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怎么处理好时代语境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怎样使我们的创作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事实上，二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更不是截然对立的。当然，它们也不完全是一回事。作为一个清醒而务实的写作者，必须想方设法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怎么统一？这中间有一个分寸，有一个尺度，我们应该拿捏好，把握住，从而使我们的作品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
关键词：文学创作 困惑 政治性 文学性
我从年轻学生时代开始，一直都对文学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我的第一篇小小说《新秀阿木》，是以一个同学，也是一个文友为原型创作的，当时打了一个通关，从县级市，到地级市，再到省级三家刊物都刊登了，有的是转载，后来《小说月报》也转载。当时，本土作者上《小说月报》，我是第一人。后来，我创作的更多的小小说，是在郑州《百花园》《小小说选刊》上发表。后来有二十多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中断了文学的创作。
从2018年底开始，我又试图重拾文学梦，创作了三十多篇小小说和短篇小说。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从作者这个角度来讲，我现在写的东西，很难推出去，即或投出去了，也会石沉大海。为什么呢？有一次我跟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聊了一个观点，我是从我们六十年代生人的人生经历，站在这个年龄段在写东西，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没有审视、没有思考的东西，或者说没有“刺点”的东西，不会去关注。我关注的可能跟其他作者关注的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我们习惯性要审视社会问题，审视社会问题的目的，也是想要用文学的力量去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很多编辑，可能就像一个文友分析的那样：要么是，他的阅历和思考不足以让他看懂;要么就是，他过于敏感，不想给自己添乱找麻烦，不敢发稿。
昨天，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晓晖先生在南漳讲作协该如何引导，时刻不忘弘扬主旋律，这是第一位的、首位的，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何在弘扬主旋律与个性表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很多文友都有这样的困惑。可能是我们的写作水平太低，落伍了;也可能是，有话语权的编辑，过度敏感了。这中间的平衡点很难把握，也一直困惑着我。今天，湖北省作家协会高晓晖副主席一行到我们宜城调研，在调研座谈会上，我说出了我的以上困惑。随后，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晓苏老师回答了我的问题，也算是给我解惑吧。
晓苏老师说，我提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普遍性。怎么处理好时代语境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怎样使我们的创作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事实上，二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更不是截然对立的。当然，它们也不完全是一回事。作为一个清醒而务实的写作者，必须想方设法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怎么统一？这中间有一个分寸，有一个尺度，我们应该拿捏好，把握住，从而使我们的作品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
晓苏老师说，当下的文学创作，特别强调政治引领，似乎文学又回到了政治化写作。这对不对呢？肯定是对的，因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它本身没有错。任何政党，都需要文学为政治服务。再说了，文学也有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比如宣传、教育、引导。但是，文学的功能有多种，除了宣传功能、教育功能、引导功能，还有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反思功能、批判功能、娱乐功能、补偿功能等。因此，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文学的各种功能。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盯着它的政治功能，只强调宣传、教育和引导，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关闭了它的其他功能。
至于如何让我们的作品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晓苏老师认为，首先应该处理好政治与文学的三个关系。一是政治的官员性与文学的人民性之间的关系，二是政治的宏观性与文学的微观性之间的关系，三是政治的显著性与文学的隐喻性之间的关系。
晓苏老师说，官员这个词用在这里不一定恰当，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述。按说，官员与人民不是相对的，其实官员也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在社会关系中，官员和人民却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这两种身份是客观存在的。众所周知，毛主席曾經题了一个词：为人民服务。这个题词就有明确的身份意识，即，各级官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很显然，这是毛主席从官员的角度提出来的，认为人民是党服务的对象。再说到政治，从理论上讲，官员和人民在政治上是一致的，比如当下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既是各级官员最大的政治，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政治。然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读者对象和创作动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作品主要是写给官员看的，还是主要写给人民看的？