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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来与一位旧时同窗网聊,因为她正在南洋理工读博,所以我自然说起白天听讲狮城教育情况的事情。我说,他们的小学语文课很有意思,念《三字经》念得手舞足蹈。
她说这有什么新鲜,新加坡的小孩不愿学华文,觉得很难,所以只重听说,不重写。并且作了个类比:他们学华文就像我们学英文吧。
这倒是,我们的小学英语课就远比语文课有趣,这是很多孩子的感受。
她的话也印证了南侨小学叶丽珊老师的介绍,新加坡就是想通过所谓“种子教学”、“戏剧教学”,“让学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轻松有效地学习华文”,“使华文华语更生动有趣,更有生命力”。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然而我们在对学生母语兴趣的培养上却是很失败的。这么看来,无论是“我的脸部表情”、“量词多胞胎”等游戏的童“趣”盎然,还是诵读、唱游、讲故事、声音情绪的表达、想象与创造游戏等对于戏剧元素的借鉴,新加坡人在激发学生学习华文兴趣方面确实是动了不少的脑筋,也应该是比较成功的。
让我们惭愧的还不止这些,像老祖宗的《三字经》我们弃如敝履,倒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地区奉若珍宝。儒教的智慧、传统文化的瑰宝,何时才能回归我们的课堂?
(二)
而作为语文教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他们读书时的琅琅音韵,以及同时所伴随的肢体动作。这种“边开口边动手”的语言练习,乍看很奇怪,其实表现力是相当丰富相当惊人的,而且我以为,这对于中文的记诵恰恰是非常有益的。
这两天在读《谈美》。当中谈到艺术模仿技巧的“传达”方法时,说到写字、作画、唱歌、跳舞等艺术的学习,就是要练就“特殊的筋肉的技巧”。而在诗文的学习中,也有情感的、思想的、语言的筋肉活动的存在。朱光潜引曾国藩《家训》里的话说明诗文重“气”就是一种筋肉的模仿活动:
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须熟读古人佳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奔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
可见朗诵的重要。“大抵学古文者,必须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能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读书切戒在慌忙,涵咏工夫兴味长。”就是说,要通过诵读让中文的声响在喉舌筋肉上留下痕迹,养成喉舌的筋肉技巧。这是学中文的一个重要方法。
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余光中在《自豪与自信——我的国文启蒙》一文中深情回忆了自己的国文影响。一位戴先生讲《爱莲说》,“摇头晃脑,用川腔吟诵,有金石之声。这种老派的吟诵,随情转腔,一咏三叹,无论是当众朗诵或者独自低吟,对于体味古文或诗词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父母闽腔吴调的口授启蒙,兼采二舅父哦叹之音,也都对作者的中文学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白先勇自幼酷爱“昆曲”,昆曲中的柔婉唱腔,中文字里行间的美妙音韵,给了白先生一生的奠基。记得大学时有一次听苏大中文系的周秦教授讲昆曲,现场箫声,和着中古音朗诵《枫桥夜泊》,所展现的中文音韵的魅力,让半通中文的我至今难忘。更何况,影像中新加坡小学生的诵读不止“喉舌的筋肉活动”,更有全身肢体的动作。肢体语言对于语言表现力的增强不必详述,生活中我们多有这样的体验。新加坡小孩唱游《西游记》时配套的肢体语言,以及“数青蛙”时借助肢体表情来训练朗读技巧,学习中文表达的做法实在令人感慨,让人惊叹。我相信,学生从中学到的正是中文意境最可贵的“意会”和中文声响最可贵的“语感”。你不觉得这样的记诵方式比起单纯的诵读、比起繁复的讲解更有效吗?由此看来,这种肢体语言,就不是简单的“兴趣”一言可以蔽之了。
我还注意到影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都是学生的活动,没有老师的出现。当然,游戏活动不可能没有老师的组织,重要的是,他们看出了他们一种立足学生本位的倾向,把充足的时间还给养成期的孩子训练,这对于提高中文肯定大有裨益。
我们的语文教学,是不是应该让学生“动”起来,让中文“动”起来呢?突然想到:我们在苦苦寻求的东西,有时候,恰恰是被我们丢失留存在国外的“家底”……
(三)
前些日子,听人说顾老师在教学生“读经”了,不知道是不是教小学生,如果是,我建议她用新加坡人的方法,身体都“动”起来,不要只“君子动口”。
顾老师是我大学时候的老师,儒学大师钱穆的外孙女。这件事由她做,让人酸楚,也让人感动。
近来与一位旧时同窗网聊,因为她正在南洋理工读博,所以我自然说起白天听讲狮城教育情况的事情。我说,他们的小学语文课很有意思,念《三字经》念得手舞足蹈。
她说这有什么新鲜,新加坡的小孩不愿学华文,觉得很难,所以只重听说,不重写。并且作了个类比:他们学华文就像我们学英文吧。
这倒是,我们的小学英语课就远比语文课有趣,这是很多孩子的感受。
她的话也印证了南侨小学叶丽珊老师的介绍,新加坡就是想通过所谓“种子教学”、“戏剧教学”,“让学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轻松有效地学习华文”,“使华文华语更生动有趣,更有生命力”。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然而我们在对学生母语兴趣的培养上却是很失败的。这么看来,无论是“我的脸部表情”、“量词多胞胎”等游戏的童“趣”盎然,还是诵读、唱游、讲故事、声音情绪的表达、想象与创造游戏等对于戏剧元素的借鉴,新加坡人在激发学生学习华文兴趣方面确实是动了不少的脑筋,也应该是比较成功的。
让我们惭愧的还不止这些,像老祖宗的《三字经》我们弃如敝履,倒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地区奉若珍宝。儒教的智慧、传统文化的瑰宝,何时才能回归我们的课堂?
