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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数据,运用OLS和工具变量法对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我国身高对个人收入的影响问题。研究发现,身高显著影响劳动者个人收入水平。具体表现于身高对于男性的收入有着明显促进作用,对于女性促进作用不是特别显著。将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表明劳动者自评健康情况也与身高正相关,自评健康的劳动者身高也越高。
关键词:身高;收入;外貌歧视;工资
一、引言
个体收入作为维持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个人的生产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劳动者通常会采用各种方法来提高自身收入,例如进行教育投资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等。然而,除了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为人熟知的传统因素之外( Heckmanet al.,2003),健康人力资本例如身高也会影响到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王鹏等,2010; Schultz,2002)。
一方面,身高是一个家庭乃至社会对孩子未成年时期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与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密不可分。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身高较高代表着较好的体魄,较大的力气,从而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与较高的生产效率和工资回报(Strauss et al.,1998;高文书,2009)。除此之外,身高可能还会与劳动者的认知能力以及非认知能力相关。在青少年时期,身高会影响到青少年人际交往,由此影响人力资本资本积累,进一步影响其成年后的收入水平(Persico et a1.,2004)。
在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歧视现象,不仅仅存在着户籍歧视(齐良书和刘岚,2019),种族歧视(王美艳,2005),性别歧视(孙婧芳,2017),还存在有外貌歧视(江求川等,2013;刘一鹏等2016)。在我国,随着市场竞争越发激烈,外貌歧视逐渐凸显,企业的歧视行为是造成外貌歧视的主要原因( Harper,2000)。在要求应聘者能力之外,不少用人单位要求应聘者在简历中附上个人生活照,并且很多岗位都有身高标准。例如,Kuhn和shen(2011)指出,在中国招聘市场中,7.7%的企业在招聘广告信息中对应聘人员的长相有一定的要求,2.6%的企业制定了最低身高标准。
身高作为一个岗位硬性门槛,已经直接影响到了求职者能否获得该职位,身高对就业有着重要影响。而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有两个:其一,相较于残疾歧视而言,我国目前对于外貌歧视没有立法约束,因此有关用人单位在招聘时直接将身高等外貌条件作为门槛。其二,对比户籍歧视、性别歧视等,外貌歧视问题在我国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用人单位甚至于应聘者自身都沒有注意到将身高等作为招聘的限制条件属于歧视,在此情形之下,外貌歧视属于默许状态。外貌歧视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不如户籍歧视等明显,但是造成的社会影响却不容小觑。劳动力市场中所出现的以身高为代表的外貌歧视将损害一部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损害劳动者进行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影响到市场的公平竞争,加剧市场中的收入不平等(江求川等,2013)。
鉴于此,本文采用CGSS2015年的数据进行回归,试图证实身高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以及模型;第三部分将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本文将对实证分析结果予以小结并且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与数据
本文采用的是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对身高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其回归模型为:
劳动者的教育程度会带来正的工资回报,对工资收入有促进作用,因而预计教育的回归系数为正。根据谭远发(2015)的方法,通过教育年限来表征不同教育程度的差异,研究生以上19分,本科16分,专科15分,高中12分,初中9分,小学6分,文盲1分。婚姻状态方面,根据Baker等(2007)的研究成果,我们将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同居状态都标记为已婚状态,将分居未离婚、离婚、丧偶标记为单身状态,同时预测婚姻的系数为正,即婚姻对收入有促进作用。由于性别工资差距的存在,不论是在平均工资上还是整个工资分布上男女之间均有差距(葛玉好等,2010),男性工资一般高于女性,因此估计性别的回归系数为正。预期工作年限的系数为正,工作年限平方项的系数为负是因为当劳动者脱离教育环境,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技能的不断熟练,能力不断积累并且提升,劳动生产率会不断上升,因而工资报酬也会不断上升,但是对于一般的行业而言,工作年限的边际效率递减,工作年限对于工资的影响会慢慢减少。根据陈祎等(2010)年的研究,签订劳动合同可以提高务工人员的收入,合同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影响,我们预期合同的回归系数为正。而预期中共党员的系数为正是因为一些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身份会带来正的溢价( Appleton et al.,2005)。同时,我们预期非农户口的系数为正,是因为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一定的户籍歧视,农民工在进入企事业单位时依旧受到较强歧视(孙婧芳,2017;吴贾等,2015)。
