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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太谷，银祁县，广吃米面的榆次县”，这是晋中老百姓介绍家乡的一句口头禅。
太谷何以就是“金”的呢？ 为什么太谷在并列三县的比较中，会打头呢？
位扼通衢 早成繁埠
万里茶路行进到山西中部，也就是路经经营茶路的主角—— 晋商的故里时，从太行山的子洪口一出山遇到的第一座县城，就是太谷县。它位于山西省会太原的正南，在山西同蒲铁路未通车以前，是从晋南和晋东南分别北上太原和北京的合道之地、必经之所，当然也是茶路在翻越太行山后，继续北上的县级驿站，南来北往、通京赴陕的通衢要径。由于处在这样一个重要地理位置上，太谷商业起步较早，发展较快，清末素有“金太谷”之称，拥有“小北京”的雅号。
要追根溯源，太谷在明清晋商发展史上，还不是发迹、起家最早的。早在明末，晋南、晋东南“平阳、泽潞富商大贾甲天下”时，太谷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还“一文不名”。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本《太谷县志》中看，太谷当时还是“好农勤织，灵秀者亦于贸易焉”，但可以说那时太谷的晋商已经启动了。因为那时太谷的 “风俗”已是“士敦行谊，农力于野，商贾勤贸易。无问城市、乡村，无不纺织之家，可谓地无遗利，人无遗力，其勤俭不减古昔矣！”这种史料的记载和当地口碑传言是相一致的。太谷确实在明末清初已涌现出不少崭露头角的晋商巨族。如太谷城内的孙家、孟家、武家，北汪村现已开发为“三多堂”博物馆的曹家，沟子村太谷最早的票号创办者——员家，和白燕村的张家都是这个阶段陆续起家的。当时，他们的经商重点多在全国重要的商业码头，往北路发展的并不多。只有曹家是闯关东（从东北）起家的。而太谷当时的主要经营行当多为百货和药材。太谷的中医药发展较早，发展的规模和声势也较大。和祁县相比较，大有“太谷兴盛于药，祁县发展于茶”之概略。不过在茶路上，太谷最出名的生意，还是丝绸等大宗百货。太谷曹家就是以销俄绸缎而称雄于茶路的。
清初，太谷和祁县、榆次一样，启动了北路贸易。随着康雍乾的拓边征讨，拥往内蒙、西北谋生的人日渐增多。恰克图贸易开展以后，太谷“走西口”、“闯关东”的人就更多了，商业也日益发达、繁荣，在茶叶之路上逐渐取得领袖地位。到乾隆年间，太谷已经是“商贾辐辏、市肆鳞集，西北至燕秦，东南至吴越、荆楚之境，意者操奇赢、计子母，习于金贝钱刀之气深”的繁埠。有人还专门分析了造成这种繁荣的原因说：“阳邑（太谷古称阳邑）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由于此焉！”
经历了嘉、道、咸、同四朝，太谷繁盛依旧。咸丰年间，有个监察御使叫章嗣衡，在给皇帝奏折中谈到晋中平川富有的情况，其中首屈一指就举了当时太谷的富贾。他说“臣起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德泽涵濡，民殷物阜，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
这不是权威的财富排行榜。但咸丰年间富达二千余万两白银，不是全国首富，也差不多了！
按照《太谷县志》的说法，到光绪年间，太谷商业走了下坡路。光绪八年（1882年）的县令承认“凤山象水之间向称殷富，今则稍逊矣！”但是，太谷县在山西乃至整个茶路的商业领袖地位没有动摇。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重修《太谷县志》时，当时的县长安恭己仍总结说：“至持筹握算，善亿屡中，讲信耐劳，尤为谷人特色。自有明迄于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俨然执全省金融之牛耳。”另一位地方官员也承认：“谈三晋富庶之区者，无不于谷首屈一指。”
