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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宝元：1973年6月至1975年12月为江青警卫员
采访者：李宇锋
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
李：我听说江青的警卫员有一个工作就是陪她散步，她对散步有什么要求？
姜：江青一般是上午九、十点钟起床，起来以后喝点儿麦片，吃点儿小点心，然后看一会儿文件，大概半个小时，就要出去。你要提前一个小时在门口等，等之前要去楼外面转一圈，看看什么风向，看好了以后，就坐着等。她出来你先递围巾，给她围好，她两手支开，你从后面给她穿上大衣，先是右手，再是左手，整理好领子，动作要轻，出门前再给她帽子。然后她问你是什么风，西北风就往东南走，走到路口。钓鱼台的风它是受周围楼房和树木的影响，经常刮转风，本来是西北风，走到11号楼，风又转回来了，迎面来了，这下坏了。她火了：“你没有出去提前看风向，你连个风向都掌握不准。”有一次正好赶上她不高兴，“你这是对工作不负责，是软刀子杀人，杀人不见血，你起到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对我的伤害就是对党的伤害，你知道吗？”这时候你不能吭声，低着头就行了。如果你说“我确实看风了”。她更火：“你敢跟我顶嘴，你什么东西！”说的话特别难听。
李：她跟你发火多吗，都是因为什么啊？
姜：不多，有几次。都是她不高兴。她打铃，一下是秘书，二下是护士，三下是警卫员。我刚来的时候，有一次打了三下，我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进办公室见她，进去了我就站在那。“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我还得抬头，蹲下，蹲下。”没办法，我就一条腿跪着一条腿那样半蹲着，她说：“你以后见我就这样见。”我说话声音一向比较高，她说： “你不能这样跟我嚷嚷。”“你第一次来，我原谅你，以后你想着，走路要轻，动作不要带风。”她把脚翘在小凳子上，你站着说话她让你蹲下，她不能往上看，她要平视。如果你违背了这个要求，她就发火了。我第一次就遇到这样的事，因为没人跟我交代。然后她吩咐我联系什么事，我就到外面去联系。
有时候她急着要走，我说不行，那时候怕出事，一旦出事不好交代。我就说你等等我去打个电话，她一听打电话就怀疑，我就解释我打电话叫他们市公安局做做工作，因为你去是比较重要的人物，一旦出个什么事我们负不起这个责。“那好，我等一会儿。”她就回去等一会儿，她有时候也通情达理。
有一次，开完会后江青特别高兴，有说有笑，眉飞色舞，说要请我们吃饭。打电话叫秘书提前安排，在17号楼放了大长桌，请了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放电影的同志，大概有十几个人，那天拿出茅台，她象征性地喝了一点儿。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做白内障复明手术，很成功，她高兴，“主席的眼睛能看见了！”她跟主席还是有感情的。那天包的饺子，吃得很饱。
杨：我跟她在一起吃饭，从来没吃饱过。
姜：她要严肃起来，可不敢吃了，你不能光闷头吃，她眼一瞪就吓得你直哆嗦。
阎：别说我们了，连她留汪东兴吃饭，他都不敢和她一起吃；都是叫程师傅给做点儿，端到我们办公室吃。有一次，她吃饭时，我去向她报告一件什么事，报告完，她说：我这里还有包子，你帮我吃了吧！我说，谢谢江青同志，我不饿。
李：她还有什么高兴的事？
姜：最高兴的事就是受到主席的表扬，只要主席说看了她送的材料或是文章很好，她就高兴得不得了。“我还要看，告诉新华社，提前两个小时给我打印出清样来，我要大的，主席看得清楚。”主席一表扬她就高兴，也不找茬了，而且特别和气，也通情达理起来了，我们也跟着沾光。
杨：就是她高兴的时候，你也不能跟她开玩笑。
姜：我一开始不知道，看她高兴，就说：“江青同志，我看了一个笑话，给你讲讲。”哪知说完了以后，起反作用，引起她的疑心——本来不是那个意思，她就理解成那个意思。
李：听了那个笑话她当时就发作还是过几天再发作？
