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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上海私车牌照拍卖中标价涨势惊人。1月最低价为75000元，史上首次突破7万元大关，一个月后，最低价又首次冲破8万元大关，达到83300元。3月，沪牌价格再创新高，最低价90800元，均价为91898元，有车主戏言，“现在的车牌价都超过我的车价了。”今年“两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坦言：“我也觉得车牌太贵了，这两个月太贵了。”
面对牌照价格的不断上涨，上海市交通部门试图进行管控。去年9月，上海市政府曾印发被称为“‘沪牌四条’细则”的文件，规定新拍得的牌照上了新车后，3年内不得过户，希望通过这一方式打击“黄牛”投机车牌拍卖市场。
但目前沪牌价格上涨的势头难以遏制。沪牌持续涨价的背后，除了供需失衡的客观原因，“黄牛”、代拍公司等中介人形成的链条也对沪牌价格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陈小鸿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采访时表示，当前的车牌价基本反映了市场强烈的刚性需求。政府不可能直接干预车牌价格，而应加强管理车辆和车牌交易中的违法现象，杜绝其他可能抬高车牌价格的外部因素。
针对沪牌价格不断攀升，引来人们对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制度的不断质疑，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建设部城市交通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杨东援解释，该制度的目的在于解决交通拥堵现状，而交通拥堵的解决方案更像复方合剂，车牌拍卖只是其中的一味药，这味药是不可缺少的，只用它却是无法治病的。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小汽车的合理使用。
私车购置刚性需求强烈公车改革或为刺激因素
2012年上海私车牌照每月投放8000-9500张，投标人数20000-25000人，陈小鸿向记者分析道，相比北京摇号的中标率已经高了很多，并且公平很多，“保证了相对更需要购车的居民能够拿到车牌”。
市民王小姐从去年6月就有了买新车的计划，当时沪牌5万余元，觉得价格太贵选择观望，因为车牌价格不断超出心理价位而屡次放弃，结果车牌价一路上涨。“后来对这个价格上涨也就习惯了”，去年12月最终决定买了新车。
在上海，消费者一般是先拍好车牌后再买车，牌照额度有3个月的有效期。但也有不少人是买了车以后再去拍车牌，按规定，购车后的60日内必须上牌申报纳税，上不到牌就无法纳税。按照规定，税务机关不仅将对其责令限期缴纳，还会从滞纳税款之日开始，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在取得车牌正式上路前，车主可向公安交警车管部门申请3次共计45天的机动车临时移动证。而超过3次和有效使用期限后，机动车上路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一旦遇交警查获要被扣分和罚款。
据王小姐透露，周围不少朋友等不及了都上了外地牌照，价格从3000-6000元不等，远远低于沪牌。但她一方面担心未来上海政府将对外地牌照采取更为严厉的管控措施，一方面想到日后沪牌也许有一定的保值功能，另外带着些许上海人就应该买上海牌照的观念，还是在今年2月出手了，最后以8.4万元拍得车牌。
尽管对一路上涨的车牌价已有点麻木，王小姐却仍忍不住抱怨：“沪牌太贵了！”
杨东援认为，有不少车主与王小姐一样，坐观等待车牌价走低，但是由于缴税的迫切性等原因，不得不出手拍牌，这种势在必得的心理影响了车牌价格的走势。
对近期上海私车牌照拍卖最低中标价的陡升，有关政府部门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前期积累大量刚性需求集中释放”。
