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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宝元:1973年6月至1975年12月为江青警卫员
采访者:李宇锋
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
李:我听说江青的警卫员有一个工作就是陪她散步,她对散步有什么要求?
姜:江青一般是上午九、十点钟起床,起来以后喝点儿麦片,吃点儿小点心,然后看一会儿文件,大概半个小时,就要出去。你要提前一个小时在门口等,等之前要去楼外面转一圈,看看什么风向,看好了以后,就坐着等。她出来你先递围巾,给她围好,她两手支开,你从后面给她穿上大衣,先是右手,再是左手,整理好领子,动作要轻,出门前再给她帽子。然后她问你是什么风,西北风就往东南走,走到路口。钓鱼台的风它是受周围楼房和树木的影响,经常刮转风,本来是西北风,走到11号楼,风又转回来了,迎面来了,这下坏了。她火了:“你没有出去提前看风向,你连个风向都掌握不准。”有一次正好赶上她不高兴,“你这是对工作不负责,是软刀子杀人,杀人不见血,你起到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对我的伤害就是对党的伤害,你知道吗?”这时候你不能吭声,低着头就行了。如果你说“我确实看风了”。她更火:“你敢跟我顶嘴,你什么东西!”说的话特别难听。
李:她跟你发火多吗,都是因为什么啊?
姜:不多,有几次。都是她不高兴。她打铃,一下是秘书,二下是护士,三下是警卫员。我刚来的时候,有一次打了三下,我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进办公室见她,进去了我就站在那。“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我还得抬头,蹲下,蹲下。”没办法,我就一条腿跪着一条腿那样半蹲着,她说:“你以后见我就这样见。”我说话声音一向比较高,她说: “你不能这样跟我嚷嚷。”“你第一次来,我原谅你,以后你想着,走路要轻,动作不要带风。”她把脚翘在小凳子上,你站着说话她让你蹲下,她不能往上看,她要平视。如果你违背了这个要求,她就发火了。我第一次就遇到这样的事,因为没人跟我交代。然后她吩咐我联系什么事,我就到外面去联系。
有时候她急着要走,我说不行,那时候怕出事,一旦出事不好交代。我就说你等等我去打个电话,她一听打电话就怀疑,我就解释我打电话叫他们市公安局做做工作,因为你去是比较重要的人物,一旦出个什么事我们负不起这个责。“那好,我等一会儿。”她就回去等一会儿,她有时候也通情达理。
有一次,开完会后江青特别高兴,有说有笑,眉飞色舞,说要请我们吃饭。打电话叫秘书提前安排,在17号楼放了大长桌,请了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放电影的同志,大概有十几个人,那天拿出茅台,她象征性地喝了一点儿。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做白内障复明手术,很成功,她高兴,“主席的眼睛能看见了!”她跟主席还是有感情的。那天包的饺子,吃得很饱。
杨:我跟她在一起吃饭,从来没吃饱过。
姜:她要严肃起来,可不敢吃了,你不能光闷头吃,她眼一瞪就吓得你直哆嗦。
阎:别说我们了,连她留汪东兴吃饭,他都不敢和她一起吃;都是叫程师傅给做点儿,端到我们办公室吃。有一次,她吃饭时,我去向她报告一件什么事,报告完,她说:我这里还有包子,你帮我吃了吧!我说,谢谢江青同志,我不饿。
李:她还有什么高兴的事?
姜:最高兴的事就是受到主席的表扬,只要主席说看了她送的材料或是文章很好,她就高兴得不得了。“我还要看,告诉新华社,提前两个小时给我打印出清样来,我要大的,主席看得清楚。”主席一表扬她就高兴,也不找茬了,而且特别和气,也通情达理起来了,我们也跟着沾光。
杨:就是她高兴的时候,你也不能跟她开玩笑。
姜:我一开始不知道,看她高兴,就说:“江青同志,我看了一个笑话,给你讲讲。”哪知说完了以后,起反作用,引起她的疑心——本来不是那个意思,她就理解成那个意思。
李:听了那个笑话她当时就发作还是过几天再发作?
