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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食、运动、针灸、偏方、减肥药，肥胖者们尝试各种方法摆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却收效甚微，一些人不得不选择减重手术。他们用体重值画着“减肥——反弹”的波浪线，而一路走来的心情，则画出另一条反比例函数：瘦，开心;胖，沮丧。
切割閉合器顺着1.2厘米的小孔探入艾心的身体，穿过腹腔厚重的脂肪，抵达她的胃。仪器顺着胃大弯的走行方向，一边切割，一边缝合、止血。
这是一场腹腔镜下袖状胃切除手术，以减重为目的，主刀医生白日星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艾心的胃纵行切除2/3胃大弯侧，保留约1/3香蕉形状的小弯侧胃。
术前，这个胃承载过形形色色的美食，尤以艾心偏爱的油炸和麻辣食物居多，它们一度是艾心体重失控的原因之一。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她被缩小了容积的胃将限制食物的摄入，增加饱腹感;同时改变胃肠道激素，减少胃部释放的饥饿信号。
效果理想的话，她会在一年内甩掉几十斤，重新回到她认为的正常生活：不被长辈嫌弃体形、坦然参加社交、穿漂亮而合体的衣服。
手术台上的艾心25岁，身高1.6米，体重近90公斤，BMI超过35。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对于18至65岁的人来说：BMI [身体质量指数=体重（kg）÷身高2（m）]在18.5-24.9为正常;BMI在25-30时为超重;BMI超过30则为肥胖。依据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制定的《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肥胖诊断标准，BMI超过28即为肥胖。
肥胖的身材，曾给艾心带来很大的困扰。在英国留学的五年，常见的炸鱼薯条让她的体重居高不下，而学业压力大、运动时间少，也让她觉得自己“随时在长肉”。
“白天对身材没有自信，学业压力又大，晚上拿起手机想找人聊聊，发现家人朋友都在国内，国内正好是凌晨三四点。没有人倾诉，就压着、憋着。”艾心说。她开始越来越少参与社交，一个人宅在宿舍，“越胖越不愿意出去，越不愿意出去越胖。”恶性循环让她抑郁，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帮她熬过那段恐怖时光的，是吃糖和打游戏。这是她排解压力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是助长脂肪的“良方”，“我放假回家，我妈冰箱里基本不给我留东西，顶多找到一两杯玉米汁。”等到从英国毕业回国，她发觉自己已经胖得“像吹起来的”。
男朋友是艾心的高中同学，倒不在意她的体重，但“他父母想让他领回一个1米68到1米7、前凸后翘的”，所以“这么多年过来，我俩的事就一直拖着没有下文”。
2017年7月13日，四川成都，黄佳鑫进行康复训练。当天黄佳鑫在医院康复训练室称得的体重显示，已经从5个月前的530多斤减重至现在的396斤，成功减去近140斤
“拖”到今年7月。男朋友决定移民澳洲，而艾心工作定在北京，“就算是……分手了呗。”
艾心性格爽朗，毫不避讳决定手术的重要原因是“情伤”，语气云淡风轻，但也承认“舍不得”。
她希望做点什么让男朋友回心转意，又或者“开始新生活”。分手当天，艾心便下定决心做减重手术。周一来看，周三抽血，周五胃镜，周末住院。
艾心说，自己是个“心大”的姑娘，觉得手术没什么可怕的，睡一觉就过去了。就这么上了手术台。
事实上，和艾心一样的肥胖群体不在少数，且数量日趋增加。
2016年4月2日，发表在世界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一篇研究显示，过去40年，全球肥胖人数有惊人的增长：从1975年的1.05亿上升至2014年的6.41亿。现在全球成人肥胖者人数超过体重过轻者。
该研究发现，中国和美国是全世界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的男性肥胖人数为4320万人，女性肥胖人数为4640万人，高居全球第一。
白日星清楚地感知到这样的变化，作为北京天坛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从事减重手术八年来，他已完成近400例，每一年数量都在增加。
他的手机里，保存了许多患者的照片。他们乐于向医生分享自己的减重效果，很多人在变瘦后拍照频率陡增。“这姑娘，上厕所照个相是常规。”白日星指着一张在卫生间镜子前拍下的照片说。