有一位很有见地的太谷籍人士、清末山西著名诗人、山西首届商会创办者、晋商巨族曹氏末代掌门人曹培德（字润堂），民国初年对太谷商业有一段极其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太谷商务冠晋省，实为陕、甘及东西两口商贾之绾毂。自正太铁路开通，谷商已经大减，同蒲铁路如不复经谷境，为谷计者，尤宜速修榆太支路以通商情。独惜时人之不能用也！ ”曹老先生确实一语中的，太谷的商业领袖地位就是民国年间走向败落的。“金太谷”由此也不再辉煌。
期长路远 赊销结算 少不了走标运现
“金太谷”的辉煌和茶叶之路联系密切。为了弄清来龙去脉，我们必须从茶路贸易的特点谈起。
早在茶路没有开通以前，晋中一带的商人在蒙古地区的贸易就开始了。蒙古地处中原北边，为游牧民族生存、活动的地方。晋商去蒙古做生意，最大的特点就是物物交换，起初是用不着现金的。我卖你一口锅，换牵你一头羊。慢慢地交易多了，需要现金结算了，就先搞赊销，再定期结算。晋商中的旅蒙商大盛魁就是靠这种方式，把生意做到蒙古人的帐篷里，进而占领蒙古市场的。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大盛魁等掌握了和蒙古人打交道的诀窍：一方面，他们代蒙古朝廷向牧民收税。这样就渐渐操纵了蒙古地区的经济实权，用一种发印票的方式，组织蒙古的经济活动。平时交易记帐、赊销，到一定时候，比如一年或几个月集中结算。这样，在蒙古地区，晋商可尽量避免运现，可是旅蒙商的故乡在晋中，大金银总还是要运回老家的，这就得靠走镖运现。所以，在蒙古和晋商故里，专门负责武装押运的镖局既多且壮。不仅押运货物，还定期押运金银。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种走镖的制度。
万里茶路进行的是跨国贸易。一笔贸易从始至终少说也得半年，两国贸易项目又很庞杂，需要事先预约定货，加之途中货物难免损耗，整个贸易过程便拉得很长。所以更需要建立定期结算制度。在对蒙贸易中，沿用很久的镖期制度，渐渐成为茶叶之路上，与蒙、与俄公认的、约定俗成的结算方式。
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和恰克图市场上，有所谓“月月骡子季季标”的说法。“骡子”，是指一个月结一次账，这是一种小的清账。“标”，指一个季度要搞一次大结算。一年四季分四次结账，就有了春、夏、秋、冬四个标期。每逢标期结账，还得运现，用银子结算。当然最后的年终结账，就显得更为重要。所以，冬标，是商家最为看重的。平时赊、欠再多，年终是要连本带利全部还清的，不能拖过年。哪个商家到年底拖欠不还，结不了账，叫做“顶标”。一旦顶标，信誉全失，没有人再敢和你打交道。你的买卖也就做不下去了。 “标期”，原来叫“镖期”，指每逢“镖期”，要有“镖局”专门押运银两。后来，票号产生了，设有票号的地方可以减少运现，通过汇票解决问题。但是，茶叶之路上很多地方（边疆和国外）没有票号分庄，或相互没有建立金融往来。各地、各国货币又不统一。所以，茶路“镖期”运现持续了很久，也就是说茶路几乎一直要定期“走镖”。不过，“镖”的字样不见了。“镖期”呼作“标期”，标期结算被称为“过标”。
“过标”结算，业务相当复杂，还要清算利息。计利的办法有满加利、短期息、对月利、长年利四种。标期由于结算地点的不同，有不同的时间顺序。在茶路结算中，按照通例，最早是东口标，即张家口先开标结算，大约20天后开西口标，即归化结算;再过20天，省城太原开标，太原标后5日即为太谷标;太谷标后5日为太汾标，即汾阳结算。据说祁县、平遥，也有自己的标期。但结算任务不重，对外县影响不大，不太闻名。在山西省内最有影响的要算“太谷标”了，它波及晋中平川各县商家和与这些商家打交道的省内、甚至外省商户。所以，每逢过标，众商都要云集太谷，像过盛大节日一样，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过标，不仅是简单的商家结账之期，还要见现银结算。而我国当时由于各地银色不同，现银交易时还必须进行折算，因此票号就有了“平行银色歌”，是供票号员工熟记于心，兑换现银时换算掌握的。可是过标见的就是现银。所以，它就不单单是收银时运用“平行银色歌”，而在收取现银后，要按当地的银色标准，熔化现银，重新铸造。譬如，张家口熔铸的银子叫“平口银”，因为俄国商人为了逃避政府限制白银出口的禁令，平衡贸易逆差，经常将一些粗糙的银制工艺品，如银碗、银盘、银蜡台、银香炉、银花瓶换给晋商，晋商在张家口就地熔化，铸成元宝，在市面流通。走标时，“平口银”运到太谷，一律要进太谷的银炉重铸，按造“谷钱平”的标准，998的成色， 铸造出来，重新上市。所以，所有过标的城市，必有发达的银炉业，会形成自己的铸造标准。当时人称金融标则。