由于读者对象不同，创作动机也会不同，以官员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创作，恐怕更多的是在展示官员的政绩，其中难免会有拔高、粉饰、美化;以人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创作，更多的可能是关注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中多多少少也会反映一些人民群众的缺憾、问题、矛盾，或者叫美中不足。作为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务实的作家，毫无疑问应该把人民当成自己的主要读者对象，努力真实地、全面地、深入地传达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生存境遇和生命体验。而且，作家这样做，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思想。习总书记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还一再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然而遗憾的是，现在许多写作者并没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品都是写给当地官员看的，乍看上去是在突出政治，实际上是在为当地官员贴金，宣传他们的政绩。这样的作品往往充斥着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像在拉横幅、喊口号、贴标语，没有烟火气，没有人情味，没有形象，没有细节，没有趣味，没有美感，总之没有文学性，所以对广大读者缺乏吸引力，缺乏感染力，缺乏说服力。导致这种创作现状，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政治的官员性与文学的人民性之间的关系。在谈到这对关系时，晓苏老师认为襄阳市上演的一个小品很不错，小品讲的是村里的曾书记帮助村里的贫困户小芳脱贫的故事。这里面既贯穿了精准扶贫这条政治主线，又浓墨重彩地、惟妙惟肖地、一波三折地展示了曾书记和妻子两个人的心理活动，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尤其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性波澜，比如男人的惧内和女人的吃醋，从而增强了这个小品的文学性。 晓苏老师说，政治往往是宏观的，而文学主要是微观的，提倡以小见大，以少胜多，强调独特性、地域性、差异性，最后完成由个别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的艺术超越和思想升华。所以，写作者一定要在放眼宏观的前提下立足微观，从小处开始，从近处出发。说到这里，晓苏老师突然想起了头天在南漳看过的一场文艺演出。为了配合建党一百周年，舞台上安排了两个诗朗诵节目。两首诗歌都属于政治抒情诗，均出自襄阳作者之手。这两首诗不约而同地回顾了党的光辉历程，从南湖红船写到南昌枪声，从井岗翠竹写到遵义光芒，从延安宝塔山写到北京天安门。两首诗都突出了政治性，这一点很好，值得充分肯定。但我感觉到，两首诗都写得太宏观。因为太宏观，所以就缺乏原创性，从选材到立意，好像都是抄袭别人的，至少是重复别人，没有独特的细节，没有独特的感受，没有独特的体验。文学创作，贵在独创，如果题材和主题都是重复或模仿别人，那它的文学性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受众的接受心理来说，没有独特感就没有新鲜感，也就没有审美价值。其实，微观书写也能很好地突出政治。比如，襄阳作者歌颂伟大的党，可以写自己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反映襄阳这片土地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样也许更真实，更亲切，更形象，更可感，不一定非要舍近求遠。说到微观书写，晓苏老师提到了襄阳散文家谢伦。他说，谢伦的散文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写作紧贴了襄阳这片土地，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比如他的家乡书《大薤山记》，是写谷城大薤山的。在这篇作品中，他写的是扶贫攻坚。扶贫，这是近两年全国的一件大事，也是最大的政治。但是，他没有宏观地、空泛地、大而不当地去写，而是聚焦大薤山这块儿土地，写了这个地方在脱贫攻坚中出现一些独特的人物、细节、故事，包括存在的某些问题、困难、疑惑。他独辟蹊径，见微知著，在作品中既保持了政治性，又彰显了文学性。
晓苏老师说，文学和新闻、通讯、报道等宣传类文体一样，也应该坚持政治导向，即强调政治性。但是，文学与新闻、通讯、报道又不完全相同。新闻、通讯、报道对政治性的彰显，可以直截了当，可以开门见山，可以单刀直入;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它的主打策略却是象征和暗示，所以对政治性的传达也应该含蓄、婉转、朦胧，通过真实、生动而独特的形象和情境，把显性的政治化作隐性的情思，不露痕迹地暗含于作品当中。这样一来，我们的创作就会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并且二者还可能相得益彰。讲到此处，晓苏老师特别提到了文学语言问题。他说，许多文学写作者，运用的语言都是宣传语言，在作品中不停地喊口号、贴标语、拉横幅，简直在抢新闻工作者的饭碗。文学有文学的语言，它追求个性化、陌生化、生活化，强调含蓄隽永、言简意丰、话外有音。有人说，文学的艺术首先是语言的艺术。这种说法是对的。所以，要想处理好政治的显著性与文学的隐喻性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必须要过语言这一关。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纯粹的文学语言来进行文学创作。除了语言，结构框架也非常重要。从文学结构技巧来看，我们也可以在同一部作品中设置两个框架，一个是显性框架，一个是隐性框架，显性框架担负政治功能，隐型框架担负文学功能。晓苏老师讲到这里，停了一下，然后分析了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两个结构。他说，赵树理这篇小说是在毛主席“延座讲话”发表之后写的，其中一个显性结构是，以小二黑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与以金旺、兴旺兄弟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贯穿全文的叙事主线，彰显了政治性。但是，作品中还暗设了另一个隐性结构，即丈母娘三仙姑对女婿小二黑那种含混而暧昧的心理活动。这种说不清道不明却耐人寻味的情感，无疑是这部小说最出彩、最传神、最迷人的部分。丈母娘爱女婿，这是一种隐性的民间心理结构。因为有这种隐性心理结构在里面，所以小说有了很强的可读性，即文学性，从而拥有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进而成为一部文学经典。从《小二黑结婚》的双重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赵树理在处理政治和文学关系上的智慧和匠心。
