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是西方新闻界的一个符号。她写满忧郁的灰褐色的眼睛，涂着夸张的黑色眼影。垂顺的直发从中间分开，身材纤细，充满活力。2006年9月14日，法拉奇逝世后，世界媒体以罕见的信息量，浓墨重彩法拉奇的曲折一生。
　　法拉奇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18岁时，被任命为《晚邮报》驻外记者。随后，担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曾亲历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等。她穿梭于人类敌对行为的炮火硝烟之间，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尽管危险的战地报道使她被弹片击伤多次，但她从未言退。
　　后来，法拉奇主要从事政治人物报道，足迹遍及世界几十个国家，生动记录了上个世纪中后期世界發展的重要进程。她采访过30多位世界政坛首脑和驰骋国际的巨擘，虽然矮小瘦弱，但她的采访风格相当硬朗，甚至咄咄逼人。在她的采访名单中，有中国的邓小平、美国的基辛格、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约旦国王侯赛因、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等重量级人物。
　　在以色列，她访问当时的总理梅厄夫人和国防部长沙龙，被对方视为“不好对付，极难对付”的记者；在越南，她历经长达8年的战地记者的冒险生涯，采访了当时北越的领导人武元甲和南越的阮文绍；在伊朗，她不顾伊斯兰教的禁令，当着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面揭开蒙在头上的面罩；在中东，她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唇枪舌箭，在激烈的争吵中，窥见对方的内心世界；基辛格曾因与她访谈时不慎失言而深深懊悔，曾说“一生中做得最蠢的事”是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
　　法拉奇善于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发问方式，提问尖锐、言辞泼辣，使许多圆滑老练的政坛人物难以招架。在她的笔下，一个个置身于台前幕后的政治家们露出了真实的面貌，或运筹帷幄，大智大勇；或狭隘暴躁，势利浮华。
　　作为西方媒体界的精英代表，法拉奇置身世界矛盾的焦点之中，对人世抱有某种对抗的态度，被视为反专制、反集权、反暴政的象征，许多作品充满了对社会良知和公正的呼唤。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及续集最早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书中的众多人物像勾勒的连线，反映了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变迁兴替，确立了法拉奇名扬天下的“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权威地位。
　　法拉奇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深居简出且沉默缄言，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神秘居所。她安居纽约摩天大楼的阴影中，用鹰隼一样的眼神，冷静观察着纷乱的世象，安度她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她的家是一幢由褐砂石砌成的房屋，后带一个小小的花园。茂盛的院落，没有桎梏她的广袤思想。
　　“9·11”事件发生后，法拉奇告别多年的沉默，在激奋中命笔，写出了8万多字的《愤怒与自豪》。9月29日意大利《晚邮报》首次刊登后，4小时之内报纸卖出一百多万份，打破了新闻史上有记载的报纸销售最高纪录。美国媒体评论这篇文章的发表“成为欧洲新闻历史上最具震撼性的事件之一”。随后，意大利一家出版社把未删节的《愤怒与自豪》编辑出版，七个月内在意大利销售了一百多万册。该书法文版、英文版也迅即问世，并荣登许多国家的“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她在文中呼吁欧洲民众要保护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因之被媒体称为“欧洲的良心”。
　　法拉奇是一个记者，也是一位作家。她是一种政治象征，也是一个思想上的谜语。她认为掌握世界命运的领导人中，大多是毫无光彩的平庸之辈，心中充满了藐视权贵、精英的独立精神。自卑者可以从这里读出自信，崇拜和迷信权威者可以发现自已是怎么“跪”而不起的。
　　新闻视角让法拉奇多角度地审视事物，文学的底蕴拓展了她的表现空间，使她的作品展现出许多记者“写不出”的东西。中央电视台一位主持人说：“如果说法拉奇站在珠穆朗玛峰，我们充其量就是到了拉萨。”正是基于这种对法拉奇的价值估量，我在她去世后的一个多月，曾写出并出版了《法拉奇向世界投不信任票》一书。
　　一位西方思想家评价法拉奇“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即使是在她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也不失那份神秘感”。她的多部著作行销世界各地：《风云人物采访记》表现了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高超的访谈技巧；《男子汉》使读者分享法拉奇式的炽热爱情和对暴政的批判；《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则阐述对生命存在的超凡思考。
　　（作者为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