“太谷标”造就了“金太谷”
在万里茶路上，分布有若干水陆码头，茶货中转、集散地，皆为商贸中心。太谷早有旱码头之誉，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商贸中心。由于它是万里茶路经贸事业的出资人，组织、经营者——榆、太、祁商人的故乡，而拥有了“太谷标”，于是，太谷成为茶路上头号的金融、商贸中心，获得“金太谷”的美誉。
民国年间有一位山西籍的大学者，较早研究山西票号的人叫 卫聚贤。他在《山西票号史》序言中说“山西金融之中心，确系太谷，……实系太谷县在当时经济上占大势力，其一县之势力可抵榆次、祁县、平遥、介休等数县，故独为一标，且各路运汇来之现银，先集中太谷，办收交，开利率，悉以太谷为先、为准。又省库所收之银，其元宝上有太谷县孟家银炉所印的‘孟合’二字，即当作十足银使用而不化验。可知太谷县在当时经济势力之大。”
一位清末民初的老学者、曾长期在太谷南席村武家担任私塾 教师的晋祠人刘大鹏，有记日记的习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1895年12月8日），他在日记中记述了当年太谷冬标 的盛况：“太谷一邑，富甲于晋，为吾省荟萃银钱之区。今寓此，见街市之中，商旅往来，肩扛元宝，手握朱提，如水之流，滔滔不断。询之市人，何以负银者之多也？市人云：本月二十五日（12月11日）为冬标日期，今日周标起首。共周三日，标至二十五日即无事。所谓标者，生意家交还借贷银两也。”
除两段昔日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外，笔者在太谷县志办工作期 间，也接触过一些太谷的老年长者，他们向笔者谈起过太谷标期的盛况：“故标期之日，票号之内，到处堆满金银元宝，有目睹者谓：两三天都无可睡之炕。过标之时，商家还要邀班唱戏，公演三天，商民人等，像过节一样，热闹非凡。”这种充斥着银光宝气的场景，欢闹喧腾的场面，给人留下一个“金太谷”的印象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当然，不光是“金玉其外”，“炉房”里熔炼的才是实物见证。那时，太谷的钱业界有个清消行业，专门化银造宝。老人回忆太谷银炉多集中在城中心鼓楼周围，至民国初年，尚存五家。银炉的式样仿佛北京烤鸭的烤鸭炉。准备重铸的银子放入陶罐鼓铸熔化，冶炼中，罐上会放射出五光十色的光影。师傅们根据炉色的变化，判定银子的成色。待达到998的标准，加硝少许，用长香把银液上的杂质撇去，将银水倒入特制铁模中。铁模一般有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等标准，五十两的就称为元宝，都要加盖生产地的钢印。太谷达到998成色的元宝，钢印上是“周行镜宝”四字。据说：钢印的印模由银炉家轮留保管，每家一年。达不到998成色是不许盖印的。所以，太谷元宝的“谷钱平”标则比省里“2.4”宝的标准还高，在全国也颇有名气。
人们会有个疑问，这几年大家已熟知：平遥是第一家票号诞生地，是现代银行产生之前的金融中心，怎么山西的金融中心又跑到太谷来了呢？其实，这并不矛盾。平遥就票号诞生之早，成立票号之多，对全国的影响来说，在经济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毫无疑问的。但清末，太谷在金融贸易上居有过领袖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这是茶路特殊的客观环境营造的。太谷论票号的数量不如平遥，但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的著名票号都在太谷有分号，都会在太谷积极参与标期结算。当然，就茶路贸易而言，榆次、太谷、祁县的商人参与的要多一点，平遥就相对逊色些。