在数据方面,本文采用了最新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15年CGSS数据)。本文分析的对象是18岁及以上的劳动者,并将劳动者工资报酬定义为“劳动者者去年个人全年的职业/劳动收入。”由于研究的是身高和工资之间的关系,我们去除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以及身高和工资的异常值,得到有效样本2580个,其中男性样本为1435个,占样本总数55.62%,女性样本为1145个,占样本总数44.38%。去除异常值之后,全体样本身高均值为166.4698,最高为183厘米,最低148厘米,女性身高平均为160.7074,最高178,最低148.男性身高均值为171.0676,最高183厘米,最低150厘米。总样本收入均值为40563.41,女性样本收入平均为35574.45,男性样本收入平均为44544.16,高于女性。图1显示了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和平均工资之间的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男性的平均工资较为集中,而女性的平均工资分布较为分散。同时男性的平均身高和平均工资与线性函数拟合较好,而女性的平均身高和平均工资与线性函数拟合较差。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对男性工作者的身高要求没有明显的偏好,而女性的身高外貌要求相对较为明显。
同样,我们绘制了全体样本的总平均身高及对应身高水平上总平均年工资的分布情况。从图2中可以看出,身高和平均收入呈正相关。
三、实证分析
(一)最小二乘法( OLS)估计
本文先采用OLS估计,考虑到性别会对身高产生影响由此回归结果可能有偏误,所以我们在对总体样本进行回归的同时,分别对女性样本、男性样本进行了单独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由表中第一列的回归结果可知,回归F值为73.88,通过了F检验,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248,身高的系数为0.0115,在gg%的水平下显著,即每增加1厘米的身高,收入会提高1.15%。由第二列的回归结果,女性身高系数为0.0076,在90%的水平下显著,即就女性而言,即每增加1厘米的身高,收入会提高0.76%。根据第三列结果,男性身高系数为0.0147,在99%的水平下显著,即每增加1厘米的身高,收入会提高1.47%。男性婚姻状况的系数为正并且显著,印证了对于男性“成家立业”的传统观点,女性的婚姻状态系数为负但是并不显著;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的系数女性样本为0.223,在gg%的水平下显著,男性样本中系数为0.178,在99%的水平下显著,意味着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不论是对于男性劳动力还是女性劳动力而言,在考虑工资收入时,都很重要,签订劳动合同有助于提高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教育的系数均为正,且都在99%的水平下显著。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女性的工资提高5%,男性的工资提高5.28%,回归结果有力的驳斥了“读书无用论”。是否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工作年限、工作年限的平方系数不论男女均显著,且系数符号与预期一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收入的增加有着促进作用,可能是因为党员劳动力在综合素质上要高于一般的非党员劳动力,也可能是社会大环境对党员身份认同性较高。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户口状况的系数并不显著,有可能是因为近些年对于农业户口劳动力歧视的呼声较高,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对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改善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问题有了一定的成效。
(二)工具变量估计
考虑到测量误差,可能存在与身高有关同时会影响收入水平的变量,从而使得最小二乘法估计可能产生误差(高文书,2009),即身高变量存在内生性(Schultz,2002);Hubler,2006)。Hubler等人通过使用样本的健康程度来作为变量,有效的避免了这个问题。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15年调查数据中,劳动者自我对于健康的评价分为五个维度,依次是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和很健康。我们将比较健康、很健康定义为健康,记为1,其余记为0,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1(4)
根据OLS估计和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可以说明身高和健康状况存在相关关系。通过对OLS和加入工具变量回归后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加入工具变量之后,身高对于劳动者的工资报酬有显著的正影响,系数由0.0115变为了0.140,即工作者身高增加1cm,收入将提高14%。这意味着OLS估计的确存在着偏误。在加入工具变量之后,性别变量系数变的显著为负,又一次证实了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的存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的变量系数依旧显著,系数由0.198变为0.14,说明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劳动力工资收入确实有影响,同等條件下,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报酬会比没有签订合同的工人报酬增加14%,系数的下降说明OLS估计高估了劳动合同的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工具变量法的教育系数依旧为正,且显著,说明劳动力若想提高自身的职业/劳动报酬,可以通过教育来实现,每多受1年的教育,工资将增加3.6%。而在加入工具变量之后,是否为中国共产党员的系数变小,依旧为正,但是不再显著。工作经验的系数为正且显著,工作经验平方项系数为负且显著,这两者符号与OLS回归保持一致,且与我们的预期也保持一致,说明了工作经验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为正,工作经验越多,工资越高,但是其边际效应递减。
由于身高是受遗传以及成长发育阶段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由此我们能够推断出,青少年时期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对青少年时期存在着影响,同时也对其成年之后的健康状态,成年之后的工资收入水平有一定影响。因此,加强对于营养,加强锻炼等成长发育阶段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
四、结语
