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是为制造财富而活的，有的人是为了权力而活的，有的人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活的。而我，活着就是为了写这些字，通过这些字来表达我的想法。
　　我写历史文化随笔，起于20世纪末。那时候刚落脚北京，一文不名，也百无聊赖。以前在黑龙江的时候，就喜欢《读书》杂志，于是就试着给它投稿，没想到居然被采用了。于是一发不可收拾，越写越多。渐渐地，别的杂志也来约稿，稿费也逐渐高了起来。反正平时没事总要看书，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喜欢把这段史料抄下来，再写上几句话。现在写随笔，无非是把过去的读书笔记扩展开来，弄规整一点。
　　后来，有人建议我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归拢起来出书，还真有人要，于是出书。小时候读鲁迅全集，看到鲁迅一本本的集子，无非平时的报刊文章归堆，现在自己也可以这样，心里很得意。这时候，有书商对我说，你小子有可炒作的潜质，我们炒炒你吧，大家挣钱。我说算了，你们一炒，是福是祸我心里没底，反正书也能卖，就这样凑合着吧。但是，轮到这本《历史的坏脾气》了，正好那年香港中文大学聘我去教半年的书，人不在北京，出书的人自作主张，就炒了起来。其实，这本随笔集原来不叫这个名字，书名是书商的编辑起的，若干媒体一炒，就热了。热到一塌糊涂，我才知道，只好随他去了。
　　打那以后，七八年过去了，我写的东西越来越多，在许多地方开专栏，各大门户网站都有我的博客（多数是人家复制的），微博也开了，有点大事小事，就会有媒体来采访。原来立志做书斋学者的我，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人。我也才发现，原来我这么能写，写得这么快，有的时候，半个小时就可以出篇时评。
　　有的时候，也有点困惑，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我到底是干吗的呢？当然，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在看书。凡事想不通的时候，就不想了，这是我避世的法门。我没那么渊博，肚子里的货有限，不看书，就写不出来。这么多年写下来，不写已经没法过日子了，不仅手痒，而且心痒。小时候的志向，就是卖文为生，现在已经实现了。即使没有了学校教书的收入，我也能活。虽说现在的中国，知识产权大有问题，网络到处都是你的文字，收入却没有。印成铅字，刚卖出点名堂，盗版就上来了。而且国家对稿费征的税又高得吓人，稿费稍微高点，一刀砍下来，四分之一没了。但是，只要你产量足够高，换饭吃还是不成问题。
　　不过，这么些年写下来，你说要是纯粹为了稻粱谋，倒也未必。因为这期间，我也拒绝过一些报酬优厚的活儿。不想写的东西，给多少钱也不写。写出来，无非是想借此表达我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想法。对与错，是与非，无从论计，但这些想法都是我自己的。有的人是为制造财富而活的，有的人是为了权力而活的，有的人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活的。而我，活着就是为了写这些字，通过这些字来表达我的想法。这年头，字写多了肯定是会有名的，招人读，也招人骂。热闹到这个份儿上，硬说自己淡泊名利，骗人也不是这个骗法。我当然要名，但我在乎自己的名，名就是我的羽毛，多光鲜谈不上，但却不想让它们变得污浊。在网上，我有敢言之名，但有的事、有的时候，也不是什么话都敢说。但我不能说的时候就沉默，绝不说违心的话。做学问如此，写随笔如此，写时评或者将来写小说，都是如此。
　　我写我思，实实在在。一旦违心，写作也就没有了意义。写字可以卖钱，但不卖灵魂。陈寅恪先生说，人不能靠学问挣钱，要挣钱，可以做生意。我相信，如果老先生当年经商，也未必不能发财。但是，老先生一辈子养家糊口，还就是靠自己的学问。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命运，走到哪儿，人家都只认你的学问、你的文字。时运好的时候，你可以保持你的傲骨，同时也能拿到那份养家糊口的钱；时运不济，如果还要保持你的傲骨，可能命也没了。
　　我不知道是否有那么一天，时运不济，连今天这种艰难学文的机会也没了。到了那个时候，我还能不能坚守自己的信念？会不会因为一口饭而放下自己高傲的身段？但愿中国不会回到那个风雨如磐的过去，真要是退回去了，我想，我肯定不会苟活于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