太谷由于标期的缘故，不仅是金融结算中心，也逐渐成为金融借贷的据点，新的一轮贷放关系往往在这里缔结。又由于太谷南来北往，客商较多，货物品种比较齐全，因此，也成了商家的采购中心、定货中心。每逢标期必然是万商云集，各种货物琳琅满目，市面上十分热闹。日子久了，太谷城内街名都有了强烈的商业味，如钱市巷、卖珠市巷、门楼道巷、福寿巷。太谷城内的大小商店多如牛毛。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太谷城维修城中心的鼓楼，根据记名碑统计：捐款户总计1078人次，可明显断定为商号的有585家，捐款额超过当时县太爷的有五户，每户200两白银（县令捐款100两）。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修茸数百里之外的雁门关城楼时，太谷商家因为多做北路生意，多由关下经过，捐款商户达到233户，雁门关上也专门立有一块《太谷县布施碑》。就是到了太谷商业败落的时候，太谷商户也多于寻常县份。1937年抗战爆发前有730户，抗战胜利时尚有366户，全国解放前还有263户。因此，人们常把太谷称作“第一利薮”、“晋川第一富庶区”，甚至“风俗奢华，较它邑太甚”，也就不奇怪了！正因为太谷商业名声之招摇，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农工商部下令各省成立商会时，时任山西巡抚的张小帆马上想到了太谷。他专门写信给太谷曹家的族长曹培德（字润堂） ，请他出面组织山西商会，并出任会长。这样，山西总商会就不是在省会太原成立，而是设在了太谷。1912年，才迁到太原。
地兴必文昌，太谷经济的繁荣带来当地“蔚起人文”，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仅戏剧而言，那时，太谷城内戏班子都要分上、中、下三个档次，民间还流行着太谷秧歌，几乎是每天笙歌不绝于耳。逢年过节，除走标运现唱戏之外，还会闹各种“社火”。“文运昌盛”还反映在文化名人辈出，诗人、书法家不断涌现，文物市场也十分火爆。杜大统、孙阜昌、赵铁山等名家继起，《清明上河图》、《九成宫图》等书画名品屡有收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金太谷”的辉煌！
太谷何以就是“金”的呢？ 为什么太谷在并列三县的比较中，会打头呢？
位扼通衢 早成繁埠
万里茶路行进到山西中部，也就是路经经营茶路的主角—— 晋商的故里时，从太行山的子洪口一出山遇到的第一座县城，就是太谷县。它位于山西省会太原的正南，在山西同蒲铁路未通车以前，是从晋南和晋东南分别北上太原和北京的合道之地、必经之所，当然也是茶路在翻越太行山后，继续北上的县级驿站，南来北往、通京赴陕的通衢要径。由于处在这样一个重要地理位置上，太谷商业起步较早，发展较快，清末素有“金太谷”之称，拥有“小北京”的雅号。
要追根溯源，太谷在明清晋商发展史上，还不是发迹、起家最早的。早在明末，晋南、晋东南“平阳、泽潞富商大贾甲天下”时，太谷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还“一文不名”。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本《太谷县志》中看，太谷当时还是“好农勤织，灵秀者亦于贸易焉”，但可以说那时太谷的晋商已经启动了。因为那时太谷的 “风俗”已是“士敦行谊，农力于野，商贾勤贸易。无问城市、乡村，无不纺织之家，可谓地无遗利，人无遗力，其勤俭不减古昔矣！”这种史料的记载和当地口碑传言是相一致的。太谷确实在明末清初已涌现出不少崭露头角的晋商巨族。如太谷城内的孙家、孟家、武家，北汪村现已开发为“三多堂”博物馆的曹家，沟子村太谷最早的票号创办者——员家，和白燕村的张家都是这个阶段陆续起家的。当时，他们的经商重点多在全国重要的商业码头，往北路发展的并不多。只有曹家是闯关东（从东北）起家的。而太谷当时的主要经营行当多为百货和药材。太谷的中医药发展较早，发展的规模和声势也较大。和祁县相比较，大有“太谷兴盛于药，祁县发展于茶”之概略。不过在茶路上，太谷最出名的生意，还是丝绸等大宗百货。太谷曹家就是以销俄绸缎而称雄于茶路的。