随着人们对劳动力市场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对影响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各种因素进行探究,发现教育、工作经验等因素都会影响工资报酬。第一,健康的身体能提高劳动者的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影响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第二,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外貌歧视,身高较高的劳动者受到雇佣单位的看好,在就业以及工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优势,从而身高对工资收入有积极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中国劳动者的身高对工资的影响非常显著: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身高每增加1cm,工作者的收入将会提高14%。本文通过对劳动者自评健康情况和身高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身高与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劳动者,身高也较高,由此得知,青少年时期的营养健康状况不仅影响了青少年的身高,还对其成年之后的健康状况,以及成年之后的工资收入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加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关乎个人,而且关乎社会,有着正的外部效应。提高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能提高劳动力总体的素质,提高劳动力市场生产效率,加快经济的发展水平,减少社会经济发展负担。因此,加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带来丰厚的回报,加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 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歧视问题也应该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仅是性别歧视等被大众所熟知的歧视问题,还有外貌歧视等隐性歧视问题都值得研究者以及政府的大量关注。只有通过政府的调控,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思想,才能最终解决歧视问题,使市场得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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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Kuhn P,Shen K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Job Ads:Theory and Evidence[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0
[14]譚远发父母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子女工资溢价:“拼爹”还是“拼搏”管理世[J].2015(3):22-33
[15] Baker, MJ.and Jacobsen, J.P.(2007),Marriage,Specialisation and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Journal of LaborEconomics. 25, 763- 793.
[16]葛玉好,赵媛媛.中国性别工资差距实证研究综述.妇女研究论丛[J]. 2010(6)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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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吴贾,姚先国,张俊森.城乡户籍歧视是否趋于止步——来自改革进程中的经验证据:1989-2011经济研究[J].2015(11):148-160
[20] Hubler O.( 2006),The Nonlinear Link between Heightand Wag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Discussion Paper of Institutefor the Study of Labor.No.2394
关键词:身高;收入;外貌歧视;工资
一、引言
个体收入作为维持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个人的生产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劳动者通常会采用各种方法来提高自身收入,例如进行教育投资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等。然而,除了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为人熟知的传统因素之外( Heckmanet al.,2003),健康人力资本例如身高也会影响到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王鹏等,2010; Schultz,2002)。
一方面,身高是一个家庭乃至社会对孩子未成年时期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与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密不可分。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身高较高代表着较好的体魄,较大的力气,从而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与较高的生产效率和工资回报(Strauss et al.,1998;高文书,2009)。除此之外,身高可能还会与劳动者的认知能力以及非认知能力相关。在青少年时期,身高会影响到青少年人际交往,由此影响人力资本资本积累,进一步影响其成年后的收入水平(Persico et a1.,2004)。
在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歧视现象,不仅仅存在着户籍歧视(齐良书和刘岚,2019),种族歧视(王美艳,2005),性别歧视(孙婧芳,2017),还存在有外貌歧视(江求川等,2013;刘一鹏等2016)。在我国,随着市场竞争越发激烈,外貌歧视逐渐凸显,企业的歧视行为是造成外貌歧视的主要原因( Harper,2000)。在要求应聘者能力之外,不少用人单位要求应聘者在简历中附上个人生活照,并且很多岗位都有身高标准。例如,Kuhn和shen(2011)指出,在中国招聘市场中,7.7%的企业在招聘广告信息中对应聘人员的长相有一定的要求,2.6%的企业制定了最低身高标准。
