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海美术馆今秋告别南京西路，搬到浦东世博会中国宫去。那里场地大，可以做更大更炫的文章，地铁8号线“中国宫站”的站名据说也取好了。
美术馆的搬迁，使热爱它的艺术家们一直笼罩在伤感的情绪之中。为了这场恰如米兰·昆德拉笔下的“告别的聚会”，9月15日，在这幢昔日的英国跑马总会大厅里举办一个“景像2012——中国新艺术展”。
此次艺术展参展作品的形式与风格涉及装置、影像、绘画等，策展人希望在中国社会文化进程中，作品能提供无数个值得研究的个案，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依据。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后，笔者对此次展览的策展人、油画家、艺术评论家俞可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
为什么选择在上海美术馆即将搬迁的时间节点上办这个展览，展览本身试图承载哪个命题式的疑问？
俞可：上海美术馆即将搬迁和更名，这是一个契机。上海美术馆自从中国当代艺术1996年破门而入以来，这个即将随着历史的终结寓言般的艺术空间，中国当代艺术传播最重要的阵地，行将迁移或者说即将消失。作为上海美术馆现址的最后一个当代艺术展的每一个参与者，能否面对这座可供抽样的历史文化考量的建筑载体，而释放出自己独特的视觉认识，这本身就是值得去尝试的工作。
上海美术馆与当代艺术之间的“故事”将变成回忆，这种回忆意味着阶段性的结束，其无法猜测性和不确定性则促成了本次展览发生的可能。在今天物化的时代，我们的生存和文化无论在生活经验上还是视觉经验上都产生了和过去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以何种文化态度来应对这种新的状况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当下公众对艺术的理解和艺术的呈现方式更多地是在人为的、资本的、媒体娱乐化想象中完成，艺术家必须还原艺术的本质。
您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本来你们想借此机会将一批年轻人推上前台的，但是看了作品，觉得还是与预期的目的比较远。于是回过头来将方力钧、岳敏君、周春芽、尚扬、隋建国、汪建伟、谷文达、崔岫闻、尹秀珍、陈界仁、张大力、张洹、曹斐、秦琦、曹晖、谢南星、郭伟、周伟华、邱黯雄、unmask小组参展等已经成熟的当代艺术家喊拢来做世面。难道你们就不能对年轻艺术家包容点吗？
俞可：2006、2007年以来，当代艺术领域的年轻艺术家们面临着社会的剧烈变化，特别明显的是来自资本的冲击与诱拐，还有社会底层道德架构的松动与崩坍，所以有些知识结构不完整或社会经验匮乏的人会显得力不从心。面对新的课题，力图体现的力量也不及老艺术家来得生猛和持久。我们确实在策展之初就希望让年轻艺术家把握这个机会，但审读作品后发现与当初的预想有距离，于是不得不临时调整我们的策展路径。
年轻艺术家中途被劝退，他们是否会认为被抛弃？
俞可：他们确实比较失望，但挫折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经历和财富。他们甚至认为我们有偏见，功利性太强，故意忽略他们的存在。但我们的选择是有道理的，一切为了艺术本身。
现在你们邀请的艺术家阵容确实强大，但我也看到有个别争议很大的、甚至被上海媒体当作骗子来批评嘲笑的艺术家加盟，您是否担心这种情况会影响到公众对艺术展本身的评价？
俞可：这是出于偏见，艺术的偏见，人脉关系的偏见。不过坦白说，邀请熟悉的人参展，我想因为他们是优秀者。艺术创作有一个漫长的累积过程，从稚嫩到成熟，与观众、媒体是互动的，交流的，时时发生关系的，接受者的意见对艺术家是重要的，所以选择他们不是罪过。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主导者和引领者。当然我们也时刻在发现确实有才华、有思想的新人。
您认为当下公众对艺术的理解和艺术的呈现方式，更多地是在人为的、资本的、媒体娱乐化想象中完成，艺术家必须还原艺术的本质。而艺术在当下的呈现是多元的，多义的，多样的，您要求的还原，是否会制限艺术家的创造？
俞可：当代艺术应该保持它一贯的批判性和探索性，这个坚持在作品中应该贯穿始终，也就是还原艺术的使命。具体到作品的创作，我相信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角度与维度，我们只是为他们针对性的表述提供一个思考艺术本质的平台与机会，未来的时间会提供更大的空间。好的艺术家是永远不受形式限止的。
照您说来，展览的名称是不重要的？就像无标题音乐……
俞可：今天放在艺术家面前的问题是创新，主题相对不再重要，展览时机和理由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的深度与力度，是如何坚持一贯的先锋态度，进而探讨由资本扩张、国家传媒所植入的中国式的思维转变，重新还原艺术的存在价值。