清初，太谷和祁县、榆次一样，启动了北路贸易。随着康雍乾的拓边征讨，拥往内蒙、西北谋生的人日渐增多。恰克图贸易开展以后，太谷“走西口”、“闯关东”的人就更多了，商业也日益发达、繁荣，在茶叶之路上逐渐取得领袖地位。到乾隆年间，太谷已经是“商贾辐辏、市肆鳞集，西北至燕秦，东南至吴越、荆楚之境，意者操奇赢、计子母，习于金贝钱刀之气深”的繁埠。有人还专门分析了造成这种繁荣的原因说：“阳邑（太谷古称阳邑）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由于此焉！”
经历了嘉、道、咸、同四朝，太谷繁盛依旧。咸丰年间，有个监察御使叫章嗣衡，在给皇帝奏折中谈到晋中平川富有的情况，其中首屈一指就举了当时太谷的富贾。他说“臣起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德泽涵濡，民殷物阜，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
这不是权威的财富排行榜。但咸丰年间富达二千余万两白银，不是全国首富，也差不多了！
按照《太谷县志》的说法，到光绪年间，太谷商业走了下坡路。光绪八年（1882年）的县令承认“凤山象水之间向称殷富，今则稍逊矣！”但是，太谷县在山西乃至整个茶路的商业领袖地位没有动摇。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重修《太谷县志》时，当时的县长安恭己仍总结说：“至持筹握算，善亿屡中，讲信耐劳，尤为谷人特色。自有明迄于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俨然执全省金融之牛耳。”另一位地方官员也承认：“谈三晋富庶之区者，无不于谷首屈一指。”
有一位很有见地的太谷籍人士、清末山西著名诗人、山西首届商会创办者、晋商巨族曹氏末代掌门人曹培德（字润堂），民国初年对太谷商业有一段极其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太谷商务冠晋省，实为陕、甘及东西两口商贾之绾毂。自正太铁路开通，谷商已经大减，同蒲铁路如不复经谷境，为谷计者，尤宜速修榆太支路以通商情。独惜时人之不能用也！ ”曹老先生确实一语中的，太谷的商业领袖地位就是民国年间走向败落的。“金太谷”由此也不再辉煌。
期长路远 赊销结算 少不了走标运现
“金太谷”的辉煌和茶叶之路联系密切。为了弄清来龙去脉，我们必须从茶路贸易的特点谈起。
早在茶路没有开通以前，晋中一带的商人在蒙古地区的贸易就开始了。蒙古地处中原北边，为游牧民族生存、活动的地方。晋商去蒙古做生意，最大的特点就是物物交换，起初是用不着现金的。我卖你一口锅，换牵你一头羊。慢慢地交易多了，需要现金结算了，就先搞赊销，再定期结算。晋商中的旅蒙商大盛魁就是靠这种方式，把生意做到蒙古人的帐篷里，进而占领蒙古市场的。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大盛魁等掌握了和蒙古人打交道的诀窍：一方面，他们代蒙古朝廷向牧民收税。这样就渐渐操纵了蒙古地区的经济实权，用一种发印票的方式，组织蒙古的经济活动。平时交易记帐、赊销，到一定时候，比如一年或几个月集中结算。这样，在蒙古地区，晋商可尽量避免运现，可是旅蒙商的故乡在晋中，大金银总还是要运回老家的，这就得靠走镖运现。所以，在蒙古和晋商故里，专门负责武装押运的镖局既多且壮。不仅押运货物，还定期押运金银。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种走镖的制度。
