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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北宋杰出文学家、书画家，然尝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一度困顿、失意、郁闷、彷徨。如其临近生命终点所慨“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①这正是苏轼晚年对自己人生价值所做的总结与解剖，这亦是对其政治生命的自嘲，却也暗含了对自己文学艺术生命的肯定。黄州、惠州、儋州的十多年贬居生活，不仅是他文学艺术的辉煌时期，也是他人生思想范型发展、成熟乃至最后完善的最关键时期。假如没有这一段生存挫折与磨炼之玉成，也就没有如今我们心目中的苏东坡。社会存在实践影响了苏东坡的思想意识与心理转化，使其性有所适，宣之于文艺，完美其人格。
元丰二年，苏轼由于和新党政见不和而发生剧烈冲突，苏轼于该年阴历八月十八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才结案出狱，史称“乌台诗案”。因言获罪，“乌台诗案”对苏轼打击巨大，促使他省识自我，出狱当天即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的诗句；《初到黄州》又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作为诗人的苏轼，心有所感必发于笔端，被贬黄州途中，越过关山，在春风岭上看见傲立风雪中的梅花，刚脱险境、百感交集，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情不自禁吟出《梅花二首》：
春来空谷水潺潺，的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梅花二首》作于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而《梅花诗帖》作于元丰三年二月十日酒后，并且只书写了其中的第一首。从这两首咏梅花的诗里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东坡内心深处所酝酿、郁结的“空谷”、“幽情”。古有“虚怀若谷”之谓，谷者，胸怀也；然这“谷”却是“空”的，大有经历人生浩劫、看破红尘、四大皆空、冬去春来、柳暗花明之谓，传达出一个艺术家的审美情感从痛苦到孤愤最后达到旷达、超脱的心理升华。
苏轼一生咏梅42首，蕴含着他清高耐寒的士人君子人格。他爱梅，乃因其人格与梅的品格相和，苏轼“一肚皮不合时宜”，梅则“自恐冰容不入时”；苏轼“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肯“俯身从众，卑论趋时”，梅则是“尚余孤瘦雪霜枝，寒心未肯随春态”；苏轼被贬赴黄州，多情的梅花跟随“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苏轼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而儒家的理想人格正是“君子”。这个时期的苏轼，曾像许多宋代士人“君子”一样，以“忠”、“义”自许，把历史看作“君子”与“小人”的斗争史，把现实中的矛盾也看作“君子”与“小人”的斗争。他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而施展自己的满腔抱负，然而现实却如同眼前的梅花，尽管明亮鲜艳却无人赏识，自开自落，开得无聊，落得忧愁。又因“昨夜东风”而身不由己地随着漫天飞雪飘零，然而“渡关山”后又将飘向何方？内心的失落、苦闷跃然纸上。但诗人并未因自己的失意而与“草棘”同流合污，而是依然保持如梅花般“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这正是他儒家情怀的自然流露。
《梅花诗帖》是苏轼毕生唯一的书法狂草作品，对其审美意识升华与理想人格完善有着重要的体现与影响。苏轼早年追摹晋人，笔画细致流畅；中年遍参唐人笔法，执笔甚为有力，用墨也较丰，点画肥厚。《梅花诗帖》正体现了这种转变，行笔以中锋为主，首行笔画确有晋人风韵，细致流畅；随着“的梅花草棘间”，用笔隐隐有颜真卿《祭侄文稿》的意味，笔随情走，力道渐强，至“飞雪渡关山”几字力挺天纵，如脱缰之野马，力尽而止。此帖起首是行草书体，作者情绪还较为平和，还是苏书惯有的端庄严谨；但两行之后，随着“昨夜东风吹石裂”，情绪波动起伏，他回想自己被群小诬陷，身心在狱中饱受摧残，感情愈加激越，在行草、小草之后，随着情感逐渐突破理性的束缚，因而随之转为大草、狂草，字行与结字也越来越大。飞动的笔画犹如决堤之洪水，顺管奔流，气势恢弘。随着激情的顶点被定格于“半随飞雪渡关山”，全文戛然而止，没有落款及年月日，这在苏轼的传世作品中绝无仅有，恰如一首悲壮的乐章，意尽曲止，余韵悠悠。