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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岁的吴建民很忙。前不久接受本刊专访时，刚从央视做完节目，一小时之后又要参加另一个活动!过几天还要去日本!
也难怪，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以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加上又是前驻法大使、资深外交官的吴建民，这么多的头衔压在身上，不这样忙碌才怪呢。
但是你从他身上看不到一点疲态：脸色红润，目光炯炯有神；轻快地握手，敏捷地回答，举手投足间皆有一番风度。
西装当然笔挺，皮鞋当然锃亮，向后抿过的头发一丝不乱；聊到5点半，急匆匆和记者告别，去出席另外一个活动，走之前“磨蹭”了10分钟，换了另一身行头才健步而出。
问他是否经常如此注意着装?“资深”外交官回答说，“是。”
周总理平息西哈努克怒火
作为一名外交官，吴建民的确很“资深”：大学毕业不久，他即去了匈牙利布达佩斯做驻外翻译；中国加入联合国，他和夫人施燕华是第一批随行的人；然后是逐级擢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驻荷兰大使、驻法国大使。
在多岗位、多国家操练过的吴建民，津津乐道的不是这些经历，而是当年在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身边工作受到的熏陶，说他受影响最深的“当然是周总理!”
“你想想，我那时是26岁的青年，对他(指周恩来总理)充满敬佩，就像小孩看大人的心情，对他的一举一动都注意观察。”
“总理从不强加于人，而且讨厌大国主义，如果我们的外交人员有一点这样的表现，总理就要批评。我们去非洲，有的同事嫌非洲脏，不吃那里的东西。总理知道了就狠狠批评：人家能吃你为什么不能吃?”
吴建民说，周总理的工作方法和尊重他人的态度对他影响很深。“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极左思潮，我们柬中友协在1967年给柬埔寨发贺电的时候，结尾用了“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这让西哈努克亲王发火了：“你把我当成各国反动派了?”愤怒的亲王在金边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说要把驻中国使馆撤回来，因为中国人骂他是反动派了。外交部长韩念龙去找柬埔寨驻中国大使张岗，希望他不要走，但好说歹说还是没有用。
“后来，谈到凌晨大概是1点半或2点，周恩来总理亲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张岗，我去做翻译。总理说，‘西哈努克讲的很多话我看见了，我现在不跟他辩论。发展柬中友好关系，是毛主席说的，我们这个政策不会变。’谈完话出来之后，已经是深夜了，秋天天凉，但总理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总理说‘我想你也许不会走’，张岗说‘但愿如此’。过了几天，消息传来，西哈努克义在金边开了群众大会，说‘我见了张岗大使，他说周恩来说发展柬中友好关系不变，周恩来讲话我相信，我不撤馆了。”
“总理说话就是灵啊!”吴建民感慨道。
“总理还有一个特点让我印象很深，就是他很注意细节。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出现，总理总是衣着整齐，胡子刮干净。连身边工作人员衣服纽扣是否扣好都注意提醒。”吴建民说，总理这种尊重他人的外交风格对他影响甚深。
记者注意到吴建民也很注意细节，两手摆放得整整齐齐，讲到激动处也没有夸张的手势；时常捋一下胸前那根色彩鲜艳的领带，以免歪到一边。采访结束后，他重整装束，一定要把深蓝色竖条纹的衬衣扎在褐色的裤子里，才肯出发参加另一活动。
紧张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1991年1月，已经52岁的吴建民由驻比利时使馆首席馆员改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他的外交生涯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回忆这段时光，吴建民说“印象深刻的事情太多了”。1991年6月4日，吴建民第一次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就碰上外国记者去北大和公安发生冲突。结果，记者招待会变成了“控诉会”。记者说：“我们挨打了，你发言人什么态度?”来势汹汹、群情激愤。
“当时会场有很明显的气愤，冲着我来的，但我没有发火，还是认真地回答每个问题。我告诉外国记者说，打人是违犯中国法律的，虽然具体情况我还不清楚，但我可以去做调查。”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吴建民离场，然而依然有国外记者围着不放，有个记者边退着走边拍摄吴建民。
“我看到这个记者后面有楼梯，就提醒他说你小心，后面有楼梯，别摔了。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的报道说，‘吴建民从会场逃走了!”’说到这里，吴建民无奈地笑了起来。