本刊记者查阅了自2012年1月起的相关数据，发现最低中标价一直维持在5万余元至6万余元，涨跌互现，涨势明显然而幅度较为稳定。据上海一家大型车企4S店的销售人员介绍，此前车牌价格基本维持在每月递增2000元左右的增速，幅度并不大。
直到去年底时，价格突然直线飙升。而这一上涨趋势与去年底上海各区开展的公务车改革在时间上相吻合，二者是否存在联系？记者向上海市交通主管部门求证，但未得到明确答复。
据透露，目前上海除崇明县外，十余个区都陆续在开展公车改革，公务员按照职级每月拿车费补贴，不再享受公车配用。公车改革后需要公务员自己购车上牌的人数“保守估计有数千人之多”。而这些公务员一旦购车后，需要尽快能拍上牌照，否则于公于私出行都不方便。因此，他们在拍卖出价时往往就高不就低，必然推高车牌价格。
杨东援表示，如果公车改革的确是2月车牌价格猛增的诱因，那么这样的增速仅仅是短期的。
竞拍模式复杂、牟利可观催生“黄牛”投机炒卖
针对本月上海车牌创下历史新高，上海市交通港口局表示“将研究措施，坚决抑制车牌价格过高过快上涨”。这表明，车牌价高除了正常需求外，还有不少投机炒卖的因素存在。
尽管有关部门多次声明，上海车牌是允许车辆上路的额度拍卖，车牌本身是没有价格的，但由于可以过户转让，无形中车牌被赋予了稀缺资源的价值。而不少机构和“黄牛”嗅到了其中的商机，纷纷推出代拍等业务，即车主私下委托“黄牛”竞拍，对方则保证能以最低成交价拍得牌照。
记者在淘宝网上输入“代拍车牌”，显示有200多家商家，价格从500-3000元不等。既然还要另付给商家一笔钱，何不如自己亲自拍牌呢？上述4S店销售员告诉记者，拍牌仅在每个月第三个周六上午10：00-11：30进行，并不是每个人在那段时间都有空閑，此外，车主可能由于操作不熟练、网速等多个因素导致未能拍得牌照，而“黄牛”则有机会乘虚而入。相对复杂的竞拍模式本身，也正被“黄牛”利用。
上海交港局公布的每月拍卖结果显示，连续多年至今，最低成交价格的截止时间绝大多数为拍卖结束前1秒至1分钟内不等。 王小姐也不例外，她在11：29：50成功拍得车牌。现行的拍卖机制使得在最后一刻修改标价的竞拍者，才较有可能以最低价买到车牌，拍卖变成了“买彩票”，导致碰巧在最后成功修改投标价者才会中奖。连连碰壁的投标者不得已也选择“黄牛”代拍来解决。
2012年9月，上海市政府曾印发被称为“‘沪牌四条’细则”的文件，规定新拍得的牌照上了新车后，3年内不得过户，希望通过这一方式打击“黄牛”投机车牌拍卖市场。然而，此政策一出，就被“黄牛”立即“破解”。
“新拍到的牌照上到新车后，3年内确实不能过户，但如果新牌照上到二手车，还是可以正常过户退牌，经过正常手续后，牌照就能转给客户了。”一位“黄牛”曾在上述新政出台后对媒体表示。
事实上，上述“破解”方式确实正被“黄牛”利用，参与牌照拍卖，进而倒卖车牌牟利。按照国拍公司现行的车牌拍卖者资格审查规定，能够参与竞拍者不必提供新车购买凭证即可参与竞拍，而竞拍成功后，车牌也能够上二手车。
陈小鸿表示，拍卖过程中由于网络、出价方式等技术问题导致的“自拍烦”问题必须不断解决，让老百姓觉得自己参与拍牌不难、何乐而不为。同时增强拍卖流程的监督管理，让那些“黄牛”没有牟利空间也就没有生存空间。这是政府拍牌管理应该予以重视的地方。
拍卖制度需配套措施车辆共享模式可借鉴
车牌价格不断攀升，引来人们对上海私人私企客车额度投标拍卖制度的强烈关注。韩正近日在“两会”上表示，市场拍牌是一种供求关系的反映，供求关系要缓解就是要多发点牌照，但多发牌照就有一个交通容量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全面统筹。
所谓车牌拍卖，拍卖的是车主在上海市域特别是中心城区的车辆通行权。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制度是对于上海私车管控的一种手段，管控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交通总量、缓解交通拥堵状况。