姜：当时没有，过了好几天她还琢磨这个事。“你和我说的那个笑话是怎么回事？”这也提醒我，凡是社会上的事，特别是一些不准确的事，涉及个人的一些事，千万不要给她讲。讲者无心，听者有意，她就想“是不是针对我啊”。
李：也能理解，因为政治环境太复杂了，她不能不保持灵敏的触角。
姜：当时没人跟我讲这些事。以后她散步的时候我就不再随便说话，她问到你什么事，你能说就实事求是地说，要不就打马虎眼。比如有个人呼一下跑过去了，你明明知道是谁，但不能说。她会问：“那是谁，是不是特务？”我说：“不是，就是一个人从这走过去。”她是近视眼，看不清楚，就问我：“你看清楚是谁了吗？”我说没看清，可能就是钓鱼台的工作人员吧。“哦，工作人员可以。”别人看见她都是赶紧跑，因为害怕她，她就以为是要害她，要搞她的小动作。如果你说是谁，那就完了。“他怎么这么冒冒失失的，见到我怎么这么慌慌张张的，他不适合在我这里工作，赶紧把他弄走。”
李：江青跟你发火还为什么？
姜：一般发火就是她不高兴的时候。后来我摸到规律了，她不高兴的时候，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别出声，有什么没听清，再问她一句也不要紧。
杨：他是1973年6月到她那儿的，到他离开1975年年底，这一段江青工作比较忙，她一忙起来对工作人员就比较好了，顾不上了，没有精力和你闹别扭了。而且那段时间，她也没有什么烦心事了。
姜：有一件事江青比较烦心，就是烧照片。有一天，江青想看看接待外国元首的18号楼里挂的都是什么画。我赶紧给钓鱼台管理局的局长张振良打电话，他一听说江青要到18号楼看看，就赶紧准备，把灯都打开。江青去一看，墙上都挂了些古画，其中有一张是一个猫站在一个大石头上，她说这是影射，把毛主席孤立了。然后就把新华社的杜修贤叫来，把她照的相全拿出来给钓鱼台国宾馆选，要挂在18号楼。选出来后，让杜修贤给放大，用的是柯达相纸，都是进口的，挺贵。放大后，江青看了很高兴，要求做镜框，把18号楼的古画都拿下来，挂上她的作品。挂上去的时间不长，主席听说了，他把江青叫去，让她全摘下来，新华社印了多少相片，全算账。江青说她没有那么多钱。主席说，没有从他的稿费里面出，叫吴连登给她补钱。江青特别不高兴，让我们把那些照片都弄到10号楼的天井里烧掉。我们也不敢不听，相片上面都带油，烧得吱吱啦啦的——那都是钱啊！
采访者：李宇锋
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
李：我听说江青的警卫员有一个工作就是陪她散步，她对散步有什么要求？
姜：江青一般是上午九、十点钟起床，起来以后喝点儿麦片，吃点儿小点心，然后看一会儿文件，大概半个小时，就要出去。你要提前一个小时在门口等，等之前要去楼外面转一圈，看看什么风向，看好了以后，就坐着等。她出来你先递围巾，给她围好，她两手支开，你从后面给她穿上大衣，先是右手，再是左手，整理好领子，动作要轻，出门前再给她帽子。然后她问你是什么风，西北风就往东南走，走到路口。钓鱼台的风它是受周围楼房和树木的影响，经常刮转风，本来是西北风，走到11号楼，风又转回来了，迎面来了，这下坏了。她火了：“你没有出去提前看风向，你连个风向都掌握不准。”有一次正好赶上她不高兴，“你这是对工作不负责，是软刀子杀人，杀人不见血，你起到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对我的伤害就是对党的伤害，你知道吗？”这时候你不能吭声，低着头就行了。如果你说“我确实看风了”。她更火：“你敢跟我顶嘴，你什么东西！”说的话特别难听。
李：她跟你发火多吗，都是因为什么啊？
姜：不多，有几次。都是她不高兴。她打铃，一下是秘书，二下是护士，三下是警卫员。我刚来的时候，有一次打了三下，我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进办公室见她，进去了我就站在那。“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我还得抬头，蹲下，蹲下。”没办法，我就一条腿跪着一条腿那样半蹲着，她说：“你以后见我就这样见。”我说话声音一向比较高，她说： “你不能这样跟我嚷嚷。”“你第一次来，我原谅你，以后你想着，走路要轻，动作不要带风。”她把脚翘在小凳子上，你站着说话她让你蹲下，她不能往上看，她要平视。如果你违背了这个要求，她就发火了。我第一次就遇到这样的事，因为没人跟我交代。然后她吩咐我联系什么事，我就到外面去联系。
