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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老师托梦
这一天，据报道是北京三十年来最冷的一天，零下17摄氏度。
小区的供暖好像得到了酷寒到来的消息，比往常更勤奋地工作着。
子夜时分，暖暖的被窝暖暖的屋里，朱老师悄悄地来到我身边，一如既往地微笑着，托付给我一个梦。我在黑暗中睁开眼，那个梦清晰如在眼前：
朱老师对我说：“我就要走了，你帮我去放一群小鱼儿吧。”梦中，小桥绿苔和清澈的河水似曾相识，一群被释放的小小鱼儿顺着水流，欢快自由地游向远方，留下一圈圈涟漪。她微笑着指给我看，她将要去的那个地方。一个新生婴儿仰面天空，甜美地笑着。
白天，张抗抗（朱老师的女儿，著名作家）从杭州发来短信，她母亲病危，已经送进了杭州浙医二院重症监护室，医生说恐怕坚持不了几天了。
我惊坐而起。全身突然冷得发抖，摸摸索索抓到了手机。马上订机票。双手却发颤不听使唤，一个“送出”的指令总是难以实现。朱老师是来告别的。她要走了。泪水盈满了双眼，再也看不清手机屏上显示的提示。马上去机场，一定会有机票。我相信，爱常常会是一种奇迹。
我喃喃自语：“朱老师，等我…… ”声音微弱而遥远。
二、朱老师和小鱼儿
杭州、建德、月亮坪、江水、沙滩……在记忆深处叠现，穿过时间隧道，纷至沓来。
我与朱老师在江边沙滩上散步，我挽着她的右胳膊，她用左手抚着我的掌心，手掌上传来心底的温暖。
我与她一同参加《浙江日报》文艺副刊的笔会，笔会在建德的月亮坪举办。
那是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日子。早上，我从绍兴到杭州，拖着一只行李箱往浙报赶。远远看见写有“浙江日报”的大客车已经发动，著名报人李君旭站在车前，正抬着胳膊看表。
李君旭是这次笔会的总领队，他高大的个子，有着播音员似的男中音。见我走近，他扯起嗓门吼：“全车就等你一人了！”那时我是个文学青年，对文学大咖非常崇敬。李君旭盛名远扬，周恩来总理去世后，他创作的《周恩来遗嘱》在民间广泛流传，对“四人帮”的下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他为之付出了锒铛入狱的代价，直至“四人帮”被打倒，他才扬眉吐气出了监狱，收获了荣誉与光环。
我不敢看他，涨红脸缩着脖，一声不响钻进了汽车。
车上坐满了人，随行的周老师正在清点人数。他面色严肃地责怪道：“喏喏喏，绍兴嘠近还要迟到！”感觉满车微愠的目光刺向我，我尴尬而狼狈地寻找座位。
“来我这儿坐吧！”一个温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像遇到救星似的转过身去，第一排的位置应该是留给德高望重长者的专座，声音正是从那儿传来的。没错，就是她，给我解围了！她皮肤白皙，高高的双颧中间耸着挺直的鼻梁，一双细眯眯的眼睛，透出善解人意的温暖目光，朴素的短发熨帖地拂在耳边，掩饰不住她年轻时的靓丽。我心跳加速，她会不会就是那个久负盛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刚调到《江南》杂志社的朱为先老师？我有些紧张又很期待地转身朝她走去。
没错，她就是朱为先老师！她挪着身子，招呼我坐下。她个子不高，有恰如母亲的厚实身体和丰硕的胸。怕我挤，她又往里挪了一下，一边宽谅地说：“一大早从绍兴赶过来很辛苦的！长途汽车哪有那么准点的！”
她的话暖到了我的心窝里，我暗自庆幸遇到了一个懂得体谅我的人。我抹了抹脑门上沁出的汗，结结巴巴地说：“是呀是呀，昨天想早睡还是没早睡，就怕迟到还是迟到了！”
她安慰道：“业余作者不容易的！没关系，咱们赶上就好！”她将咱们加了着重音，好像我们相识很久，轻松地驱走了我的紧张与尴尬。
江水鼓噪着，推起另一轮波浪。饭后自由活动，朱老师提议一起到江边散步。
“最美的事儿就是停在海上，因为你可以从这儿向四周很远很远的地方望去，同时天空悬在上面，像一个巨大的玻璃钟……”此时，月亮像一个水晶球一样，游走在深蓝色的玻璃上。
朱老师正在向我讲述《海的女儿》：“……当海是非常平静的时候，你可以瞥见太阳，它像一朵彩色的花，从它的花蕊里射出各种色彩的光……”她的普通话带德清口音，声音细软柔和，在月色下、在水的上空轻轻荡漾。我惊讶她的血液里好似流淌着童真，整个身心都被童话滋养着。
波浪渐渐平静，水浸湿了我们的鞋底。我们正要离去，见沙滩低处，浪潮经过的地方，有小小的荧光跃动，一跳一跳的，接着这小小的光点就消停了，稍息，又起劲地跃动。那点点银光是这么细小，那么微弱，就像融在沙滩里似的，一般人很难察觉。朱老师眼尖，好奇地拉着我往那光点跳动的地方走去：“去看看，那是什么小精灵。”她的双腿与身体相比略显纤细，双脚小巧，支撑着丰满厚实的身体，下坡的步子就显得有些摇摆。我抽离她的手，站定着，说：“我去吧，万一有个意外我跑得快。”她咯咯笑着，没有理会我，兀自朝那光点跳跃的地方走去。
她像孩子似地蹲在地上，用手小心地捧起沙滩上的小生命——那是一些银色的小鱼儿，被一波波的浪推上了沙滩，江水退去，它们被搁浅在这儿，作着生命的努力抗争，小小的身体，在月色的映照下，跃动着点点荧光。
“回到大江里去吧，你们的妈妈等着你们呢！”她怜悯的口吻像是这些小生命的妈妈，眼神专注而充满慈爱。我们一起把小鱼儿捧在手心，走向江边，轻轻地把它们放入水中。
抢救完跳跃的生命，我们把那些已失去生命的小鱼们埋在密密柔柔的沙子里，隆起了一个小小的沙堆儿。“这里就是它们的家。”朱老师放心地说着，一边将沾在手上的沙粒清除干净。
完成了这些，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月亮停在天空不走了，水晶盘一样挂着，旁边好多闪闪的小星星。”回去的路上，朱老师一路都在背诵着自己的作品。
这一夜我们宿在月亮坪最好的宾馆。我们俩住进了同一间架在水面上的屋子。屋的地面由厚厚的钢化玻璃铺就，能见到深蓝色的水在脚下流漾，水面不时掀起一圈圈涟漪，那一定是不肯安睡的鱼儿和风的戏水。 夜深了，我轻咳一声，试探朱老师是否已经入睡。她轻轻地回应：“小鱼儿们一定找到家了。”
我扑嗤笑出声来。我们都无法入睡。
我说：“朱老师，我一定是沾你的光，住进这么美的屋！”
她说：“两颗心撞在一起是缘分！只要你的心是美的善的，总会与美好相遇。”
我们俩同时大笑。这一夜，我们这两个虽然相差几十岁、隔着辈份，却有着同样的近乎孩子般疯癫的“文学爱好者”，讲了一个又一个童话故事，有的是自己即兴编的，有的是童话书里的故事。我们在水声和笑声中度过了一个毫无睡意的夜晚。
三、孩子
天还没有放亮。空气与地面好像冻成了一个大大的冰球。我戴上棉帽，蹬上棉靴匆匆上路了。
清晨的北京机场不像白天那样热闹。我倚在售票窗口，紧张地盯着票务员的表情，等待着她搜票的结果。她才二十出头，睫毛膏刷翘的睫毛下双眼笑盈盈的，给人一份亲和感。我向她大致讲了去杭州的理由：“我必须要买到票，朱老师一定在等我！”我反复强调。
“哦！”她飞速地滑动着鼠标，很认真地说：“我相信人到临终是有意志的，会一直等着他希望见到的人赶到。那年我奶奶去世前就是这样，我爸爸在新疆，她一直等到我爸爸赶到才合眼！”
“票会有的，别着急！”她宽慰我。
稍息，她态度友好地给我出了一张待机票，“有座位的，”她说：“你想见的那个人，一定会等着你！”
飞机到达了杭州萧山机场，我惴惴不安地拨了婴音的电话（朱老师的小女儿张婴音，儿童文学作家）。电话那头是忙音。不详的征兆闪电一般掠过。
焦急反复的拨打中，婴音终于接起了电话，声音因哽咽而断断续续：“我已经一片混乱，无法判断到底妈妈会怎样……你还是不要来了，免得看到难过……”她抽泣着，说不下去了。电话“啪”的断了，留下一串茫然不知所措的嘟嘟声。
“我要走了，帮我去放一群小鱼。”我晃了晃脑袋，耳边是朱老师的声音，清晰的梦。
“朱老师，等着我，我一定去买了小鱼，完成你的托付后，就来见你！”我嗫嚅着走出机场，
跳上一辆出租车，急慌慌朝绍兴鱼市场赶。
汽车驶出高速，我感觉一阵阵眩晕。
建德那次笔会，我严重晕车。我们坐大巴去月亮坪镇上采访，朱老师早早给我占了前排的座位，见我上车，她起身让我坐靠窗的座位，从包里掏出一只塑料袋，塞在我的座位旁，小声地说：“备着点，要吐时用，实在不行还可以打开窗户！”
之前，我对自己已有身孕浑然不知。早上起床，一连串的呕吐，还以为是这几天连续坐汽车颠簸所致。朱老师不知从哪里去要了酸菜和辣萝卜条，她像个孩童一样顽皮地笑着，把酸的和辣的放在左右手，要我挑选，我抓起了辣萝卜条就塞进嘴里。她眯笑着眼，侧着脑袋，看着我狼狈地咀嚼，端给我一杯水。
傍晚，我们去爬山，朱老师问我：“我去替你请假，你别去了吧？”
我皱了皱眉问：“为什么？”心下思忖，莫不是是她年龄大了，爬不动山，让我陪她去散步吧？
她没有理会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观察你两天了，你大概是怀孕了！”
我愣愣地站着。我实在没有任何做妈妈的心理准备，我工作不稳定，我要当作家的梦想还没有实现，我……
我嘴角撇出一个疑问，歪着脑袋问道：“你怎么知道？”
她丝毫不在意我的态度，亲切地说：“我看你连着呕吐两天了，情绪也不稳定，这哪像是一般的晕车或是水土不服。要知道，我可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呀！”
我咬着嘴唇，固执地加入了登山的队伍。我就要去跳就要去跑，自然流产就省事了！
我们的队伍进行登山小组比赛，李君旭扯着嗓门招呼：“加油！看谁最先拿下瞭望塔上那面旗帜！奖励就是晚上吃大虹鳟鱼！”我登上一块大岩石，正准备往下跳，一双手拉住了我，小小的软软的手，白皙的皮肤下裸露着青色的血脉。是朱老师。她一直默默地跟着我，我顾自往前冲，却浑然不知她不声不响地跟在后面。
她吃力地喘着气，“你不能跳，慢慢下来！”她依然微笑着，语气却很坚决。
我一定是被她感动了，也许还有无可奈何。我从巨大的岩石滑下来，跟着她走，一边踢着脚边的碎石。
下坡时，我们走得很慢，朱老师走在前面，她挑选那些盖着红色松针的柔软的路走，确认没有危险，就唤我：“走这边！”
