓里，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煎熬，用酗酒来打发疾病和不安的日子。葛西善藏以自己忧郁、孤独和贫困的生活为题材还写了十几篇私小说。这些私小说往往不着眼于外部事件的描写，不注重情节结构，而偏重于对“自我”心境的刻画。岛崎藤村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就曾说过：“我写《家》的时候，一切都只限于屋内的光景，写了厨房，写了大门，写了庭院,只有到了能够听到河水响声的房子里才写到河……”。这充分表明了私小说作家共同而自觉的追求：取材于身边琐事和作家私生活，不顾及他人及社会大环境的特点。
四、“自我”的社会性缺失及私小说的创新
综上论述私小说的这种客观的“自我”再现，暴露了它致命的弱点：私小说作家在表现某个主题时，往往就事论事，孤立地看待身边的琐事；把个体与群体分离，人与社会隔离，以暴露“自我”为最大的宗旨。作品内容内缩而又封闭。作家封闭在个人小天地里的浅吟低唱，与社会现实相脱节，丧失了文学作品应有的批判性和战斗力。私小说作家大多脱离社会、远离政治和疏远大众、很难超越“自我”，不能站在社会的高度来评价自己的生活和行为，只是孤立地描写身边琐事、情调低沉、色彩暗淡。伊藤整在《小说的方法》一书中指出，私小说作家是“实际生活的失败者”，是由现实逃往文学世界的“逃亡的奴隶”。其心理倾向是由社会上的“贱民”变为文坛上的“选民”，从而“弥补失落感”。日本的私小说就是这样缺乏社会性,显然不能承担起教育人、启迪人，去开创新生活的重任。私小说作家三浦哲郎在《白夜旅馆》中做了积极的探索，力求改变私小说的这一不足，塑造了一个社会化的“自我”。三浦哲郎在作品中叙述了自己一家人的故事，表达了自己的感情，抒发了对社会和时代的看法。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超越了私小说的固定模式，将主人公一家安排在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合理地安排文章的结构，反映了遗传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的矛盾，充分展现了处于矛盾体中的“社会化了的自我”。大江健三郎做了更为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虽然他也写感情纠葛和命运的暴戾，但能从这些琐事中带出一个全社会、全人类所关注的问题。他能在个人的体验中隐含着对人类自身的忧患；他能从表面的、个体的不幸中，探摸到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可喜地看到，传统私小说中的“自我”已经或正在走向社会，追求“社会化的自我”已越来越成为私小说作家创作的自觉意识。
参考文献：
[1] [日]胜山功.大正私小说研究[M].东京：明治书院，1980.
[2] [日]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M].东京：樱枫社，1982.
[3] [日]高桥春雄，等.近代文学评论大系（6）（7）[M].东京：角川书店，1972.
关键词：私小说；“自我”性；封闭性；真实性；社会性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8）06－0173－02
可以说，近代以来私小说一直是日本文坛的主流。它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学和文化的传统中，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可以追溯到古代平安时期的女性日记学。其纤细的风格，细腻的心理描写和较强的写实性，代表了日本文学的一个传统方向。许多私小说作家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自我”的表露。通过小说创作实现对自我的再认识，再现自己人生经历的部分片段，实现艺术的最高价值。因此，私小说作家认为：“自我”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应该把这个“自我”不加掩饰而且朴素地表现出来。由此可见“自我”是私小说作品的核心，是了解私小说的关键所在。拙文尝试对私小说在张扬“自我”的创作实践中所体现的几个明显特征从真实性、传统性、封闭性、社会性缺失几个方面进行解读，以求对当今中国和日本文坛流行的私小说创作提供一个参照。
一、“自我”真实性
左拉说：“小说家最高的品格就是真实感”。他否定小说的“虚构”，而崇奉近乎绝对的“写实”。田山花袋的重要论作《露骨的描写》仅有三千多字，却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一个宣言，是左拉创作真实感的延续。他在文章中称，当时的日本文学为“技巧时代”的文学，重词句、重华丽、重结构、重人物，认为这种文学时尚无法产生具有天衣无缝或行云流水般自然趣旨的浑圆之作。他主张文学摒弃虚饰的文风，而更加真切地表达“自我”。他关于露骨而大胆描写的主张，给当时的日本文坛及读者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田山花袋断言：“我认为，虽然在技巧论者眼中，‘露骨的描写’或‘大胆的描写’是笨拙的和支离破碎的。但实际上，这却是日本文坛的一种进步，或生命力跃动的体现。那些持否定意见的批评家，其实已大大地落后于时代。”作为这种理论的实践《棉被》在个体“自我”性心理的表现上具有独到之处，小说引起了极大关注。可以说，从明治维新的新文学起步到岛崎藤村的《破戒》，还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够这般真切而赤裸裸地表现个体“自我”的深层性心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他的创作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私小说”的印迹。通过“自我暴露”、“自我忏悔”再现了一段时期内自己的心迹。由于残疾儿“光”的出生和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调查,使大江的内心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苦恼。由此创作了《个人的体验》。作品写我面对残障儿的内心斗争:完全抛弃他，良心将不得安宁；正视他、接纳他,又缺乏足够的勇气和信心，于是“我”选择了让他“自然消亡”这条道路，暗示医生用糖水代替牛奶……“我”经过了“地狱”般的磨难后终于面对事实，勇敢地承担起了父亲的责任。大江通过自身的经历，披露了自己隐秘的内心世界，通过暴露实现忏悔，从而实现了内心世界的净化和平衡。
