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伦理，而支撑中国人伦理道德的，是一个“义”字。这个“义”字，并非江湖义气的“义”，而是“信义”“道义”“正义”。
　　古人极重信义，往往有为守信而轻生者。尾生曾与人约桥下，潮汛忽至，他只好抱住桥柱子，直到被水淹死，也没有离开，被称为“抱柱之信”。故中国人讲究与人约不可无信，如其不然，则被视为寡廉鲜耻之徒，是再也无法去面对父老乡亲的。《史记》载，齐鲁交战，齐国赢了，侵占了鲁国不少土地。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庄公的手下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许诺归还鲁国的失地。事后，桓公想毁约，管仲说：“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在古人看来，失信如同失天下。汉高祖刘邦与父老约法三章，能够管用，是因为大家都很放心，知道刘邦意在天下，是不会失信于民的。
　　道义是古人坚守伦理道德，乃至以天下为己任的信仰。明嘉靖年间，曾冒死弹劾奸相严嵩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有一绝命联云：“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后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如李大钊、钱穆等都激赏之。西汉时人邹阳有《狱中上梁王书》，司马迁全文引录，其中有一段说：“盛饰入朝者，不以利污义；砥砺名号者，不以欲伤行。故县名胜母，而曾子不入；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做官就要先把个人利益放一放，要成为别人的榜样，不可让不当行言伤了一世英名。曾子是个孝子，因为有个县取名“胜母”，他便宁可绕行，也不经过。朝歌是殷朝故都，墨子认为早上不是唱歌的时候，所以回车不入。事关道义，哪怕是细节，古人也都极为重视。《鬻子》中，把知善不行叫狂，把知恶不改叫惑。在生死和道義面前，古人推崇选择重义而轻生。东汉傅燮为汉阳太守，遭到围攻时，儿子劝他弃城归乡。他叹道：“世乱不能养浩然之气，贪禄又欲避其难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终于临阵战死。
　　正义，体现了中国人是非分明的价值取向，包公、济公传说在民间的广为流传，正是因为他们能代表惩恶扬善、守护正义的良知。虽为街谈巷议，小说家言，但体现的是尊崇正义的价值观。《会稽典录》里记载，张温是非分明，决不苟苟。他死后，诸葛亮评价他：“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诸葛亮是智者，亦是大儒，对张温的执着既钦佩，又惋惜。但中国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是深入人心的，诸葛亮自己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践行者。是非面前，旗帜鲜明。原则问题，泾渭分明。是可贵的民族品格。
　　张荫麟先生（1905～1942）发表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纲》，曾备受史学界关注，正如他在《序》中所说，那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战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之际。在《中国史纲》献辞中，他有这样一段话：“惟我华胄，卓居族群；导中和之先路，立位育之人极……若乃势当危迫，志存忠节。蹈东海而死，义不帝秦；抗绝岛而兴，誓将恢汉。耻偷生之辱，血洗孤城；酬故主之恩，身膏敌斧。凛天地之正气，凌日月而永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几千年来，从未中断。无论是国步维艰的时刻，还是历史转折的关头，人间大义，家国情怀，总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流。
　　郭旺启荐自《联谊报》2018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