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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笔者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工作时，曾参与审查起诉了刘国修贪污案。这个案件的犯罪数额之大，在当时很罕见，而刘国修也是我们当时办理过的腐败案件中年龄最大的罪犯，他犯罪时已经年过花甲，因此案件在当时很有影响。
根据档案记载和案件材料，刘国修在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江汉大学，新中国成立，他投入了共和国的建设，并于1952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曾在中国西南铁路建设中立下汗马功劳，60年代参加了我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建设，因在专业上颇有建树，成为高级工程师，在全国爆破专业中，称得上是佼佼者，还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由于工作需要，1986年，在中国土木工程公司咨询室任正处级高级工程师的刘国修，被派往泰国，作为驻泰国办事处筹备组负责人、公司授权代表、泰中合资MJ公司和TX公司有权签字人、授权董事，这年他61岁。此时的刘国修，是高龄、高知而且高薪，他具备老年人的社会经验，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廉洁奉公的物质条件。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在掌握了重大的权力后，晚节不保，迅速完成了向腐化堕落的转化，不惜以身试法而彻底葬送掉了自己的一切，包括肉体生命。
记得，当笔者在办理案件提讯时，看到的刘国修是一名满头白发，脸庞清癯，着装整洁，谈吐温和的恂恂老者。于是笔者感觉，如果不是有那么翔实的事实证据，如果不是在审讯室中，如果不是有威严的司法警察看押着，怎么也不会想到此人是能做出那么多无耻事情的腐败分子。然而，这名曾经的专家，现在这种道貌岸然的外表，也只是金玉其外，改变不了人品素质低下的事实。
刘国修的变化起源于刚到国外的半个月里，一家外国公司杨姓老板的两次做东。做东请的不是丰盛宴席，而是在兼营色情生意的浴室嫖娼和与女歌星在宾馆开房鬼混。经过这种“别开生面”的下流风月活动，刘国修开了眼界，也生了贼心。于是，自从这种活动后，他的人生旅途中，出现了导致他最终被葬送的转折点。
刘国修尝到了甜头后，为了能够长期享受这种龌龊的生活，于是利用公司赋予的负责国外单位的权力，在1986年至1988年9月间，挖空心思，伪造了六份与子虚乌有、纯属编造的所谓“燕达理公司”、“宋约提公司”两个泰国公司的业务合同，同时伪造了这两个公司的收款凭证。这些合同简单粗糙得很，连项目单价及工程进度等最基本的内容都没有，刘国修就在这个基础上，以依照合同，需付工程费用为名，虚报支出，先后把26万多美元外汇（当时折合人民币101万元）从公司账上轻易地据为己有，然后就肆无忌惮地用于在泰国浴室、歌厅和夜总会捧歌星，包妓女等等色情活动。刘国修仅捧台湾女歌星就有十余人之多，和她们在宾馆开房间，送她们衣服首饰化妆品，共同就餐，帮办各种私事，乃至上下班接送等等，简直成了这些人物的财神。在恶性膨胀的私欲下，什么组织的信任，什么党性原则，什么人生意义，什么道德情操，什么知识分子的良知，这一切被他弃之如敝屣。就在这种花天酒地荒淫腐化到极点的活动中，刘国修彻底沦落为腐败分子，走上了不归的末路。
历史上曾有一种现象，就是占山为王的草寇或是打家劫舍的强盗，每逢有新人入伙时，总要逼新来的人去干一桩杀人抢劫之类的事，以此使其死心塌地，别想反水或摆脱。刘国修就学得了这一招，他不仅自己沉溺于胭脂粉黛香風毒雾中不可自拔，而且还把同事拉下水。他教唆同事涉足色情场所，并提供费用，使同事与自己同流合污，共同挥霍贪污的公款，形成了犯罪团伙。他供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他们说出去”。几个腐败分子，花起公家的钱如流水，把国家宝贵的外汇源源不断地抛向境外色情场所的老板和歌星们。在当时，这种方式的挥霍型贪污犯罪还十分罕见，所以侦查人员一时对刘国修的无所顾忌、胆大妄为，也感到震惊。
刘国修不仅犯罪时寡廉鲜耻，而且案发后仍然不顾廉耻，拒不承认贪污事实，即使在侦查人员出示了确凿的证据后，仍是态度顽固，既不认罪更没有丝毫悔罪的表示。他的这种表现，完全是出于明知罪行严重，认为如果承认了犯罪事实肯定也不会获得轻判，而拒不承认犯罪事实，还有蒙混过去可能的侥幸心理。刘国修的思维和行为又印证了，一个人如果成为极端利己主义者，已经彻底摆脱了良知约束，放弃了道德底线，没有了羞耻感，不再在乎人格尊严，那么什么丑恶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国修的所作所为，也是他这种疯狂追求个人利益者的正常心理反应。