身高作为一个岗位硬性门槛,已经直接影响到了求职者能否获得该职位,身高对就业有着重要影响。而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有两个:其一,相较于残疾歧视而言,我国目前对于外貌歧视没有立法约束,因此有关用人单位在招聘时直接将身高等外貌条件作为门槛。其二,对比户籍歧视、性别歧视等,外貌歧视问题在我国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用人单位甚至于应聘者自身都沒有注意到将身高等作为招聘的限制条件属于歧视,在此情形之下,外貌歧视属于默许状态。外貌歧视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不如户籍歧视等明显,但是造成的社会影响却不容小觑。劳动力市场中所出现的以身高为代表的外貌歧视将损害一部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损害劳动者进行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影响到市场的公平竞争,加剧市场中的收入不平等(江求川等,2013)。
鉴于此,本文采用CGSS2015年的数据进行回归,试图证实身高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以及模型;第三部分将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本文将对实证分析结果予以小结并且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与数据
本文采用的是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对身高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其回归模型为:
劳动者的教育程度会带来正的工资回报,对工资收入有促进作用,因而预计教育的回归系数为正。根据谭远发(2015)的方法,通过教育年限来表征不同教育程度的差异,研究生以上19分,本科16分,专科15分,高中12分,初中9分,小学6分,文盲1分。婚姻状态方面,根据Baker等(2007)的研究成果,我们将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同居状态都标记为已婚状态,将分居未离婚、离婚、丧偶标记为单身状态,同时预测婚姻的系数为正,即婚姻对收入有促进作用。由于性别工资差距的存在,不论是在平均工资上还是整个工资分布上男女之间均有差距(葛玉好等,2010),男性工资一般高于女性,因此估计性别的回归系数为正。预期工作年限的系数为正,工作年限平方项的系数为负是因为当劳动者脱离教育环境,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技能的不断熟练,能力不断积累并且提升,劳动生产率会不断上升,因而工资报酬也会不断上升,但是对于一般的行业而言,工作年限的边际效率递减,工作年限对于工资的影响会慢慢减少。根据陈祎等(2010)年的研究,签订劳动合同可以提高务工人员的收入,合同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影响,我们预期合同的回归系数为正。而预期中共党员的系数为正是因为一些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身份会带来正的溢价( Appleton et al.,2005)。同时,我们预期非农户口的系数为正,是因为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一定的户籍歧视,农民工在进入企事业单位时依旧受到较强歧视(孙婧芳,2017;吴贾等,2015)。
在数据方面,本文采用了最新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15年CGSS数据)。本文分析的对象是18岁及以上的劳动者,并将劳动者工资报酬定义为“劳动者者去年个人全年的职业/劳动收入。”由于研究的是身高和工资之间的关系,我们去除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以及身高和工资的异常值,得到有效样本2580个,其中男性样本为1435个,占样本总数55.62%,女性样本为1145个,占样本总数44.38%。去除异常值之后,全体样本身高均值为166.4698,最高为183厘米,最低148厘米,女性身高平均为160.7074,最高178,最低148.男性身高均值为171.0676,最高183厘米,最低150厘米。总样本收入均值为40563.41,女性样本收入平均为35574.45,男性样本收入平均为44544.16,高于女性。图1显示了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和平均工资之间的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男性的平均工资较为集中,而女性的平均工资分布较为分散。同时男性的平均身高和平均工资与线性函数拟合较好,而女性的平均身高和平均工资与线性函数拟合较差。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对男性工作者的身高要求没有明显的偏好,而女性的身高外貌要求相对较为明显。
同样,我们绘制了全体样本的总平均身高及对应身高水平上总平均年工资的分布情况。从图2中可以看出,身高和平均收入呈正相关。
三、实证分析
(一)最小二乘法( OLS)估计
本文先采用OLS估计,考虑到性别会对身高产生影响由此回归结果可能有偏误,所以我们在对总体样本进行回归的同时,分别对女性样本、男性样本进行了单独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由表中第一列的回归结果可知,回归F值为73.88,通过了F检验,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248,身高的系数为0.0115,在gg%的水平下显著,即每增加1厘米的身高,收入会提高1.15%。由第二列的回归结果,女性身高系数为0.0076,在90%的水平下显著,即就女性而言,即每增加1厘米的身高,收入会提高0.76%。根据第三列结果,男性身高系数为0.0147,在99%的水平下显著,即每增加1厘米的身高,收入会提高1.47%。男性婚姻状况的系数为正并且显著,印证了对于男性“成家立业”的传统观点,女性的婚姻状态系数为负但是并不显著;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的系数女性样本为0.223,在gg%的水平下显著,男性样本中系数为0.178,在99%的水平下显著,意味着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不论是对于男性劳动力还是女性劳动力而言,在考虑工资收入时,都很重要,签订劳动合同有助于提高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教育的系数均为正,且都在99%的水平下显著。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女性的工资提高5%,男性的工资提高5.28%,回归结果有力的驳斥了“读书无用论”。是否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工作年限、工作年限的平方系数不论男女均显著,且系数符号与预期一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收入的增加有着促进作用,可能是因为党员劳动力在综合素质上要高于一般的非党员劳动力,也可能是社会大环境对党员身份认同性较高。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户口状况的系数并不显著,有可能是因为近些年对于农业户口劳动力歧视的呼声较高,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对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改善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问题有了一定的成效。