他们以女性居多，大多年轻。白日星说：“手术前打退堂鼓的、临阵脱逃的，十个有九个是男的。女性对于美的追求还是挺坚决的。”“两百多斤的爱和三百多斤的一起玩，因为显瘦。”
同样的减重手术，在很多医院都有开展。饭店老板、摄影师、银行职员、主持人、富二代、学生……不同身份的“胖友”从五湖四海而来，希望通过医生的手术刀，为自己失控的体重按下暂停键。
2017年初，体重530斤的黄佳鑫摔了一跤，将自己摔上了新闻。
彼时春节刚过，亲朋好友互相走访，有朋友随口提起“该减肥了”，再一次让黄佳鑫“感到压力”，他连续几次从网上购买酸奶，作为接下来唯一的食物。
11天后，黄佳鑫因为四肢乏力摔倒在家里，住院了——本地医院无法提供有效的减肥治疗。出院的那天，他又滑倒在一个斜坡上，因为过度肥胖，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起身。
围观群众甚至找来了消防官兵。但由于黄佳鑫体形过大，消防救援担架无法使用，最终大家找来一个牢固、宽大的厚木板，在上面铺上床单，先让黄佳鑫“滚”到担架上，大家抬起木板，再让他“滚”到准备好的医疗救护床上。
民警、消防员、医生、市民……据媒体报道，有十余人参与了这场长达两个小时的“救援”。
几天后，黄佳鑫“趴”在救护车上，从故乡武汉前往成都做减重手术。众多媒体持长枪短炮追访，他们称黄佳鑫为“首胖”。据他的主治医生罗丹介绍，此前，国内接受过减重治疗的最高体重为440斤。 一路跋涉，黄佳鑫严重缺氧导致体内酸碱失衡。他处于昏迷状态，并伴有呼吸暂停。那一天，成都的医院甚至曾给黄佳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肥胖带来的不仅是行动不便，疾病往往相伴而生。呼酸合并代碱、Ⅱ型呼衰、心功能不全、全心扩大心功III-IV级、代谢性综合征、睡眠呼吸暫停综合征、肥胖低通气综合征、双下肢湿疹、全身皮肤多处真菌感染……这些疾病列在黄佳鑫的诊断书上，长长的几排。
用澳大利亚著名糖尿病专家、世界肥胖大会主席保罗·齐迈特的话说，肥胖对世界的威胁不亚于全球气候变暖和禽流感，肥胖正像流行性疾病一样蔓延、吞噬整个世界。在白日星医生列举的肥胖引起的健康问题中，代谢并发症、冠心病及高血压、呼吸系统疾病、生殖系统疾病等，不一而足，“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许晴对此感同身受，“胖了，干什么都不方便。”
13岁，她因为生病注射激素，渐渐比同龄人胖;24岁，她在一次腿部骨折后卧床半年，缺乏锻炼更让她的体重“飙升”到200斤，随后带着“高体重孕妇”的名号生子，那时她270斤。
见到许晴的时候，她慵懒地卧在床上，随手拉了拉身上的橘黄色短袖，告诉我说这是专门“定制”的，一件上衣用掉了三米布。此时，她的体重达到了330斤，BIM超过60。
外出乘公交车，眼看着车从眼前开走，她就是懒得追;做服装生意的她有时出去做展会，“感觉出去上厕所都不方便，我就一天都不上厕所”;旅行乘车或飞机，系上安全带会勒得慌，干脆不系，哪怕明知道“挺危险的”……
不仅如此，她深感变胖之后身体每况愈下。浑身无力，嗜睡，“开着车就要睡着了。从房山开到丰台，15分钟车程，中间必须要睡一觉，坚持不下来。”除此之外，还有高血糖，缺氧，甲状腺功能低下……“有时候想去医院检查，因为太胖，有的仪器都进不去。”
半年前，邻居突发糖尿病去世，留下和许晴的儿子同龄的小孩无人照料。邻居是一个30岁出头的女子，比许晴还要年轻几岁，这让她“很受刺激”，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忧陡然上升。
但这些还远远不是最深的伤害。
许晴一直恐惧电梯。
她害怕因为自己体重大，正常运行的电梯突然出现故障，让大家陷入意外和危险，但她更害怕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那个狭小的空间，“总觉得自己上去就超重了。要是正常人超重就下来呗，我会比较敏感，怕别人说自己胖。”
她甚至养成了习惯，走路时永远目视前方，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回头和左顾右盼。经验告诉她，只要目光偏离轨道，就会看到有人在注视或嘲笑自己。她的丈夫甚至因为有路人“很不避讳，说得很难听”和别人吵起来。而许晴自己，往往“假装没听见”，一边把难过往肚子里咽，一边朝前走不回头。
“胖的人都自卑。”许晴说。她习惯在说话时微笑，脸上没有皱纹，显得很年轻。
“你看起来还挺乐观的。”
左：2016年7月23日，16岁的刁丽丽来自山东临沂，出生三个月后开始发胖，到现在体重已达330斤。2016年7月，父亲决定让刁丽丽暂时休学接受减肥治疗
中：2017年3月2日，53岁的田士光与29岁的儿子田华体重加起来共七百余斤，巨胖的身材让儿子几经应聘遭拒，田士光决定陪儿子一起从安徽远赴吉林长春共同踏上减肥之路
