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5年，洛阳附近发现日本奈良时期和同开珎缩字版银钱和长安常欢银钱各一枚。其中长安常欢文字环读，与中国先秦圜钱中的共屯赤金、桼垣一斤的读法接近。和同开珎缩字版银钱与西安何家村唐朝窖藏出土的五枚和同开珎银钱中的其中一枚版别近似。和同开珎银钱在日本极其罕见，而同时所出的长安常欢银钱更是前所未见。
据考证，长安常欢银钱应为第七次遣唐使的贡品，大部分应都带到了中国，留在日本的可能仅是档案留底。由于史料未载，文字排列奇特，断代犹为困难。在历史的长河中即便偶有出现，或因文字浅白不为人所重视，或因材质贵重而被熔铸它用，以致千年来默默无闻。值得庆幸的是，这两枚银钱的同时发现，填补了日本早期钱币的又一空白，为奈良时期钱币品种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
日本奈良时期铸钱溯源
从《日本书纪》里显宗天皇二年（486） MfglR钱一文的记载，到和铜元年（708）二月元明天皇始置“催铸钱司”、发行推广和同开珎银钱之前的二百多年间，史书中有过铸钱记录的天皇就有四位之多。他们铸造的钱币名称在史书上未见记载，至今众说纷纭。
天武天皇时期的富本钱
日本泉界认为，至少在天武天皇十二年，日本就已经出现银、铜两种钱币。事见日本史书《日本书纪》：天武十二年（683）四月壬申，诏曰：“从今以后，必用铜钱，莫用银钱。”同月乙亥，诏曰：“用银莫止。”
1998年，在日本奈良飞鸟池遺址发现富本钱的铸造场地，并出土多枚富本钱及半成品以及铸造遗存和工具，同时发现的有天武天皇四年（700）道昭和尚建立的东南禅院的砖瓦窑址。故可确定其铸造年代为天武天皇时期。中日考古界目前较为认同的观点为天武天皇在十二年的两次诏书中提到的铜钱就是富本钱。在日本奈良飞鸟池遗址出土富本钱的地层，同时还出土有日期为“丁亥年二文（持统元年）”的木简，说明在天武天皇的遗孀持统天皇执政期间，富本钱得以继续使用。
富本钱从形制上看，无论重量还是直径等都与中国唐代的开元通宝相一致，因此可以将它视作以中国货币为模板的货币。其文字上下对读，两侧饰以星纹，又与中国传统流通钱区别明显。故此，也有日本学者认为它是压胜钱而非流通货币。
笔者认为，作为日本最初的法定货币，富本钱同时具有流通和压胜的功能，并不矛盾。日本学习了先进的中国货币文化，充分吸收后创造出能够体现自身治国思想“国富民安、以民为本”的富本铜钱，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目前所见到代的富本钱分为明显两种：一种铸造草率，风格质朴;一种则制作精良，文字规整。这也许是草创时期技术水平不一的独特现象。
文武天皇始铸和同开珎银钱
“文式三年（699）十二月庚子，始置铸钱司，以直大肆中臣朝臣意美麻吕为长官。”—《续日本纪》
文武天皇铸造的是什么钱？史料并无记载，笔者认为应是和同开珎。而关于和同开珎钱文的释义以及开铸时期的话题自古以来争议不断，主要集中在对，’$口同”二字的理解。
有的观点认为“同”是“和铜”的“铜”的简化字，是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8年，唐景龙二年）发行的货币。有的观点则将两字视为吉语，与年号无关。荣原永远男认为，“和同”是吉语，“同”字非“铜”字，两者虽然存在同音的关系，但“同”并非一定是“铜”的简写，更像是惜助年号的同音而选择的吉语。穗井田忠友的《中外钱史二》称，“和同”一词来源于《国语周语》的“国用不乏，民用和同”。意思是国家的财务因此而不缺乏，百姓因此而和睦相处。从字面意思来看，和同开珎延续了“富本”铜钱国富民安的寓意。还有的观点认为《续日本纪》中没有标明和铜元年所铸钱币的具体名称，故而和同开珎首次发行不是和铜元年（与开元通宝非唐玄宗开元年间所铸一样），应该是天武天皇时期开铸，和铜元年属于再次铸造。
根据书法与铸造工艺的明显区别，和同开珎被划分为“古和同”与“新和同”两大种类。古和同有银、铜两种，均存世稀少。古和同文字古拙，风格粗犷，开字的门多为闭口，笔者认为，这种古和同应该就是文武三年（699）开始设置铸钱司所铸造的货币。
元明天皇续铸和同开珎钱
“和铜元年（708）二月甲戌，始置‘催铸钱司’，以从五位上多治比真人三宅麻吕任之。”—《续日本纪》