快到山脚，小路渐渐宽阔，地面踩得很瓷实，泥土发红，路两边是笔直的杉树，夕阳透过树缝撒下一片细细碎碎的金色，整个山间散发着森林的甜味。
我们并排走在一起。她抓起我的手，逗笑我：“你看你看，鱼妈妈来了！”我扑嗤笑了出来。
我们又挽起手，走在下山的路上。一种母女般的情感温暖着我。我出生在一个医学科学家的家庭，父母亲太忙，把出生不久的孩子一一送出家门，交给奶妈喂养。等我们长大回到父母身边，他们忙着著书立说做科研，常常疏忽了与孩子的交流。我自小就幻想，哪一天母亲能搀着我的手，与她的体温一起温暖呢？朱老师的手小而柔软，我尽享着这双手、这颗心传递给我的满满的爱。
朱老师突然问我：“你知道抗抗的最大理想是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我只知道张抗抗——她的大女儿是著名作家，我读过她的小说《北极光》，她描写的人物很打动我。
路边是婆娑的竹林，在春的季节里，笋尖儿争先恐后挤挤挨挨地生长，繁衍着延绵不断的新生代。朱老师的眼睛迷人地笑弯着：“抗抗小时候，我问她，你长大了最想做什么？抗抗毫不犹豫地说：‘当妈妈’！”
她瞄了我一眼。我满脸疑惑：大作家小时候的梦想竟是当妈妈？朱老师好像看透了我的疑问，缓慢而沉着地继续着她的话题：“其实我们最伟大的使命就是组建一个家，传承生命，当好妈妈！”她长舒一口气，好像为明白表达出她的观点而轻松了许多。
“珍爱生命，这四个字并不简单，每一棵草一朵花一条小鱼都是生命，在我眼里甚至每一块石头都是会说话的！”她笑着，露出一排整齐的牙。我注意到，一只小飞虫正叮在她脸上，她轻轻地挥手让它离开，好像对待一个调皮的孩童。 “当好妈妈很难，但是很幸福！”她讲起了她与她的两个女儿的故事。
那时候，她在中学当老师，每个月微薄的工资，除了养活女儿以外，还要资助婆家的亲戚，“张白怀去劳动了（注：朱为先老师的丈夫，自1952年起就遭受了不幸，被强迫离家劳动改造），那真是要一分一厘一丝一毫地精打细算着过日子。”我惊讶地看着她，她提起这些苦难的往事，好像是在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脸上没有阴霾也没有怨艾。
“抗抗要上小学了，要一个书包，但是最便宜的书包也要几元钱，我就想自己给她缝一个。找来找去，我找出了一块土布，花的，我想还挺好看的。”她羞赧地笑了，“我好不容易缝好了，里面能装好几本书呢。可是，那天放学回来，抗抗挂着眼泪，说同学们一个个比谁的书包好看，都嘲笑她这个土布袋子。”
“那时候螺蛳是最便宜的荤菜，青菜也才几分钱一斤，那就是我们的主菜。螺蛳汤拌饭就着青菜，又好吃又便宜。我呢，宁可省下饭钱，也要带女儿去看儿童剧、舞台剧、话剧。我还带她们去看过芭蕾舞呢！”她回忆起这些尘埃里的故事，一如既往地带着微笑。
我紧紧地挽着她的胳膊，生怕她会从我身边突然消失似的。
“我现在理解了抗抗为什么会梦想当妈妈！”我说。一个从日常生活中抠出钢镚儿带孩子去看话剧的妈妈，想方设法给孩子做美丽书包的妈妈，长长的黑夜的小巷中伴着孩子一路讲故事的妈妈，孕育出两个女作家的妈妈……我想象不出有什么样的母亲可以与朱老师媲美，在这样一个母亲面前，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当母亲？
林间的山洼里，虫儿们使劲鼓噪着。走着走着，我站住了，问道：“朱老师，我还是想不通，你的日子过得这么难，生活对你太不公平了，你怎么还能总是把微笑挂在脸上？”
一丝阴影掠过她的眉际，她沉思片刻，顺手从路边的灌木丛拈了一片黄叶在手心，揉碎了，又撒手放回泥土，慢声细语地说：“就说我独自带孩子那几年吧，日子虽然很艰难，但是，有可爱的孩子陪伴我，再苦的日子也就不觉得艰难了。”微笑又重新回到了她的脸上：“有时候，路显得很长很难走，但是你可以用一个个童话故事去填充它，让这条路变得很有意思。人的一生其实都在写故事，故事写得精彩不精彩跟作者有关，跟别人没有关系。既然跟别人没有关系，有什么理由对别人绷着脸呢？”
那天晚上，确实如李君旭所说，我们的饭桌上端上了一盘诱人的虹鳟鱼，上菜的服务员说：“这虹鳟鱼难得吃到啊，是我们富春江的特产，周恩来总理来这儿时，我们做的也是这种红烧虹鳟鱼。”
我专挑了鱼的眼睛，我要做妈妈了。我暗自发现我已找到了做妈妈的理由。我举起筷子。吃了鱼眼睛，孩子的眼会很漂亮。我孩子气地想。桌对面，朱老师正笑眯眯地看着我。
四、作者·编者
杭州萧山机场到绍兴的路并不遥远，如果车开得快一点，用不了半小时就到了。但我觉得这条路实在太长了，此刻朱老师躺在重症监护室，她是不是一定能等到我完成她的托付，听我讲放生小鱼的故事呢？
汽车下了杭甬高速进了绍兴。
那时还没有家庭电话，没有手机，更没有高速。我翻译了第一篇纪实小说《狗与它的主人》。翻译完后，我寄给朱老师，请她帮我发表，随后的日子，便掰着手指计算着哪天可以出版了。
有一天，朱老师忽然出现在绍兴，站在我面前。起初我以为是幻觉，当她笑容可掬地连着喊我的名字，我才确信这是真的。
我们沿着鲁迅故居前的青石板道走，一弯小河沿着不宽的路向前延伸，河面上有一挂挂小桥，河道窄窄的，河壁的岩石长满了青苔。我们步上了小桥，踏入小巷，青石板的路面发出咯噔咯噔的美妙的声响。她说：“你翻译的这个故事太感人了！”
故事讲述的是主人与他的两条狗的故事。
清晨，老人带着他的两条狗去森林里散步。出门时太阳还是金色的，树尖儿像燃了火一样。忽然，林间暗了下来。顷刻，雷电大作，大雨倾盆而下。主人急急地带两条狗出了树林。在下山的路上老人心脏病犯了。道路崎岖，路途遥远，两条狗狂吠求救。山上空无一人。情急之中，两条狗艰难地用嘴咬住老人的衣角一点点往前拖，用身子使劲拱着老人的身体一步步往前推，连拖带拽，硬是把老人带出山，送回了家。在邻人的帮助下，老人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朱老师用手比划着说：“翻译小说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首先要把故事读懂读透，包括作者的风格，语句的特点，然后根据你的理解来进行再创造。”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然后放慢了语速说：“我觉得哦，”她又停顿了一下。朱老师一向很少批评人，更不要期望听到从她嘴里讲任何负面的语句了。我心一沉，便问：“朱老师，稿子是不是枪毙了？”
她几乎笑出了声：“你别紧张，这么好的故事我怎么舍得把它枪毙呢？”她往前走着，我跟上她的脚步，她回望我一眼，说：“你的翻译太拘泥于原文的字句了。我知道中国人与美国人在文化上是有差异的，如果你不能理解原小说的文化内涵，一个字一个字直译会太牵强。”听朱老师这么说，我心里更加肯定：翻译稿被枪毙了！
“从你翻译的整个故事来看，原作中主人与狗应该是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吧？咱们中国人往往不太理解这一点，‘狗和人怎么会是父与子的关系呢？根据我的理解把你的翻译稿改动了一下，包括称谓，我专程来绍兴找你，就是怕自己改错了，特地来向你求证，并征得你的同意！”她停下步来，抿起嘴，很诚恳地望着我。
这个夜晚，听说朱老师来了绍兴，好多业余作者都带着自己的作品来看望她，围着朱老师，听她谈文学：“黑暗的那一面当然可以写，但是作为作家还是要多写真善美，让人们在黑暗中也能看到希望！”她用肯定的语气说：“文学的本质就是愉悦并鼓舞人们！”她的整张脸都洋溢着笑容，这笑容一直延展到她大大的耳轮！
五、寻找
汽车终于到达绍兴。我急急地赶去市场寻找小鱼。
大云桥农贸市场，门口活跃着一排鱼摊虾摊。我仔细地寻找，乌鲢鱼鲫鱼螺蛳青黄鳝还有鳗鱼，就是没有朱老师托梦给我的那种寸把长的小小鱼，甚至连体态小小的泥鳅都见不到。 我沮丧的往市场深处走，心底问道：朱老师朱老师，买不到小鱼是不是可以买些大鱼呢？好歹也是鱼啊？
我分明看见朱老师微笑着对我说：这世界上分工很清楚呀，大鱼可供人食用。还是尽量找小小鱼吧，那些拇指长短的鱼苗们，它们还没长大呢！
朱老师从不愿意让别人对她失望，她更相信自己的生命距离衰老还远。那年她已79岁，虽然患有高血压，已连续多年服用降压药，但她的声音清脆而年轻，她擅长步行、体力尚好，她还想证明自己具有充沛的生命能量。那一次家乡的老同学聚会登山，张老师担心她会过于劳累，劝她不要去，但她执意去了。登山回到杭州后，由于过度劳累而诱发了脑溢血。
那年我已去了美国。在大洋彼岸，我隔三差五给朱老师打电话。我知道她又去了绍兴，去看望我的女儿，带去了《白雪公主》《海的女儿》和《格林童话》；她像一个外祖母一样，定期给我女儿寄去她编辑出版的一系列《少儿故事》；逢年过节时，她会寄去亲手制作的写满期望话语的美丽卡片。
可是，这一天我始终没有拨通她家的电话，甚至在后来整整的一段日子，电话那头都是令人费想的无人应答。但是我深信：爱是一种怎么也丢失不了的联系。我一定会找到朱老师。
我在纽约的图书馆翻到了张抗抗新著的散文集。其中有一篇《苏醒中的母亲》轰然入目，文章讲述了她的母亲突发脑颅出血的前后：
年近八十高龄的母亲长期患高血压，令我一直牵挂悬心。2002年秋天的这个凌晨，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母亲猝发脑溢血，已经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
飞机降落在萧山机场，我像一粒子弹，从舱门里快速发射出去。子弹在长长的通道中一次次迅疾地转弯，而我的双脚却绵软无力，犹如一团飘忽不定的雾气，被风一吹就会散了……
走进重症监护室最初的那一刻，我找不到我的母亲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仅仅只是一天，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了管子，头颅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
张抗抗《苏醒中的母亲》
