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马原、何立伟、格非、刘恒、徐星
　　近日，一批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在上海的思南文学之家，以文学的名义重聚。他们大多已退出写作一线：有的归隐，比如马原、礼平和韩少功；有的转行，比如刘恒改写剧本，徐星拍纪录片，不再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创作。
　　很像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不过，作家的告别，不像足球世界里齐达内或罗纳尔多的退役，作家们是无声无息地，隐性而又隐忍的告别。
　　具有自嘲意味的是，这场座谈会的主题是“作家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作家”。
　　黄子平认为作家应该卷入历史，同时把这个时代的种种矛盾在自己身上“活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已被历史边缘化的作家如何再次“卷入”历史之中，进行“身在此山中”的观察、书写？
　　作家所身处的时代有多重要？孙甘露说：“对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在宇宙中间旅行有一个时间窗口忽然打开，一下子被历史抛了出去。”
　　而在谈到80年代带给这代人的机会时，曾经的文学青年田壮壮用了一个隐喻，“感觉那时天一下子开了”。
　　那个被后人频繁致敬的“文学黄金时代”，很大程度上源自“前30年”的历史推演。“文革”提供了一个供批判的客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是生发在这个“负营养源”上的木耳；“文革”强力地擦除了文化，给上世纪80年代留下了一片类似白板的发挥空间；“文革”的苦难和压抑客观上丰厚了作家的积累，形成了此后厚积薄发的势能——不像现在，微博微信以慢放血的方式靡耗着许多潜在作家的才情。
　　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文学承担着超出其自身角色的社会责任，作家成了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乃至“文化英雄”。正如铁凝所说，“作家的地位不太正常，可以说是过高”。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全面建设市场经济，时代主旋律转向经济，消费主义盛行，读者开始以消费者的身份把文学当成一种消遣、一种感官消费，作家也渐渐成了心灵鸡汤的大厨或感官按摩的技师。
　　历史很潇洒地将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留在了一代人的文学记忆中，却无法承传给后一代人。
　　过于理想化80年代是不必要的，那更多是个“江山不幸诗家幸”的年代。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文学和作家保持一份历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