(二)工具变量估计
考虑到测量误差,可能存在与身高有关同时会影响收入水平的变量,从而使得最小二乘法估计可能产生误差(高文书,2009),即身高变量存在内生性(Schultz,2002);Hubler,2006)。Hubler等人通过使用样本的健康程度来作为变量,有效的避免了这个问题。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15年调查数据中,劳动者自我对于健康的评价分为五个维度,依次是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和很健康。我们将比较健康、很健康定义为健康,记为1,其余记为0,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1(4)
根据OLS估计和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可以说明身高和健康状况存在相关关系。通过对OLS和加入工具变量回归后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加入工具变量之后,身高对于劳动者的工资报酬有显著的正影响,系数由0.0115变为了0.140,即工作者身高增加1cm,收入将提高14%。这意味着OLS估计的确存在着偏误。在加入工具变量之后,性别变量系数变的显著为负,又一次证实了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的存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的变量系数依旧显著,系数由0.198变为0.14,说明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劳动力工资收入确实有影响,同等條件下,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报酬会比没有签订合同的工人报酬增加14%,系数的下降说明OLS估计高估了劳动合同的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工具变量法的教育系数依旧为正,且显著,说明劳动力若想提高自身的职业/劳动报酬,可以通过教育来实现,每多受1年的教育,工资将增加3.6%。而在加入工具变量之后,是否为中国共产党员的系数变小,依旧为正,但是不再显著。工作经验的系数为正且显著,工作经验平方项系数为负且显著,这两者符号与OLS回归保持一致,且与我们的预期也保持一致,说明了工作经验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为正,工作经验越多,工资越高,但是其边际效应递减。
由于身高是受遗传以及成长发育阶段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由此我们能够推断出,青少年时期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对青少年时期存在着影响,同时也对其成年之后的健康状态,成年之后的工资收入水平有一定影响。因此,加强对于营养,加强锻炼等成长发育阶段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
四、结语
随着人们对劳动力市场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对影响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各种因素进行探究,发现教育、工作经验等因素都会影响工资报酬。第一,健康的身体能提高劳动者的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影响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第二,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外貌歧视,身高较高的劳动者受到雇佣单位的看好,在就业以及工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优势,从而身高对工资收入有积极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中国劳动者的身高对工资的影响非常显著: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身高每增加1cm,工作者的收入将会提高14%。本文通过对劳动者自评健康情况和身高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身高与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劳动者,身高也较高,由此得知,青少年时期的营养健康状况不仅影响了青少年的身高,还对其成年之后的健康状况,以及成年之后的工资收入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加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关乎个人,而且关乎社会,有着正的外部效应。提高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能提高劳动力总体的素质,提高劳动力市场生产效率,加快经济的发展水平,减少社会经济发展负担。因此,加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带来丰厚的回报,加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 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歧视问题也应该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仅是性别歧视等被大众所熟知的歧视问题,还有外貌歧视等隐性歧视问题都值得研究者以及政府的大量关注。只有通过政府的调控,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思想,才能最终解决歧视问题,使市场得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Heckman JJ., Lochner L.and P.E.Todd.( 2003), Fifty Yearsof Mincer Earnings Regressions.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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