有时候她急着要走，我说不行，那时候怕出事，一旦出事不好交代。我就说你等等我去打个电话，她一听打电话就怀疑，我就解释我打电话叫他们市公安局做做工作，因为你去是比较重要的人物，一旦出个什么事我们负不起这个责。“那好，我等一会儿。”她就回去等一会儿，她有时候也通情达理。
有一次，开完会后江青特别高兴，有说有笑，眉飞色舞，说要请我们吃饭。打电话叫秘书提前安排，在17号楼放了大长桌，请了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放电影的同志，大概有十几个人，那天拿出茅台，她象征性地喝了一点儿。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做白内障复明手术，很成功，她高兴，“主席的眼睛能看见了！”她跟主席还是有感情的。那天包的饺子，吃得很饱。
杨：我跟她在一起吃饭，从来没吃饱过。
姜：她要严肃起来，可不敢吃了，你不能光闷头吃，她眼一瞪就吓得你直哆嗦。
阎：别说我们了，连她留汪东兴吃饭，他都不敢和她一起吃；都是叫程师傅给做点儿，端到我们办公室吃。有一次，她吃饭时，我去向她报告一件什么事，报告完，她说：我这里还有包子，你帮我吃了吧！我说，谢谢江青同志，我不饿。
李：她还有什么高兴的事？
姜：最高兴的事就是受到主席的表扬，只要主席说看了她送的材料或是文章很好，她就高兴得不得了。“我还要看，告诉新华社，提前两个小时给我打印出清样来，我要大的，主席看得清楚。”主席一表扬她就高兴，也不找茬了，而且特别和气，也通情达理起来了，我们也跟着沾光。
杨：就是她高兴的时候，你也不能跟她开玩笑。
姜：我一开始不知道，看她高兴，就说：“江青同志，我看了一个笑话，给你讲讲。”哪知说完了以后，起反作用，引起她的疑心——本来不是那个意思，她就理解成那个意思。
李：听了那个笑话她当时就发作还是过几天再发作？
姜：当时没有，过了好几天她还琢磨这个事。“你和我说的那个笑话是怎么回事？”这也提醒我，凡是社会上的事，特别是一些不准确的事，涉及个人的一些事，千万不要给她讲。讲者无心，听者有意，她就想“是不是针对我啊”。
李：也能理解，因为政治环境太复杂了，她不能不保持灵敏的触角。
姜：当时没人跟我讲这些事。以后她散步的时候我就不再随便说话，她问到你什么事，你能说就实事求是地说，要不就打马虎眼。比如有个人呼一下跑过去了，你明明知道是谁，但不能说。她会问：“那是谁，是不是特务？”我说：“不是，就是一个人从这走过去。”她是近视眼，看不清楚，就问我：“你看清楚是谁了吗？”我说没看清，可能就是钓鱼台的工作人员吧。“哦，工作人员可以。”别人看见她都是赶紧跑，因为害怕她，她就以为是要害她，要搞她的小动作。如果你说是谁，那就完了。“他怎么这么冒冒失失的，见到我怎么这么慌慌张张的，他不适合在我这里工作，赶紧把他弄走。”
李：江青跟你发火还为什么？
姜：一般发火就是她不高兴的时候。后来我摸到规律了，她不高兴的时候，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别出声，有什么没听清，再问她一句也不要紧。
杨：他是1973年6月到她那儿的，到他离开1975年年底，这一段江青工作比较忙，她一忙起来对工作人员就比较好了，顾不上了，没有精力和你闹别扭了。而且那段时间，她也没有什么烦心事了。
姜：有一件事江青比较烦心，就是烧照片。有一天，江青想看看接待外国元首的18号楼里挂的都是什么画。我赶紧给钓鱼台管理局的局长张振良打电话，他一听说江青要到18号楼看看，就赶紧准备，把灯都打开。江青去一看，墙上都挂了些古画，其中有一张是一个猫站在一个大石头上，她说这是影射，把毛主席孤立了。然后就把新华社的杜修贤叫来，把她照的相全拿出来给钓鱼台国宾馆选，要挂在18号楼。选出来后，让杜修贤给放大，用的是柯达相纸，都是进口的，挺贵。放大后，江青看了很高兴，要求做镜框，把18号楼的古画都拿下来，挂上她的作品。挂上去的时间不长，主席听说了，他把江青叫去，让她全摘下来，新华社印了多少相片，全算账。江青说她没有那么多钱。主席说，没有从他的稿费里面出，叫吴连登给她补钱。江青特别不高兴，让我们把那些照片都弄到10号楼的天井里烧掉。我们也不敢不听，相片上面都带油，烧得吱吱啦啦的——那都是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