元明天皇是日本第43代天皇，文武天皇之母。708年正月，因武藏国秩父郡进献天然铜而改元为“和铜”并大赦天下。“和铜”与“和同”，两者读音相同，又有“国用不乏、民用和同”的口彩，“和铜”年间铸造“和同”钱被认为是元明天皇顺应天意的祥瑞。和铜元年（708）二月开始，元明天皇设置推广铸钱的机构“催铸钱司”，以提高和同开珎的铸造产量，期望借助与年号同音的钱币扩大流通。“催铸钱司”于和铜元年五月开始推行“和同开珎”银钱，八月开始使用“和同开珎”铜钱，元明天皇之后又推行“蓄钱叙位法”等一系列促进钱币流通的政策。
在古和同中另有隶书开口门之独特一版，制作与古和同接近，而钱文类似新和同，笔者认为这种隶书开口门版的和同开珎应该是元明天皇和同元年铸造。而“和铜二年……向者颁银钱，以代前银”中提到的前银，则是文武天皇铸造的古和同开珎闭口门版。
至于新和同，目前发现均为铜钱，文字规范，制作精良，直径八分，重约3.75克，风格完全模仿开元通宝，在皇朝十二钱中制作最为精良。新和同存世量大，开字的门全为开口。这种新和同开珎应该是“和铜二年八月乙酉，废银钱，一行铜钱”后的产物。新和同的铸造深受以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的第七次遣唐使（大宝二年即702年出发，庆云元年即704年归国）访问唐朝之影响，其大小钱文式样与唐开元通宝如出一辙。
长安常欢银钱为进奉大唐特铸
长安常欢银钱的金属成分与同出和同开珎银钱一致，文字接近富本铜钱与古和同开珎之间，铸造工艺也与富本钱与古和同开珎类似，尤其钱背的轮廓与和同开珎钱背极其相似，故而判断其为日本早期铸币应无疑议。 梳理天武天皇至元明天皇早期的铸钱历史，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考察，笔者认为长安常欢银钱是作为贡物，为以粟田真人为首的第七次遣唐使团取得大唐皇帝欢心而特别铸造，理由如下：
大宝元年（701）正月，在两国交流中断30多年后，文武天皇正式任命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组建第七次遣唐使团，并为此数次举行隆重仪式。大宝元年五月，遣唐使从筑紫出发，遇大风暴而折返，重新修整，于大宝二年六月重新出海使唐。次年（703年，武周长安三年）使團由楚州登陆，经洛阳抵达长安。派出遣唐使团使唐对日本来说是件大事，必须由天皇与大臣们反复研判、磋商、协调与准备，对唐朝政治大事务必及时掌握。
之前天武天皇十二年（642）发布诏书：都城不限一处，应造两处。他以飞鸟所在地为首都倭京、以难波为副都，明显是学习唐的两京制。持统八年（694），首都由飞鸟倭京迁到藤原京，也称京师;710年（和同三年，唐景云元年）元明天皇迁都于平城京。藤原京、平城京以及后来的平安京都受到当时唐朝长安城的影响。因为巨大繁华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它令日本人深为震惊，并乐于模仿。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大王朝的首都，同时有着“长治久安”的美意。那么，日本铸造长安常欢钱作贡品合情合理。从同时发现的长安常欢银钱与古和同开珎银钱（前文已述：古和同开珎银钱是文武三年即699年开始设置铸钱司所铸造的货币）金属含量高度一致分析，应该就是在699年到701年正月之间铸造的。
在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组建遣唐使团的同一年，大周皇帝武则天于大足元年（701）十月改元长安，并率文武百官迁至京都长安。从武则天701年十月改元长安，到第二年六月遣唐使重新出发相隔仅半年有余，在当时信息传播不畅的条件下，时间上不允许日本为武则天改元而特铸此钱。然而巧合的是，当粟田真人抵达中国池州时，正是大周长安二年。