“装的。”她还是笑。
这样的敏感，让她逐渐缩小自己的生活空间，“在自己能控制的环境内生活”，是她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她在家里开了网店，卖童装童鞋，起初同时开有实体店，但人来人往的商场，对她来说是头疼的。其他老板隔三差五到自家店面巡视，她半年也不去一次，没人督促，导购便磨洋工，“到最后，给导购开的工资一个月四五千，他一个月才给你卖出四五千，加上租金和各种费用，两年赔了几十万。”
回忆起初来北京的日子，许晴说那时的她和所有年轻人一样，热情、野心勃勃。她在国内最大的咨询公司做过销售，随着体重失控，“走两百米都觉得费劲”，不得不辞职。曾经拿销售冠军的往事依旧是谈资，但“胖了以后就没那个精气神了，混一天是一天”。
许晴比丈夫早一年毕业，彼时她工作，他读书，让她觉得虽然自己身材胖一点，但还比较有自信。但后来，丈夫毕业工作了，自己却辞职在家，“挺自卑的，有时候也担心，嫁给他之后婚姻出点什么事，自己靠什么为生呢。”她无法给出答案，但庆幸丈夫能干，自己只需在家照顾小孩。
如今，她每天最远的出行，就是到幼儿园接女儿放学。不过，在普通人看来，这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换成她就变成“特务接头”：每天放学，她和女儿约定好时间地点，然后隔着很远的距离，一前一后地过马路，直到离女儿的同学们远了，两个人才先后坐上车，一起回家。
问及缘故，许晴苦笑，说第一次送女儿去幼儿园，她们和其他人一样，大手拉小手过马路。后来有小朋友问：“那个胖子是你妈吗？”女儿没敢承认。
同样是宝妈的林默也有类似的担忧，“会考虑说，人家妈妈很漂亮你的妈妈不漂亮。”在女儿上幼儿园之前，林默到医院做了减重手术。
手术的另一个原因是工作上的瓶颈。林默说自己事业心很重，一件事情被纳入规划，就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结果。但她觉得，肥胖，有时会限制她展现能力。虽然起初每年都有晋升，但到后来，职务开始“原地踏步”了。她觉得：“这个社会对胖人的认知就是‘蠢蠢的’，一个公司可能不会用长得有点蠢的人做领导。”
林默的看法并非毫无根据。学者普尔和布劳内尔在综述前人对肥胖污名的研究中，总结了公众对肥胖群体存在消极认知的评价，例如认为肥胖个体懒惰、不整洁、无纪律、意志力薄弱、不聪明、自控能力差等等。 研究者把这样的偏见和歧视称为“肥胖污名”，并认为，遭受外界歧视的肥胖群体可能会把这种歧视内化，歧视内化的肥胖者很可能对自己产生自我怀疑、自我贬低，甚至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采访中，几乎每个肥胖者都说，自己骨子里是自卑的，哪怕是看起来永远乐呵呵的艾心。不同于许晴的“与世隔绝”，艾心选择了自嘲，“哎呀我怎么这么瘦啊。”“信不信我再胖些一屁股坐死你？”她发现，先于别人发声，可以有效制止别人对自己身材的调侃。大家一笑而过，从不知道那个乐观的胖子在一个人的时候，“会把负面情绪放得很大”——孤独，无助，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艾心提到，自己曾因为体形想过轻生。
林默觉得，自己没有因身材而过于自卑甚至崩溃，很大程度是因为丈夫对此比较包容。饭桌上，有时婆婆会说：“你怎么这么能吃啊，吃进去跟倒进去一样。”她往往沉默不语，老公则保护她：“吃就吃呗，饿了还不让吃吗。”
尴尬化解，但对肥胖的“仇恨”日积月累。她认为职场上升的渠道消失，“很难做出一点改变。”对健康的担忧越积越多，内心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大。
她最终从那家世界五百强的企业裸辞，“出来减肥。”
在黄佳鑫的记忆里，“减肥”二字贯穿了从小到大的经历。七岁，135斤，母亲带他加入游泳队;九岁，200斤，父母每天都督促他出去散步;15岁，325斤，休学进入减肥中心。
那是他全部减肥经历中最痛苦的一年，早晚各10000米的运动，白天两小时的针灸，以及总量极少的一日三餐，让黄佳鑫一年之内瘦到了160斤。但他毫无成就感：“早上一個鸡蛋，中午就是白菜，晚上两个黄瓜，你说是不是减肥呀？”
重返学校，运动和节食中止，体重立刻反弹，甚至“更上一层楼”。
在协和医院的减重群里，常常可以看到胖友分享自己的食谱，普通的“吃饭”行为，在他们的生活中变成了一串数字：240g米饭，1个鸡蛋，250毫升牛奶，新鲜蔬菜每天总量在500g以上，吃红薯、土豆需要按照4：1的比例抵扣米饭，优先选择低糖水果，少吃或不吃含糖饮料、火锅酱料、坚果……甚至有人将小秤随身带着，哪怕要面对食堂里同事的不解和嘲笑。
肥胖者用体重值画着“减肥—反弹”的波浪线，而一路走来的心情，则画出另一条反比例函数：瘦，开心;胖，沮丧。