作为外交部发言人，他的一字一句都代表着国家的立场，哪怕说错一个字，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这样大的压力，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当时都是周四下午2点召开，吴建民和他的同事周一就开始开会，“看看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其中哪些是跟中国有关的，再猜猜记者会问什么问题”。星期二、星期三接着开会，向有关单位征求回答口径，怎样说更好。
“星期四早上是最关键的，看最新的情况，再统一一下口径。会议下午2点开始，1点40出发前，还要再看看各个通讯社发来的消息，把最新的事情马上记住，找部长，问这样答可不可以。”
吴建民介绍说，开完新闻发布会之后，周五就要开总结会，看事先准备的问题有多少被记者问了，命中率是多少，再看哪些回答得好，哪些不好，问题在哪里。
“准备和总结都很有好处，是一次次磨炼，让我的思考得以深入、提高。”吴说，“我心态好，从不紧张。而且发布会后，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就不想了，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特命全权大使
1998年11月，吴建民担任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他杰出的才能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视线，他策划的“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季”、“中国文化年”等活动，在法国影响巨大。
2002年11月29日，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中国在西方国家投资建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
筹划这些活动，吴建民有自己的见解：“巴黎是个国际化的城市，每年去巴黎的旅游者几千万，在那里举行什么活动，它的影响都是国际性的。”
1999年，吴建民促成了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互访各自故乡的活动，这是外交上非常独特的经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除了举办各种活动，在法国的时候，吴建民每年要有50场以上的演讲。“这是向法国公众介绍中国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人家邀请你去作报告，说明他们希望了解中国。我演讲一般不用稿子，直接用法文跟他们讲，讲完之后请他们随便提问，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他们比较赞赏这种直接的沟通形式。”
2003年6月27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为表彰他“为促进法中友好关系和法国人了解中国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亲自向他颁授“法国荣誉勋位团大将军勋章”，这枚勋章 仅次于法国总统授予外国元首的十字勋章。
大使夫妇的悲欢离合
吴建民是资深外交官，他的妻子施燕华同样不逊色。
“我们俩在1994年都是大使，我在荷兰，她在卢森堡。夫妇俩都是现职大使的，我们给外交部开了头。”吴建民很自豪。
这对夫妻入行的经历颇有几分相像。
吴建民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做外交官的。刚走上这条道路时，他甚至满肚子的不情愿。“是外交部挑我去的。我开始没打算当外交官，是后来干着干着才喜欢上的。当年我想考的是北大物理系。”
“她(指施燕华)原来也没想当外交官，她是北外研究生毕业，本来想留下来当老师的。天下的事情就这么阴错阳差。那时外交部人员不够，每当有大的使团来访，就要从北外借研究生。后来赶上‘文革’，情况比较混乱，北外的研究生就被外交部留下了。”
吴建民和施燕华的相识也很有戏剧性。1965年从布达佩斯回国的吴建民担任外交部翻译室团委书记，刚去翻译室工作的施燕华是团委副书记。吴建民“觉得这个女孩子不虚荣、实在、用功”，很有好感，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成就了一对“大使夫妇”。记者让吴建民透露一下电话内容，他机智地一笑：“你们去找她谈呀。”
1968年11月，孩子刚生下来4个多月，施燕华就被下放到广东牛田洋参加劳动。临行前，刚好吴建民又要出差，漫天大雪中，夫妻二人在车站分别，无言相望。
“那时候，孩子在上海，夫人在广州，我在北京，真是凄凄惨惨。”回忆起当时的心情，吴建民声音低沉：“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很渺茫，也很难过。晚上别人回家了，自己只能在办公室呆着。心理上很孤独。”
