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来与一位旧时同窗网聊，因为她正在南洋理工读博，所以我自然说起白天听讲狮城教育情况的事情。我说，他们的小学语文课很有意思，念《三字经》念得手舞足蹈。
　　她说这有什么新鲜，新加坡的小孩不愿学华文，觉得很难，所以只重听说，不重写。并且作了个类比：他们学华文就像我们学英文吧。
　　这倒是，我们的小学英语课就远比语文课有趣，这是很多孩子的感受。
　　她的话也印证了南侨小学叶丽珊老师的介绍，新加坡就是想通过所谓“种子教学”、“戏剧教学”，“让学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轻松有效地学习华文”，“使华文华语更生动有趣，更有生命力”。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然而我们在对学生母语兴趣的培养上却是很失败的。这么看来，无论是“我的脸部表情”、“量词多胞胎”等游戏的童“趣”盎然，还是诵读、唱游、讲故事、声音情绪的表达、想象与创造游戏等对于戏剧元素的借鉴，新加坡人在激发学生学习华文兴趣方面确实是动了不少的脑筋，也应该是比较成功的。
　　让我们惭愧的还不止这些，像老祖宗的《三字经》我们弃如敝履，倒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地区奉若珍宝。儒教的智慧、传统文化的瑰宝，何时才能回归我们的课堂?
　　
　　(二)
　　
　　而作为语文教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他们读书时的琅琅音韵，以及同时所伴随的肢体动作。这种“边开口边动手”的语言练习，乍看很奇怪，其实表现力是相当丰富相当惊人的，而且我以为，这对于中文的记诵恰恰是非常有益的。
　　这两天在读《谈美》。当中谈到艺术模仿技巧的“传达”方法时，说到写字、作画、唱歌、跳舞等艺术的学习，就是要练就“特殊的筋肉的技巧”。而在诗文的学习中，也有情感的、思想的、语言的筋肉活动的存在。朱光潜引曾国藩《家训》里的话说明诗文重“气”就是一种筋肉的模仿活动：
　　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须熟读古人佳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奔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
　　可见朗诵的重要。“大抵学古文者，必须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能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读书切戒在慌忙，涵咏工夫兴味长。”就是说，要通过诵读让中文的声响在喉舌筋肉上留下痕迹，养成喉舌的筋肉技巧。这是学中文的一个重要方法。
　　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余光中在《自豪与自信——我的国文启蒙》一文中深情回忆了自己的国文影响。一位戴先生讲《爱莲说》，“摇头晃脑，用川腔吟诵，有金石之声。这种老派的吟诵，随情转腔，一咏三叹，无论是当众朗诵或者独自低吟，对于体味古文或诗词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父母闽腔吴调的口授启蒙，兼采二舅父哦叹之音，也都对作者的中文学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白先勇自幼酷爱“昆曲”，昆曲中的柔婉唱腔，中文字里行间的美妙音韵，给了白先生一生的奠基。记得大学时有一次听苏大中文系的周秦教授讲昆曲，现场箫声，和着中古音朗诵《枫桥夜泊》，所展现的中文音韵的魅力，让半通中文的我至今难忘。更何况，影像中新加坡小学生的诵读不止“喉舌的筋肉活动”，更有全身肢体的动作。肢体语言对于语言表现力的增强不必详述，生活中我们多有这样的体验。新加坡小孩唱游《西游记》时配套的肢体语言，以及“数青蛙”时借助肢体表情来训练朗读技巧，学习中文表达的做法实在令人感慨，让人惊叹。我相信，学生从中学到的正是中文意境最可贵的“意会”和中文声响最可贵的“语感”。你不觉得这样的记诵方式比起单纯的诵读、比起繁复的讲解更有效吗?由此看来，这种肢体语言，就不是简单的“兴趣”一言可以蔽之了。
　　我还注意到影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都是学生的活动，没有老师的出现。当然，游戏活动不可能没有老师的组织，重要的是，他们看出了他们一种立足学生本位的倾向，把充足的时间还给养成期的孩子训练，这对于提高中文肯定大有裨益。
　　我们的语文教学，是不是应该让学生“动”起来，让中文“动”起来呢?突然想到：我们在苦苦寻求的东西，有时候，恰恰是被我们丢失留存在国外的“家底”……
　　
　　(三)
　　
　　前些日子，听人说顾老师在教学生“读经”了，不知道是不是教小学生，如果是，我建议她用新加坡人的方法，身体都“动”起来，不要只“君子动口”。
　　顾老师是我大学时候的老师，儒学大师钱穆的外孙女。这件事由她做，让人酸楚，也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