《旧唐书》有载：“长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粟田）真人，来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敌、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则天宴之于麟德殿，授司膳卿，放还本国。”从史料上看得出武则天对粟田真人颇有好感。另《史记正义》云：“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可见中国对日本国号之承认，粟田真人功不可没。武则天如此垂青粟田真人，也许不仅因为粟田仪容修伟、博学多才、举止温雅，可能也和这枚“长安常欢”银钱有关。武则天非常迷信，好谶纬，改元“长安”，便有倭国使节奉“长安”钱以供，大周威名远播，万国来朝，这是大大的祥瑞，所以承认日本国号也便是顺水推舟的事了。
两枚银钱蕴含历史深意
长安常欢银钱上的“长安”二字，从中国角度来看，可以认为日本愿奉大周正朔，充分体现了日本以小事大，对大周帝国高度崇拜的臣属之国的身份。从日本角度来看，改变了之前遣隋使呈交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国书，引发中国帝王不满的生硬做法。将世所景仰的唐首都“长安”作为钱名，以此为纽带将两个国家连接在一起，表达出对两国之间交往的期望与祝福。
长安常欢银钱延续了富本钱、和同开珎的吉语钱文的风格，钱文蕴含吉利、祥和之意，体现出日本早期铸钱风格的独具匠心。长安常欢银钱以及同出的古和同银钱均为直边新品，无磨损和流通使用痕迹，正能说明这两枚钱币的持有者对它们的重视态度。
第七次遣唐使经洛阳到长安，其时正是武则天称帝后期。武则天称帝时期，定洛阳为都，称“神都”，对洛阳的建设不遗余力，其在位的20年里有18年都在神都洛阳执政，虽然最后几年武则天移驻京师长安，但洛阳依然是高官云集的政治权力中心。2015年，在洛阳附近发现的日本奈良时期和同开珎缩字版银钱和长安常欢银钱各一枚，正说明神都洛阳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影响奈良朝后期的铸钱
长安常欢银钱的发现，对日本奈良时期钱币的定名考释也有所启发。奈良时期，除了和同开珎之外，还发行有“万年通宝”和“神功开宝”两种铜钱。
元明天到夸建的平城京高度模仿长安城，以贯通南北的朱雀路为轴，分为东西二京，中间为皇宫。宫城之外为皇城，皇城之外为都城。城内街道呈棋盘形，东西、南北纵横有秩，布局整齐划一。唐代则以长安为都，长安城内以朱雀大街为界，以东设长安县，以西设万左眺熟。前有“长安常欢”，后有“万年通宝”，文字含义吉庆，两者又都暗与平城京的左右京制度相符，很邓说万年通宝没有受到长安常欢银钱钱文的启发。
“神功开宝”则是称德天皇天平神护元年（765年，唐永泰元年）所铸铜钱，与和同、万年钱并用。称德天皇，又称孝谦天皇，是奈良时期的最后一位女皇。有趣的是，神功开宝的钱文并不是称德天皇的年号，而是武则天的年号（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武周大败突厥和阿拉伯帝国，改元“神功”）。
749年（天平21年），圣武天皇退位，阿倍内亲王即位，是为孝谦天皇。758年（天平宝字2年），孝谦天皇让位淳仁天皇。764年（天平宝字8年）藤原仲麻吕之乱后，孝谦上皇废除淳仁天皇，重登皇位，直至770年（神护景云4年）逝世。纵观称德天皇的一生，她作为女皇登朝称制、废除太子、出家为尼、平定内乱、废黜继任天皇、打击政敌、广建佛寺、宠信和尚、多次改元等政治手段与武则天同出一辙，甚至连年号（孝谦朝：天平胜宝、天平宝字;称德朝：天平神护、神护景云）也效仿武则天（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一样采用四个汉字，可见她对武则天的无尽崇拜与强烈模仿的斗瓣心态。所以她将武则天为宣扬国威而改元的“神功”年号作为重新登基后铸币的钱文，是在情理之中的。其意义在于向国民宣示她的克敌制胜、平定叛乱的合法性。
长安常欢银钱作为第七次遣唐使的贡品，大部分应都带到了中国，留在日本的可能仅是档案留底。这两枚银钱的同时发现，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震撼，填补了日本早期钱币的又一空白，为奈良时期钱币品种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另外，日本镰仓及江户时期流行的念佛钱，如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妙法莲花经等，其文字的排列方式一如长安常欢银钱，当时的铸钱师是否受到长安常欢银钱的启发？笔者期待长安常欢银钱的首次发现在中日能够引起学界的重视，以此为契机来发现更多早期日本铸币的相关资料。
