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器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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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凳
  远远看来,梅溪乡下的“中门李”老屋场,好比摊在岁月里的一幅画——不单时间成为生命的底色,就连溪水、瓦屋、树木和人等等也一脉相连。等走近了,你才发现树木多得数不过来,用浓墨重彩的笔触,抒写着人间的色彩。
  树木一多,便出木匠。恰巧,我爹是这行当里最牛的一个。平日里逮根木头,斧子一抡,便有了方向。
  我出生的那天早上,他正在堂屋里打条凳。倏忽间,斧头的咚咚声,刨子的呱唧声,融为欢乐的混响。这混响,像是特意为我降临人间而设置的生命背景。那时,我从母腹里拱出头来,耳朵一张,听见斧子在响,时间在踢踢踏踏迈着脚步。同时,还夹杂了几声狗吠。然而最打眼的是,爹将家伙们一丢,一路屁颠屁颠地跑来,随后眯着眼儿在笑……就算时隔多年,那张笑成石榴花般的脸,仍在我记忆里摇曳。
  显然,这是我一生中不可忽视的细节。
  稍后,我在阳光里疯长,并用好奇的目光打量周边的事物。比如爹为何眯着眼去看木头,木头却顺着他的视线躺到木马上,过会儿又变成像模像样的条凳?还有很多疑惑加在一起,恍如一个云山雾罩的迷局。
  起初,爹看我的眼神挺热烈,似乎在告诉我,等我长大后也会成为一个木匠。六岁那年的一个早上,我刚爬起床,他便冲我直喊:“来,来,来……”把一连串的“来”字喊得热乎乎的,仿佛看见不少热气氤氲缭绕。等我一脚跨进堂屋,他立马将斧头往我手里一塞,说:“砍几下木头看看。”而我只要见了锋利的东西就头皮发紧、全身发麻,更何况是把刃口白得发亮的斧头呢。哐当。笨重的家伙垂直落下,差点砸破他的脚趾。“没用的东西!”骂声震得空气七零八落。等他再开口时,我风一般地逃走了。
  的确,我对木活提不起精神,就算把我比作是扶不起的阿斗也没办法。一到暑假,我便在村子里瞎逛。不是这里瞄瞄,那里瞅瞅,把自己搞得像一团东游西荡的气体;就是挖条蚯蚓系在一根竹竿上挂着的细线上,去溪边钓虾米。溪水很清,似乎能看见水的魂魄。虾米也多,或自由游弋,或待在石头上一动不动,大约各自成“相”吧。可我每钓几只,又莫名其妙放进水里,一眨眼,跑得无影无踪。这模样,与我先前的“逃跑”有的一比。那天上午,正当我把小东西放回水里时,身后突然响起一串咒骂:“傻子啊,傻子啊……”骂声呈直线砸来,像要将我彻底捣毁。回头一瞄,竟是爹。此刻,他板起一张长马脸,鼓得状如箩筐的眼睛里翻涌着不计其数的叹息,仿佛对我的所作所为完全失望。翌日清早,我正准备出门,不料与他的目光撞個正着,险些擦出一团火花。这期间,我看出了他的不屑,他也猜到我的不满,干脆补上一句:“木头比该死的人强啊。”很显然,他是说我远不如山上的树木。只不过,这回我非但没有跑,反而蹲下身子,把鼻孔拱到打好的条凳上闻闻,果真散发着一股我身上从未有过的青涩气息和草木精华的味道。也或许,在有意提醒我,人与树木压根不能相提并论——世间万物,各有各的活法。想想,还真是这个理。你想,一粒种子从生根发芽到长成树木,然后摇身一变,成为气象浑穆的条凳,其间发生了多少量变与质变?
  印象里,条凳中规中矩,特别是刷上油漆,标上“东西南北”的序号后,不知不觉与人世间的伦理秩序遽然对接,更别说往八仙桌旁一放,浑身凸显着一股无法抵挡的森严之气。我不知这是一棵树木从一开始就想要的结果,还是上天的安排?然而我的直觉明确显示:每条木凳的活动范围极小,连毫不起眼的椅子也比不上。平日里,我经常跟椅子走在一起。要不,一同坐在地坪上,望着白云悠悠的情形或者夜空里星星眨着眼睛的神态发呆;要不,它被我用手拖着,甘当一个快乐的玩伴,发出的响声同我的呼吸融为一体。可每次被爹撞见,不是板着脸,就是眼珠子一鼓,怒气冲冲甩出两个字:“番子!”番子,啥意思?长大后一翻书才知是胡人的别称,有捣乱的成分。一天傍晚,我突然心血来潮,将一张条凳放倒在地当船划,弄得呱啦作响,连满堂屋的空气也晃荡起来。当时,我玩得正欢,哪知后脑勺上重重挨了爹一钉弓。更要命的是,连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小黑狗也被他踢得哇哇大叫。
  狗委屈得不行,不知条凳看见没有?