正如苏轼所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从起首的低沉到最后的飞扬，如单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风格不够统一，但这正是笔法与情绪剧烈冲突的外化，也是苏轼理想人格与无奈现实激烈冲突的外化。《梅花诗帖》在创作中无丝毫做作，是以真情的自然流露而为的艺术创作，是最能反映情融于翰墨、志发于毫端的书法作品，表达了苏轼亦如梅花，虽“昨夜东风吹石裂”；但依然傲立风雪，决不屈服的顽强意志。正如苏轼所说：“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它让苏轼拥有了情感宣泄与审美升华的方式，并对草书有了全新的认识——苏轼并不推崇狂草书体，在他看来，狂草书体只是人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一种险怪之态，不符合书法规范和人格建设的标准。在人们的印象之中，苏轼每以旷达著称。但他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立志有所作为，这使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心平气和、毫无怨言地接受无所事事的贬谪生活，况且贬居生活毕竟是一个严酷的现实——苏轼已年过不惑，在政治上几陷绝望，济世壮志难酬，痛苦不堪；经济拮据，陷于窘困；精神落寂，心情抑郁。从痛苦到旷达，其中间必有一个历程。出世与入世的抉择是中国文人永远的疼痛与艰难，苏轼亦不例外，游乎物外只不过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憧憬而已。他写孤鸿，是“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写海棠，是“名花苦幽独”，“天涯流落俱可念”，都是他心灵的外化。同样，《梅花诗帖》、《黄州寒食诗帖》也正是这种痛苦情绪的流露。《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时在惠州写到“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②抚今追昔，从今时梅花之盛开念及昔年梅花曾令自己见而惊心、凄断孤魂，表达出心绪万千之感慨，同时可以看出作者感慨后情绪从痛苦转而走向旷达的心理过程。
注释：
①孔凡礼：《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一版，2641页。
②孔凡礼：《苏轼文集》?熏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一版，2186页。
（作者单位：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编校：郑艳
元丰二年，苏轼由于和新党政见不和而发生剧烈冲突，苏轼于该年阴历八月十八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才结案出狱，史称“乌台诗案”。因言获罪，“乌台诗案”对苏轼打击巨大，促使他省识自我，出狱当天即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的诗句；《初到黄州》又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作为诗人的苏轼，心有所感必发于笔端，被贬黄州途中，越过关山，在春风岭上看见傲立风雪中的梅花，刚脱险境、百感交集，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情不自禁吟出《梅花二首》：
春来空谷水潺潺，的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梅花二首》作于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而《梅花诗帖》作于元丰三年二月十日酒后，并且只书写了其中的第一首。从这两首咏梅花的诗里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东坡内心深处所酝酿、郁结的“空谷”、“幽情”。古有“虚怀若谷”之谓，谷者，胸怀也；然这“谷”却是“空”的，大有经历人生浩劫、看破红尘、四大皆空、冬去春来、柳暗花明之谓，传达出一个艺术家的审美情感从痛苦到孤愤最后达到旷达、超脱的心理升华。