为了减肥，许晴几乎试遍了各种方法：买跑步机，因为体重大磨损膝盖，半途而废;尝试针灸，收效甚微，也没坚持下来;搜集各种偏方，什么七日瘦身汤，黄瓜鸡蛋减肥法，全都无疾而终……
在最普遍的减肥方法节食、运动之外，女大学生笛子选择了减肥药。
高中时，笛子学习压力大，吃得多而运动少，体重达到160斤，但为了学业无法节食又没有时间运动，只能“一直靠减肥药盯着”。吃药就瘦，停药就反弹，身体慢慢有了抗药性。为了维持体重，就去吃“加强版”。
大二那年，笛子所在的学校开展学年实习，她被分配到一所幼儿园当心理老师。那时是她体重的巅峰，180斤，也是吃减肥药最多的时候。笛子说，减肥药对她起到自我麻痹的作用，饿的时候提醒自己不饿。“所以吃减肥药是一种双重的折磨，我饿，但是我又觉得我不饿，那种感觉就会变得特别扭曲，让人心情烂到极点。”幼儿园的小孩子在一旁叽叽喳喳，更加速着她的崩溃。“人不吃东西的时候是会发脾气的，我又饿，小孩又烦我，我又不能跟小孩发脾气，工作不顺利，学校的事儿还多，你知道吗，那时候没多久我就瘦了十多斤。”
笛子如今已不太愿意回忆那时的状态，因为最糟糕的时候，“每天想从自己住的15楼蹦下去。”
最终她去了回龙观医院，医生建议她停止工作出去走走，同时还开了很多药，用于治疗外界刺激引起的抑郁。
2017年5月11日，黄佳鑫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减重手术
2013年，美国医师协会正式认定肥胖是一种疾病。这意味着，在一定意义上，“胖”和感冒发烧是一样的。
2017年7月21日，在协和医院的减肥科普讲座上，哥伦比亚大学营养学博士、美国肥胖医学会减肥专科医师肖丹华说：肥胖不是个人缺陷，不是“又懒又馋”造成的。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一种代谢疾病，有基因的成分，当然也有后天环境、饮食等成分，但“这是一种病，是需要找大夫看的”。
如今，肥胖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五大疾病之一，其危害程度甚至高于吸烟4倍。对生命的珍视，让一些人有意识地警惕肥胖。
但追求健康，并非肥胖者减肥的唯一原因。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自然的象征》一书中提出人有两个身体，一个是生理身体，一个是社会身体——她强调身体的社会塑造特征，身体是社会的隐喻，支持着特定的社会观点。
“以瘦为美”的社会文化，也催生着人们对“瘦”的追求的焦虑。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3. 5%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拼瘦族”，34. 9%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尝试过节食减肥。于是，减肥产业应运而生，减肥达人炙手可热，减肥大军浩浩荡荡。
和许多胖友一样，林默也试过各种减肥途径，但效果都不明显，她很抵触别人说她减不下去是意志力不够，“长胖其实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等我意识到自己太胖了，就已经难以用意志力控制了。”林默最终做出了和艾心一样的选择，手术减肥。
“减肥是我必须要去做的，用我自己的手段没有办法去解决，医学有手段帮助解决，结果是一样的，那就去做吧。”
从去年2月做手术至今，她基本不吃主食，很少吃肉类，靠海鲜补充营养;保持良好作息，坚持健身，一年半下来，体重降到了110斤左右。
从前照片里圆润丰腴的脸，如今没有任何赘肉，皮肤因为减重略显松弛，但是她觉得继续锻炼下去，不超两年就可以恢复“正常”。
现在的她化着精致的妆容，眼睛大了许多。过去肥大的衣服全扔了，“现在什么衣服都敢穿，怎么穿效果都不错。”闲暇时间，林默学习古筝和舞蹈，又在逛街时临时起意，在锁骨下新增了一个麋鹿刺青。
“做了那么大的牺牲，一定要把好的状态发挥到极致，为了美而瘦，好不容易瘦了又不去美，那何必去瘦呢。”
她成功应聘进一家互联网公司，依旧是世界500强，从一线做起，但她感觉到和从前有很大的不同。
“之前很胖的时候，讲一些东西，就算逻辑性很强，别人可能听都不想听，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现在当你变得很专业又很养眼，大家就愿意去听，愿意去接触。这样途径就更多了。”她对自己现在的处境很满意，“想法得到很多领导的认可，可以跳脱出来，越过好几层领导直接和CEO探讨，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许晴觉得，“一个人去了解你，真的是始于颜值的。”
