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四川省对县(市、区)主要领导干部离任实施检查办法，以完善考核离任领导干部的制度体系，其中有一条“承诺兑现”的规定。对此，笔者举双手赞成，但犹嫌不足：一是这个办法不能仅止于县级干部，二是“承诺兑现”的规定也不能仅适用于离任的时间段。
　　时下，新官上任大都喜欢发表“施政纲领”，承诺实施几大实事，承诺如何“执政为民”，计划不可谓不全，决心不可谓不大，可是结果承诺兑现了没有?兑现了多少?没有兑现的原因是什么?主要领导干部在这方面应承担哪些责任?这些问题却没有纳入考核范畴，即使当年许下承诺的主要领导干部或高升，或退休，也不给以结个业绩“账”，结果，“空头支票”有之，“烂尾工程”有之，“朝令夕改”有之。倘若主要领导干部任职期间严格考评其承诺兑现的情况，离任时又以“承诺兑现”为考核其政绩、决定其升降的重要标准，试问：谁还敢为了所谓的“形象”和“魅力”而唱高调、空许诺?
　　说实在，考核主要领导干部任期直至离任的“承诺兑现”，它是建立在对其政治上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民主政治就是不信任政治。西方的“人性恶”理念、休谟的“无赖”假设、尼采把政治家当“混蛋”，直至小布什说的“成功的民主政治是把政治家关在笼子里的政治”，都是以不信任为前提来对待政治家的。在民主制度下的民众对政府官员取不信任态度，乃是势所必然，理所固然。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最有发言权的是民众!你当初对民众的承诺，如今兑现了，民众自然会信任你，投你赞成票；而你糊弄民众，说话不算数，凭什么要让民众信任你?常言道“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许下的承诺是真正替百姓着想，谁的承诺如期兑现了，谁的承诺因客观因素暂无条件兑现但其已尽了主观努力，等等，民众心中自有一杆秤。唯有让民众来决定干部的去留，干部才会说话谨慎，对民众承诺三思之，力行之，以博取民众的信任。
　　承诺容易，兑现承诺难，因为前者仅是一种口头的决心或纸上的仗义，后者需要行动上的付出。既然承诺于民，就得取信于民，领导干部的这·诚信原则对社会有着极大的示范效应。原始儒学思想强调执政者“以身作则”，打破阶级对立格局，上下一起来追求美善和谐的境界。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意思是说，执政者要获得像众多星辰环绕北极星那样受到民众的拥戴，就必须“为政以德”。而“为政以德”的“德”自然包括像“承诺兑现”那样的诚信。“上行下效”来自“人性向善”的基本观念，领导干部具有“一诺千金”的德行，当能力挽诚信危机之颓势，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社会风气不免会日趋恶化。这并非危言耸听。
　　这是一个政治常识：领导干部的行为往往不是他的个人行为，他的承诺代表着一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其承诺的兑现与否，也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形象；这同样也是一个政治常识：政府的承诺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它还必须作法律层面的思考，“政府承诺”应回归法治的场域。“公开承诺”的政府和被“承诺”的民众之间当然无法事事都签订合同、写下责任状，但是，只要是公开在有效媒体发表或在正式场合宣布的承诺，它就具有法律责任。其实，在契约社会，民众的利益与政府的责任之间本身就存有契约关系，即通过制度来自愿“签订”的社会契约，政府任何形式的“公开承诺”也因此而具有契约效力。遗憾的是，当下领导干部这方面的契约意识甚弱，政府的“公开承诺”，宣示多而责任少，更鲜有在“公开承诺”中泾渭立判地表明违约的责任。倘若我们的社会当真把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视为契约关系，把“政府承诺”回归法治的场域，把领导干部上任前的“施政纲领”看作是一份有法律“含金量”的责任状，那么，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就会少一些“作秀”的成分，而政府也就会多些诚信和责任意识。日前，持续了两年的全国首例“广告失约案”有了结果：广东肇庆市中级法院站在市民杨明伟一边，当地农业局只得拿出900元的和解费。此案的意义当然不在区区900元，而在于“政府承诺”是否具有法律责任的考量和拷问。
　　今天，仅仅是“广告失约”而政府“坏”点分，那么，明天呢?若政府不兑现承诺而造成更大的危害，其应付出的代价肯定也是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