我把书丢给管理员，径直疾步去了旅行社，订回国的机票。我的脑袋涨得发痛，原来失联的真相在这里！
我怎么从没有考虑过疾病会一如常人降落在朱老师身上，为什么我没有不断关照她嘱咐她提醒她，生命老化就是身体器官不断衰竭的过程，她的生命故事当然躲不开衰老的章节！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过问过她的高血压病？在人生的一系列丧失中，唯有亲朋好友的关爱是必须不断增加的。爱可以原谅一切，唯独忽视不能原谅。
自责像一把锋利的刀，一丝丝地将记忆撕割成碎片，穿过机场的玻璃大门时，没有看清大门的存在，一头撞去，几乎粉碎了我的眼镜。
朱老师去生死关头游了一遭。她回来了。她真正回来了吗？她还认得出我吗？
急匆匆地走进农贸市场，一位妇人拦住我，拎着一条鱼干问：“螺蛳青要不要？今年刚腌制晒干的，新鲜的还能见到血丝呢！”
“我要找鱼苗！”我说：“兴许你能帮到我！”
妇人摇摇头，失望的口吻：“嘠好的鱼干不要？现在是冬天，哪有鱼苗卖！”
我心一凉，不甘心地说：“我一定要买到小小鱼儿，是我的老师托梦给我的！”
我把故事大概讲了一遍。妇人歪着脑袋，将鱼干靠在腿边，同情地说：“临终托付是一定要办到的！喏，门外西北角上，专门有那些偷偷来卖鱼苗啊或者野生动物啥的，也许你能碰上呢！”
从纽约飞到上海，我搭上了去杭州的大巴。路上，我记起朱老师曾经给过我张抗抗在北京住宅的电话，她说：“你留着，兴许哪天抗抗能帮到你……”
这是我第一次给抗抗打电话。
“我妈妈手术后，还在浙医二院住院，我爸爸一直陪着她……”
原来，找到失联的朱老师并不难，只要有这份心。我从值班处问到了朱老师的床位。穿过楼道的时候，一个精干的老人正在我前面推着一辆轮椅慢慢地走，一边走一边讲着什么，这中气十足的嗓音一听就是张老师了！轮椅上那个白发老人不就是朱老师吗？我轻轻地跑过去，抓过了轮椅推手……
朱老师竟然大声喊出了我的名字！这让我十分意外。“你呀，我全世界人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也不会把你的名字忘了！”她一如既往地编织着最美好的词句，微笑表达着她源于血液的爱。
我没有想到，她大脑的复原力如此惊人！生物遗传基因研究者说：这是基于基因的强大。病理学家认为是自身努力锻炼的结果。
这一年她年近八十，经历了脑溢血和开脑颅大手术，手术后昏迷了三天，八天后才开始能说简单的词语。此刻，她注视着我，甚至可以将以前与现在进行比较，她带着欢喜的语气说：“你戴眼镜了呀，比起你以前不戴眼镜的时候，现在看起来好看多了呢！”她的语言依然带着童话感，幽默而具有不一样的情趣。
朱老师斜躺在钢丝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这双白皙柔软的手已布满了老年斑，虽然微微发颤，我依然感到手心传递的温暖。
一位护士走到床边分配药品，说：“老太太可讨喜啦！专门表扬我们。明明打针出淤青了，问她疼不疼，她会说你打得可好啦！一点都不疼，还尊称我们为白衣天使。”
朱老师笑盈盈的眼睛不眨一眨地看着我。我有些伤感，抽了抽鼻子，没有让泪流下来。她的大脑虽然不再有能力思考复杂的问题，不再如当年那样可以替人解决难题，但是她依然本能地坚持着自己性格中最基本的善意——习惯去发现对方的长处，哪怕一丝一毫的优点，也会毫不吝啬地夸奖对方。她总是在鼓励别人，她相信鼓励就是最好的帮助。
十几年以后的今天，朱老师走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即便不能独自料理生活、甚至在重症监护室进入昏迷状态，她的潜意识中，仍然习惯性地为他人考虑，启发我寻找一种最好的告别方式。
我终于找到了小小鱼儿。
一位戴着帽子的中年男子蹲在墙角边，他的脚边放着一只大号塑料盆，盆里面是一只特大黑色塑料袋。他簌簌地抖开袋口，小鱼儿们挤挤挨挨，突然涌进的光线使它们蹦跳着溅起了水珠儿。我惊讶地屏住了呼吸：昏迷中的朱老师依然是有灵性的，瞧，眼前这些小小鱼们，竟然与她托梦给我的那些鱼们长得如此相似！她怎么知道它们藏在这里？科学该怎样解释这种超灵验的感应呢？ 六、朱老师和张老师
“三十元一斤！”卖小鱼的伸出三根粗粗硬硬的手指比划：“一分也不能少，”他吸了吸鼻子说：“这小鱼专门卖给小饭店做油炸鱼的，裹一层面粉再炸，连骨头都是酥脆酥脆的！外地来绍兴旅游的人多，这道菜可热门啦！”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好像吃着小鱼，津津有味地咽了口唾沫。
原来朱老师托梦是要我来解救这些小小鱼们的！这种小鱼儿，绍兴人叫它们螺蛳青苗，能长到十几斤重一条，肉厚厚的，是晒鱼干最好的鱼种。
我皱了皱眉。“能不能便宜点？我全拿走！”我把朱老师托梦让我放生小鱼儿的故事，向他大致讲了一遍。
卖鱼的一愣，擤了擤鼻，手一挥，大不咧咧地说：“去放生呀，那我不多说了，二十五一斤，全拿走吧！”
“七斤九两！”过完秤，他边扎口袋边说，“你那位朱老师真是有灵性，我不是每天都带小鱼来的。”
鱼儿在手上沉甸甸的。朱老师的面容在我眼前闪现，在月亮坪的沙滩上，我们捧着小鱼，将它们送回了家。
手臂开始酸胀，我把装满水和小鱼的大袋子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暗自思忖：寻找真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只要明确自己要寻找什么，就一定能够找到。我抬头四望，现在，哪里去寻找这些小鱼们的家呢？
从菜场出来就是绍兴的主要街道解放路，穿过马路就到了鲁迅铜像广场。一路上回味着卖鱼者说的话：这油炸小鱼骨头酥脆酥脆的。我不禁黯然神伤，要不是朱老师托梦，这些小小鱼儿的命运就惨了！
路上，想起了朱老师的爱人张白怀老师。前不久我到杭州去看望朱老师的时候，他们正在吃中饭。饭桌上有一盘清蒸鱼、一碗豆腐、一碟切得很细的油菜。张老师正在给朱老师喂鱼，目光里满是柔情与怜爱，如同一位专心饲喂婴儿的爸爸或者兄长。
“鲫鱼最有营养，肉细嫩，可惜就是刺多一些。”他一边说，一边极其小心地用筷子将鱼拨得细碎，然后蘸上汁送进朱老师的嘴里，用哄孩子的口吻说：“小心哦，实在还有刺就吐出来。”
朱老师孩子似地点点头。
张老师转过脑袋对我说：“年纪大了，我的眼睛也不行了，真怕看不见的小刺卡到她。”
朱老师是抗战后期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按政策，死亡线上回来的朱老师，在丧失了独立生活能力之后，完全有条件长期住医院或养老院，把每天的生活起居交给医护人员处理。她的两个女儿考虑到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二十几年劳动改造的艰苦岁月，使他患上了腰肌劳损，骨椎损伤等顽疾，有时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要忍受巨大的疼痛，便多次提出让父亲和母亲分开两个房间，夜里请家里的保姆陪伴母亲，以便使父亲得到好的休息。这个建议却被张老师生气地拒绝了。他圆瞪起眼，亮起嗓门喝斥道：“我就是她的专职护理和陪伴，晚上起来服伺她大小便是我应该的。别跟我啰嗦这些！”那神情分明告诉大家：我在朱老师在，朱老师在哪我在哪！他必须要亲自照顾她，给予她最贴心的护理。
十几年来，张老师每天无微不至地守护着朱老师，几乎寸步不离。为她喂饭、分药送药，上洗手间、陪她走路锻炼体能……即使两人都病了一同住院却不能同住一个病房时，他也会想方设法求医生把他的床位安排在朱老师隔壁的病房，随时倾听朱老师的动静。每天只要一输完液，他就赶紧下床，守候在朱老师的身边。年年月月，从不间断。爱是一种长情相伴，是一种相依为命，子女只能无言。
朱老师八十八岁生日那天，我前往庆生。
酷暑天，张老师不在家。我正惊讶，只听脆亮的声音从走廊外面传来。正是张老师。他推开门一边脱鞋，一边迫不及待地讲着今天的时事：“希拉里一年365天三百天穿梭在世界各地，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真不简单！”
听见他说话，朱老师笑眯眯地转过头去。电视机播放着时事，画面上正是希拉里访问亚洲的场景。我问朱老师：“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朱老师大声地说：“当然知道，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呀！”我惊讶地感叹，如朱老师这般高龄，又动过脑颅手术，如果不是张老师每天和她互动，还有小女儿婴音每天回家来看望她，给她念童话故事，朱老师的记忆和语言表达能力大概很难恢复得这么好。
张老师喜欢与朱老师说悄悄话，他给她讲故事，讲时事，分享他的感悟，让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朱老师，依然在有声有色的日子里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张老师在八十七岁高龄那年，着手整理自己和朱老师大半生的作品，出版两人合集《双叶集》。那么厚的一本书，若是从这边翻开，是张老师的照片和作品；若是从另一边翻开，就是朱老师的照片和作品。分不出哪边是正面，哪边是反面。就像他们相依为命的人生，互为表里。
张老师一边照顾着轮椅上的妻子，一边继续他的激情写作。在92岁高龄那年，他以每天写一千字的速度，完成了他的长篇新作《摇晃的天目山——天目钱塘八年抗战纪实》。“那时我在《民族日报》当记者，亲身经历了浙东地区的抗战，如果我不写出来，这段历史就成空白了！”
记得当我后来成为一名记者，再次见到张老师时，曾不无崇敬地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倾力而为，真是我们当记者的榜样啊！”他朗声大笑，然后轻描淡写地说：“男人的责任嘛！”
朱老师六十大寿时，我们相约见面，人生一个甲子过去，讲起与张老师青年时代的爱情故事，朱老师依然带着甜美和羞涩：“他那时是记者，去杭嘉湖一带采访，住在我父亲家里，我和他特别谈得来，我们有相同的理想。后来他果然千辛万苦地回德清来找我，我就跟他走了……”