  条凳平时不用,空着。空着,亦不失庄重的摆设。
  我总在想,这些物件站在固定的空气里不语不动,未必不感到寂寞?岂料,“寂寞”这个词反倒一头钻进我的毛孔,随即水波似的涌向全身,像要把我吞没。倒是年关的早晨,爹深吸一口气,将搁置很久的木凳连同八仙桌依次搬到溪边,摆成气势不凡的一排。这一刻,我清楚看见溪水被一只大木桶轮番舀起,又轮番泼下。一眨眼,木凳上闪出无数水的线条,接着开出大片的水花,像是上演一场跌宕多姿的剧目。一晃,又变成倾泻而下的瀑布,将积压了一年的时光颗粒渐次稀释,随后顺着溪水在流,流成虚虚晃晃的一线。这时,爹矮下身子,攥紧抹布儿,就着一张张条凳不停地抹,不停地洗,一如抹洗自个儿的身子。可奇怪的是,他的嘴角边还挂着一缕不可捉摸的笑。那笑摇头晃脑、搔首弄姿,一忽儿急剧放大,将条凳乃至整个溪水全然覆盖。
  我老觉得,天地间的阳光是最讲道义的。几乎想也没想,便把移到地坪上的木器照得通亮,散发出的光芒耀眼而纯粹。然而没等那些光芒整好队形,便被凳面弹起,弄得恍恍惚惚,只好顺着时间慢慢落下,可一不小心又被弹起,再次落下……如此这般,俨如跳着奇妙的舞蹈。我在密集的光芒里傻傻站着,冷不防,几只小麻雀“扑啦啦”地掠过来,大约消受不了木凳上光芒的诱惑吧。可没等它们靠近,就被爹的一声吼叫震得东倒西歪,还骂它们是祭菩萨的。我朝四周望了一会儿,并没发现什么菩萨,却一眼瞧见爹坐在墙角的椅子上,叼着一支烟,慢悠悠地吸。吸一下,吐一口白烟,将自我感觉良好的情绪推向极致。不久,娘从堂屋走出来,将家伙们一一搬进去,摆得凳模凳样。
  吃了水和阳光的木凳兀自精神焕发,顺水推舟把阳光的颗粒和水的气息送给堂屋。直到这时,堂屋才豁然明白年关的气味一点也不水。此时,一只只木凳支起所有的耳朵听。一忽儿,听见女人打理饭菜的叮当声、柴火燃烧的毕剥声;一忽儿,又听见火塘里鼎锅煮腊肉的咕嘟声以及老爷子“吧嗒吧嗒”的抽烟声……这些,让条凳们一片欢喜,分明感到年关的脚步在向它们走来。   一会儿,我的视线里推出一个特写镜头——堂屋里摆上一大一小两张饭桌。大的是八仙桌,放在上堂屋的家神位前,与条凳共同制造肃穆的气氛。小的呢,是矮桌,搁在下堂屋,围着一圈木椅。这个时候,桌椅板凳把人的身份界定得泾渭分明——成年汉子坐条凳和八仙桌;小男人和女人一律坐矮桌小椅。
  开饭时,我娘、奶奶和几个婶婶在厨房与堂屋之间牵线似的跑:摆碗筷,端鱼肉,倒酒,盛饭,等等。爹干啥?放鞭炮!他蹲在地下用烧燃的香条儿点鞭炮。轰!轰!轰!腾起的烟雾儿纵横飘荡,似在宣告即将跨进新的年份,进入崭新的轨道。我突然发觉世上的年关不只是个关口,更像是时光的分界点—— 一个大幕即将关闭,另一个大幕马上开启,仿佛把人世间分成无数个迥然有别的区域,而人不过是时光里的表演者,将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通通融入其间,构成纷繁复杂的生命体系。面对蜂拥而来又蜂拥而去的时光,我不知自己是个怎样的扮演者,却分明看见满头花白的叔公也在跑,箭一般冲向下堂屋,关大门。砰的一声,把一切无关家族的空气挡在门外,进不来了。
  叔公——这家族中的头号人物,自然坐在靠家神位的东方。东方为大,这千古不变的铁律,谁也不敢轻易改变,只能按照辈分高低一一就位。
  祖母、娘、姑姑、婶婶和我自然坐小桌矮椅。这个时间刻度上,爹经常说的“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得以充分落实。一时间,整个瓦屋里的人全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瞟一眼祖母,兔子吃草似的一口一口地嚼,嚼得那么安静,心平气和,似乎把八十多年的光阴嚼成一种不可捉摸的味道。可要紧的是,她时不时地望我几眼,担心我弄出什么动静,否则,会招众人的白眼。那只与我形影不离的小黑狗,蹲在一边,馋得直流口水,却不敢造次,生怕我祖母大吼一声让它招架不住。祖母,这老得一团模糊的女主人,一脚踏进我家后,操劳了一辈子,却从没上过“正席”(我们那儿把坐条凳、上八仙桌谓之正席)。她曾不止一次地说:“我老人家一世行得正、坐得稳……”仿佛,把腰杆挺得直直的。事后一问,才知她一年四季不是坐矮桌小椅,就是端了碗饭蹲在灶门口吃。时间久了,不单把自己打造得“清清白白”,还一再叮嘱姑姑记住这个理。