感谢湖北省作家协会高晓晖副主席率团来到我们宜城调研！感谢晓苏老师为我答疑解惑。
张富山，作家，现居湖北宜城。
关键词：文学创作 困惑 政治性 文学性
我从年轻学生时代开始，一直都对文学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我的第一篇小小说《新秀阿木》，是以一个同学，也是一个文友为原型创作的，当时打了一个通关，从县级市，到地级市，再到省级三家刊物都刊登了，有的是转载，后来《小说月报》也转载。当时，本土作者上《小说月报》，我是第一人。后来，我创作的更多的小小说，是在郑州《百花园》《小小说选刊》上发表。后来有二十多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中断了文学的创作。
从2018年底开始，我又试图重拾文学梦，创作了三十多篇小小说和短篇小说。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从作者这个角度来讲，我现在写的东西，很难推出去，即或投出去了，也会石沉大海。为什么呢？有一次我跟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聊了一个观点，我是从我们六十年代生人的人生经历，站在这个年龄段在写东西，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没有审视、没有思考的东西，或者说没有“刺点”的东西，不会去关注。我关注的可能跟其他作者关注的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我们习惯性要审视社会问题，审视社会问题的目的，也是想要用文学的力量去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很多编辑，可能就像一个文友分析的那样：要么是，他的阅历和思考不足以让他看懂;要么就是，他过于敏感，不想给自己添乱找麻烦，不敢发稿。
昨天，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晓晖先生在南漳讲作协该如何引导，时刻不忘弘扬主旋律，这是第一位的、首位的，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何在弘扬主旋律与个性表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很多文友都有这样的困惑。可能是我们的写作水平太低，落伍了;也可能是，有话语权的编辑，过度敏感了。这中间的平衡点很难把握，也一直困惑着我。今天，湖北省作家协会高晓晖副主席一行到我们宜城调研，在调研座谈会上，我说出了我的以上困惑。随后，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晓苏老师回答了我的问题，也算是给我解惑吧。
晓苏老师说，我提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普遍性。怎么处理好时代语境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怎样使我们的创作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事实上，二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更不是截然对立的。当然，它们也不完全是一回事。作为一个清醒而务实的写作者，必须想方设法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怎么统一？这中间有一个分寸，有一个尺度，我们应该拿捏好，把握住，从而使我们的作品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
晓苏老师说，当下的文学创作，特别强调政治引领，似乎文学又回到了政治化写作。这对不对呢？肯定是对的，因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它本身没有错。任何政党，都需要文学为政治服务。再说了，文学也有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比如宣传、教育、引导。但是，文学的功能有多种，除了宣传功能、教育功能、引导功能，还有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反思功能、批判功能、娱乐功能、补偿功能等。因此，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文学的各种功能。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盯着它的政治功能，只强调宣传、教育和引导，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关闭了它的其他功能。
至于如何让我们的作品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晓苏老师认为，首先应该处理好政治与文学的三个关系。一是政治的官员性与文学的人民性之间的关系，二是政治的宏观性与文学的微观性之间的关系，三是政治的显著性与文学的隐喻性之间的关系。
晓苏老师说，官员这个词用在这里不一定恰当，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述。按说，官员与人民不是相对的，其实官员也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在社会关系中，官员和人民却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这两种身份是客观存在的。众所周知，毛主席曾經题了一个词：为人民服务。这个题词就有明确的身份意识，即，各级官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很显然，这是毛主席从官员的角度提出来的，认为人民是党服务的对象。再说到政治，从理论上讲，官员和人民在政治上是一致的，比如当下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既是各级官员最大的政治，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政治。然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读者对象和创作动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作品主要是写给官员看的，还是主要写给人民看的？由于读者对象不同，创作动机也会不同，以官员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创作，恐怕更多的是在展示官员的政绩，其中难免会有拔高、粉饰、美化;以人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创作，更多的可能是关注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中多多少少也会反映一些人民群众的缺憾、问题、矛盾，或者叫美中不足。