姜:当时没有,过了好几天她还琢磨这个事。“你和我说的那个笑话是怎么回事?”这也提醒我,凡是社会上的事,特别是一些不准确的事,涉及个人的一些事,千万不要给她讲。讲者无心,听者有意,她就想“是不是针对我啊”。
李:也能理解,因为政治环境太复杂了,她不能不保持灵敏的触角。
姜:当时没人跟我讲这些事。以后她散步的时候我就不再随便说话,她问到你什么事,你能说就实事求是地说,要不就打马虎眼。比如有个人呼一下跑过去了,你明明知道是谁,但不能说。她会问:“那是谁,是不是特务?”我说:“不是,就是一个人从这走过去。”她是近视眼,看不清楚,就问我:“你看清楚是谁了吗?”我说没看清,可能就是钓鱼台的工作人员吧。“哦,工作人员可以。”别人看见她都是赶紧跑,因为害怕她,她就以为是要害她,要搞她的小动作。如果你说是谁,那就完了。“他怎么这么冒冒失失的,见到我怎么这么慌慌张张的,他不适合在我这里工作,赶紧把他弄走。”
李:江青跟你发火还为什么?
姜:一般发火就是她不高兴的时候。后来我摸到规律了,她不高兴的时候,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别出声,有什么没听清,再问她一句也不要紧。
杨:他是1973年6月到她那儿的,到他离开1975年年底,这一段江青工作比较忙,她一忙起来对工作人员就比较好了,顾不上了,没有精力和你闹别扭了。而且那段时间,她也没有什么烦心事了。
姜:有一件事江青比较烦心,就是烧照片。有一天,江青想看看接待外国元首的18号楼里挂的都是什么画。我赶紧给钓鱼台管理局的局长张振良打电话,他一听说江青要到18号楼看看,就赶紧准备,把灯都打开。江青去一看,墙上都挂了些古画,其中有一张是一个猫站在一个大石头上,她说这是影射,把毛主席孤立了。然后就把新华社的杜修贤叫来,把她照的相全拿出来给钓鱼台国宾馆选,要挂在18号楼。选出来后,让杜修贤给放大,用的是柯达相纸,都是进口的,挺贵。放大后,江青看了很高兴,要求做镜框,把18号楼的古画都拿下来,挂上她的作品。挂上去的时间不长,主席听说了,他把江青叫去,让她全摘下来,新华社印了多少相片,全算账。江青说她没有那么多钱。主席说,没有从他的稿费里面出,叫吴连登给她补钱。江青特别不高兴,让我们把那些照片都弄到10号楼的天井里烧掉。我们也不敢不听,相片上面都带油,烧得吱吱啦啦的——那都是钱啊!
采访者:李宇锋
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
李:我听说江青的警卫员有一个工作就是陪她散步,她对散步有什么要求?
姜:江青一般是上午九、十点钟起床,起来以后喝点儿麦片,吃点儿小点心,然后看一会儿文件,大概半个小时,就要出去。你要提前一个小时在门口等,等之前要去楼外面转一圈,看看什么风向,看好了以后,就坐着等。她出来你先递围巾,给她围好,她两手支开,你从后面给她穿上大衣,先是右手,再是左手,整理好领子,动作要轻,出门前再给她帽子。然后她问你是什么风,西北风就往东南走,走到路口。钓鱼台的风它是受周围楼房和树木的影响,经常刮转风,本来是西北风,走到11号楼,风又转回来了,迎面来了,这下坏了。她火了:“你没有出去提前看风向,你连个风向都掌握不准。”有一次正好赶上她不高兴,“你这是对工作不负责,是软刀子杀人,杀人不见血,你起到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对我的伤害就是对党的伤害,你知道吗?”这时候你不能吭声,低着头就行了。如果你说“我确实看风了”。她更火:“你敢跟我顶嘴,你什么东西!”说的话特别难听。
李:她跟你发火多吗,都是因为什么啊?
