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魏晋风度”，我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魏晋名士们率性而为、任诞放达的惊世骇俗之举。譬如，刘伶嗜酒如命，在屋里“脱衣裸形”，视儒家礼法如无物；阮籍服丧饮酒，穷途而哭，弃纲常教化于不顾……究其原因，是动乱的政局让人的身心漂泊无所依放，黑暗的社会让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无處寄托。于是，名士们崇尚老庄、酗酒佯狂，借放浪形骸之举，宣泄内心的无奈与悲凉。
　　但是，如果认为魏晋风度就是“放荡不羁”，未免有些片面了。事实上，魏晋风度至少应包括两方面：一是外在容貌举止、风姿谈吐的优雅，二是内在精神气质、个性人格的高远。二者是有机统一的。
　　就名士的外在而言，应该俊逸潇洒、挺拔脱俗。堪称“魏晋名士教科书”的《世说新语》里，就常用“松柏”“美玉”“日月”“云龙”等美好的意象形容名士的风度。比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是“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的美男子，时人或评价他“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称誉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或赞叹他“岩岩若孤松之独立”，连喝醉酒时的踉跄失态，都是“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书圣”王羲之，则享有“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美誉。至于不修边幅、形象欠佳的，则总会被时人“鄙视”——写出《三都赋》等不朽之作的左思因为相貌“绝丑”，又效仿潘安出游，结果受到“群妪齐共乱唾之”的待遇，只能“委顿而返”。
　　就名士的内在而言，首先应该宠辱不惊、临危不惧，气量要宽大。如在淝水之战中，东晋兵微势弱，前秦兵强马壮，而东晋先锋却以少胜多、反败为胜。捷报传至大军，主帅谢安面不改色，十分从容镇定。再如，嵇康蒙冤临刑前，仍然神色自若，索琴弹奏《广陵散》。这种气度，与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正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宠辱不惊之外，还要清雅脱俗、不为物累。魏晋名士们最关心的，不是世俗的功名利禄，而是内心的自在快意。魏晋风度，追求“不滞于物”，即不因外在之物影响内心感情。张季鹰想念家乡的鲈鱼和菰菜，发出“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的感慨，毅然辞官回乡。王子猷“雪夜访戴”，一时兴起，便冒雪乘舟，看望友人戴安道，结果一夜行舟后兴味变淡，便也不计较劳顿之苦，飘然而去。王子猷“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的话语，正是魏晋风度自由洒脱、不滞于物的生动注解。
　　魏晋名士们崇尚老庄之学，推扬清谈、玄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鄙弃儒家的礼法教化。相反，儒家“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的义利观，“入则孝，出则悌”的道德观，等等，依然是名士们尊崇的原则。儒家思想与老庄、佛学一起，构成了魏晋风度的思想底色。
　　我们常说魏晋风度“越名教而任自然”（超越儒家伦理纲常的束缚，追求自然本性），在动乱的时代，魏晋名士确实有反常叛逆、怪诞出格的一面，但这种愤世嫉俗所指向的，除了有对现实的不满，更代表着“人”的自觉和解放，代表着魏晋人士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重视生命的价值，展现出人格上的独立和对世俗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