国法不是儿戏，无视并破坏国法是要付出必要代价的，有时这个代价就是宝贵的生命。刘国修因为贪污公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于1991年7月被一审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后通过了必经的司法程序后，他于同年9月5日被执行死刑，时年66岁。
曾看到一篇互联网上的文章，把刘国修在刑场上的形象说成是：“头发花白，衣履不整的囚徒蹒跚而立，随着一声尖厉的枪声，细高的身躯寂然倒下。”然而这并不是真实情况，而是虚构出的场景。笔者亲眼目睹的事实是，刘国修被用刑车押解到刑场后，就已经瘫作一团无法行走，由两名武警战士把他从车上架下来，并拖架到指定位置。刘国修的身体已经不受支配，在那里跪不住，几乎是趴着被执刑的。笔者看到这一幕时，想到了古语“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认为刘国修走到这一步，最终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纯属于因不修道德而咎由自取。
有人认为，因为刘国修在远离祖国和组织的外域他乡，没有严格的监管，所以很难做到奉公守法远离腐败，假如在国内，在纪律严明规章制度健全的单位，他就没有机会犯那么严重的腐败罪行，至少可以避免杀身之祸，甚至免除牢狱之灾。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理论上虽然可以成立，但未免有脱离实际的理想化和过于乐观的缺陷。在刘国修犯罪的时代，国内有效地防范权力滥用，以及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制度建设水平和社会环境，尚不理想。即使在刘国修案件过去了20多年的今天，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仍然是我们努力的内容，打造能够把权力关在其中的制度笼子，仍然是紧迫和艰巨的任务。对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我们既要看到不断取得的成绩和进步的趋势，也要头脑清醒，认识到不足之处，避免盲目乐观。
今天回顾刘国修案件的意义，远不是警示必须注重道德修养那么简单，还具有更深刻的意蕴。这个案件之所以成为当时就很有影响，至今仍很有意义的反面典型，除了有罕见的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行为情节特别恶劣、善恶转换速度惊人等因素外，还有道德防线不堪一击、腐败时年过花甲，以及境外犯罪等特殊情节。这些情节，为反腐败提供了值得思考的课题。
一个人的道德素质对于坚持廉洁自律，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作用，不能想象，道德败坏的人可以自觉抵制腐败。刘国修的腐败过程，当然有道德操守变节的主观原因，如果他始终能够坚持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道德底线，就不至于被歪风邪气丑恶思想诱惑腐蚀。这说明必须强调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但仅从道德上寻求腐败犯罪的原因还不够，任何人内心总会有善恶博弈，只不过在一定条件下，邪不胜正而已。刘国修也是如此，成为积极工作的党员，术有专攻的专家，并不代表思想道德纯洁得一尘不染，一旦条件具备，善恶转化就难以避免，掌握权力就是一个最具挑战性的条件。刘国修如果不是掌握了权力，并且可以为所欲为，那么，他内心恶的一面还不至于膨胀，道德防线也不至于这么不堪一击。所以刘国修是被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所害，他因得到了重权而失去了人生。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如果能使权力得到严格的监督和约束，即使一个道德素质低下的人，也很难有机会以权谋私，更难以长时期大规模地把权力当做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所以，监督和约束权力的制度是道德操守的保障，也是腐败现象的克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腐败应该充分利用一切有益资源，包括体现反腐败成果的已办案件，从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推进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