(二)
而作为语文教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他们读书时的琅琅音韵,以及同时所伴随的肢体动作。这种“边开口边动手”的语言练习,乍看很奇怪,其实表现力是相当丰富相当惊人的,而且我以为,这对于中文的记诵恰恰是非常有益的。
这两天在读《谈美》。当中谈到艺术模仿技巧的“传达”方法时,说到写字、作画、唱歌、跳舞等艺术的学习,就是要练就“特殊的筋肉的技巧”。而在诗文的学习中,也有情感的、思想的、语言的筋肉活动的存在。朱光潜引曾国藩《家训》里的话说明诗文重“气”就是一种筋肉的模仿活动:
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须熟读古人佳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奔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
可见朗诵的重要。“大抵学古文者,必须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能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读书切戒在慌忙,涵咏工夫兴味长。”就是说,要通过诵读让中文的声响在喉舌筋肉上留下痕迹,养成喉舌的筋肉技巧。这是学中文的一个重要方法。
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余光中在《自豪与自信——我的国文启蒙》一文中深情回忆了自己的国文影响。一位戴先生讲《爱莲说》,“摇头晃脑,用川腔吟诵,有金石之声。这种老派的吟诵,随情转腔,一咏三叹,无论是当众朗诵或者独自低吟,对于体味古文或诗词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父母闽腔吴调的口授启蒙,兼采二舅父哦叹之音,也都对作者的中文学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白先勇自幼酷爱“昆曲”,昆曲中的柔婉唱腔,中文字里行间的美妙音韵,给了白先生一生的奠基。记得大学时有一次听苏大中文系的周秦教授讲昆曲,现场箫声,和着中古音朗诵《枫桥夜泊》,所展现的中文音韵的魅力,让半通中文的我至今难忘。更何况,影像中新加坡小学生的诵读不止“喉舌的筋肉活动”,更有全身肢体的动作。肢体语言对于语言表现力的增强不必详述,生活中我们多有这样的体验。新加坡小孩唱游《西游记》时配套的肢体语言,以及“数青蛙”时借助肢体表情来训练朗读技巧,学习中文表达的做法实在令人感慨,让人惊叹。我相信,学生从中学到的正是中文意境最可贵的“意会”和中文声响最可贵的“语感”。你不觉得这样的记诵方式比起单纯的诵读、比起繁复的讲解更有效吗?由此看来,这种肢体语言,就不是简单的“兴趣”一言可以蔽之了。
我还注意到影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都是学生的活动,没有老师的出现。当然,游戏活动不可能没有老师的组织,重要的是,他们看出了他们一种立足学生本位的倾向,把充足的时间还给养成期的孩子训练,这对于提高中文肯定大有裨益。
我们的语文教学,是不是应该让学生“动”起来,让中文“动”起来呢?突然想到:我们在苦苦寻求的东西,有时候,恰恰是被我们丢失留存在国外的“家底”……
(三)
前些日子,听人说顾老师在教学生“读经”了,不知道是不是教小学生,如果是,我建议她用新加坡人的方法,身体都“动”起来,不要只“君子动口”。
顾老师是我大学时候的老师,儒学大师钱穆的外孙女。这件事由她做,让人酸楚,也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