苏轼一生咏梅42首，蕴含着他清高耐寒的士人君子人格。他爱梅，乃因其人格与梅的品格相和，苏轼“一肚皮不合时宜”，梅则“自恐冰容不入时”；苏轼“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肯“俯身从众，卑论趋时”，梅则是“尚余孤瘦雪霜枝，寒心未肯随春态”；苏轼被贬赴黄州，多情的梅花跟随“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苏轼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而儒家的理想人格正是“君子”。这个时期的苏轼，曾像许多宋代士人“君子”一样，以“忠”、“义”自许，把历史看作“君子”与“小人”的斗争史，把现实中的矛盾也看作“君子”与“小人”的斗争。他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而施展自己的满腔抱负，然而现实却如同眼前的梅花，尽管明亮鲜艳却无人赏识，自开自落，开得无聊，落得忧愁。又因“昨夜东风”而身不由己地随着漫天飞雪飘零，然而“渡关山”后又将飘向何方？内心的失落、苦闷跃然纸上。但诗人并未因自己的失意而与“草棘”同流合污，而是依然保持如梅花般“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这正是他儒家情怀的自然流露。
《梅花诗帖》是苏轼毕生唯一的书法狂草作品，对其审美意识升华与理想人格完善有着重要的体现与影响。苏轼早年追摹晋人，笔画细致流畅；中年遍参唐人笔法，执笔甚为有力，用墨也较丰，点画肥厚。《梅花诗帖》正体现了这种转变，行笔以中锋为主，首行笔画确有晋人风韵，细致流畅；随着“的梅花草棘间”，用笔隐隐有颜真卿《祭侄文稿》的意味，笔随情走，力道渐强，至“飞雪渡关山”几字力挺天纵，如脱缰之野马，力尽而止。此帖起首是行草书体，作者情绪还较为平和，还是苏书惯有的端庄严谨；但两行之后，随着“昨夜东风吹石裂”，情绪波动起伏，他回想自己被群小诬陷，身心在狱中饱受摧残，感情愈加激越，在行草、小草之后，随着情感逐渐突破理性的束缚，因而随之转为大草、狂草，字行与结字也越来越大。飞动的笔画犹如决堤之洪水，顺管奔流，气势恢弘。随着激情的顶点被定格于“半随飞雪渡关山”，全文戛然而止，没有落款及年月日，这在苏轼的传世作品中绝无仅有，恰如一首悲壮的乐章，意尽曲止，余韵悠悠。正如苏轼所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从起首的低沉到最后的飞扬，如单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风格不够统一，但这正是笔法与情绪剧烈冲突的外化，也是苏轼理想人格与无奈现实激烈冲突的外化。《梅花诗帖》在创作中无丝毫做作，是以真情的自然流露而为的艺术创作，是最能反映情融于翰墨、志发于毫端的书法作品，表达了苏轼亦如梅花，虽“昨夜东风吹石裂”；但依然傲立风雪，决不屈服的顽强意志。正如苏轼所说：“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它让苏轼拥有了情感宣泄与审美升华的方式，并对草书有了全新的认识——苏轼并不推崇狂草书体，在他看来，狂草书体只是人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一种险怪之态，不符合书法规范和人格建设的标准。在人们的印象之中，苏轼每以旷达著称。但他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立志有所作为，这使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心平气和、毫无怨言地接受无所事事的贬谪生活，况且贬居生活毕竟是一个严酷的现实——苏轼已年过不惑，在政治上几陷绝望，济世壮志难酬，痛苦不堪；经济拮据，陷于窘困；精神落寂，心情抑郁。从痛苦到旷达，其中间必有一个历程。出世与入世的抉择是中国文人永远的疼痛与艰难，苏轼亦不例外，游乎物外只不过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憧憬而已。他写孤鸿，是“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写海棠，是“名花苦幽独”，“天涯流落俱可念”，都是他心灵的外化。同样，《梅花诗帖》、《黄州寒食诗帖》也正是这种痛苦情绪的流露。《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时在惠州写到“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②抚今追昔，从今时梅花之盛开念及昔年梅花曾令自己见而惊心、凄断孤魂，表达出心绪万千之感慨，同时可以看出作者感慨后情绪从痛苦转而走向旷达的心理过程。
注释：
①孔凡礼：《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一版，2641页。
②孔凡礼：《苏轼文集》?熏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一版，2186页。
（作者单位：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