朱老师与张老师的爱情生活历尽坎坷，在朱老师最需要臂膀支撑的时候，张老师却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很多年里，只能在周末才能回家团聚。
“我最痛苦的是，当他终于回到家里，抗抗不认识他，看着他就是不肯叫爸爸。”朱老师这样说的时候，眼角挂着泪珠。
巨大的精神苦痛与生活重担，并没有压垮青年时代播种的爱情，双目相视电击般迸发的生命火花，历尽劫波经久不衰。几十年的坎坷生活，他们不仅共同养护了一个温暖的家庭，还培育出了一双杰出的女儿。 七、游走的小鱼
过了解放路就是矗着鲁迅铜像的文化广场。我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八点半。冬日的南方，没有阳光的天，阴冷而潮湿。我查了一下微信，没有来自抗抗和婴音的信息。已陷入昏迷两天的朱老师怎么样了？我心急如焚。但愿她能等着我。我相信她一定会等我，等着听我讲放生小鱼的故事！
我着急地寻找着放生小鱼的河流，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鲁迅路路口。脚下的青石板路虽是近年修葺的，却再也踩不出当年那“咯噔噔”的古老乐声了。猛然记起这里就是朱老师来绍兴看我时，我们手挽手走过的地方。
塑料袋装着水，装着七斤九两的鱼，手提着它越来越沉重了，小鱼儿们在沉闷的环境中，安静得连一点儿挣扎声都没有。感觉自己正肩负着一份未完成的神圣托付，我的双眼湿漉漉的，泪眼蒙眬中，感觉朱老师始终都在我身边，支撑着我，给我力量，这使我不再觉得手中物的沉重。
这不就是我要找的河吗？我倒抽一口气：眼前这条小河与梦中的河流如此相似。不宽的河道，河壁布满青苔，清澈的水流动着，在拐角的石礅处转个弯儿，荡起一圈圈涟漪，很快就顺着流向，朝鉴湖水系奔去了。
我惊叹梦境的再现，朱老师真能托梦么？抑或对她思念太深，日有所想夜有所思而产生的梦境？有研究者说，这是一种OBE现象，是回忆、幻想、猜测和期望相结合的产物。
生命常会有超出想象的能量。宇宙有太多的未知性留给后人研究。记得电影《回到未来》的结尾台词：“路？我们要去的地方……不需要路。”高科技、黑洞理论、未来设备从没有先导指引。我分明看见朱老师走向了远方。
我找了一个河埠，顺着石阶而下，解开塑料袋，将鱼儿和着水缓缓地汇入河流。这是一个几千条小小鱼们组成的大军团，它们迅速地潜入水底，顷刻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方的水源入水口，不知是不是有水泵助流，水由南向北流得很急。我正朝着鱼儿们游去的方向默念，忽见，一条不到一寸的小小鱼儿逆着水流往回游来，由于水急，这条小鱼不得不沿着河壁，费力地缓慢滑动着小小的身体。游到我眼前时，这条小鱼竟然停了下来，似乎想要对我说什么。流水推动着它，使它的小小躯体在水中飘忽不定，它费力地往河壁靠，以便不被河水冲走，能看见它的小尾巴在清澈的水流中费力地不停地抖动着。
我心生诧异与感动，这条不足一寸长的小小鱼儿游回来干什么？它是代表大军团游回来致谢的么？要我带去对朱老师的感谢和祝福？如果我没有亲见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小小的鱼儿怎么会有灵性呢？我手忙脚乱地掏着手机，拍下这小小精灵的见证。
挥挥手向鱼儿们告别。我如释重负——解救生命！临终告别原来可以用这种爱的形式进行。
小小鱼们终于轻轻地游走了，不起一丝波澜。天依然阴沉着，好像下雪的前兆。九点过了。我随手招呼了一辆出租车：“快！去杭州浙医二院！”
八、重症监护室、插管、眼泪和告别
汽车开往杭州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接到了抗抗的短信，她说：“10点，我在医院东侧门大厅里等你！”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没有提及朱老师，那么，朱老师一定还在等我！
我紧张起来。从夜半两点开始折腾了，从北京赶到绍兴再到杭州，行程漫漫，一路提心吊胆。身上穿的是随手拎起的皮衣，帽子是一顶只适合在北京戴的长毛帽子，一双长到膝盖下的大棉筒靴。
从月亮坪笔会后，我和朱老师经常见面。一次，我带着新写的短篇小说《乡村厂长》去见她，穿着一件新买的蓝底印花夹克。她一眼扫见了我的新衣，笑着说：“衣服很雅致哦，就是有个饭渍。”边说边起身去找毛巾，给我擦拭。
我低头才发现，右边衣角有点小小的白点，那是早上喝粥不小心溅上的。我自己都没注意，倒是被朱老师发现了。我脸一红，暗暗警醒自己，优雅是一种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更是一种文化气质。应该像朱老师那样，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质地的衣服，都要穿出整洁和优雅。
杭州到了，我摘下棉帽塞进包里，掏出梳子拢了拢头发。打开手机上的镜子，早上走得太急没化妆，面色惨白，我拿出腮红，点扑了一下。每次见朱老师，不管她病情如何，她都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我的名字。我不能以邋遢狼狈的模样去见她。
我一眼见到了抗抗，她站在浙医二院住院部门口，双眼在过往的人群间穿梭，脸面上显示着焦虑。她在等我。美和爱都是一种传承，抗抗从她母亲那里传承的正是那种美与优雅。尽管面临母亲临终的灾难，她依然将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一双随意穿的布鞋与全身的暖色穿着浑然一体，给人一种镇定与温暖。
我看了一眼抗抗，想问又不敢问，心情忐忑。
“朱老师……”我张了张口。
抗抗眼神黯淡，忧伤地说：“我想，她是在等你……”
我在心里默念：“朱老师，我赶来了！你托梦让我去放生小鱼，我做到了……”
跨出电梯，重症监护室门口是三三两两集聚的患者家属，有人在低头抽泣。楼道里消毒水味夹裹着寒冷。我打了一个寒战。婴音面色惨白，流着眼泪从监护室里走出来。她解下口罩，好像被噎着似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终于轮到了可以进去探望几分钟的机会。我想象着朱老师脸上是否还挂着笑容，听我讲小鱼游走的故事。
穿过一道白色屏风隔成的小巷，我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慑：这是临终告别的大场地么？或者直白地称为临终陈列展？几十张，也许上百张铺着白色床单的钢丝床，床上都是走到生命边缘或尽头的重病患者，他们正在竭力配合各种各样的仪器，与疾病作最后的抗争。
机器的轻微搏动、病人们戴着管子呼噜噜地喘息吐气与呻吟，这些声响聚集在一起，像沉闷的雷声，从看不见的远方隐约传来。这最后的告别竟如此仓促狼狈与匆匆，像是一场为上百个临终病人集体安排的遗体告别。
我感觉一股寒气从脑袋穿过心田一直冰到了脚心。
随着引领我终于看见了朱老师，她的双眼紧闭，陷入深度昏迷，面部毫无表情。一根导管从机器上塞进她嘴里，通向她的喉咙。她对于我的到来已全无知觉。 我低下头去，贴近她的脸，但我感觉不到她的呼吸，更看不到她的微笑。认识朱老师三十四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如此“生气”“漠然”的样子。我宁可相信，她心底依然在发出温暖而轻柔的呼唤，却被这根冰冷的长管子阻隔了，她显得多么无奈无助而又无力啊！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一声声叫着朱老师，她却始终没有睁开眼睛，哪怕看我一眼。她脸上那种死寂般的安静，令我战栗。
一种直击心灵的哀伤与悲楚占据了我的全身。朱老师，难道你不想听我讲小鱼的故事了么？
朱老师，你怎么成了这样？你明明走进了我的梦，托付我去解救那群小鱼，让这些鲜活的小生命有生存下去并活泼泼成长的权利……
我突然一眼瞧见了盖在朱老师身上的白被子，白被子的下方没有掖住，露出朱老师的一只右手，这只手我们曾经无数次挽在一起。我毫不犹豫地将手伸过去，轻轻地握住了它。我感觉这只手比以往更柔软了，依旧微热着传递着她的温暖。我轻轻地抓住它，放在我的手心，让我的血脉和她流在一起，产生更多的热量，也许她会感到一点暖意。我感觉她的手在我的掌心里有一丝丝的颤动。她一定知道我来看她了，她一定知道我从来都没有违背过承诺，我读懂了她托梦给我的生命意义。
此时她的手与我的手交融在一起，我有太多的话要说。我要告诉她，连小小鱼儿也知道感恩，它逆流游回来驻在岩壁，为的就是传达小小鱼们的感恩之情。
可是，朱老师却再也听不见我的话了。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悲伤的情绪排山倒海似的浸湿了我的整个身体……
这时，抗抗走出了医生办公室，走到母亲床边，向母亲俯下身来。她轻轻拭去了挂在母亲左眼角的一滴眼泪。这滴泪明明白白地诉说着她大脑深处依然存在的意识和情感。
我重又登上了飞机。距我昨天飞来杭州，相间不到24小时。飞机启动的时候，我接到了抗抗的短信——11：39。也就是说在我离开半小时后，朱老师离去了！
朱老师告别了她所热爱的世界。昏迷多日，她没有留下遗言。但她在最后一刻是有意识的。我相信。她一直在等着我。她一定听到了我对她说的那些话。也一定感知到小鱼们快乐地游走了。她因此心安心舒了无牵挂而去……
飞机轰轰地震动着机身，穿越长长的跑道腾空而起。瞬间，重重叠叠的云海将人世间的景象隔离了。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洁白的云团里，我望见了一个圣洁的灵魂，正冉冉升入九天之上，蔚蓝色的天空中，闪现着她灿烂的微笑——那是朱老师的告别，是她送给亲人们最好的告别！
从高高的天空俯瞰地面，我看见了我和朱老师手挽手走过的月亮湾。金黄色的油菜花开遍田野。我们蹲着身子，小心地捧起被浪冲上沙滩的银色小鱼儿，将它们放回水中……