宝宝健康，自己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好，时间宽裕，事业有成。林默觉得，当下是她的“人生巅峰”。
唯一感觉遗憾的，是自己没能早一点瘦下来。
三个月前，林默在地铁里边走路边玩手机，下楼梯时，不小心摔了下去，至少四五个男性围过来，问候、搀扶，陪她坐到不远处的椅子上。“知道吗，当时我感觉到的是世界的恶意，不是善意。”林默提高声音说，“我在胖的时候也摔过啊，根本没有人理。”
用手术刀刹车
切割閉合器顺着1.2厘米的小孔探入艾心的身体，穿过腹腔厚重的脂肪，抵达她的胃。仪器顺着胃大弯的走行方向，一边切割，一边缝合、止血。
这是一场腹腔镜下袖状胃切除手术，以减重为目的，主刀医生白日星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艾心的胃纵行切除2/3胃大弯侧，保留约1/3香蕉形状的小弯侧胃。
术前，这个胃承载过形形色色的美食，尤以艾心偏爱的油炸和麻辣食物居多，它们一度是艾心体重失控的原因之一。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她被缩小了容积的胃将限制食物的摄入，增加饱腹感;同时改变胃肠道激素，减少胃部释放的饥饿信号。
效果理想的话，她会在一年内甩掉几十斤，重新回到她认为的正常生活：不被长辈嫌弃体形、坦然参加社交、穿漂亮而合体的衣服。
手术台上的艾心25岁，身高1.6米，体重近90公斤，BMI超过35。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对于18至65岁的人来说：BMI [身体质量指数=体重（kg）÷身高2（m）]在18.5-24.9为正常;BMI在25-30时为超重;BMI超过30则为肥胖。依据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制定的《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肥胖诊断标准，BMI超过28即为肥胖。
肥胖的身材，曾给艾心带来很大的困扰。在英国留学的五年，常见的炸鱼薯条让她的体重居高不下，而学业压力大、运动时间少，也让她觉得自己“随时在长肉”。
“白天对身材没有自信，学业压力又大，晚上拿起手机想找人聊聊，发现家人朋友都在国内，国内正好是凌晨三四点。没有人倾诉，就压着、憋着。”艾心说。她开始越来越少参与社交，一个人宅在宿舍，“越胖越不愿意出去，越不愿意出去越胖。”恶性循环让她抑郁，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帮她熬过那段恐怖时光的，是吃糖和打游戏。这是她排解压力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是助长脂肪的“良方”，“我放假回家，我妈冰箱里基本不给我留东西，顶多找到一两杯玉米汁。”等到从英国毕业回国，她发觉自己已经胖得“像吹起来的”。
男朋友是艾心的高中同学，倒不在意她的体重，但“他父母想让他领回一个1米68到1米7、前凸后翘的”，所以“这么多年过来，我俩的事就一直拖着没有下文”。
“拖”到今年7月。男朋友决定移民澳洲，而艾心工作定在北京，“就算是……分手了呗。”
艾心性格爽朗，毫不避讳决定手术的重要原因是“情伤”，语气云淡风轻，但也承认“舍不得”。
她希望做点什么让男朋友回心转意，又或者“开始新生活”。分手当天，艾心便下定决心做减重手术。周一来看，周三抽血，周五胃镜，周末住院。
艾心说，自己是个“心大”的姑娘，觉得手术没什么可怕的，睡一觉就过去了。就这么上了手术台。
事实上，和艾心一样的肥胖群体不在少数，且数量日趋增加。
2016年4月2日，发表在世界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一篇研究显示，过去40年，全球肥胖人数有惊人的增长：从1975年的1.05亿上升至2014年的6.41亿。现在全球成人肥胖者人数超过体重过轻者。
该研究发现，中国和美国是全世界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的男性肥胖人数为4320万人，女性肥胖人数为4640万人，高居全球第一。
白日星清楚地感知到这样的变化，作为北京天坛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从事减重手术八年来，他已完成近400例，每一年数量都在增加。
他的手机里，保存了许多患者的照片。他们乐于向医生分享自己的减重效果，很多人在变瘦后拍照频率陡增。“这姑娘，上厕所照个相是常规。”白日星指着一张在卫生间镜子前拍下的照片说。
他们以女性居多，大多年轻。白日星说：“手术前打退堂鼓的、临阵脱逃的，十个有九个是男的。女性对于美的追求还是挺坚决的。”“两百多斤的爱和三百多斤的一起玩，因为显瘦。”