作为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务实的作家，毫无疑问应该把人民当成自己的主要读者对象，努力真实地、全面地、深入地传达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生存境遇和生命体验。而且，作家这样做，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思想。习总书记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还一再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然而遗憾的是，现在许多写作者并没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品都是写给当地官员看的，乍看上去是在突出政治，实际上是在为当地官员贴金，宣传他们的政绩。这样的作品往往充斥着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像在拉横幅、喊口号、贴标语，没有烟火气，没有人情味，没有形象，没有细节，没有趣味，没有美感，总之没有文学性，所以对广大读者缺乏吸引力，缺乏感染力，缺乏说服力。导致这种创作现状，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政治的官员性与文学的人民性之间的关系。在谈到这对关系时，晓苏老师认为襄阳市上演的一个小品很不错，小品讲的是村里的曾书记帮助村里的贫困户小芳脱贫的故事。这里面既贯穿了精准扶贫这条政治主线，又浓墨重彩地、惟妙惟肖地、一波三折地展示了曾书记和妻子两个人的心理活动，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尤其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性波澜，比如男人的惧内和女人的吃醋，从而增强了这个小品的文学性。 晓苏老师说，政治往往是宏观的，而文学主要是微观的，提倡以小见大，以少胜多，强调独特性、地域性、差异性，最后完成由个别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的艺术超越和思想升华。所以，写作者一定要在放眼宏观的前提下立足微观，从小处开始，从近处出发。说到这里，晓苏老师突然想起了头天在南漳看过的一场文艺演出。为了配合建党一百周年，舞台上安排了两个诗朗诵节目。两首诗歌都属于政治抒情诗，均出自襄阳作者之手。这两首诗不约而同地回顾了党的光辉历程，从南湖红船写到南昌枪声，从井岗翠竹写到遵义光芒，从延安宝塔山写到北京天安门。两首诗都突出了政治性，这一点很好，值得充分肯定。但我感觉到，两首诗都写得太宏观。因为太宏观，所以就缺乏原创性，从选材到立意，好像都是抄袭别人的，至少是重复别人，没有独特的细节，没有独特的感受，没有独特的体验。文学创作，贵在独创，如果题材和主题都是重复或模仿别人，那它的文学性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受众的接受心理来说，没有独特感就没有新鲜感，也就没有审美价值。其实，微观书写也能很好地突出政治。比如，襄阳作者歌颂伟大的党，可以写自己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反映襄阳这片土地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样也许更真实，更亲切，更形象，更可感，不一定非要舍近求遠。说到微观书写，晓苏老师提到了襄阳散文家谢伦。他说，谢伦的散文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写作紧贴了襄阳这片土地，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比如他的家乡书《大薤山记》，是写谷城大薤山的。在这篇作品中，他写的是扶贫攻坚。扶贫，这是近两年全国的一件大事，也是最大的政治。但是，他没有宏观地、空泛地、大而不当地去写，而是聚焦大薤山这块儿土地，写了这个地方在脱贫攻坚中出现一些独特的人物、细节、故事，包括存在的某些问题、困难、疑惑。他独辟蹊径，见微知著，在作品中既保持了政治性，又彰显了文学性。
晓苏老师说，文学和新闻、通讯、报道等宣传类文体一样，也应该坚持政治导向，即强调政治性。但是，文学与新闻、通讯、报道又不完全相同。新闻、通讯、报道对政治性的彰显，可以直截了当，可以开门见山，可以单刀直入;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它的主打策略却是象征和暗示，所以对政治性的传达也应该含蓄、婉转、朦胧，通过真实、生动而独特的形象和情境，把显性的政治化作隐性的情思，不露痕迹地暗含于作品当中。这样一来，我们的创作就会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并且二者还可能相得益彰。讲到此处，晓苏老师特别提到了文学语言问题。他说，许多文学写作者，运用的语言都是宣传语言，在作品中不停地喊口号、贴标语、拉横幅，简直在抢新闻工作者的饭碗。文学有文学的语言，它追求个性化、陌生化、生活化，强调含蓄隽永、言简意丰、话外有音。有人说，文学的艺术首先是语言的艺术。这种说法是对的。所以，要想处理好政治的显著性与文学的隐喻性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必须要过语言这一关。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纯粹的文学语言来进行文学创作。除了语言，结构框架也非常重要。从文学结构技巧来看，我们也可以在同一部作品中设置两个框架，一个是显性框架，一个是隐性框架，显性框架担负政治功能，隐型框架担负文学功能。晓苏老师讲到这里，停了一下，然后分析了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两个结构。他说，赵树理这篇小说是在毛主席“延座讲话”发表之后写的，其中一个显性结构是，以小二黑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与以金旺、兴旺兄弟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贯穿全文的叙事主线，彰显了政治性。但是，作品中还暗设了另一个隐性结构，即丈母娘三仙姑对女婿小二黑那种含混而暧昧的心理活动。这种说不清道不明却耐人寻味的情感，无疑是这部小说最出彩、最传神、最迷人的部分。丈母娘爱女婿，这是一种隐性的民间心理结构。因为有这种隐性心理结构在里面，所以小说有了很强的可读性，即文学性，从而拥有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进而成为一部文学经典。从《小二黑结婚》的双重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赵树理在处理政治和文学关系上的智慧和匠心。
感谢湖北省作家协会高晓晖副主席率团来到我们宜城调研！感谢晓苏老师为我答疑解惑。
张富山，作家，现居湖北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