朱老师的童话仍然在继续……
这一天，据报道是北京三十年来最冷的一天，零下17摄氏度。
小区的供暖好像得到了酷寒到来的消息，比往常更勤奋地工作着。
子夜时分，暖暖的被窝暖暖的屋里，朱老师悄悄地来到我身边，一如既往地微笑着，托付给我一个梦。我在黑暗中睁开眼，那个梦清晰如在眼前：
朱老师对我说：“我就要走了，你帮我去放一群小鱼儿吧。”梦中，小桥绿苔和清澈的河水似曾相识，一群被释放的小小鱼儿顺着水流，欢快自由地游向远方，留下一圈圈涟漪。她微笑着指给我看，她将要去的那个地方。一个新生婴儿仰面天空，甜美地笑着。
白天，张抗抗（朱老师的女儿，著名作家）从杭州发来短信，她母亲病危，已经送进了杭州浙医二院重症监护室，医生说恐怕坚持不了几天了。
我惊坐而起。全身突然冷得发抖，摸摸索索抓到了手机。马上订机票。双手却发颤不听使唤，一个“送出”的指令总是难以实现。朱老师是来告别的。她要走了。泪水盈满了双眼，再也看不清手机屏上显示的提示。马上去机场，一定会有机票。我相信，爱常常会是一种奇迹。
我喃喃自语：“朱老师，等我…… ”声音微弱而遥远。
二、朱老师和小鱼儿
杭州、建德、月亮坪、江水、沙滩……在记忆深处叠现，穿过时间隧道，纷至沓来。
我与朱老师在江边沙滩上散步，我挽着她的右胳膊，她用左手抚着我的掌心，手掌上传来心底的温暖。
我与她一同参加《浙江日报》文艺副刊的笔会，笔会在建德的月亮坪举办。
那是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日子。早上，我从绍兴到杭州，拖着一只行李箱往浙报赶。远远看见写有“浙江日报”的大客车已经发动，著名报人李君旭站在车前，正抬着胳膊看表。
李君旭是这次笔会的总领队，他高大的个子，有着播音员似的男中音。见我走近，他扯起嗓门吼：“全车就等你一人了！”那时我是个文学青年，对文学大咖非常崇敬。李君旭盛名远扬，周恩来总理去世后，他创作的《周恩来遗嘱》在民间广泛流传，对“四人帮”的下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他为之付出了锒铛入狱的代价，直至“四人帮”被打倒，他才扬眉吐气出了监狱，收获了荣誉与光环。
我不敢看他，涨红脸缩着脖，一声不响钻进了汽车。
车上坐满了人，随行的周老师正在清点人数。他面色严肃地责怪道：“喏喏喏，绍兴嘠近还要迟到！”感觉满车微愠的目光刺向我，我尴尬而狼狈地寻找座位。
“来我这儿坐吧！”一个温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像遇到救星似的转过身去，第一排的位置应该是留给德高望重长者的专座，声音正是从那儿传来的。没错，就是她，给我解围了！她皮肤白皙，高高的双颧中间耸着挺直的鼻梁，一双细眯眯的眼睛，透出善解人意的温暖目光，朴素的短发熨帖地拂在耳边，掩饰不住她年轻时的靓丽。我心跳加速，她会不会就是那个久负盛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刚调到《江南》杂志社的朱为先老师？我有些紧张又很期待地转身朝她走去。
没错，她就是朱为先老师！她挪着身子，招呼我坐下。她个子不高，有恰如母亲的厚实身体和丰硕的胸。怕我挤，她又往里挪了一下，一边宽谅地说：“一大早从绍兴赶过来很辛苦的！长途汽车哪有那么准点的！”
她的话暖到了我的心窝里，我暗自庆幸遇到了一个懂得体谅我的人。我抹了抹脑门上沁出的汗，结结巴巴地说：“是呀是呀，昨天想早睡还是没早睡，就怕迟到还是迟到了！”
她安慰道：“业余作者不容易的！没关系，咱们赶上就好！”她将咱们加了着重音，好像我们相识很久，轻松地驱走了我的紧张与尴尬。
江水鼓噪着，推起另一轮波浪。饭后自由活动，朱老师提议一起到江边散步。
“最美的事儿就是停在海上，因为你可以从这儿向四周很远很远的地方望去，同时天空悬在上面，像一个巨大的玻璃钟……”此时，月亮像一个水晶球一样，游走在深蓝色的玻璃上。
朱老师正在向我讲述《海的女儿》：“……当海是非常平静的时候，你可以瞥见太阳，它像一朵彩色的花，从它的花蕊里射出各种色彩的光……”她的普通话带德清口音，声音细软柔和，在月色下、在水的上空轻轻荡漾。我惊讶她的血液里好似流淌着童真，整个身心都被童话滋养着。
波浪渐渐平静，水浸湿了我们的鞋底。我们正要离去，见沙滩低处，浪潮经过的地方，有小小的荧光跃动，一跳一跳的，接着这小小的光点就消停了，稍息，又起劲地跃动。那点点银光是这么细小，那么微弱，就像融在沙滩里似的，一般人很难察觉。朱老师眼尖，好奇地拉着我往那光点跳动的地方走去：“去看看，那是什么小精灵。”她的双腿与身体相比略显纤细，双脚小巧，支撑着丰满厚实的身体，下坡的步子就显得有些摇摆。我抽离她的手，站定着，说：“我去吧，万一有个意外我跑得快。”她咯咯笑着，没有理会我，兀自朝那光点跳跃的地方走去。
她像孩子似地蹲在地上，用手小心地捧起沙滩上的小生命——那是一些银色的小鱼儿，被一波波的浪推上了沙滩，江水退去，它们被搁浅在这儿，作着生命的努力抗争，小小的身体，在月色的映照下，跃动着点点荧光。
“回到大江里去吧，你们的妈妈等着你们呢！”她怜悯的口吻像是这些小生命的妈妈，眼神专注而充满慈爱。我们一起把小鱼儿捧在手心，走向江边，轻轻地把它们放入水中。
抢救完跳跃的生命，我们把那些已失去生命的小鱼们埋在密密柔柔的沙子里，隆起了一个小小的沙堆儿。“这里就是它们的家。”朱老师放心地说着，一边将沾在手上的沙粒清除干净。
完成了这些，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月亮停在天空不走了，水晶盘一样挂着，旁边好多闪闪的小星星。”回去的路上，朱老师一路都在背诵着自己的作品。
这一夜我们宿在月亮坪最好的宾馆。我们俩住进了同一间架在水面上的屋子。屋的地面由厚厚的钢化玻璃铺就，能见到深蓝色的水在脚下流漾，水面不时掀起一圈圈涟漪，那一定是不肯安睡的鱼儿和风的戏水。 夜深了，我轻咳一声，试探朱老师是否已经入睡。她轻轻地回应：“小鱼儿们一定找到家了。”
我扑嗤笑出声来。我们都无法入睡。
我说：“朱老师，我一定是沾你的光，住进这么美的屋！”
她说：“两颗心撞在一起是缘分！只要你的心是美的善的，总会与美好相遇。”
我们俩同时大笑。这一夜，我们这两个虽然相差几十岁、隔着辈份，却有着同样的近乎孩子般疯癫的“文学爱好者”，讲了一个又一个童话故事，有的是自己即兴编的，有的是童话书里的故事。我们在水声和笑声中度过了一个毫无睡意的夜晚。
三、孩子
天还没有放亮。空气与地面好像冻成了一个大大的冰球。我戴上棉帽，蹬上棉靴匆匆上路了。
清晨的北京机场不像白天那样热闹。我倚在售票窗口，紧张地盯着票务员的表情，等待着她搜票的结果。她才二十出头，睫毛膏刷翘的睫毛下双眼笑盈盈的，给人一份亲和感。我向她大致讲了去杭州的理由：“我必须要买到票，朱老师一定在等我！”我反复强调。
“哦！”她飞速地滑动着鼠标，很认真地说：“我相信人到临终是有意志的，会一直等着他希望见到的人赶到。那年我奶奶去世前就是这样，我爸爸在新疆，她一直等到我爸爸赶到才合眼！”
“票会有的，别着急！”她宽慰我。
稍息，她态度友好地给我出了一张待机票，“有座位的，”她说：“你想见的那个人，一定会等着你！”
飞机到达了杭州萧山机场，我惴惴不安地拨了婴音的电话（朱老师的小女儿张婴音，儿童文学作家）。电话那头是忙音。不详的征兆闪电一般掠过。
焦急反复的拨打中，婴音终于接起了电话，声音因哽咽而断断续续：“我已经一片混乱，无法判断到底妈妈会怎样……你还是不要来了，免得看到难过……”她抽泣着，说不下去了。电话“啪”的断了，留下一串茫然不知所措的嘟嘟声。
“我要走了，帮我去放一群小鱼。”我晃了晃脑袋，耳边是朱老师的声音，清晰的梦。
“朱老师，等着我，我一定去买了小鱼，完成你的托付后，就来见你！”我嗫嚅着走出机场，
跳上一辆出租车，急慌慌朝绍兴鱼市场赶。
汽车驶出高速，我感觉一阵阵眩晕。
建德那次笔会，我严重晕车。我们坐大巴去月亮坪镇上采访，朱老师早早给我占了前排的座位，见我上车，她起身让我坐靠窗的座位，从包里掏出一只塑料袋，塞在我的座位旁，小声地说：“备着点，要吐时用，实在不行还可以打开窗户！”
之前，我对自己已有身孕浑然不知。早上起床，一连串的呕吐，还以为是这几天连续坐汽车颠簸所致。朱老师不知从哪里去要了酸菜和辣萝卜条，她像个孩童一样顽皮地笑着，把酸的和辣的放在左右手，要我挑选，我抓起了辣萝卜条就塞进嘴里。她眯笑着眼，侧着脑袋，看着我狼狈地咀嚼，端给我一杯水。
傍晚，我们去爬山，朱老师问我：“我去替你请假，你别去了吧？”
我皱了皱眉问：“为什么？”心下思忖，莫不是是她年龄大了，爬不动山，让我陪她去散步吧？
她没有理会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观察你两天了，你大概是怀孕了！”
我愣愣地站着。我实在没有任何做妈妈的心理准备，我工作不稳定，我要当作家的梦想还没有实现，我……
我嘴角撇出一个疑问，歪着脑袋问道：“你怎么知道？”
她丝毫不在意我的态度，亲切地说：“我看你连着呕吐两天了，情绪也不稳定，这哪像是一般的晕车或是水土不服。要知道，我可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呀！”
我咬着嘴唇，固执地加入了登山的队伍。我就要去跳就要去跑，自然流产就省事了！
我们的队伍进行登山小组比赛，李君旭扯着嗓门招呼：“加油！看谁最先拿下瞭望塔上那面旗帜！奖励就是晚上吃大虹鳟鱼！”我登上一块大岩石，正准备往下跳，一双手拉住了我，小小的软软的手，白皙的皮肤下裸露着青色的血脉。是朱老师。她一直默默地跟着我，我顾自往前冲，却浑然不知她不声不响地跟在后面。
她吃力地喘着气，“你不能跳，慢慢下来！”她依然微笑着，语气却很坚决。
我一定是被她感动了，也许还有无可奈何。我从巨大的岩石滑下来，跟着她走，一边踢着脚边的碎石。
下坡时，我们走得很慢，朱老师走在前面，她挑选那些盖着红色松针的柔软的路走，确认没有危险，就唤我：“走这边！”
快到山脚，小路渐渐宽阔，地面踩得很瓷实，泥土发红，路两边是笔直的杉树，夕阳透过树缝撒下一片细细碎碎的金色，整个山间散发着森林的甜味。