编辑：刘雁君 nina_lyj@sina.com
根据档案记载和案件材料，刘国修在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江汉大学，新中国成立，他投入了共和国的建设，并于1952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曾在中国西南铁路建设中立下汗马功劳，60年代参加了我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建设，因在专业上颇有建树，成为高级工程师，在全国爆破专业中，称得上是佼佼者，还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由于工作需要，1986年，在中国土木工程公司咨询室任正处级高级工程师的刘国修，被派往泰国，作为驻泰国办事处筹备组负责人、公司授权代表、泰中合资MJ公司和TX公司有权签字人、授权董事，这年他61岁。此时的刘国修，是高龄、高知而且高薪，他具备老年人的社会经验，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廉洁奉公的物质条件。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在掌握了重大的权力后，晚节不保，迅速完成了向腐化堕落的转化，不惜以身试法而彻底葬送掉了自己的一切，包括肉体生命。
记得，当笔者在办理案件提讯时，看到的刘国修是一名满头白发，脸庞清癯，着装整洁，谈吐温和的恂恂老者。于是笔者感觉，如果不是有那么翔实的事实证据，如果不是在审讯室中，如果不是有威严的司法警察看押着，怎么也不会想到此人是能做出那么多无耻事情的腐败分子。然而，这名曾经的专家，现在这种道貌岸然的外表，也只是金玉其外，改变不了人品素质低下的事实。
刘国修的变化起源于刚到国外的半个月里，一家外国公司杨姓老板的两次做东。做东请的不是丰盛宴席，而是在兼营色情生意的浴室嫖娼和与女歌星在宾馆开房鬼混。经过这种“别开生面”的下流风月活动，刘国修开了眼界，也生了贼心。于是，自从这种活动后，他的人生旅途中，出现了导致他最终被葬送的转折点。
刘国修尝到了甜头后，为了能够长期享受这种龌龊的生活，于是利用公司赋予的负责国外单位的权力，在1986年至1988年9月间，挖空心思，伪造了六份与子虚乌有、纯属编造的所谓“燕达理公司”、“宋约提公司”两个泰国公司的业务合同，同时伪造了这两个公司的收款凭证。这些合同简单粗糙得很，连项目单价及工程进度等最基本的内容都没有，刘国修就在这个基础上，以依照合同，需付工程费用为名，虚报支出，先后把26万多美元外汇（当时折合人民币101万元）从公司账上轻易地据为己有，然后就肆无忌惮地用于在泰国浴室、歌厅和夜总会捧歌星，包妓女等等色情活动。刘国修仅捧台湾女歌星就有十余人之多，和她们在宾馆开房间，送她们衣服首饰化妆品，共同就餐，帮办各种私事，乃至上下班接送等等，简直成了这些人物的财神。在恶性膨胀的私欲下，什么组织的信任，什么党性原则，什么人生意义，什么道德情操，什么知识分子的良知，这一切被他弃之如敝屣。就在这种花天酒地荒淫腐化到极点的活动中，刘国修彻底沦落为腐败分子，走上了不归的末路。
历史上曾有一种现象，就是占山为王的草寇或是打家劫舍的强盗，每逢有新人入伙时，总要逼新来的人去干一桩杀人抢劫之类的事，以此使其死心塌地，别想反水或摆脱。刘国修就学得了这一招，他不仅自己沉溺于胭脂粉黛香風毒雾中不可自拔，而且还把同事拉下水。他教唆同事涉足色情场所，并提供费用，使同事与自己同流合污，共同挥霍贪污的公款，形成了犯罪团伙。他供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他们说出去”。几个腐败分子，花起公家的钱如流水，把国家宝贵的外汇源源不断地抛向境外色情场所的老板和歌星们。在当时，这种方式的挥霍型贪污犯罪还十分罕见，所以侦查人员一时对刘国修的无所顾忌、胆大妄为，也感到震惊。
刘国修不仅犯罪时寡廉鲜耻，而且案发后仍然不顾廉耻，拒不承认贪污事实，即使在侦查人员出示了确凿的证据后，仍是态度顽固，既不认罪更没有丝毫悔罪的表示。他的这种表现，完全是出于明知罪行严重，认为如果承认了犯罪事实肯定也不会获得轻判，而拒不承认犯罪事实，还有蒙混过去可能的侥幸心理。刘国修的思维和行为又印证了，一个人如果成为极端利己主义者，已经彻底摆脱了良知约束，放弃了道德底线，没有了羞耻感，不再在乎人格尊严，那么什么丑恶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国修的所作所为，也是他这种疯狂追求个人利益者的正常心理反应。
