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6月,两广总督林则徐向道光皇帝报告:英军舰队中有三艘“车轮船”,“以火焰激动机轴,驾驶较捷。”
　　和他一样,当时的多数中国人见到蒸汽船的烟囱冒出来的烟,和转动的轮子,误认为推动轮子的是火,因此称蒸汽船为“火轮船”。他们无法理解,除了人力、牛力、水火之外,蒸汽竟然也能够成为推动机械的动力。
　　清人对蒸汽技术的误解,源自中国与西方技术传统的差异。工具机与工程制图,是制造蒸汽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技术。前者是精密制造的工具,后者是技术人员之间的沟通工具,而中国技术传统却缺乏这两项核心技术。这种差异使得中西技术交流异常艰难。中国在蒸汽技术上的突破,要等到1850年代之后。
　　“自强运动”的兴起,为蒸汽技术的引进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为了制造枪炮, 1865年,江南制造局进口了一批工具机。次年,左宗棠成立福州船政局。接下来几十年,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类似的制造局,并生产了第一批蒸汽船。
　　但是当时绝大多数工匠没有西方技术能力。若要大量制造以蒸汽技术为基础的西式枪炮船舰,必须从根本上开始训练技术人员。在晚清制造局中,最完整的训练课程,在左宗棠所设立的福州船政局。
　　1866年,福州船政局成立船政学堂并开始招生,将原本接收传统科举基础教育的学生,带进近代蒸汽技术的知识体系。聘请法国技术人员,采用西方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由造船实际操作来训练工人。还将部分学生送往法国受训。他们回国后带回了更先进的复式蒸汽技术,并建造了符合世界舰船技术发展前沿水平的全钢结构轮船“平远号”。
　　福州船政局在三十年内的技术进展令人瞩目。然而自1880年后期开始,船政局的发展减缓。这并非由于清政府的保守腐败,而是财政制度无法应付不断增加的费用,以及军事技术发展政策的转变。
　　清朝晚期,军事与征税权逐渐落入地方督抚手中。中央与地方政治权力平衡的微妙改变,对福州船政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874年台湾牡丹社事件之后,海关收入,大都集资成了海防经费,支付给福州船政局的的更少。由于对国内所造舰船缺乏信心,李鸿章、沈葆桢二人也没有全力支持船政局。唯一给予支持的重量级官员只有左宗棠。他于1885年去世之后,船政局失去了政治支持,陷入困境。到1909年,由于缺乏经费,船政局已经无法再造船。
　　大规模的技术进展,需要依赖资本市场提供资本,让商人进行工业投资。中国并不见得缺乏资本,但是缺乏聚集资本的制度。1872年,华商曾学习西方公司制度,组建了“轮船招商局”。但是在没有公司法的晚清社会,招商局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朝廷大员的保护。商业法律环境的缺乏,不利于大规模工业投资。资本聚集的困难,在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然而,蒸汽技术的引进,依然推动晚清中国在工商机构上的转变。公司制度已然引进中国,成为未来中国工业技术发展中用以集资的重要机制。
　　简而言之,1840年之后的五十年,是中国从传统技术转入近代技术的关键年代,藉由吸收西方技术的知识与技艺内涵,已经采用西方聚集资本的机制,中国开始由传统技术体系转型到近代体系。这是中国技术史和社会史上革命性的转变,也是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期进行工业化的技术基础。 ■
　　(原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4期 ,200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