我们并排走在一起。她抓起我的手，逗笑我：“你看你看，鱼妈妈来了！”我扑嗤笑了出来。
我们又挽起手，走在下山的路上。一种母女般的情感温暖着我。我出生在一个医学科学家的家庭，父母亲太忙，把出生不久的孩子一一送出家门，交给奶妈喂养。等我们长大回到父母身边，他们忙着著书立说做科研，常常疏忽了与孩子的交流。我自小就幻想，哪一天母亲能搀着我的手，与她的体温一起温暖呢？朱老师的手小而柔软，我尽享着这双手、这颗心传递给我的满满的爱。
朱老师突然问我：“你知道抗抗的最大理想是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我只知道张抗抗——她的大女儿是著名作家，我读过她的小说《北极光》，她描写的人物很打动我。
路边是婆娑的竹林，在春的季节里，笋尖儿争先恐后挤挤挨挨地生长，繁衍着延绵不断的新生代。朱老师的眼睛迷人地笑弯着：“抗抗小时候，我问她，你长大了最想做什么？抗抗毫不犹豫地说：‘当妈妈’！”
她瞄了我一眼。我满脸疑惑：大作家小时候的梦想竟是当妈妈？朱老师好像看透了我的疑问，缓慢而沉着地继续着她的话题：“其实我们最伟大的使命就是组建一个家，传承生命，当好妈妈！”她长舒一口气，好像为明白表达出她的观点而轻松了许多。
“珍爱生命，这四个字并不简单，每一棵草一朵花一条小鱼都是生命，在我眼里甚至每一块石头都是会说话的！”她笑着，露出一排整齐的牙。我注意到，一只小飞虫正叮在她脸上，她轻轻地挥手让它离开，好像对待一个调皮的孩童。 “当好妈妈很难，但是很幸福！”她讲起了她与她的两个女儿的故事。
那时候，她在中学当老师，每个月微薄的工资，除了养活女儿以外，还要资助婆家的亲戚，“张白怀去劳动了（注：朱为先老师的丈夫，自1952年起就遭受了不幸，被强迫离家劳动改造），那真是要一分一厘一丝一毫地精打细算着过日子。”我惊讶地看着她，她提起这些苦难的往事，好像是在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脸上没有阴霾也没有怨艾。
“抗抗要上小学了，要一个书包，但是最便宜的书包也要几元钱，我就想自己给她缝一个。找来找去，我找出了一块土布，花的，我想还挺好看的。”她羞赧地笑了，“我好不容易缝好了，里面能装好几本书呢。可是，那天放学回来，抗抗挂着眼泪，说同学们一个个比谁的书包好看，都嘲笑她这个土布袋子。”
“那时候螺蛳是最便宜的荤菜，青菜也才几分钱一斤，那就是我们的主菜。螺蛳汤拌饭就着青菜，又好吃又便宜。我呢，宁可省下饭钱，也要带女儿去看儿童剧、舞台剧、话剧。我还带她们去看过芭蕾舞呢！”她回忆起这些尘埃里的故事，一如既往地带着微笑。
我紧紧地挽着她的胳膊，生怕她会从我身边突然消失似的。
“我现在理解了抗抗为什么会梦想当妈妈！”我说。一个从日常生活中抠出钢镚儿带孩子去看话剧的妈妈，想方设法给孩子做美丽书包的妈妈，长长的黑夜的小巷中伴着孩子一路讲故事的妈妈，孕育出两个女作家的妈妈……我想象不出有什么样的母亲可以与朱老师媲美，在这样一个母亲面前，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当母亲？
林间的山洼里，虫儿们使劲鼓噪着。走着走着，我站住了，问道：“朱老师，我还是想不通，你的日子过得这么难，生活对你太不公平了，你怎么还能总是把微笑挂在脸上？”
一丝阴影掠过她的眉际，她沉思片刻，顺手从路边的灌木丛拈了一片黄叶在手心，揉碎了，又撒手放回泥土，慢声细语地说：“就说我独自带孩子那几年吧，日子虽然很艰难，但是，有可爱的孩子陪伴我，再苦的日子也就不觉得艰难了。”微笑又重新回到了她的脸上：“有时候，路显得很长很难走，但是你可以用一个个童话故事去填充它，让这条路变得很有意思。人的一生其实都在写故事，故事写得精彩不精彩跟作者有关，跟别人没有关系。既然跟别人没有关系，有什么理由对别人绷着脸呢？”
那天晚上，确实如李君旭所说，我们的饭桌上端上了一盘诱人的虹鳟鱼，上菜的服务员说：“这虹鳟鱼难得吃到啊，是我们富春江的特产，周恩来总理来这儿时，我们做的也是这种红烧虹鳟鱼。”
我专挑了鱼的眼睛，我要做妈妈了。我暗自发现我已找到了做妈妈的理由。我举起筷子。吃了鱼眼睛，孩子的眼会很漂亮。我孩子气地想。桌对面，朱老师正笑眯眯地看着我。
四、作者·编者
杭州萧山机场到绍兴的路并不遥远，如果车开得快一点，用不了半小时就到了。但我觉得这条路实在太长了，此刻朱老师躺在重症监护室，她是不是一定能等到我完成她的托付，听我讲放生小鱼的故事呢？
汽车下了杭甬高速进了绍兴。
那时还没有家庭电话，没有手机，更没有高速。我翻译了第一篇纪实小说《狗与它的主人》。翻译完后，我寄给朱老师，请她帮我发表，随后的日子，便掰着手指计算着哪天可以出版了。
有一天，朱老师忽然出现在绍兴，站在我面前。起初我以为是幻觉，当她笑容可掬地连着喊我的名字，我才确信这是真的。
我们沿着鲁迅故居前的青石板道走，一弯小河沿着不宽的路向前延伸，河面上有一挂挂小桥，河道窄窄的，河壁的岩石长满了青苔。我们步上了小桥，踏入小巷，青石板的路面发出咯噔咯噔的美妙的声响。她说：“你翻译的这个故事太感人了！”
故事讲述的是主人与他的两条狗的故事。
清晨，老人带着他的两条狗去森林里散步。出门时太阳还是金色的，树尖儿像燃了火一样。忽然，林间暗了下来。顷刻，雷电大作，大雨倾盆而下。主人急急地带两条狗出了树林。在下山的路上老人心脏病犯了。道路崎岖，路途遥远，两条狗狂吠求救。山上空无一人。情急之中，两条狗艰难地用嘴咬住老人的衣角一点点往前拖，用身子使劲拱着老人的身体一步步往前推，连拖带拽，硬是把老人带出山，送回了家。在邻人的帮助下，老人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朱老师用手比划着说：“翻译小说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首先要把故事读懂读透，包括作者的风格，语句的特点，然后根据你的理解来进行再创造。”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然后放慢了语速说：“我觉得哦，”她又停顿了一下。朱老师一向很少批评人，更不要期望听到从她嘴里讲任何负面的语句了。我心一沉，便问：“朱老师，稿子是不是枪毙了？”
她几乎笑出了声：“你别紧张，这么好的故事我怎么舍得把它枪毙呢？”她往前走着，我跟上她的脚步，她回望我一眼，说：“你的翻译太拘泥于原文的字句了。我知道中国人与美国人在文化上是有差异的，如果你不能理解原小说的文化内涵，一个字一个字直译会太牵强。”听朱老师这么说，我心里更加肯定：翻译稿被枪毙了！
“从你翻译的整个故事来看，原作中主人与狗应该是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吧？咱们中国人往往不太理解这一点，‘狗和人怎么会是父与子的关系呢？根据我的理解把你的翻译稿改动了一下，包括称谓，我专程来绍兴找你，就是怕自己改错了，特地来向你求证，并征得你的同意！”她停下步来，抿起嘴，很诚恳地望着我。
这个夜晚，听说朱老师来了绍兴，好多业余作者都带着自己的作品来看望她，围着朱老师，听她谈文学：“黑暗的那一面当然可以写，但是作为作家还是要多写真善美，让人们在黑暗中也能看到希望！”她用肯定的语气说：“文学的本质就是愉悦并鼓舞人们！”她的整张脸都洋溢着笑容，这笑容一直延展到她大大的耳轮！
五、寻找
汽车终于到达绍兴。我急急地赶去市场寻找小鱼。
大云桥农贸市场，门口活跃着一排鱼摊虾摊。我仔细地寻找，乌鲢鱼鲫鱼螺蛳青黄鳝还有鳗鱼，就是没有朱老师托梦给我的那种寸把长的小小鱼，甚至连体态小小的泥鳅都见不到。 我沮丧的往市场深处走，心底问道：朱老师朱老师，买不到小鱼是不是可以买些大鱼呢？好歹也是鱼啊？
我分明看见朱老师微笑着对我说：这世界上分工很清楚呀，大鱼可供人食用。还是尽量找小小鱼吧，那些拇指长短的鱼苗们，它们还没长大呢！
朱老师从不愿意让别人对她失望，她更相信自己的生命距离衰老还远。那年她已79岁，虽然患有高血压，已连续多年服用降压药，但她的声音清脆而年轻，她擅长步行、体力尚好，她还想证明自己具有充沛的生命能量。那一次家乡的老同学聚会登山，张老师担心她会过于劳累，劝她不要去，但她执意去了。登山回到杭州后，由于过度劳累而诱发了脑溢血。
那年我已去了美国。在大洋彼岸，我隔三差五给朱老师打电话。我知道她又去了绍兴，去看望我的女儿，带去了《白雪公主》《海的女儿》和《格林童话》；她像一个外祖母一样，定期给我女儿寄去她编辑出版的一系列《少儿故事》；逢年过节时，她会寄去亲手制作的写满期望话语的美丽卡片。
可是，这一天我始终没有拨通她家的电话，甚至在后来整整的一段日子，电话那头都是令人费想的无人应答。但是我深信：爱是一种怎么也丢失不了的联系。我一定会找到朱老师。
我在纽约的图书馆翻到了张抗抗新著的散文集。其中有一篇《苏醒中的母亲》轰然入目，文章讲述了她的母亲突发脑颅出血的前后：
年近八十高龄的母亲长期患高血压，令我一直牵挂悬心。2002年秋天的这个凌晨，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母亲猝发脑溢血，已经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
飞机降落在萧山机场，我像一粒子弹，从舱门里快速发射出去。子弹在长长的通道中一次次迅疾地转弯，而我的双脚却绵软无力，犹如一团飘忽不定的雾气，被风一吹就会散了……
走进重症监护室最初的那一刻，我找不到我的母亲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仅仅只是一天，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了管子，头颅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
张抗抗《苏醒中的母亲》
我把书丢给管理员，径直疾步去了旅行社，订回国的机票。我的脑袋涨得发痛，原来失联的真相在这里！