据考证，长安常欢银钱应为第七次遣唐使的贡品，大部分应都带到了中国，留在日本的可能仅是档案留底。由于史料未载，文字排列奇特，断代犹为困难。在历史的长河中即便偶有出现，或因文字浅白不为人所重视，或因材质贵重而被熔铸它用，以致千年来默默无闻。值得庆幸的是，这两枚银钱的同时发现，填补了日本早期钱币的又一空白，为奈良时期钱币品种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
日本奈良时期铸钱溯源
从《日本书纪》里显宗天皇二年（486） MfglR钱一文的记载，到和铜元年（708）二月元明天皇始置“催铸钱司”、发行推广和同开珎银钱之前的二百多年间，史书中有过铸钱记录的天皇就有四位之多。他们铸造的钱币名称在史书上未见记载，至今众说纷纭。
天武天皇时期的富本钱
日本泉界认为，至少在天武天皇十二年，日本就已经出现银、铜两种钱币。事见日本史书《日本书纪》：天武十二年（683）四月壬申，诏曰：“从今以后，必用铜钱，莫用银钱。”同月乙亥，诏曰：“用银莫止。”
1998年，在日本奈良飞鸟池遺址发现富本钱的铸造场地，并出土多枚富本钱及半成品以及铸造遗存和工具，同时发现的有天武天皇四年（700）道昭和尚建立的东南禅院的砖瓦窑址。故可确定其铸造年代为天武天皇时期。中日考古界目前较为认同的观点为天武天皇在十二年的两次诏书中提到的铜钱就是富本钱。在日本奈良飞鸟池遗址出土富本钱的地层，同时还出土有日期为“丁亥年二文（持统元年）”的木简，说明在天武天皇的遗孀持统天皇执政期间，富本钱得以继续使用。
富本钱从形制上看，无论重量还是直径等都与中国唐代的开元通宝相一致，因此可以将它视作以中国货币为模板的货币。其文字上下对读，两侧饰以星纹，又与中国传统流通钱区别明显。故此，也有日本学者认为它是压胜钱而非流通货币。
笔者认为，作为日本最初的法定货币，富本钱同时具有流通和压胜的功能，并不矛盾。日本学习了先进的中国货币文化，充分吸收后创造出能够体现自身治国思想“国富民安、以民为本”的富本铜钱，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目前所见到代的富本钱分为明显两种：一种铸造草率，风格质朴;一种则制作精良，文字规整。这也许是草创时期技术水平不一的独特现象。
文武天皇始铸和同开珎银钱
“文式三年（699）十二月庚子，始置铸钱司，以直大肆中臣朝臣意美麻吕为长官。”—《续日本纪》
文武天皇铸造的是什么钱？史料并无记载，笔者认为应是和同开珎。而关于和同开珎钱文的释义以及开铸时期的话题自古以来争议不断，主要集中在对，’$口同”二字的理解。
有的观点认为“同”是“和铜”的“铜”的简化字，是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8年，唐景龙二年）发行的货币。有的观点则将两字视为吉语，与年号无关。荣原永远男认为，“和同”是吉语，“同”字非“铜”字，两者虽然存在同音的关系，但“同”并非一定是“铜”的简写，更像是惜助年号的同音而选择的吉语。穗井田忠友的《中外钱史二》称，“和同”一词来源于《国语周语》的“国用不乏，民用和同”。意思是国家的财务因此而不缺乏，百姓因此而和睦相处。从字面意思来看，和同开珎延续了“富本”铜钱国富民安的寓意。还有的观点认为《续日本纪》中没有标明和铜元年所铸钱币的具体名称，故而和同开珎首次发行不是和铜元年（与开元通宝非唐玄宗开元年间所铸一样），应该是天武天皇时期开铸，和铜元年属于再次铸造。
根据书法与铸造工艺的明显区别，和同开珎被划分为“古和同”与“新和同”两大种类。古和同有银、铜两种，均存世稀少。古和同文字古拙，风格粗犷，开字的门多为闭口，笔者认为，这种古和同应该就是文武三年（699）开始设置铸钱司所铸造的货币。
元明天皇续铸和同开珎钱
“和铜元年（708）二月甲戌，始置‘催铸钱司’，以从五位上多治比真人三宅麻吕任之。”—《续日本纪》
元明天皇是日本第43代天皇，文武天皇之母。708年正月，因武藏国秩父郡进献天然铜而改元为“和铜”并大赦天下。“和铜”与“和同”，两者读音相同，又有“国用不乏、民用和同”的口彩，“和铜”年间铸造“和同”钱被认为是元明天皇顺应天意的祥瑞。和铜元年（708）二月开始，元明天皇设置推广铸钱的机构“催铸钱司”，以提高和同开珎的铸造产量，期望借助与年号同音的钱币扩大流通。“催铸钱司”于和铜元年五月开始推行“和同开珎”银钱，八月开始使用“和同开珎”铜钱，元明天皇之后又推行“蓄钱叙位法”等一系列促进钱币流通的政策。