  年午饭,在浓郁的香气里迅速展开,每个环节显得正大光明。可万万没想到,上堂屋那些刷上油漆、标有方位序号的条凳竟热闹起来,似乎坐着吃喝的人的身份全是它们的身份。比如,蹲在叔公屁股下的木凳傲然挺立,神色肃然,显出一副家长的派头。其他条凳叽叽喳喳一番后又安静了,一如条凳上闷闷吃喝的人的安静。年午饭——这一年中最开心的午饭,终于在沉闷的空气里宣告结束。爹抹了抹嘴巴,打着一溜饱嗝去放鞭开门。女人赶紧收拾碗筷,烧开水……以迎接下一轮的饭食。
  然而,时间并没因年關的到来而放慢脚步。不出几年,叔公、祖母相继在时间里老去,成为谁都阻挡不住的句号,姑姑也嫁到不远处的邓婆桥。还别说,她果然得了祖母的真传,不光农活做得风生水起,而且吃饭时从不上八仙桌,哪怕是望一眼条凳,之后也是自觉走开。时间一久,成为那儿的榜样,更让爹脸上有光,成为一个家族的荣耀。可世上的人各不相同,终究有上不了台面的,咋办?一句话,送回娘家再教育。那年秋天,我叔叔娶了一房媳妇,模样儿周正,人也勤快,只是不懂礼俗,言谈举止大大咧咧。那年中秋的月光,把夜色照得分外旖旎。可不知怎么,那新媳妇一屁股坐上条凳,端碗就吃。爹见了,马上脸瓜子一垮,抓起饭碗往地上一砸,又连珠炮似的骂:“没家教的,没家教的……”果然,第二天被遣送回家。没想到那边的人思想新,说:“封建透顶,这还玩得下去吗?……”于是,一房刚过门的媳妇儿飞了。为此,叔叔怄了不少气,我也陷入深深的惆怅。
  惆怅像个青面獠牙的怪物,吞噬着人的肉体和灵魂。好在,村子里的娃儿不吃这一套,把千百年来的傻讲究抛到九霄云外。
  冬日里的雪花如期开放。几天之后,从后山到稻田那段高坡就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踩上去,哧溜一下,滑出老远。这时候,我看见不少小屁孩将家里的条凳偷出,一个接一个爬到高处,然后翻过边儿放倒在地,然后一个挨一个坐着,腿脚趴得像扬叉,手臂一张,敞开喉咙大喊:“冲啊!——”旋即,“呼呼啦啦”接二连三地滑下来,发出的声响如火车的呼啸,更与洁白的雪花融为一体,映成大地上鲜亮的风景。此刻,那些离开老人目光的条凳,一律平等了,在高坡上大呻大唤,疑似不可多得的交响,不知不觉,融为一条音色极美的河流。这透明之水流进我的心里,将郁结的惆怅稀释开来,我的心仿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慰藉。高坡上,娃儿们乐得屁颠屁颠,人头的黑与大地的白形成鲜明的比照。一眨眼,有人冲进稻田,弄得凳仰人翻,笑声如花开放;也有人倒入两米来深的墈下,一片狼藉。由此,面对这世代相依的土地,我不禁喃喃自语:有谁发现浩茫的雪野下隐伏着固若金汤的伦理秩序呢?甚或它的触须伸向每一个时间与空间,让人快活不得。料想,只有此时,木凳才忘却彼此的身份,乐得不知东西了吧。不到一个时辰,凳上的油漆渐次剥落,露出一块块木质。至此,它们才恍然大悟自个儿不过是山中的树木,没什么大不了的。
  夜很快来了。高坡上仍弥散着兴奋的气息,仿佛是向人们亮出底牌:这才是生活的本质所在。而回到八仙桌旁的条凳们相视一笑,仍回味着妙不可言的场景。过一会儿,它们的耳朵被不少老人的叹息灌满,尽是无可奈何的愤懑。第二天一早,我看见爹坐在条凳上闷闷地抽烟,烟圈儿把整个面盘笼罩,酷似一幅岁月里的版画。
  (选自2021年第7期《安徽文学》)
  原刊责编  黄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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