我怎么从没有考虑过疾病会一如常人降落在朱老师身上，为什么我没有不断关照她嘱咐她提醒她，生命老化就是身体器官不断衰竭的过程，她的生命故事当然躲不开衰老的章节！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过问过她的高血压病？在人生的一系列丧失中，唯有亲朋好友的关爱是必须不断增加的。爱可以原谅一切，唯独忽视不能原谅。
自责像一把锋利的刀，一丝丝地将记忆撕割成碎片，穿过机场的玻璃大门时，没有看清大门的存在，一头撞去，几乎粉碎了我的眼镜。
朱老师去生死关头游了一遭。她回来了。她真正回来了吗？她还认得出我吗？
急匆匆地走进农贸市场，一位妇人拦住我，拎着一条鱼干问：“螺蛳青要不要？今年刚腌制晒干的，新鲜的还能见到血丝呢！”
“我要找鱼苗！”我说：“兴许你能帮到我！”
妇人摇摇头，失望的口吻：“嘠好的鱼干不要？现在是冬天，哪有鱼苗卖！”
我心一凉，不甘心地说：“我一定要买到小小鱼儿，是我的老师托梦给我的！”
我把故事大概讲了一遍。妇人歪着脑袋，将鱼干靠在腿边，同情地说：“临终托付是一定要办到的！喏，门外西北角上，专门有那些偷偷来卖鱼苗啊或者野生动物啥的，也许你能碰上呢！”
从纽约飞到上海，我搭上了去杭州的大巴。路上，我记起朱老师曾经给过我张抗抗在北京住宅的电话，她说：“你留着，兴许哪天抗抗能帮到你……”
这是我第一次给抗抗打电话。
“我妈妈手术后，还在浙医二院住院，我爸爸一直陪着她……”
原来，找到失联的朱老师并不难，只要有这份心。我从值班处问到了朱老师的床位。穿过楼道的时候，一个精干的老人正在我前面推着一辆轮椅慢慢地走，一边走一边讲着什么，这中气十足的嗓音一听就是张老师了！轮椅上那个白发老人不就是朱老师吗？我轻轻地跑过去，抓过了轮椅推手……
朱老师竟然大声喊出了我的名字！这让我十分意外。“你呀，我全世界人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也不会把你的名字忘了！”她一如既往地编织着最美好的词句，微笑表达着她源于血液的爱。
我没有想到，她大脑的复原力如此惊人！生物遗传基因研究者说：这是基于基因的强大。病理学家认为是自身努力锻炼的结果。
这一年她年近八十，经历了脑溢血和开脑颅大手术，手术后昏迷了三天，八天后才开始能说简单的词语。此刻，她注视着我，甚至可以将以前与现在进行比较，她带着欢喜的语气说：“你戴眼镜了呀，比起你以前不戴眼镜的时候，现在看起来好看多了呢！”她的语言依然带着童话感，幽默而具有不一样的情趣。
朱老师斜躺在钢丝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这双白皙柔软的手已布满了老年斑，虽然微微发颤，我依然感到手心传递的温暖。
一位护士走到床边分配药品，说：“老太太可讨喜啦！专门表扬我们。明明打针出淤青了，问她疼不疼，她会说你打得可好啦！一点都不疼，还尊称我们为白衣天使。”
朱老师笑盈盈的眼睛不眨一眨地看着我。我有些伤感，抽了抽鼻子，没有让泪流下来。她的大脑虽然不再有能力思考复杂的问题，不再如当年那样可以替人解决难题，但是她依然本能地坚持着自己性格中最基本的善意——习惯去发现对方的长处，哪怕一丝一毫的优点，也会毫不吝啬地夸奖对方。她总是在鼓励别人，她相信鼓励就是最好的帮助。
十几年以后的今天，朱老师走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即便不能独自料理生活、甚至在重症监护室进入昏迷状态，她的潜意识中，仍然习惯性地为他人考虑，启发我寻找一种最好的告别方式。
我终于找到了小小鱼儿。
一位戴着帽子的中年男子蹲在墙角边，他的脚边放着一只大号塑料盆，盆里面是一只特大黑色塑料袋。他簌簌地抖开袋口，小鱼儿们挤挤挨挨，突然涌进的光线使它们蹦跳着溅起了水珠儿。我惊讶地屏住了呼吸：昏迷中的朱老师依然是有灵性的，瞧，眼前这些小小鱼们，竟然与她托梦给我的那些鱼们长得如此相似！她怎么知道它们藏在这里？科学该怎样解释这种超灵验的感应呢？ 六、朱老师和张老师
“三十元一斤！”卖小鱼的伸出三根粗粗硬硬的手指比划：“一分也不能少，”他吸了吸鼻子说：“这小鱼专门卖给小饭店做油炸鱼的，裹一层面粉再炸，连骨头都是酥脆酥脆的！外地来绍兴旅游的人多，这道菜可热门啦！”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好像吃着小鱼，津津有味地咽了口唾沫。
原来朱老师托梦是要我来解救这些小小鱼们的！这种小鱼儿，绍兴人叫它们螺蛳青苗，能长到十几斤重一条，肉厚厚的，是晒鱼干最好的鱼种。
我皱了皱眉。“能不能便宜点？我全拿走！”我把朱老师托梦让我放生小鱼儿的故事，向他大致讲了一遍。
卖鱼的一愣，擤了擤鼻，手一挥，大不咧咧地说：“去放生呀，那我不多说了，二十五一斤，全拿走吧！”
“七斤九两！”过完秤，他边扎口袋边说，“你那位朱老师真是有灵性，我不是每天都带小鱼来的。”
鱼儿在手上沉甸甸的。朱老师的面容在我眼前闪现，在月亮坪的沙滩上，我们捧着小鱼，将它们送回了家。
手臂开始酸胀，我把装满水和小鱼的大袋子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暗自思忖：寻找真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只要明确自己要寻找什么，就一定能够找到。我抬头四望，现在，哪里去寻找这些小鱼们的家呢？
从菜场出来就是绍兴的主要街道解放路，穿过马路就到了鲁迅铜像广场。一路上回味着卖鱼者说的话：这油炸小鱼骨头酥脆酥脆的。我不禁黯然神伤，要不是朱老师托梦，这些小小鱼儿的命运就惨了！
路上，想起了朱老师的爱人张白怀老师。前不久我到杭州去看望朱老师的时候，他们正在吃中饭。饭桌上有一盘清蒸鱼、一碗豆腐、一碟切得很细的油菜。张老师正在给朱老师喂鱼，目光里满是柔情与怜爱，如同一位专心饲喂婴儿的爸爸或者兄长。
“鲫鱼最有营养，肉细嫩，可惜就是刺多一些。”他一边说，一边极其小心地用筷子将鱼拨得细碎，然后蘸上汁送进朱老师的嘴里，用哄孩子的口吻说：“小心哦，实在还有刺就吐出来。”
朱老师孩子似地点点头。
张老师转过脑袋对我说：“年纪大了，我的眼睛也不行了，真怕看不见的小刺卡到她。”
朱老师是抗战后期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按政策，死亡线上回来的朱老师，在丧失了独立生活能力之后，完全有条件长期住医院或养老院，把每天的生活起居交给医护人员处理。她的两个女儿考虑到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二十几年劳动改造的艰苦岁月，使他患上了腰肌劳损，骨椎损伤等顽疾，有时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要忍受巨大的疼痛，便多次提出让父亲和母亲分开两个房间，夜里请家里的保姆陪伴母亲，以便使父亲得到好的休息。这个建议却被张老师生气地拒绝了。他圆瞪起眼，亮起嗓门喝斥道：“我就是她的专职护理和陪伴，晚上起来服伺她大小便是我应该的。别跟我啰嗦这些！”那神情分明告诉大家：我在朱老师在，朱老师在哪我在哪！他必须要亲自照顾她，给予她最贴心的护理。
十几年来，张老师每天无微不至地守护着朱老师，几乎寸步不离。为她喂饭、分药送药，上洗手间、陪她走路锻炼体能……即使两人都病了一同住院却不能同住一个病房时，他也会想方设法求医生把他的床位安排在朱老师隔壁的病房，随时倾听朱老师的动静。每天只要一输完液，他就赶紧下床，守候在朱老师的身边。年年月月，从不间断。爱是一种长情相伴，是一种相依为命，子女只能无言。
朱老师八十八岁生日那天，我前往庆生。
酷暑天，张老师不在家。我正惊讶，只听脆亮的声音从走廊外面传来。正是张老师。他推开门一边脱鞋，一边迫不及待地讲着今天的时事：“希拉里一年365天三百天穿梭在世界各地，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真不简单！”
听见他说话，朱老师笑眯眯地转过头去。电视机播放着时事，画面上正是希拉里访问亚洲的场景。我问朱老师：“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朱老师大声地说：“当然知道，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呀！”我惊讶地感叹，如朱老师这般高龄，又动过脑颅手术，如果不是张老师每天和她互动，还有小女儿婴音每天回家来看望她，给她念童话故事，朱老师的记忆和语言表达能力大概很难恢复得这么好。
张老师喜欢与朱老师说悄悄话，他给她讲故事，讲时事，分享他的感悟，让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朱老师，依然在有声有色的日子里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张老师在八十七岁高龄那年，着手整理自己和朱老师大半生的作品，出版两人合集《双叶集》。那么厚的一本书，若是从这边翻开，是张老师的照片和作品；若是从另一边翻开，就是朱老师的照片和作品。分不出哪边是正面，哪边是反面。就像他们相依为命的人生，互为表里。
张老师一边照顾着轮椅上的妻子，一边继续他的激情写作。在92岁高龄那年，他以每天写一千字的速度，完成了他的长篇新作《摇晃的天目山——天目钱塘八年抗战纪实》。“那时我在《民族日报》当记者，亲身经历了浙东地区的抗战，如果我不写出来，这段历史就成空白了！”
记得当我后来成为一名记者，再次见到张老师时，曾不无崇敬地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倾力而为，真是我们当记者的榜样啊！”他朗声大笑，然后轻描淡写地说：“男人的责任嘛！”
朱老师六十大寿时，我们相约见面，人生一个甲子过去，讲起与张老师青年时代的爱情故事，朱老师依然带着甜美和羞涩：“他那时是记者，去杭嘉湖一带采访，住在我父亲家里，我和他特别谈得来，我们有相同的理想。后来他果然千辛万苦地回德清来找我，我就跟他走了……”
