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美国社会学家沃思最早提出“城市性”这一概念用以概括城市生活所具有旳特性,在沃思看来,城与乡最基本的差别是文化性的差异,市民在生活方式、处事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均与乡民不同。费孝通先生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概括的是中国乡村及农民的特性。甘斯(Gans)认为,无论是“城市性”还是“乡土性”都是人的特性,即市民和农民的不同文化特性。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就是脱离“乡土性”并塑造“城市性”的过程。
关键词:失地农民;市民;市民化;主体性
城市化进程中大规模的土地利用导致大量农用土地被征用,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到2030年中国将有超过5450万亩的农业耕地被占用,“以每一亩耕地的征用会产生1.5个失地农民的保守估计来算,这年30间中国的失地农民將多达近1亿人。”[]在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在物理形态上消失,农民在身份上转变为市民。失地农民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是外在宏观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失地农民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庞大的参与主体,其主体性变迁是中国社会科学界重要的研究议题。
一、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王慧博(2011)认为失地农民市民化包括身份、社会保障、价值观三个方面的内涵。周建瑜(2016)总结了失地农民市民化面临的就业、生活、社会保障不均、“失地综合症”四大现实困境。陈美球(2013)提出了改革安置补偿方式、保障可持续生计、加强就业的引导与扶持、培育失地农民的生存能力四种市民化的路径。姜燕(2012)认为安置社区文化建设投入不足是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学术界目前已经研究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内涵、困境、路径和影响因素,尚缺乏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农民与市民特性作比较。
二、失地农民“乡土性”的瓦解与“城市性”的塑造
(1)社会基础——从血缘、地缘到分工、利益。滕尼斯曾对以小乡村为特征的“共同体社会”和以大城市为特征的“社会”进行了比较。“共同体”的联结是有机的、自然的,其组织机制依靠的是“习俗、信仰”,而“社会”的联结组织机制是机械的、人为的。共同体社会关系是由情感性或传统性的行动形成的社会关系,而城市社会则是一个基于分工的利益社会[]。涂尔干提出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概念分别代表了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组织机制。农村社会基于血缘、地缘的合作形成其社会秩序,其内部具有高度同质性,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从而获得认同和团结。城市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由于社会分工产生的差异形成互补,从而获得依存与凝聚,形成团结。
(2)社会行动——从情感行动到理性行动。韦伯对于城市与农村的区别也有所论述。首先,城市有市场、社团、相对独立的法律和一定程度的自治,乡村没有。其次,乡村中成员间是相识的、熟知的、强联结的,运作法则是熟人的、符合习惯的;而城市成员间是匿名的、陌生的、弱联结的,运作法则是生人的、符合一定制度的。第三,劳动分工增进各职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在整个产业组织之中产生了某种稳固的社会组织,这种稳固性是建立在利益的一致性上的。第四,市民的社会行动是基于利益的、易变的、有着明确目的的工具合理性行动,农民则是由约定俗成的习惯产生的情感行动。
(3)社会关系——从紧密、强联结到冷漠、匿名。齐美尔认为正是农村与城市的不同形塑了农民与市民的不同。齐美尔认为城市中高度理智、高效率的社会活动和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顺利运转,依靠的是一个媒介——货币,货币的统一性提高了城市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运转的效率,但与此同时,货币的匿名性使得面对面的交换减少,城市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就变成了金钱关系。另外,齐美尔认为城市中的傲慢和矜持带来的冷漠实际上是给城市人带来一种自由,原因在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冷漠决定了人们之间不相互干涉,这一点与乡村不同。所以从齐美尔的论述可以看出,乡村的组织机制是紧密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是强的,城市的联结是匿名的、利益的,市民之间的联系是不紧密的。
(4)社会控制——从道德到法律。帕克等人认为城市是基于竞争、职业类别、劳动分工、专业技术、差异和利益的,这与乡村基于血缘的联结和同质的特性极为不同。从这个意义来说,失地农民市民化,根本上是要将传统社会运作机制彻底解构,重新建立起符合城市社会运作机制的秩序和结构。帕克等人还认为“在城市,人与人的间接关系、次级关系已经取代了农村的直接关系、面对面的首属关系”,首属关系中互相间的交往是在本能和情感的领域内进的,社会控制顺应着个人的生活习惯和公众的情感。从乡村到城市,原来基于道德的社会控制,被基于成文法律的社会控制所取代。
三、小结
从农民到市民身份的变迁,不仅仅是户籍意义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社会身份的转变。人的主体特性,尤其是社会性体现在诸多方面,在本文中,笔者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对人的主体特性进行解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农民与市民的社会性:一是建构社会身份的基础,从农民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到市民以社会分工、利益一致为纽带;二是社会行动的动机,从农民的习惯、情感行动,到市民的工具理性行动;三是人际关系带来社会距离的差异,从农民的亲密、强联结,到市民的冷漠、弱连接;四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从农民的道德观,到市民的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1]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3]王慧博.失地农民市民化社会融入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1(6).