杨东援向记者分析，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小汽车的合理使用。私家车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性。它的便捷是公交车不能满足的，它的私密性又是出租车不能提供的。那么没有私家车的家庭就没有使用小汽车的权利了吗？上海将来大概只能容纳四五百万辆车，而能够容纳的人口约3000万人，折算成1000万户。假设每户家庭只拥有1辆车，那么最多也只能满足40%的家庭用车。如何保障没有私车的家庭在需要使用的时候也能享有使用权利呢？
他认为，新加坡等地的车辆共享模式值得借鉴。不同于合乘概念，用户以会员制的方式加入某种市场化运作的企业的网络，可以在需要的时间用会员卡支出相应的费用就能使用车辆，也就是说，车辆的使用权替代了车辆的所有权。“一家新加坡汽车共享公司的总经理曾对我说，根据其统计数据，一般车辆有80%的时间是停在那儿的，而汽车共享公司里的车辆只有40%的时间停在路边。”共享资源可以支撑更多的人使用车辆。
国内的租车行业与之类似，但汽车共享公司服务点广，一般在用户500米内就能取到车，增加用户的便利度同时也提高了小汽车的使用率，“日常的一些交通需求也可以通过汽车共享来完成，国内的一些租车公司取车较远，只有在有特殊需求的时候会考虑。”
一般而言，第一辆车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也许的确是需要的，但是第二辆车的使用率就非常低了。第二辆车不仅仅耗费很多资源，引发越来越多的问题，譬如对于上海本就十分紧张的停车位问题，还会造成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如今刚性需求难以压制，引导家庭避免购买第二辆车显得尤为重要。
陈小鸿告诉记者，老百姓是否买车、买车后使用的频率其实都是交通政策可以引导的。《2011北京公共服務蓝皮书》显示，北京小汽车使用强度很高，日均行驶达45公里，是东京的2倍、伦敦的1.5倍。小汽车用得狠，与公共交通不够便利、可靠有一定关系。目前，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公共交通还不能提供很高的服务水平，此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善。据悉，德国柏林45%的家庭没有小汽车，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购车欲望，可见国内公交对于小汽车的可替代性相差甚远，需要加强公交系统的服务质量。
面对牌照价格的不断上涨，上海市交通部门试图进行管控。去年9月，上海市政府曾印发被称为“‘沪牌四条’细则”的文件，规定新拍得的牌照上了新车后，3年内不得过户，希望通过这一方式打击“黄牛”投机车牌拍卖市场。
但目前沪牌价格上涨的势头难以遏制。沪牌持续涨价的背后，除了供需失衡的客观原因，“黄牛”、代拍公司等中介人形成的链条也对沪牌价格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陈小鸿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采访时表示，当前的车牌价基本反映了市场强烈的刚性需求。政府不可能直接干预车牌价格，而应加强管理车辆和车牌交易中的违法现象，杜绝其他可能抬高车牌价格的外部因素。
针对沪牌价格不断攀升，引来人们对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制度的不断质疑，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建设部城市交通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杨东援解释，该制度的目的在于解决交通拥堵现状，而交通拥堵的解决方案更像复方合剂，车牌拍卖只是其中的一味药，这味药是不可缺少的，只用它却是无法治病的。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小汽车的合理使用。
私车购置刚性需求强烈公车改革或为刺激因素
2012年上海私车牌照每月投放8000-9500张，投标人数20000-25000人，陈小鸿向记者分析道，相比北京摇号的中标率已经高了很多，并且公平很多，“保证了相对更需要购车的居民能够拿到车牌”。