国法不是儿戏，无视并破坏国法是要付出必要代价的，有时这个代价就是宝贵的生命。刘国修因为贪污公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于1991年7月被一审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后通过了必经的司法程序后，他于同年9月5日被执行死刑，时年66岁。
曾看到一篇互联网上的文章，把刘国修在刑场上的形象说成是：“头发花白，衣履不整的囚徒蹒跚而立，随着一声尖厉的枪声，细高的身躯寂然倒下。”然而这并不是真实情况，而是虚构出的场景。笔者亲眼目睹的事实是，刘国修被用刑车押解到刑场后，就已经瘫作一团无法行走，由两名武警战士把他从车上架下来，并拖架到指定位置。刘国修的身体已经不受支配，在那里跪不住，几乎是趴着被执刑的。笔者看到这一幕时，想到了古语“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认为刘国修走到这一步，最终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纯属于因不修道德而咎由自取。
有人认为，因为刘国修在远离祖国和组织的外域他乡，没有严格的监管，所以很难做到奉公守法远离腐败，假如在国内，在纪律严明规章制度健全的单位，他就没有机会犯那么严重的腐败罪行，至少可以避免杀身之祸，甚至免除牢狱之灾。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理论上虽然可以成立，但未免有脱离实际的理想化和过于乐观的缺陷。在刘国修犯罪的时代，国内有效地防范权力滥用，以及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制度建设水平和社会环境，尚不理想。即使在刘国修案件过去了20多年的今天，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仍然是我们努力的内容，打造能够把权力关在其中的制度笼子，仍然是紧迫和艰巨的任务。对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我们既要看到不断取得的成绩和进步的趋势，也要头脑清醒，认识到不足之处，避免盲目乐观。
今天回顾刘国修案件的意义，远不是警示必须注重道德修养那么简单，还具有更深刻的意蕴。这个案件之所以成为当时就很有影响，至今仍很有意义的反面典型，除了有罕见的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行为情节特别恶劣、善恶转换速度惊人等因素外，还有道德防线不堪一击、腐败时年过花甲，以及境外犯罪等特殊情节。这些情节，为反腐败提供了值得思考的课题。
一个人的道德素质对于坚持廉洁自律，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作用，不能想象，道德败坏的人可以自觉抵制腐败。刘国修的腐败过程，当然有道德操守变节的主观原因，如果他始终能够坚持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道德底线，就不至于被歪风邪气丑恶思想诱惑腐蚀。这说明必须强调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但仅从道德上寻求腐败犯罪的原因还不够，任何人内心总会有善恶博弈，只不过在一定条件下，邪不胜正而已。刘国修也是如此，成为积极工作的党员，术有专攻的专家，并不代表思想道德纯洁得一尘不染，一旦条件具备，善恶转化就难以避免，掌握权力就是一个最具挑战性的条件。刘国修如果不是掌握了权力，并且可以为所欲为，那么，他内心恶的一面还不至于膨胀，道德防线也不至于这么不堪一击。所以刘国修是被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所害，他因得到了重权而失去了人生。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如果能使权力得到严格的监督和约束，即使一个道德素质低下的人，也很难有机会以权谋私，更难以长时期大规模地把权力当做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所以，监督和约束权力的制度是道德操守的保障，也是腐败现象的克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腐败应该充分利用一切有益资源，包括体现反腐败成果的已办案件，从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推进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
编辑：刘雁君 nina_lyj@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