此次艺术展参展作品的形式与风格涉及装置、影像、绘画等，您希望作品能提供无数个值得研究的个案，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依据。但是我感觉到，参展艺术家与您的某些观点并不一致，能否透露一下您认为最能体现办展思路的几件作品吗？
俞可：艺术家还在“路上”，作品还在不断修改或完善，这是一场痛苦分娩。坦率说，有些艺术家的作品与我们的策展思路存在某些冲突。我们无法预见作品最后的呈现会是怎样一种形态，传递给外界怎样一种思考或启示。
参展作品的最后呈现如果与您的策展思路不一致，您与艺术家之间谁会作出最后妥协？
俞可：首先我要强调的是，艺术家与策展人之间永远做不到完全一致，艺术不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它是不可复制的。甚至连艺术家本人也常常无法预测作品的最终形态，艺术按照自己的生命成长演变。不过我们会通过沟通来了解创作情况，给艺术家一点提醒。差异化、多义性、随意性本来就是艺术需要的状态。
当代艺术作品与普通观众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事物大不一样，您认为他们会不会误读你们的展览？
俞可：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肯定不一样，也不是我们习惯中的图像，呈现与媒介都不一样，这就对我们的视觉听觉提出新的要求。我们要改变自己的观赏习惯与角度，调整心态，充实知识，去分享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也是时代给我们的机会，就像过去是工业革命，现在是电子革命，受此影响的产品设计与生活方式肯定不一样。我们可以不断更换手机，为什么不能正确地接受当代艺术呢？
难道艺术家本身就没有与观众亲近的自觉意识吗？
俞可：艺术家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目空一切，经常是高傲的，但他们不是上帝的化身，不承担传道或解救的任务。他们的作品被误读也不是坏事，被娱乐化也无关系，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也是艺术表现的诱人之处。但是艺术家一定要真诚，不要卡拉OK，要创新，出思想，拿出独一无二的作品与观众、城市建立关系，丰富公众的认知，启发大家的想象，这是艺术的底线。同时，观众也不要轻率地嘲笑艺术家。
美术馆的搬迁，使热爱它的艺术家们一直笼罩在伤感的情绪之中。为了这场恰如米兰·昆德拉笔下的“告别的聚会”，9月15日，在这幢昔日的英国跑马总会大厅里举办一个“景像2012——中国新艺术展”。
此次艺术展参展作品的形式与风格涉及装置、影像、绘画等，策展人希望在中国社会文化进程中，作品能提供无数个值得研究的个案，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依据。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后，笔者对此次展览的策展人、油画家、艺术评论家俞可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
为什么选择在上海美术馆即将搬迁的时间节点上办这个展览，展览本身试图承载哪个命题式的疑问？
俞可：上海美术馆即将搬迁和更名，这是一个契机。上海美术馆自从中国当代艺术1996年破门而入以来，这个即将随着历史的终结寓言般的艺术空间，中国当代艺术传播最重要的阵地，行将迁移或者说即将消失。作为上海美术馆现址的最后一个当代艺术展的每一个参与者，能否面对这座可供抽样的历史文化考量的建筑载体，而释放出自己独特的视觉认识，这本身就是值得去尝试的工作。
上海美术馆与当代艺术之间的“故事”将变成回忆，这种回忆意味着阶段性的结束，其无法猜测性和不确定性则促成了本次展览发生的可能。在今天物化的时代，我们的生存和文化无论在生活经验上还是视觉经验上都产生了和过去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以何种文化态度来应对这种新的状况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当下公众对艺术的理解和艺术的呈现方式更多地是在人为的、资本的、媒体娱乐化想象中完成，艺术家必须还原艺术的本质。
您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本来你们想借此机会将一批年轻人推上前台的，但是看了作品，觉得还是与预期的目的比较远。于是回过头来将方力钧、岳敏君、周春芽、尚扬、隋建国、汪建伟、谷文达、崔岫闻、尹秀珍、陈界仁、张大力、张洹、曹斐、秦琦、曹晖、谢南星、郭伟、周伟华、邱黯雄、unmask小组参展等已经成熟的当代艺术家喊拢来做世面。难道你们就不能对年轻艺术家包容点吗？