市民王小姐从去年6月就有了买新车的计划，当时沪牌5万余元，觉得价格太贵选择观望，因为车牌价格不断超出心理价位而屡次放弃，结果车牌价一路上涨。“后来对这个价格上涨也就习惯了”，去年12月最终决定买了新车。
在上海，消费者一般是先拍好车牌后再买车，牌照额度有3个月的有效期。但也有不少人是买了车以后再去拍车牌，按规定，购车后的60日内必须上牌申报纳税，上不到牌就无法纳税。按照规定，税务机关不仅将对其责令限期缴纳，还会从滞纳税款之日开始，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在取得车牌正式上路前，车主可向公安交警车管部门申请3次共计45天的机动车临时移动证。而超过3次和有效使用期限后，机动车上路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一旦遇交警查获要被扣分和罚款。
据王小姐透露，周围不少朋友等不及了都上了外地牌照，价格从3000-6000元不等，远远低于沪牌。但她一方面担心未来上海政府将对外地牌照采取更为严厉的管控措施，一方面想到日后沪牌也许有一定的保值功能，另外带着些许上海人就应该买上海牌照的观念，还是在今年2月出手了，最后以8.4万元拍得车牌。
尽管对一路上涨的车牌价已有点麻木，王小姐却仍忍不住抱怨：“沪牌太贵了！”
杨东援认为，有不少车主与王小姐一样，坐观等待车牌价走低，但是由于缴税的迫切性等原因，不得不出手拍牌，这种势在必得的心理影响了车牌价格的走势。
对近期上海私车牌照拍卖最低中标价的陡升，有关政府部门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前期积累大量刚性需求集中释放”。
本刊记者查阅了自2012年1月起的相关数据，发现最低中标价一直维持在5万余元至6万余元，涨跌互现，涨势明显然而幅度较为稳定。据上海一家大型车企4S店的销售人员介绍，此前车牌价格基本维持在每月递增2000元左右的增速，幅度并不大。
直到去年底时，价格突然直线飙升。而这一上涨趋势与去年底上海各区开展的公务车改革在时间上相吻合，二者是否存在联系？记者向上海市交通主管部门求证，但未得到明确答复。
据透露，目前上海除崇明县外，十余个区都陆续在开展公车改革，公务员按照职级每月拿车费补贴，不再享受公车配用。公车改革后需要公务员自己购车上牌的人数“保守估计有数千人之多”。而这些公务员一旦购车后，需要尽快能拍上牌照，否则于公于私出行都不方便。因此，他们在拍卖出价时往往就高不就低，必然推高车牌价格。
杨东援表示，如果公车改革的确是2月车牌价格猛增的诱因，那么这样的增速仅仅是短期的。
竞拍模式复杂、牟利可观催生“黄牛”投机炒卖
针对本月上海车牌创下历史新高，上海市交通港口局表示“将研究措施，坚决抑制车牌价格过高过快上涨”。这表明，车牌价高除了正常需求外，还有不少投机炒卖的因素存在。
尽管有关部门多次声明，上海车牌是允许车辆上路的额度拍卖，车牌本身是没有价格的，但由于可以过户转让，无形中车牌被赋予了稀缺资源的价值。而不少机构和“黄牛”嗅到了其中的商机，纷纷推出代拍等业务，即车主私下委托“黄牛”竞拍，对方则保证能以最低成交价拍得牌照。
记者在淘宝网上输入“代拍车牌”，显示有200多家商家，价格从500-3000元不等。既然还要另付给商家一笔钱，何不如自己亲自拍牌呢？上述4S店销售员告诉记者，拍牌仅在每个月第三个周六上午10：00-11：30进行，并不是每个人在那段时间都有空閑，此外，车主可能由于操作不熟练、网速等多个因素导致未能拍得牌照，而“黄牛”则有机会乘虚而入。相对复杂的竞拍模式本身，也正被“黄牛”利用。
上海交港局公布的每月拍卖结果显示，连续多年至今，最低成交价格的截止时间绝大多数为拍卖结束前1秒至1分钟内不等。 王小姐也不例外，她在11：29：50成功拍得车牌。现行的拍卖机制使得在最后一刻修改标价的竞拍者，才较有可能以最低价买到车牌，拍卖变成了“买彩票”，导致碰巧在最后成功修改投标价者才会中奖。连连碰壁的投标者不得已也选择“黄牛”代拍来解决。
2012年9月，上海市政府曾印发被称为“‘沪牌四条’细则”的文件，规定新拍得的牌照上了新车后，3年内不得过户，希望通过这一方式打击“黄牛”投机车牌拍卖市场。然而，此政策一出，就被“黄牛”立即“破解”。