朱老师与张老师的爱情生活历尽坎坷，在朱老师最需要臂膀支撑的时候，张老师却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很多年里，只能在周末才能回家团聚。
“我最痛苦的是，当他终于回到家里，抗抗不认识他，看着他就是不肯叫爸爸。”朱老师这样说的时候，眼角挂着泪珠。
巨大的精神苦痛与生活重担，并没有压垮青年时代播种的爱情，双目相视电击般迸发的生命火花，历尽劫波经久不衰。几十年的坎坷生活，他们不仅共同养护了一个温暖的家庭，还培育出了一双杰出的女儿。 七、游走的小鱼
过了解放路就是矗着鲁迅铜像的文化广场。我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八点半。冬日的南方，没有阳光的天，阴冷而潮湿。我查了一下微信，没有来自抗抗和婴音的信息。已陷入昏迷两天的朱老师怎么样了？我心急如焚。但愿她能等着我。我相信她一定会等我，等着听我讲放生小鱼的故事！
我着急地寻找着放生小鱼的河流，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鲁迅路路口。脚下的青石板路虽是近年修葺的，却再也踩不出当年那“咯噔噔”的古老乐声了。猛然记起这里就是朱老师来绍兴看我时，我们手挽手走过的地方。
塑料袋装着水，装着七斤九两的鱼，手提着它越来越沉重了，小鱼儿们在沉闷的环境中，安静得连一点儿挣扎声都没有。感觉自己正肩负着一份未完成的神圣托付，我的双眼湿漉漉的，泪眼蒙眬中，感觉朱老师始终都在我身边，支撑着我，给我力量，这使我不再觉得手中物的沉重。
这不就是我要找的河吗？我倒抽一口气：眼前这条小河与梦中的河流如此相似。不宽的河道，河壁布满青苔，清澈的水流动着，在拐角的石礅处转个弯儿，荡起一圈圈涟漪，很快就顺着流向，朝鉴湖水系奔去了。
我惊叹梦境的再现，朱老师真能托梦么？抑或对她思念太深，日有所想夜有所思而产生的梦境？有研究者说，这是一种OBE现象，是回忆、幻想、猜测和期望相结合的产物。
生命常会有超出想象的能量。宇宙有太多的未知性留给后人研究。记得电影《回到未来》的结尾台词：“路？我们要去的地方……不需要路。”高科技、黑洞理论、未来设备从没有先导指引。我分明看见朱老师走向了远方。
我找了一个河埠，顺着石阶而下，解开塑料袋，将鱼儿和着水缓缓地汇入河流。这是一个几千条小小鱼们组成的大军团，它们迅速地潜入水底，顷刻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方的水源入水口，不知是不是有水泵助流，水由南向北流得很急。我正朝着鱼儿们游去的方向默念，忽见，一条不到一寸的小小鱼儿逆着水流往回游来，由于水急，这条小鱼不得不沿着河壁，费力地缓慢滑动着小小的身体。游到我眼前时，这条小鱼竟然停了下来，似乎想要对我说什么。流水推动着它，使它的小小躯体在水中飘忽不定，它费力地往河壁靠，以便不被河水冲走，能看见它的小尾巴在清澈的水流中费力地不停地抖动着。
我心生诧异与感动，这条不足一寸长的小小鱼儿游回来干什么？它是代表大军团游回来致谢的么？要我带去对朱老师的感谢和祝福？如果我没有亲见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小小的鱼儿怎么会有灵性呢？我手忙脚乱地掏着手机，拍下这小小精灵的见证。
挥挥手向鱼儿们告别。我如释重负——解救生命！临终告别原来可以用这种爱的形式进行。
小小鱼们终于轻轻地游走了，不起一丝波澜。天依然阴沉着，好像下雪的前兆。九点过了。我随手招呼了一辆出租车：“快！去杭州浙医二院！”
八、重症监护室、插管、眼泪和告别
汽车开往杭州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接到了抗抗的短信，她说：“10点，我在医院东侧门大厅里等你！”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没有提及朱老师，那么，朱老师一定还在等我！
我紧张起来。从夜半两点开始折腾了，从北京赶到绍兴再到杭州，行程漫漫，一路提心吊胆。身上穿的是随手拎起的皮衣，帽子是一顶只适合在北京戴的长毛帽子，一双长到膝盖下的大棉筒靴。
从月亮坪笔会后，我和朱老师经常见面。一次，我带着新写的短篇小说《乡村厂长》去见她，穿着一件新买的蓝底印花夹克。她一眼扫见了我的新衣，笑着说：“衣服很雅致哦，就是有个饭渍。”边说边起身去找毛巾，给我擦拭。
我低头才发现，右边衣角有点小小的白点，那是早上喝粥不小心溅上的。我自己都没注意，倒是被朱老师发现了。我脸一红，暗暗警醒自己，优雅是一种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更是一种文化气质。应该像朱老师那样，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质地的衣服，都要穿出整洁和优雅。
杭州到了，我摘下棉帽塞进包里，掏出梳子拢了拢头发。打开手机上的镜子，早上走得太急没化妆，面色惨白，我拿出腮红，点扑了一下。每次见朱老师，不管她病情如何，她都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我的名字。我不能以邋遢狼狈的模样去见她。
我一眼见到了抗抗，她站在浙医二院住院部门口，双眼在过往的人群间穿梭，脸面上显示着焦虑。她在等我。美和爱都是一种传承，抗抗从她母亲那里传承的正是那种美与优雅。尽管面临母亲临终的灾难，她依然将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一双随意穿的布鞋与全身的暖色穿着浑然一体，给人一种镇定与温暖。
我看了一眼抗抗，想问又不敢问，心情忐忑。
“朱老师……”我张了张口。
抗抗眼神黯淡，忧伤地说：“我想，她是在等你……”
我在心里默念：“朱老师，我赶来了！你托梦让我去放生小鱼，我做到了……”
跨出电梯，重症监护室门口是三三两两集聚的患者家属，有人在低头抽泣。楼道里消毒水味夹裹着寒冷。我打了一个寒战。婴音面色惨白，流着眼泪从监护室里走出来。她解下口罩，好像被噎着似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终于轮到了可以进去探望几分钟的机会。我想象着朱老师脸上是否还挂着笑容，听我讲小鱼游走的故事。
穿过一道白色屏风隔成的小巷，我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慑：这是临终告别的大场地么？或者直白地称为临终陈列展？几十张，也许上百张铺着白色床单的钢丝床，床上都是走到生命边缘或尽头的重病患者，他们正在竭力配合各种各样的仪器，与疾病作最后的抗争。
机器的轻微搏动、病人们戴着管子呼噜噜地喘息吐气与呻吟，这些声响聚集在一起，像沉闷的雷声，从看不见的远方隐约传来。这最后的告别竟如此仓促狼狈与匆匆，像是一场为上百个临终病人集体安排的遗体告别。
我感觉一股寒气从脑袋穿过心田一直冰到了脚心。
随着引领我终于看见了朱老师，她的双眼紧闭，陷入深度昏迷，面部毫无表情。一根导管从机器上塞进她嘴里，通向她的喉咙。她对于我的到来已全无知觉。 我低下头去，贴近她的脸，但我感觉不到她的呼吸，更看不到她的微笑。认识朱老师三十四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如此“生气”“漠然”的样子。我宁可相信，她心底依然在发出温暖而轻柔的呼唤，却被这根冰冷的长管子阻隔了，她显得多么无奈无助而又无力啊！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一声声叫着朱老师，她却始终没有睁开眼睛，哪怕看我一眼。她脸上那种死寂般的安静，令我战栗。
一种直击心灵的哀伤与悲楚占据了我的全身。朱老师，难道你不想听我讲小鱼的故事了么？
朱老师，你怎么成了这样？你明明走进了我的梦，托付我去解救那群小鱼，让这些鲜活的小生命有生存下去并活泼泼成长的权利……
我突然一眼瞧见了盖在朱老师身上的白被子，白被子的下方没有掖住，露出朱老师的一只右手，这只手我们曾经无数次挽在一起。我毫不犹豫地将手伸过去，轻轻地握住了它。我感觉这只手比以往更柔软了，依旧微热着传递着她的温暖。我轻轻地抓住它，放在我的手心，让我的血脉和她流在一起，产生更多的热量，也许她会感到一点暖意。我感觉她的手在我的掌心里有一丝丝的颤动。她一定知道我来看她了，她一定知道我从来都没有违背过承诺，我读懂了她托梦给我的生命意义。
此时她的手与我的手交融在一起，我有太多的话要说。我要告诉她，连小小鱼儿也知道感恩，它逆流游回来驻在岩壁，为的就是传达小小鱼们的感恩之情。
可是，朱老师却再也听不见我的话了。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悲伤的情绪排山倒海似的浸湿了我的整个身体……
这时，抗抗走出了医生办公室，走到母亲床边，向母亲俯下身来。她轻轻拭去了挂在母亲左眼角的一滴眼泪。这滴泪明明白白地诉说着她大脑深处依然存在的意识和情感。
我重又登上了飞机。距我昨天飞来杭州，相间不到24小时。飞机启动的时候，我接到了抗抗的短信——11：39。也就是说在我离开半小时后，朱老师离去了！
朱老师告别了她所热爱的世界。昏迷多日，她没有留下遗言。但她在最后一刻是有意识的。我相信。她一直在等着我。她一定听到了我对她说的那些话。也一定感知到小鱼们快乐地游走了。她因此心安心舒了无牵挂而去……
飞机轰轰地震动着机身，穿越长长的跑道腾空而起。瞬间，重重叠叠的云海将人世间的景象隔离了。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洁白的云团里，我望见了一个圣洁的灵魂，正冉冉升入九天之上，蔚蓝色的天空中，闪现着她灿烂的微笑——那是朱老师的告别，是她送给亲人们最好的告别！
从高高的天空俯瞰地面，我看见了我和朱老师手挽手走过的月亮湾。金黄色的油菜花开遍田野。我们蹲着身子，小心地捧起被浪冲上沙滩的银色小鱼儿，将它们放回水中……
朱老师的童话仍然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