同样的减重手术，在很多医院都有开展。饭店老板、摄影师、银行职员、主持人、富二代、学生……不同身份的“胖友”从五湖四海而来，希望通过医生的手术刀，为自己失控的体重按下暂停键。
脂肪之困
2017年初，体重530斤的黄佳鑫摔了一跤，将自己摔上了新闻。
彼时春节刚过，亲朋好友互相走访，有朋友随口提起“该减肥了”，再一次让黄佳鑫“感到压力”，他连续几次从网上购买酸奶，作为接下来唯一的食物。
11天后，黄佳鑫因为四肢乏力摔倒在家里，住院了——本地医院无法提供有效的减肥治疗。出院的那天，他又滑倒在一个斜坡上，因为过度肥胖，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起身。
围观群众甚至找来了消防官兵。但由于黄佳鑫体形过大，消防救援担架无法使用，最终大家找来一个牢固、宽大的厚木板，在上面铺上床单，先让黄佳鑫“滚”到担架上，大家抬起木板，再让他“滚”到准备好的医疗救护床上。
民警、消防员、医生、市民……据媒体报道，有十余人参与了这场长达两个小时的“救援”。
几天后，黄佳鑫“趴”在救护车上，从故乡武汉前往成都做减重手术。众多媒体持长枪短炮追访，他们称黄佳鑫为“首胖”。据他的主治医生罗丹介绍，此前，国内接受过减重治疗的最高体重为440斤。 一路跋涉，黄佳鑫严重缺氧导致体内酸碱失衡。他处于昏迷状态，并伴有呼吸暂停。那一天，成都的医院甚至曾给黄佳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肥胖带来的不仅是行动不便，疾病往往相伴而生。呼酸合并代碱、Ⅱ型呼衰、心功能不全、全心扩大心功III-IV级、代谢性综合征、睡眠呼吸暫停综合征、肥胖低通气综合征、双下肢湿疹、全身皮肤多处真菌感染……这些疾病列在黄佳鑫的诊断书上，长长的几排。
用澳大利亚著名糖尿病专家、世界肥胖大会主席保罗·齐迈特的话说，肥胖对世界的威胁不亚于全球气候变暖和禽流感，肥胖正像流行性疾病一样蔓延、吞噬整个世界。在白日星医生列举的肥胖引起的健康问题中，代谢并发症、冠心病及高血压、呼吸系统疾病、生殖系统疾病等，不一而足，“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许晴对此感同身受，“胖了，干什么都不方便。”
13岁，她因为生病注射激素，渐渐比同龄人胖;24岁，她在一次腿部骨折后卧床半年，缺乏锻炼更让她的体重“飙升”到200斤，随后带着“高体重孕妇”的名号生子，那时她270斤。
见到许晴的时候，她慵懒地卧在床上，随手拉了拉身上的橘黄色短袖，告诉我说这是专门“定制”的，一件上衣用掉了三米布。此时，她的体重达到了330斤，BIM超过60。
外出乘公交车，眼看着车从眼前开走，她就是懒得追;做服装生意的她有时出去做展会，“感觉出去上厕所都不方便，我就一天都不上厕所”;旅行乘车或飞机，系上安全带会勒得慌，干脆不系，哪怕明知道“挺危险的”……
不仅如此，她深感变胖之后身体每况愈下。浑身无力，嗜睡，“开着车就要睡着了。从房山开到丰台，15分钟车程，中间必须要睡一觉，坚持不下来。”除此之外，还有高血糖，缺氧，甲状腺功能低下……“有时候想去医院检查，因为太胖，有的仪器都进不去。”
半年前，邻居突发糖尿病去世，留下和许晴的儿子同龄的小孩无人照料。邻居是一个30岁出头的女子，比许晴还要年轻几岁，这让她“很受刺激”，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忧陡然上升。
但这些还远远不是最深的伤害。
“那个胖子”
许晴一直恐惧电梯。
她害怕因为自己体重大，正常运行的电梯突然出现故障，让大家陷入意外和危险，但她更害怕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那个狭小的空间，“总觉得自己上去就超重了。要是正常人超重就下来呗，我会比较敏感，怕别人说自己胖。”
她甚至养成了习惯，走路时永远目视前方，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回头和左顾右盼。经验告诉她，只要目光偏离轨道，就会看到有人在注视或嘲笑自己。她的丈夫甚至因为有路人“很不避讳，说得很难听”和别人吵起来。而许晴自己，往往“假装没听见”，一边把难过往肚子里咽，一边朝前走不回头。
“胖的人都自卑。”许晴说。她习惯在说话时微笑，脸上没有皱纹，显得很年轻。
“你看起来还挺乐观的。”
中：2017年3月2日，53岁的田士光与29岁的儿子田华体重加起来共七百余斤，巨胖的身材让儿子几经应聘遭拒，田士光决定陪儿子一起从安徽远赴吉林长春共同踏上减肥之路
“装的。”她还是笑。
这样的敏感，让她逐渐缩小自己的生活空间，“在自己能控制的环境内生活”，是她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她在家里开了网店，卖童装童鞋，起初同时开有实体店，但人来人往的商场，对她来说是头疼的。其他老板隔三差五到自家店面巡视，她半年也不去一次，没人督促，导购便磨洋工，“到最后，给导购开的工资一个月四五千，他一个月才给你卖出四五千，加上租金和各种费用，两年赔了几十万。”