原以为从此只能“人海两茫茫”，没想到国际大事给他们的命运带来了转折。1969年柬埔寨突发政变，外交部缺人，夫妻俩的命运轨迹又重叠在了一起。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吴建民精通法文，施燕华专攻英文，夫妻双双被派出国。
“当时大家纳闷，怎么把吴建民和施燕华分在一个房子里去了?是不是搞错了?这男的女的怎么能分在一个房间呢?”吴建民哈哈大笑，“当时我们驻联合国的使团是名副其实的和尚庙，大家都羡慕我俩。”
吴告诉记者，因为长年奔波在外，常常顾不上家事。从1968年女儿出生，到他们1978年从联合国回来的10年中，他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也就一年半左右。
“我们1978年回上海，在弄堂门口见到女儿，我问，还认不认得我是谁，她说你是爸爸。当她妈妈问时，她就扭头不说话了。”
培养未来的外交官
2003年7月，吴建民卸下中国驻法国大使的职务，回国担任外交学院院长和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中国高级官员淡出政坛的“第三条道路”。吴建民不这样看。
“2003年年初，唐家璇同志跟我讲，部里研究过了，可能要我去当外交学院院长。我说这事情不好干。他说不好干才找你去。这是组织安排的，不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的心态是如履薄冰。我长期做外交工作，知道一个好的外交官与一个差的外交官差别很大，我深知培养人才的担子是重大的。所以我想尽心尽力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当上院长后，在吴建民的推动下，外交学院陆续开设了《交流学》、《当代中国领事》、《外交案例》和《中国传统文化》等4门新课，吴建民还亲自承担了《交流学》课程的主要授课任务。
强硬和妥协都是手段
尽管离开了外交第一战线，吴建民依然以“资深外交官”的身份纵论天下大事，积极主张中国外交应该继续“韬光养晦”。
吴建民表示，看到有的媒体宣扬“中国外交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感到十分担心。他认为这种看法不对，并引述邓小平的话说，“‘韬光养晦’的方针至少还要管一百年”。
“有些人不喜欢韬光养晦，言辞非常豪迈，中国人可以说不了，韬光养晦时代结束了，这是没有理解小平同志说的韬光养晦。”吴建民语重心长。
“什么叫韬光养晦?收敛锋芒嘛。国家跟人一样，锋芒毕露，天天跟人家吵，不招人喜欢，行吗?我们有些同志就喜欢这种表现。吵架总能说出点道理来，可是有用吗?我们国家处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处理跟各方的关系。别的国家对我们有不信任，要想办法解决，不能打架，否则自己会越来越孤立。”
当记者问到随着国力增强、韬光养晦不是长久之计时，吴建民激动起来“你们年轻人啊，不懂什么叫‘韬光养晦’!总以为凶就是好，我提的条件你不答应我们就不谈了。”
“强硬和妥协都是手段，目的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在处理外交问题中总有妥协，妥协就不好吗?你们青年人不能简单化，你们现在的问题就是简单化!你们现在的心态太毛糙。‘韬光养晦’是个基本方针问题，战略问题。中国的崛起会有很多困难，两种解决办法，武的和化解，前一种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只能用化解。‘韬光养晦’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
看到记者依然有些迷茫的目光，以坚持“韬光养晦”外交方略著称的吴建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也难怪，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以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加上又是前驻法大使、资深外交官的吴建民，这么多的头衔压在身上，不这样忙碌才怪呢。
但是你从他身上看不到一点疲态：脸色红润，目光炯炯有神；轻快地握手，敏捷地回答，举手投足间皆有一番风度。
西装当然笔挺，皮鞋当然锃亮，向后抿过的头发一丝不乱；聊到5点半，急匆匆和记者告别，去出席另外一个活动，走之前“磨蹭”了10分钟，换了另一身行头才健步而出。
问他是否经常如此注意着装?“资深”外交官回答说，“是。”
周总理平息西哈努克怒火
作为一名外交官，吴建民的确很“资深”：大学毕业不久，他即去了匈牙利布达佩斯做驻外翻译；中国加入联合国，他和夫人施燕华是第一批随行的人；然后是逐级擢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驻荷兰大使、驻法国大使。
在多岗位、多国家操练过的吴建民，津津乐道的不是这些经历，而是当年在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身边工作受到的熏陶，说他受影响最深的“当然是周总理!”
“你想想，我那时是26岁的青年，对他(指周恩来总理)充满敬佩，就像小孩看大人的心情，对他的一举一动都注意观察。”
“总理从不强加于人，而且讨厌大国主义，如果我们的外交人员有一点这样的表现，总理就要批评。我们去非洲，有的同事嫌非洲脏，不吃那里的东西。总理知道了就狠狠批评：人家能吃你为什么不能吃?”