在古和同中另有隶书开口门之独特一版，制作与古和同接近，而钱文类似新和同，笔者认为这种隶书开口门版的和同开珎应该是元明天皇和同元年铸造。而“和铜二年……向者颁银钱，以代前银”中提到的前银，则是文武天皇铸造的古和同开珎闭口门版。
至于新和同，目前发现均为铜钱，文字规范，制作精良，直径八分，重约3.75克，风格完全模仿开元通宝，在皇朝十二钱中制作最为精良。新和同存世量大，开字的门全为开口。这种新和同开珎应该是“和铜二年八月乙酉，废银钱，一行铜钱”后的产物。新和同的铸造深受以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的第七次遣唐使（大宝二年即702年出发，庆云元年即704年归国）访问唐朝之影响，其大小钱文式样与唐开元通宝如出一辙。
长安常欢银钱为进奉大唐特铸
长安常欢银钱的金属成分与同出和同开珎银钱一致，文字接近富本铜钱与古和同开珎之间，铸造工艺也与富本钱与古和同开珎类似，尤其钱背的轮廓与和同开珎钱背极其相似，故而判断其为日本早期铸币应无疑议。 梳理天武天皇至元明天皇早期的铸钱历史，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考察，笔者认为长安常欢银钱是作为贡物，为以粟田真人为首的第七次遣唐使团取得大唐皇帝欢心而特别铸造，理由如下：
大宝元年（701）正月，在两国交流中断30多年后，文武天皇正式任命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组建第七次遣唐使团，并为此数次举行隆重仪式。大宝元年五月，遣唐使从筑紫出发，遇大风暴而折返，重新修整，于大宝二年六月重新出海使唐。次年（703年，武周长安三年）使團由楚州登陆，经洛阳抵达长安。派出遣唐使团使唐对日本来说是件大事，必须由天皇与大臣们反复研判、磋商、协调与准备，对唐朝政治大事务必及时掌握。
之前天武天皇十二年（642）发布诏书：都城不限一处，应造两处。他以飞鸟所在地为首都倭京、以难波为副都，明显是学习唐的两京制。持统八年（694），首都由飞鸟倭京迁到藤原京，也称京师;710年（和同三年，唐景云元年）元明天皇迁都于平城京。藤原京、平城京以及后来的平安京都受到当时唐朝长安城的影响。因为巨大繁华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它令日本人深为震惊，并乐于模仿。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大王朝的首都，同时有着“长治久安”的美意。那么，日本铸造长安常欢钱作贡品合情合理。从同时发现的长安常欢银钱与古和同开珎银钱（前文已述：古和同开珎银钱是文武三年即699年开始设置铸钱司所铸造的货币）金属含量高度一致分析，应该就是在699年到701年正月之间铸造的。
在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组建遣唐使团的同一年，大周皇帝武则天于大足元年（701）十月改元长安，并率文武百官迁至京都长安。从武则天701年十月改元长安，到第二年六月遣唐使重新出发相隔仅半年有余，在当时信息传播不畅的条件下，时间上不允许日本为武则天改元而特铸此钱。然而巧合的是，当粟田真人抵达中国池州时，正是大周长安二年。
《旧唐书》有载：“长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粟田）真人，来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敌、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则天宴之于麟德殿，授司膳卿，放还本国。”从史料上看得出武则天对粟田真人颇有好感。另《史记正义》云：“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可见中国对日本国号之承认，粟田真人功不可没。武则天如此垂青粟田真人，也许不仅因为粟田仪容修伟、博学多才、举止温雅，可能也和这枚“长安常欢”银钱有关。武则天非常迷信，好谶纬，改元“长安”，便有倭国使节奉“长安”钱以供，大周威名远播，万国来朝，这是大大的祥瑞，所以承认日本国号也便是顺水推舟的事了。