俞可：2006、2007年以来，当代艺术领域的年轻艺术家们面临着社会的剧烈变化，特别明显的是来自资本的冲击与诱拐，还有社会底层道德架构的松动与崩坍，所以有些知识结构不完整或社会经验匮乏的人会显得力不从心。面对新的课题，力图体现的力量也不及老艺术家来得生猛和持久。我们确实在策展之初就希望让年轻艺术家把握这个机会，但审读作品后发现与当初的预想有距离，于是不得不临时调整我们的策展路径。
年轻艺术家中途被劝退，他们是否会认为被抛弃？
俞可：他们确实比较失望，但挫折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经历和财富。他们甚至认为我们有偏见，功利性太强，故意忽略他们的存在。但我们的选择是有道理的，一切为了艺术本身。
现在你们邀请的艺术家阵容确实强大，但我也看到有个别争议很大的、甚至被上海媒体当作骗子来批评嘲笑的艺术家加盟，您是否担心这种情况会影响到公众对艺术展本身的评价？
俞可：这是出于偏见，艺术的偏见，人脉关系的偏见。不过坦白说，邀请熟悉的人参展，我想因为他们是优秀者。艺术创作有一个漫长的累积过程，从稚嫩到成熟，与观众、媒体是互动的，交流的，时时发生关系的，接受者的意见对艺术家是重要的，所以选择他们不是罪过。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主导者和引领者。当然我们也时刻在发现确实有才华、有思想的新人。
您认为当下公众对艺术的理解和艺术的呈现方式，更多地是在人为的、资本的、媒体娱乐化想象中完成，艺术家必须还原艺术的本质。而艺术在当下的呈现是多元的，多义的，多样的，您要求的还原，是否会制限艺术家的创造？
俞可：当代艺术应该保持它一贯的批判性和探索性，这个坚持在作品中应该贯穿始终，也就是还原艺术的使命。具体到作品的创作，我相信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角度与维度，我们只是为他们针对性的表述提供一个思考艺术本质的平台与机会，未来的时间会提供更大的空间。好的艺术家是永远不受形式限止的。
照您说来，展览的名称是不重要的？就像无标题音乐……
俞可：今天放在艺术家面前的问题是创新，主题相对不再重要，展览时机和理由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的深度与力度，是如何坚持一贯的先锋态度，进而探讨由资本扩张、国家传媒所植入的中国式的思维转变，重新还原艺术的存在价值。
此次艺术展参展作品的形式与风格涉及装置、影像、绘画等，您希望作品能提供无数个值得研究的个案，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依据。但是我感觉到，参展艺术家与您的某些观点并不一致，能否透露一下您认为最能体现办展思路的几件作品吗？
俞可：艺术家还在“路上”，作品还在不断修改或完善，这是一场痛苦分娩。坦率说，有些艺术家的作品与我们的策展思路存在某些冲突。我们无法预见作品最后的呈现会是怎样一种形态，传递给外界怎样一种思考或启示。
参展作品的最后呈现如果与您的策展思路不一致，您与艺术家之间谁会作出最后妥协？
俞可：首先我要强调的是，艺术家与策展人之间永远做不到完全一致，艺术不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它是不可复制的。甚至连艺术家本人也常常无法预测作品的最终形态，艺术按照自己的生命成长演变。不过我们会通过沟通来了解创作情况，给艺术家一点提醒。差异化、多义性、随意性本来就是艺术需要的状态。
当代艺术作品与普通观众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事物大不一样，您认为他们会不会误读你们的展览？
俞可：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肯定不一样，也不是我们习惯中的图像，呈现与媒介都不一样，这就对我们的视觉听觉提出新的要求。我们要改变自己的观赏习惯与角度，调整心态，充实知识，去分享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也是时代给我们的机会，就像过去是工业革命，现在是电子革命，受此影响的产品设计与生活方式肯定不一样。我们可以不断更换手机，为什么不能正确地接受当代艺术呢？
难道艺术家本身就没有与观众亲近的自觉意识吗？
俞可：艺术家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目空一切，经常是高傲的，但他们不是上帝的化身，不承担传道或解救的任务。他们的作品被误读也不是坏事，被娱乐化也无关系，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也是艺术表现的诱人之处。但是艺术家一定要真诚，不要卡拉OK，要创新，出思想，拿出独一无二的作品与观众、城市建立关系，丰富公众的认知，启发大家的想象，这是艺术的底线。同时，观众也不要轻率地嘲笑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