吴建民说，周总理的工作方法和尊重他人的态度对他影响很深。“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极左思潮，我们柬中友协在1967年给柬埔寨发贺电的时候，结尾用了“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这让西哈努克亲王发火了：“你把我当成各国反动派了?”愤怒的亲王在金边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说要把驻中国使馆撤回来，因为中国人骂他是反动派了。外交部长韩念龙去找柬埔寨驻中国大使张岗，希望他不要走，但好说歹说还是没有用。
“后来，谈到凌晨大概是1点半或2点，周恩来总理亲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张岗，我去做翻译。总理说，‘西哈努克讲的很多话我看见了，我现在不跟他辩论。发展柬中友好关系，是毛主席说的，我们这个政策不会变。’谈完话出来之后，已经是深夜了，秋天天凉，但总理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总理说‘我想你也许不会走’，张岗说‘但愿如此’。过了几天，消息传来，西哈努克义在金边开了群众大会，说‘我见了张岗大使，他说周恩来说发展柬中友好关系不变，周恩来讲话我相信，我不撤馆了。”
“总理说话就是灵啊!”吴建民感慨道。
“总理还有一个特点让我印象很深，就是他很注意细节。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出现，总理总是衣着整齐，胡子刮干净。连身边工作人员衣服纽扣是否扣好都注意提醒。”吴建民说，总理这种尊重他人的外交风格对他影响甚深。
记者注意到吴建民也很注意细节，两手摆放得整整齐齐，讲到激动处也没有夸张的手势；时常捋一下胸前那根色彩鲜艳的领带，以免歪到一边。采访结束后，他重整装束，一定要把深蓝色竖条纹的衬衣扎在褐色的裤子里，才肯出发参加另一活动。
紧张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1991年1月，已经52岁的吴建民由驻比利时使馆首席馆员改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他的外交生涯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回忆这段时光，吴建民说“印象深刻的事情太多了”。1991年6月4日，吴建民第一次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就碰上外国记者去北大和公安发生冲突。结果，记者招待会变成了“控诉会”。记者说：“我们挨打了，你发言人什么态度?”来势汹汹、群情激愤。
“当时会场有很明显的气愤，冲着我来的，但我没有发火，还是认真地回答每个问题。我告诉外国记者说，打人是违犯中国法律的，虽然具体情况我还不清楚，但我可以去做调查。”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吴建民离场，然而依然有国外记者围着不放，有个记者边退着走边拍摄吴建民。
“我看到这个记者后面有楼梯，就提醒他说你小心，后面有楼梯，别摔了。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的报道说，‘吴建民从会场逃走了!”’说到这里，吴建民无奈地笑了起来。
作为外交部发言人，他的一字一句都代表着国家的立场，哪怕说错一个字，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这样大的压力，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当时都是周四下午2点召开，吴建民和他的同事周一就开始开会，“看看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其中哪些是跟中国有关的，再猜猜记者会问什么问题”。星期二、星期三接着开会，向有关单位征求回答口径，怎样说更好。
“星期四早上是最关键的，看最新的情况，再统一一下口径。会议下午2点开始，1点40出发前，还要再看看各个通讯社发来的消息，把最新的事情马上记住，找部长，问这样答可不可以。”
吴建民介绍说，开完新闻发布会之后，周五就要开总结会，看事先准备的问题有多少被记者问了，命中率是多少，再看哪些回答得好，哪些不好，问题在哪里。
“准备和总结都很有好处，是一次次磨炼，让我的思考得以深入、提高。”吴说，“我心态好，从不紧张。而且发布会后，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就不想了，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特命全权大使
1998年11月，吴建民担任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他杰出的才能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视线，他策划的“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季”、“中国文化年”等活动，在法国影响巨大。
2002年11月29日，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中国在西方国家投资建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
筹划这些活动，吴建民有自己的见解：“巴黎是个国际化的城市，每年去巴黎的旅游者几千万，在那里举行什么活动，它的影响都是国际性的。”
1999年，吴建民促成了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互访各自故乡的活动，这是外交上非常独特的经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除了举办各种活动，在法国的时候，吴建民每年要有50场以上的演讲。“这是向法国公众介绍中国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人家邀请你去作报告，说明他们希望了解中国。我演讲一般不用稿子，直接用法文跟他们讲，讲完之后请他们随便提问，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他们比较赞赏这种直接的沟通形式。”