“新拍到的牌照上到新车后，3年内确实不能过户，但如果新牌照上到二手车，还是可以正常过户退牌，经过正常手续后，牌照就能转给客户了。”一位“黄牛”曾在上述新政出台后对媒体表示。
事实上，上述“破解”方式确实正被“黄牛”利用，参与牌照拍卖，进而倒卖车牌牟利。按照国拍公司现行的车牌拍卖者资格审查规定，能够参与竞拍者不必提供新车购买凭证即可参与竞拍，而竞拍成功后，车牌也能够上二手车。
陈小鸿表示，拍卖过程中由于网络、出价方式等技术问题导致的“自拍烦”问题必须不断解决，让老百姓觉得自己参与拍牌不难、何乐而不为。同时增强拍卖流程的监督管理，让那些“黄牛”没有牟利空间也就没有生存空间。这是政府拍牌管理应该予以重视的地方。
拍卖制度需配套措施车辆共享模式可借鉴
车牌价格不断攀升，引来人们对上海私人私企客车额度投标拍卖制度的强烈关注。韩正近日在“两会”上表示，市场拍牌是一种供求关系的反映，供求关系要缓解就是要多发点牌照，但多发牌照就有一个交通容量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全面统筹。
所谓车牌拍卖，拍卖的是车主在上海市域特别是中心城区的车辆通行权。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制度是对于上海私车管控的一种手段，管控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交通总量、缓解交通拥堵状况。
杨东援向记者分析，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小汽车的合理使用。私家车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性。它的便捷是公交车不能满足的，它的私密性又是出租车不能提供的。那么没有私家车的家庭就没有使用小汽车的权利了吗？上海将来大概只能容纳四五百万辆车，而能够容纳的人口约3000万人，折算成1000万户。假设每户家庭只拥有1辆车，那么最多也只能满足40%的家庭用车。如何保障没有私车的家庭在需要使用的时候也能享有使用权利呢？
他认为，新加坡等地的车辆共享模式值得借鉴。不同于合乘概念，用户以会员制的方式加入某种市场化运作的企业的网络，可以在需要的时间用会员卡支出相应的费用就能使用车辆，也就是说，车辆的使用权替代了车辆的所有权。“一家新加坡汽车共享公司的总经理曾对我说，根据其统计数据，一般车辆有80%的时间是停在那儿的，而汽车共享公司里的车辆只有40%的时间停在路边。”共享资源可以支撑更多的人使用车辆。
国内的租车行业与之类似，但汽车共享公司服务点广，一般在用户500米内就能取到车，增加用户的便利度同时也提高了小汽车的使用率，“日常的一些交通需求也可以通过汽车共享来完成，国内的一些租车公司取车较远，只有在有特殊需求的时候会考虑。”
一般而言，第一辆车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也许的确是需要的，但是第二辆车的使用率就非常低了。第二辆车不仅仅耗费很多资源，引发越来越多的问题，譬如对于上海本就十分紧张的停车位问题，还会造成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如今刚性需求难以压制，引导家庭避免购买第二辆车显得尤为重要。
陈小鸿告诉记者，老百姓是否买车、买车后使用的频率其实都是交通政策可以引导的。《2011北京公共服務蓝皮书》显示，北京小汽车使用强度很高，日均行驶达45公里，是东京的2倍、伦敦的1.5倍。小汽车用得狠，与公共交通不够便利、可靠有一定关系。目前，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公共交通还不能提供很高的服务水平，此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善。据悉，德国柏林45%的家庭没有小汽车，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购车欲望，可见国内公交对于小汽车的可替代性相差甚远，需要加强公交系统的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