万里茶路进行的是跨国贸易。一笔贸易从始至终少说也得半年，两国贸易项目又很庞杂，需要事先预约定货，加之途中货物难免损耗，整个贸易过程便拉得很长。所以更需要建立定期结算制度。在对蒙贸易中，沿用很久的镖期制度，渐渐成为茶叶之路上，与蒙、与俄公认的、约定俗成的结算方式。
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和恰克图市场上，有所谓“月月骡子季季标”的说法。“骡子”，是指一个月结一次账，这是一种小的清账。“标”，指一个季度要搞一次大结算。一年四季分四次结账，就有了春、夏、秋、冬四个标期。每逢标期结账，还得运现，用银子结算。当然最后的年终结账，就显得更为重要。所以，冬标，是商家最为看重的。平时赊、欠再多，年终是要连本带利全部还清的，不能拖过年。哪个商家到年底拖欠不还，结不了账，叫做“顶标”。一旦顶标，信誉全失，没有人再敢和你打交道。你的买卖也就做不下去了。 “标期”，原来叫“镖期”，指每逢“镖期”，要有“镖局”专门押运银两。后来，票号产生了，设有票号的地方可以减少运现，通过汇票解决问题。但是，茶叶之路上很多地方（边疆和国外）没有票号分庄，或相互没有建立金融往来。各地、各国货币又不统一。所以，茶路“镖期”运现持续了很久，也就是说茶路几乎一直要定期“走镖”。不过，“镖”的字样不见了。“镖期”呼作“标期”，标期结算被称为“过标”。
“过标”结算，业务相当复杂，还要清算利息。计利的办法有满加利、短期息、对月利、长年利四种。标期由于结算地点的不同，有不同的时间顺序。在茶路结算中，按照通例，最早是东口标，即张家口先开标结算，大约20天后开西口标，即归化结算;再过20天，省城太原开标，太原标后5日即为太谷标;太谷标后5日为太汾标，即汾阳结算。据说祁县、平遥，也有自己的标期。但结算任务不重，对外县影响不大，不太闻名。在山西省内最有影响的要算“太谷标”了，它波及晋中平川各县商家和与这些商家打交道的省内、甚至外省商户。所以，每逢过标，众商都要云集太谷，像过盛大节日一样，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过标，不仅是简单的商家结账之期，还要见现银结算。而我国当时由于各地银色不同，现银交易时还必须进行折算，因此票号就有了“平行银色歌”，是供票号员工熟记于心，兑换现银时换算掌握的。可是过标见的就是现银。所以，它就不单单是收银时运用“平行银色歌”，而在收取现银后，要按当地的银色标准，熔化现银，重新铸造。譬如，张家口熔铸的银子叫“平口银”，因为俄国商人为了逃避政府限制白银出口的禁令，平衡贸易逆差，经常将一些粗糙的银制工艺品，如银碗、银盘、银蜡台、银香炉、银花瓶换给晋商，晋商在张家口就地熔化，铸成元宝，在市面流通。走标时，“平口银”运到太谷，一律要进太谷的银炉重铸，按造“谷钱平”的标准，998的成色， 铸造出来，重新上市。所以，所有过标的城市，必有发达的银炉业，会形成自己的铸造标准。当时人称金融标则。
“太谷标”造就了“金太谷”
在万里茶路上，分布有若干水陆码头，茶货中转、集散地，皆为商贸中心。太谷早有旱码头之誉，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商贸中心。由于它是万里茶路经贸事业的出资人，组织、经营者——榆、太、祁商人的故乡，而拥有了“太谷标”，于是，太谷成为茶路上头号的金融、商贸中心，获得“金太谷”的美誉。
民国年间有一位山西籍的大学者，较早研究山西票号的人叫 卫聚贤。他在《山西票号史》序言中说“山西金融之中心，确系太谷，……实系太谷县在当时经济上占大势力，其一县之势力可抵榆次、祁县、平遥、介休等数县，故独为一标，且各路运汇来之现银，先集中太谷，办收交，开利率，悉以太谷为先、为准。又省库所收之银，其元宝上有太谷县孟家银炉所印的‘孟合’二字，即当作十足银使用而不化验。可知太谷县在当时经济势力之大。”