回忆起初来北京的日子，许晴说那时的她和所有年轻人一样，热情、野心勃勃。她在国内最大的咨询公司做过销售，随着体重失控，“走两百米都觉得费劲”，不得不辞职。曾经拿销售冠军的往事依旧是谈资，但“胖了以后就没那个精气神了，混一天是一天”。
许晴比丈夫早一年毕业，彼时她工作，他读书，让她觉得虽然自己身材胖一点，但还比较有自信。但后来，丈夫毕业工作了，自己却辞职在家，“挺自卑的，有时候也担心，嫁给他之后婚姻出点什么事，自己靠什么为生呢。”她无法给出答案，但庆幸丈夫能干，自己只需在家照顾小孩。
如今，她每天最远的出行，就是到幼儿园接女儿放学。不过，在普通人看来，这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换成她就变成“特务接头”：每天放学，她和女儿约定好时间地点，然后隔着很远的距离，一前一后地过马路，直到离女儿的同学们远了，两个人才先后坐上车，一起回家。
问及缘故，许晴苦笑，说第一次送女儿去幼儿园，她们和其他人一样，大手拉小手过马路。后来有小朋友问：“那个胖子是你妈吗？”女儿没敢承认。
同样是宝妈的林默也有类似的担忧，“会考虑说，人家妈妈很漂亮你的妈妈不漂亮。”在女儿上幼儿园之前，林默到医院做了减重手术。
手术的另一个原因是工作上的瓶颈。林默说自己事业心很重，一件事情被纳入规划，就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结果。但她觉得，肥胖，有时会限制她展现能力。虽然起初每年都有晋升，但到后来，职务开始“原地踏步”了。她觉得：“这个社会对胖人的认知就是‘蠢蠢的’，一个公司可能不会用长得有点蠢的人做领导。”
林默的看法并非毫无根据。学者普尔和布劳内尔在综述前人对肥胖污名的研究中，总结了公众对肥胖群体存在消极认知的评价，例如认为肥胖个体懒惰、不整洁、无纪律、意志力薄弱、不聪明、自控能力差等等。 研究者把这样的偏见和歧视称为“肥胖污名”，并认为，遭受外界歧视的肥胖群体可能会把这种歧视内化，歧视内化的肥胖者很可能对自己产生自我怀疑、自我贬低，甚至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采访中，几乎每个肥胖者都说，自己骨子里是自卑的，哪怕是看起来永远乐呵呵的艾心。不同于许晴的“与世隔绝”，艾心选择了自嘲，“哎呀我怎么这么瘦啊。”“信不信我再胖些一屁股坐死你？”她发现，先于别人发声，可以有效制止别人对自己身材的调侃。大家一笑而过，从不知道那个乐观的胖子在一个人的时候，“会把负面情绪放得很大”——孤独，无助，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艾心提到，自己曾因为体形想过轻生。
林默觉得，自己没有因身材而过于自卑甚至崩溃，很大程度是因为丈夫对此比较包容。饭桌上，有时婆婆会说：“你怎么这么能吃啊，吃进去跟倒进去一样。”她往往沉默不语，老公则保护她：“吃就吃呗，饿了还不让吃吗。”
尴尬化解，但对肥胖的“仇恨”日积月累。她认为职场上升的渠道消失，“很难做出一点改变。”对健康的担忧越积越多，内心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大。
她最终从那家世界五百强的企业裸辞，“出来减肥。”
减肥持久战
在黄佳鑫的记忆里，“减肥”二字贯穿了从小到大的经历。七岁，135斤，母亲带他加入游泳队;九岁，200斤，父母每天都督促他出去散步;15岁，325斤，休学进入减肥中心。
那是他全部减肥经历中最痛苦的一年，早晚各10000米的运动，白天两小时的针灸，以及总量极少的一日三餐，让黄佳鑫一年之内瘦到了160斤。但他毫无成就感：“早上一個鸡蛋，中午就是白菜，晚上两个黄瓜，你说是不是减肥呀？”
重返学校，运动和节食中止，体重立刻反弹，甚至“更上一层楼”。
在协和医院的减重群里，常常可以看到胖友分享自己的食谱，普通的“吃饭”行为，在他们的生活中变成了一串数字：240g米饭，1个鸡蛋，250毫升牛奶，新鲜蔬菜每天总量在500g以上，吃红薯、土豆需要按照4：1的比例抵扣米饭，优先选择低糖水果，少吃或不吃含糖饮料、火锅酱料、坚果……甚至有人将小秤随身带着，哪怕要面对食堂里同事的不解和嘲笑。
肥胖者用体重值画着“减肥—反弹”的波浪线，而一路走来的心情，则画出另一条反比例函数：瘦，开心;胖，沮丧。
为了减肥，许晴几乎试遍了各种方法：买跑步机，因为体重大磨损膝盖，半途而废;尝试针灸，收效甚微，也没坚持下来;搜集各种偏方，什么七日瘦身汤，黄瓜鸡蛋减肥法，全都无疾而终……
在最普遍的减肥方法节食、运动之外，女大学生笛子选择了减肥药。
高中时，笛子学习压力大，吃得多而运动少，体重达到160斤，但为了学业无法节食又没有时间运动，只能“一直靠减肥药盯着”。吃药就瘦，停药就反弹，身体慢慢有了抗药性。为了维持体重，就去吃“加强版”。