姜:不多,有几次。都是她不高兴。她打铃,一下是秘书,二下是护士,三下是警卫员。我刚来的时候,有一次打了三下,我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进办公室见她,进去了我就站在那。“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我还得抬头,蹲下,蹲下。”没办法,我就一条腿跪着一条腿那样半蹲着,她说:“你以后见我就这样见。”我说话声音一向比较高,她说: “你不能这样跟我嚷嚷。”“你第一次来,我原谅你,以后你想着,走路要轻,动作不要带风。”她把脚翘在小凳子上,你站着说话她让你蹲下,她不能往上看,她要平视。如果你违背了这个要求,她就发火了。我第一次就遇到这样的事,因为没人跟我交代。然后她吩咐我联系什么事,我就到外面去联系。
有时候她急着要走,我说不行,那时候怕出事,一旦出事不好交代。我就说你等等我去打个电话,她一听打电话就怀疑,我就解释我打电话叫他们市公安局做做工作,因为你去是比较重要的人物,一旦出个什么事我们负不起这个责。“那好,我等一会儿。”她就回去等一会儿,她有时候也通情达理。
有一次,开完会后江青特别高兴,有说有笑,眉飞色舞,说要请我们吃饭。打电话叫秘书提前安排,在17号楼放了大长桌,请了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放电影的同志,大概有十几个人,那天拿出茅台,她象征性地喝了一点儿。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做白内障复明手术,很成功,她高兴,“主席的眼睛能看见了!”她跟主席还是有感情的。那天包的饺子,吃得很饱。
杨:我跟她在一起吃饭,从来没吃饱过。
姜:她要严肃起来,可不敢吃了,你不能光闷头吃,她眼一瞪就吓得你直哆嗦。
阎:别说我们了,连她留汪东兴吃饭,他都不敢和她一起吃;都是叫程师傅给做点儿,端到我们办公室吃。有一次,她吃饭时,我去向她报告一件什么事,报告完,她说:我这里还有包子,你帮我吃了吧!我说,谢谢江青同志,我不饿。
李:她还有什么高兴的事?
姜:最高兴的事就是受到主席的表扬,只要主席说看了她送的材料或是文章很好,她就高兴得不得了。“我还要看,告诉新华社,提前两个小时给我打印出清样来,我要大的,主席看得清楚。”主席一表扬她就高兴,也不找茬了,而且特别和气,也通情达理起来了,我们也跟着沾光。
杨:就是她高兴的时候,你也不能跟她开玩笑。
姜:我一开始不知道,看她高兴,就说:“江青同志,我看了一个笑话,给你讲讲。”哪知说完了以后,起反作用,引起她的疑心——本来不是那个意思,她就理解成那个意思。
李:听了那个笑话她当时就发作还是过几天再发作?
姜:当时没有,过了好几天她还琢磨这个事。“你和我说的那个笑话是怎么回事?”这也提醒我,凡是社会上的事,特别是一些不准确的事,涉及个人的一些事,千万不要给她讲。讲者无心,听者有意,她就想“是不是针对我啊”。
李:也能理解,因为政治环境太复杂了,她不能不保持灵敏的触角。
姜:当时没人跟我讲这些事。以后她散步的时候我就不再随便说话,她问到你什么事,你能说就实事求是地说,要不就打马虎眼。比如有个人呼一下跑过去了,你明明知道是谁,但不能说。她会问:“那是谁,是不是特务?”我说:“不是,就是一个人从这走过去。”她是近视眼,看不清楚,就问我:“你看清楚是谁了吗?”我说没看清,可能就是钓鱼台的工作人员吧。“哦,工作人员可以。”别人看见她都是赶紧跑,因为害怕她,她就以为是要害她,要搞她的小动作。如果你说是谁,那就完了。“他怎么这么冒冒失失的,见到我怎么这么慌慌张张的,他不适合在我这里工作,赶紧把他弄走。”
李:江青跟你发火还为什么?
姜:一般发火就是她不高兴的时候。后来我摸到规律了,她不高兴的时候,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别出声,有什么没听清,再问她一句也不要紧。
杨:他是1973年6月到她那儿的,到他离开1975年年底,这一段江青工作比较忙,她一忙起来对工作人员就比较好了,顾不上了,没有精力和你闹别扭了。而且那段时间,她也没有什么烦心事了。
姜:有一件事江青比较烦心,就是烧照片。有一天,江青想看看接待外国元首的18号楼里挂的都是什么画。我赶紧给钓鱼台管理局的局长张振良打电话,他一听说江青要到18号楼看看,就赶紧准备,把灯都打开。江青去一看,墙上都挂了些古画,其中有一张是一个猫站在一个大石头上,她说这是影射,把毛主席孤立了。然后就把新华社的杜修贤叫来,把她照的相全拿出来给钓鱼台国宾馆选,要挂在18号楼。选出来后,让杜修贤给放大,用的是柯达相纸,都是进口的,挺贵。放大后,江青看了很高兴,要求做镜框,把18号楼的古画都拿下来,挂上她的作品。挂上去的时间不长,主席听说了,他把江青叫去,让她全摘下来,新华社印了多少相片,全算账。江青说她没有那么多钱。主席说,没有从他的稿费里面出,叫吴连登给她补钱。江青特别不高兴,让我们把那些照片都弄到10号楼的天井里烧掉。我们也不敢不听,相片上面都带油,烧得吱吱啦啦的——那都是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