二、“自我”的传统性民族文化基础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审美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蕴涵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并且影响着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私小说之所以能占据日本文坛的主流，是因为日本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能使私小说产生的文化底蕴。“日本人的思想根本，认为真正的生活不在公共面而在私人面”。“日本的艺术正好带有愈成为艺术时其私人性格愈强，而公众性格愈趋于消失的特征”。日本文学艺术的这种特征，从古至今都贯穿于日本文学文本之中。日本古典文学的最高杰作《源氏物语》是以描写源氏“自我”私生活的变化为主线来表现没落贵族社会全貌的，其中大量掺杂了紫氏部个人对贵族社会衰落而产生的隐蔽心迹。以《紫氏部日记》为代表的女性日记文学也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身边琐事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品中的“自我”倾向极为明显。至于田山花袋、德田秋生、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作品自不待言，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雪国》、《千羽鹤》、《古都》中所表现的也都是“日本人的内心精华”。纵观日本文学史我们可以说，自古至今尽管作家经历的时代不同，但在创作实践上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取材于身边的琐事或自身生活，在对男女私情和“自我”私生活的展示上具有自我欣赏的倾向。在实践上始终贯彻了日本自古以来的“私小说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近代以来的私小说创作及创作中“自我”价值的实现。
三、“自我”的封闭性
私小说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小说：通过虚构塑造高于现实生活的艺术性，作家与作品中的人物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私小说最明显的特征是主人公一般是作者本人，即“自我”。“自我”是一种孤立于社会的存在，一般都拘泥于个人的身边世界，作品题材一般只限于作家个人的家庭和生活圈子。既不需要虚构生动曲折的情节，也不需要架设巧妙精致的结构，作家只是在写自己的生活，在孤零零地写“自我”。因而作品存在着视野狭隘、封闭的弊端。
日本私小说作家一味在内心深处咀嚼着孤独与感伤。他们的苦闷与其说来自于社会的压迫，还不如说更多的来自于家庭贫困、疾病和恋爱的烦恼。作家抒发的往往是一种感伤的情怀。如作家葛西善藏一生困苦，历经坎坷，曾做过列车乘务员、淘金人的挑夫。多年的贫困与流浪剥蚀了他的健康，以致抑郁而死。这样的生活经历深刻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比如，其处女作《可怜的父亲》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男性，他远离妻儿，流落在阴暗潮湿而且周围都是病人的郊区公寓里，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煎熬，用酗酒来打发疾病和不安的日子。葛西善藏以自己忧郁、孤独和贫困的生活为题材还写了十几篇私小说。这些私小说往往不着眼于外部事件的描写，不注重情节结构，而偏重于对“自我”心境的刻画。岛崎藤村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就曾说过：“我写《家》的时候，一切都只限于屋内的光景，写了厨房，写了大门，写了庭院,只有到了能够听到河水响声的房子里才写到河……”。这充分表明了私小说作家共同而自觉的追求：取材于身边琐事和作家私生活，不顾及他人及社会大环境的特点。
四、“自我”的社会性缺失及私小说的创新
综上论述私小说的这种客观的“自我”再现，暴露了它致命的弱点：私小说作家在表现某个主题时，往往就事论事，孤立地看待身边的琐事；把个体与群体分离，人与社会隔离，以暴露“自我”为最大的宗旨。作品内容内缩而又封闭。作家封闭在个人小天地里的浅吟低唱，与社会现实相脱节，丧失了文学作品应有的批判性和战斗力。私小说作家大多脱离社会、远离政治和疏远大众、很难超越“自我”，不能站在社会的高度来评价自己的生活和行为，只是孤立地描写身边琐事、情调低沉、色彩暗淡。伊藤整在《小说的方法》一书中指出，私小说作家是“实际生活的失败者”，是由现实逃往文学世界的“逃亡的奴隶”。其心理倾向是由社会上的“贱民”变为文坛上的“选民”，从而“弥补失落感”。日本的私小说就是这样缺乏社会性,显然不能承担起教育人、启迪人，去开创新生活的重任。私小说作家三浦哲郎在《白夜旅馆》中做了积极的探索，力求改变私小说的这一不足，塑造了一个社会化的“自我”。三浦哲郎在作品中叙述了自己一家人的故事，表达了自己的感情，抒发了对社会和时代的看法。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超越了私小说的固定模式，将主人公一家安排在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合理地安排文章的结构，反映了遗传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的矛盾，充分展现了处于矛盾体中的“社会化了的自我”。大江健三郎做了更为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虽然他也写感情纠葛和命运的暴戾，但能从这些琐事中带出一个全社会、全人类所关注的问题。他能在个人的体验中隐含着对人类自身的忧患；他能从表面的、个体的不幸中，探摸到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可喜地看到，传统私小说中的“自我”已经或正在走向社会，追求“社会化的自我”已越来越成为私小说作家创作的自觉意识。
参考文献：
[1] [日]胜山功.大正私小说研究[M].东京：明治书院，1980.
[2] [日]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M].东京：樱枫社，1982.
[3] [日]高桥春雄，等.近代文学评论大系（6）（7）[M].东京：角川书店，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