[4]张友琴,李一君.城市化政策与农民的主体性[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3):123-128.
作者简介
刘凌冰(1991-),男,汉族,四川广安人,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关键词:失地农民;市民;市民化;主体性
城市化进程中大规模的土地利用导致大量农用土地被征用,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到2030年中国将有超过5450万亩的农业耕地被占用,“以每一亩耕地的征用会产生1.5个失地农民的保守估计来算,这年30间中国的失地农民將多达近1亿人。”[]在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在物理形态上消失,农民在身份上转变为市民。失地农民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是外在宏观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失地农民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庞大的参与主体,其主体性变迁是中国社会科学界重要的研究议题。
一、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王慧博(2011)认为失地农民市民化包括身份、社会保障、价值观三个方面的内涵。周建瑜(2016)总结了失地农民市民化面临的就业、生活、社会保障不均、“失地综合症”四大现实困境。陈美球(2013)提出了改革安置补偿方式、保障可持续生计、加强就业的引导与扶持、培育失地农民的生存能力四种市民化的路径。姜燕(2012)认为安置社区文化建设投入不足是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学术界目前已经研究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内涵、困境、路径和影响因素,尚缺乏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农民与市民特性作比较。
二、失地农民“乡土性”的瓦解与“城市性”的塑造
(1)社会基础——从血缘、地缘到分工、利益。滕尼斯曾对以小乡村为特征的“共同体社会”和以大城市为特征的“社会”进行了比较。“共同体”的联结是有机的、自然的,其组织机制依靠的是“习俗、信仰”,而“社会”的联结组织机制是机械的、人为的。共同体社会关系是由情感性或传统性的行动形成的社会关系,而城市社会则是一个基于分工的利益社会[]。涂尔干提出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概念分别代表了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组织机制。农村社会基于血缘、地缘的合作形成其社会秩序,其内部具有高度同质性,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从而获得认同和团结。城市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由于社会分工产生的差异形成互补,从而获得依存与凝聚,形成团结。
(2)社会行动——从情感行动到理性行动。韦伯对于城市与农村的区别也有所论述。首先,城市有市场、社团、相对独立的法律和一定程度的自治,乡村没有。其次,乡村中成员间是相识的、熟知的、强联结的,运作法则是熟人的、符合习惯的;而城市成员间是匿名的、陌生的、弱联结的,运作法则是生人的、符合一定制度的。第三,劳动分工增进各职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在整个产业组织之中产生了某种稳固的社会组织,这种稳固性是建立在利益的一致性上的。第四,市民的社会行动是基于利益的、易变的、有着明确目的的工具合理性行动,农民则是由约定俗成的习惯产生的情感行动。
(3)社会关系——从紧密、强联结到冷漠、匿名。齐美尔认为正是农村与城市的不同形塑了农民与市民的不同。齐美尔认为城市中高度理智、高效率的社会活动和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顺利运转,依靠的是一个媒介——货币,货币的统一性提高了城市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运转的效率,但与此同时,货币的匿名性使得面对面的交换减少,城市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就变成了金钱关系。另外,齐美尔认为城市中的傲慢和矜持带来的冷漠实际上是给城市人带来一种自由,原因在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冷漠决定了人们之间不相互干涉,这一点与乡村不同。所以从齐美尔的论述可以看出,乡村的组织机制是紧密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是强的,城市的联结是匿名的、利益的,市民之间的联系是不紧密的。
(4)社会控制——从道德到法律。帕克等人认为城市是基于竞争、职业类别、劳动分工、专业技术、差异和利益的,这与乡村基于血缘的联结和同质的特性极为不同。从这个意义来说,失地农民市民化,根本上是要将传统社会运作机制彻底解构,重新建立起符合城市社会运作机制的秩序和结构。帕克等人还认为“在城市,人与人的间接关系、次级关系已经取代了农村的直接关系、面对面的首属关系”,首属关系中互相间的交往是在本能和情感的领域内进的,社会控制顺应着个人的生活习惯和公众的情感。从乡村到城市,原来基于道德的社会控制,被基于成文法律的社会控制所取代。
三、小结
从农民到市民身份的变迁,不仅仅是户籍意义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社会身份的转变。人的主体特性,尤其是社会性体现在诸多方面,在本文中,笔者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对人的主体特性进行解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农民与市民的社会性:一是建构社会身份的基础,从农民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到市民以社会分工、利益一致为纽带;二是社会行动的动机,从农民的习惯、情感行动,到市民的工具理性行动;三是人际关系带来社会距离的差异,从农民的亲密、强联结,到市民的冷漠、弱连接;四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从农民的道德观,到市民的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1]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3]王慧博.失地农民市民化社会融入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1(6).
[4]张友琴,李一君.城市化政策与农民的主体性[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3):123-128.
作者简介
刘凌冰(1991-),男,汉族,四川广安人,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