两枚银钱蕴含历史深意
长安常欢银钱上的“长安”二字，从中国角度来看，可以认为日本愿奉大周正朔，充分体现了日本以小事大，对大周帝国高度崇拜的臣属之国的身份。从日本角度来看，改变了之前遣隋使呈交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国书，引发中国帝王不满的生硬做法。将世所景仰的唐首都“长安”作为钱名，以此为纽带将两个国家连接在一起，表达出对两国之间交往的期望与祝福。
长安常欢银钱延续了富本钱、和同开珎的吉语钱文的风格，钱文蕴含吉利、祥和之意，体现出日本早期铸钱风格的独具匠心。长安常欢银钱以及同出的古和同银钱均为直边新品，无磨损和流通使用痕迹，正能说明这两枚钱币的持有者对它们的重视态度。
第七次遣唐使经洛阳到长安，其时正是武则天称帝后期。武则天称帝时期，定洛阳为都，称“神都”，对洛阳的建设不遗余力，其在位的20年里有18年都在神都洛阳执政，虽然最后几年武则天移驻京师长安，但洛阳依然是高官云集的政治权力中心。2015年，在洛阳附近发现的日本奈良时期和同开珎缩字版银钱和长安常欢银钱各一枚，正说明神都洛阳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影响奈良朝后期的铸钱
长安常欢银钱的发现，对日本奈良时期钱币的定名考释也有所启发。奈良时期，除了和同开珎之外，还发行有“万年通宝”和“神功开宝”两种铜钱。
元明天到夸建的平城京高度模仿长安城，以贯通南北的朱雀路为轴，分为东西二京，中间为皇宫。宫城之外为皇城，皇城之外为都城。城内街道呈棋盘形，东西、南北纵横有秩，布局整齐划一。唐代则以长安为都，长安城内以朱雀大街为界，以东设长安县，以西设万左眺熟。前有“长安常欢”，后有“万年通宝”，文字含义吉庆，两者又都暗与平城京的左右京制度相符，很邓说万年通宝没有受到长安常欢银钱钱文的启发。
“神功开宝”则是称德天皇天平神护元年（765年，唐永泰元年）所铸铜钱，与和同、万年钱并用。称德天皇，又称孝谦天皇，是奈良时期的最后一位女皇。有趣的是，神功开宝的钱文并不是称德天皇的年号，而是武则天的年号（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武周大败突厥和阿拉伯帝国，改元“神功”）。
749年（天平21年），圣武天皇退位，阿倍内亲王即位，是为孝谦天皇。758年（天平宝字2年），孝谦天皇让位淳仁天皇。764年（天平宝字8年）藤原仲麻吕之乱后，孝谦上皇废除淳仁天皇，重登皇位，直至770年（神护景云4年）逝世。纵观称德天皇的一生，她作为女皇登朝称制、废除太子、出家为尼、平定内乱、废黜继任天皇、打击政敌、广建佛寺、宠信和尚、多次改元等政治手段与武则天同出一辙，甚至连年号（孝谦朝：天平胜宝、天平宝字;称德朝：天平神护、神护景云）也效仿武则天（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一样采用四个汉字，可见她对武则天的无尽崇拜与强烈模仿的斗瓣心态。所以她将武则天为宣扬国威而改元的“神功”年号作为重新登基后铸币的钱文，是在情理之中的。其意义在于向国民宣示她的克敌制胜、平定叛乱的合法性。
长安常欢银钱作为第七次遣唐使的贡品，大部分应都带到了中国，留在日本的可能仅是档案留底。这两枚银钱的同时发现，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震撼，填补了日本早期钱币的又一空白，为奈良时期钱币品种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另外，日本镰仓及江户时期流行的念佛钱，如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妙法莲花经等，其文字的排列方式一如长安常欢银钱，当时的铸钱师是否受到长安常欢银钱的启发？笔者期待长安常欢银钱的首次发现在中日能够引起学界的重视，以此为契机来发现更多早期日本铸币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