大二那年，笛子所在的学校开展学年实习，她被分配到一所幼儿园当心理老师。那时是她体重的巅峰，180斤，也是吃减肥药最多的时候。笛子说，减肥药对她起到自我麻痹的作用，饿的时候提醒自己不饿。“所以吃减肥药是一种双重的折磨，我饿，但是我又觉得我不饿，那种感觉就会变得特别扭曲，让人心情烂到极点。”幼儿园的小孩子在一旁叽叽喳喳，更加速着她的崩溃。“人不吃东西的时候是会发脾气的，我又饿，小孩又烦我，我又不能跟小孩发脾气，工作不顺利，学校的事儿还多，你知道吗，那时候没多久我就瘦了十多斤。”
笛子如今已不太愿意回忆那时的状态，因为最糟糕的时候，“每天想从自己住的15楼蹦下去。”
最终她去了回龙观医院，医生建议她停止工作出去走走，同时还开了很多药，用于治疗外界刺激引起的抑郁。
2013年，美国医师协会正式认定肥胖是一种疾病。这意味着，在一定意义上，“胖”和感冒发烧是一样的。
2017年7月21日，在协和医院的减肥科普讲座上，哥伦比亚大学营养学博士、美国肥胖医学会减肥专科医师肖丹华说：肥胖不是个人缺陷，不是“又懒又馋”造成的。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一种代谢疾病，有基因的成分，当然也有后天环境、饮食等成分，但“这是一种病，是需要找大夫看的”。
如今，肥胖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五大疾病之一，其危害程度甚至高于吸烟4倍。对生命的珍视，让一些人有意识地警惕肥胖。
但追求健康，并非肥胖者减肥的唯一原因。
“我在胖的时候也摔过啊，根本没有人理”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自然的象征》一书中提出人有两个身体，一个是生理身体，一个是社会身体——她强调身体的社会塑造特征，身体是社会的隐喻，支持着特定的社会观点。
“以瘦为美”的社会文化，也催生着人们对“瘦”的追求的焦虑。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3. 5%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拼瘦族”，34. 9%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尝试过节食减肥。于是，减肥产业应运而生，减肥达人炙手可热，减肥大军浩浩荡荡。
和许多胖友一样，林默也试过各种减肥途径，但效果都不明显，她很抵触别人说她减不下去是意志力不够，“长胖其实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等我意识到自己太胖了，就已经难以用意志力控制了。”林默最终做出了和艾心一样的选择，手术减肥。
“减肥是我必须要去做的，用我自己的手段没有办法去解决，医学有手段帮助解决，结果是一样的，那就去做吧。”
从去年2月做手术至今，她基本不吃主食，很少吃肉类，靠海鲜补充营养;保持良好作息，坚持健身，一年半下来，体重降到了110斤左右。
从前照片里圆润丰腴的脸，如今没有任何赘肉，皮肤因为减重略显松弛，但是她觉得继续锻炼下去，不超两年就可以恢复“正常”。
现在的她化着精致的妆容，眼睛大了许多。过去肥大的衣服全扔了，“现在什么衣服都敢穿，怎么穿效果都不错。”闲暇时间，林默学习古筝和舞蹈，又在逛街时临时起意，在锁骨下新增了一个麋鹿刺青。
“做了那么大的牺牲，一定要把好的状态发挥到极致，为了美而瘦，好不容易瘦了又不去美，那何必去瘦呢。”
她成功应聘进一家互联网公司，依旧是世界500强，从一线做起，但她感觉到和从前有很大的不同。
“之前很胖的时候，讲一些东西，就算逻辑性很强，别人可能听都不想听，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现在当你变得很专业又很养眼，大家就愿意去听，愿意去接触。这样途径就更多了。”她对自己现在的处境很满意，“想法得到很多领导的认可，可以跳脱出来，越过好几层领导直接和CEO探讨，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许晴觉得，“一个人去了解你，真的是始于颜值的。”
宝宝健康，自己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好，时间宽裕，事业有成。林默觉得，当下是她的“人生巅峰”。
唯一感觉遗憾的，是自己没能早一点瘦下来。
三个月前，林默在地铁里边走路边玩手机，下楼梯时，不小心摔了下去，至少四五个男性围过来，问候、搀扶，陪她坐到不远处的椅子上。“知道吗，当时我感觉到的是世界的恶意，不是善意。”林默提高声音说，“我在胖的时候也摔过啊，根本没有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