2003年6月27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为表彰他“为促进法中友好关系和法国人了解中国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亲自向他颁授“法国荣誉勋位团大将军勋章”，这枚勋章 仅次于法国总统授予外国元首的十字勋章。
大使夫妇的悲欢离合
吴建民是资深外交官，他的妻子施燕华同样不逊色。
“我们俩在1994年都是大使，我在荷兰，她在卢森堡。夫妇俩都是现职大使的，我们给外交部开了头。”吴建民很自豪。
这对夫妻入行的经历颇有几分相像。
吴建民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做外交官的。刚走上这条道路时，他甚至满肚子的不情愿。“是外交部挑我去的。我开始没打算当外交官，是后来干着干着才喜欢上的。当年我想考的是北大物理系。”
“她(指施燕华)原来也没想当外交官，她是北外研究生毕业，本来想留下来当老师的。天下的事情就这么阴错阳差。那时外交部人员不够，每当有大的使团来访，就要从北外借研究生。后来赶上‘文革’，情况比较混乱，北外的研究生就被外交部留下了。”
吴建民和施燕华的相识也很有戏剧性。1965年从布达佩斯回国的吴建民担任外交部翻译室团委书记，刚去翻译室工作的施燕华是团委副书记。吴建民“觉得这个女孩子不虚荣、实在、用功”，很有好感，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成就了一对“大使夫妇”。记者让吴建民透露一下电话内容，他机智地一笑：“你们去找她谈呀。”
1968年11月，孩子刚生下来4个多月，施燕华就被下放到广东牛田洋参加劳动。临行前，刚好吴建民又要出差，漫天大雪中，夫妻二人在车站分别，无言相望。
“那时候，孩子在上海，夫人在广州，我在北京，真是凄凄惨惨。”回忆起当时的心情，吴建民声音低沉：“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很渺茫，也很难过。晚上别人回家了，自己只能在办公室呆着。心理上很孤独。”
原以为从此只能“人海两茫茫”，没想到国际大事给他们的命运带来了转折。1969年柬埔寨突发政变，外交部缺人，夫妻俩的命运轨迹又重叠在了一起。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吴建民精通法文，施燕华专攻英文，夫妻双双被派出国。
“当时大家纳闷，怎么把吴建民和施燕华分在一个房子里去了?是不是搞错了?这男的女的怎么能分在一个房间呢?”吴建民哈哈大笑，“当时我们驻联合国的使团是名副其实的和尚庙，大家都羡慕我俩。”
吴告诉记者，因为长年奔波在外，常常顾不上家事。从1968年女儿出生，到他们1978年从联合国回来的10年中，他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也就一年半左右。
“我们1978年回上海，在弄堂门口见到女儿，我问，还认不认得我是谁，她说你是爸爸。当她妈妈问时，她就扭头不说话了。”
培养未来的外交官
2003年7月，吴建民卸下中国驻法国大使的职务，回国担任外交学院院长和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中国高级官员淡出政坛的“第三条道路”。吴建民不这样看。
“2003年年初，唐家璇同志跟我讲，部里研究过了，可能要我去当外交学院院长。我说这事情不好干。他说不好干才找你去。这是组织安排的，不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的心态是如履薄冰。我长期做外交工作，知道一个好的外交官与一个差的外交官差别很大，我深知培养人才的担子是重大的。所以我想尽心尽力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当上院长后，在吴建民的推动下，外交学院陆续开设了《交流学》、《当代中国领事》、《外交案例》和《中国传统文化》等4门新课，吴建民还亲自承担了《交流学》课程的主要授课任务。
强硬和妥协都是手段
尽管离开了外交第一战线，吴建民依然以“资深外交官”的身份纵论天下大事，积极主张中国外交应该继续“韬光养晦”。
吴建民表示，看到有的媒体宣扬“中国外交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感到十分担心。他认为这种看法不对，并引述邓小平的话说，“‘韬光养晦’的方针至少还要管一百年”。
“有些人不喜欢韬光养晦，言辞非常豪迈，中国人可以说不了，韬光养晦时代结束了，这是没有理解小平同志说的韬光养晦。”吴建民语重心长。
“什么叫韬光养晦?收敛锋芒嘛。国家跟人一样，锋芒毕露，天天跟人家吵，不招人喜欢，行吗?我们有些同志就喜欢这种表现。吵架总能说出点道理来，可是有用吗?我们国家处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处理跟各方的关系。别的国家对我们有不信任，要想办法解决，不能打架，否则自己会越来越孤立。”
当记者问到随着国力增强、韬光养晦不是长久之计时，吴建民激动起来“你们年轻人啊，不懂什么叫‘韬光养晦’!总以为凶就是好，我提的条件你不答应我们就不谈了。”
“强硬和妥协都是手段，目的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在处理外交问题中总有妥协，妥协就不好吗?你们青年人不能简单化，你们现在的问题就是简单化!你们现在的心态太毛糙。‘韬光养晦’是个基本方针问题，战略问题。中国的崛起会有很多困难，两种解决办法，武的和化解，前一种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只能用化解。‘韬光养晦’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
看到记者依然有些迷茫的目光，以坚持“韬光养晦”外交方略著称的吴建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