一位清末民初的老学者、曾长期在太谷南席村武家担任私塾 教师的晋祠人刘大鹏，有记日记的习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1895年12月8日），他在日记中记述了当年太谷冬标 的盛况：“太谷一邑，富甲于晋，为吾省荟萃银钱之区。今寓此，见街市之中，商旅往来，肩扛元宝，手握朱提，如水之流，滔滔不断。询之市人，何以负银者之多也？市人云：本月二十五日（12月11日）为冬标日期，今日周标起首。共周三日，标至二十五日即无事。所谓标者，生意家交还借贷银两也。”
除两段昔日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外，笔者在太谷县志办工作期 间，也接触过一些太谷的老年长者，他们向笔者谈起过太谷标期的盛况：“故标期之日，票号之内，到处堆满金银元宝，有目睹者谓：两三天都无可睡之炕。过标之时，商家还要邀班唱戏，公演三天，商民人等，像过节一样，热闹非凡。”这种充斥着银光宝气的场景，欢闹喧腾的场面，给人留下一个“金太谷”的印象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当然，不光是“金玉其外”，“炉房”里熔炼的才是实物见证。那时，太谷的钱业界有个清消行业，专门化银造宝。老人回忆太谷银炉多集中在城中心鼓楼周围，至民国初年，尚存五家。银炉的式样仿佛北京烤鸭的烤鸭炉。准备重铸的银子放入陶罐鼓铸熔化，冶炼中，罐上会放射出五光十色的光影。师傅们根据炉色的变化，判定银子的成色。待达到998的标准，加硝少许，用长香把银液上的杂质撇去，将银水倒入特制铁模中。铁模一般有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等标准，五十两的就称为元宝，都要加盖生产地的钢印。太谷达到998成色的元宝，钢印上是“周行镜宝”四字。据说：钢印的印模由银炉家轮留保管，每家一年。达不到998成色是不许盖印的。所以，太谷元宝的“谷钱平”标则比省里“2.4”宝的标准还高，在全国也颇有名气。
人们会有个疑问，这几年大家已熟知：平遥是第一家票号诞生地，是现代银行产生之前的金融中心，怎么山西的金融中心又跑到太谷来了呢？其实，这并不矛盾。平遥就票号诞生之早，成立票号之多，对全国的影响来说，在经济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毫无疑问的。但清末，太谷在金融贸易上居有过领袖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这是茶路特殊的客观环境营造的。太谷论票号的数量不如平遥，但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的著名票号都在太谷有分号，都会在太谷积极参与标期结算。当然，就茶路贸易而言，榆次、太谷、祁县的商人参与的要多一点，平遥就相对逊色些。
太谷由于标期的缘故，不仅是金融结算中心，也逐渐成为金融借贷的据点，新的一轮贷放关系往往在这里缔结。又由于太谷南来北往，客商较多，货物品种比较齐全，因此，也成了商家的采购中心、定货中心。每逢标期必然是万商云集，各种货物琳琅满目，市面上十分热闹。日子久了，太谷城内街名都有了强烈的商业味，如钱市巷、卖珠市巷、门楼道巷、福寿巷。太谷城内的大小商店多如牛毛。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太谷城维修城中心的鼓楼，根据记名碑统计：捐款户总计1078人次，可明显断定为商号的有585家，捐款额超过当时县太爷的有五户，每户200两白银（县令捐款100两）。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修茸数百里之外的雁门关城楼时，太谷商家因为多做北路生意，多由关下经过，捐款商户达到233户，雁门关上也专门立有一块《太谷县布施碑》。就是到了太谷商业败落的时候，太谷商户也多于寻常县份。1937年抗战爆发前有730户，抗战胜利时尚有366户，全国解放前还有263户。因此，人们常把太谷称作“第一利薮”、“晋川第一富庶区”，甚至“风俗奢华，较它邑太甚”，也就不奇怪了！正因为太谷商业名声之招摇，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农工商部下令各省成立商会时，时任山西巡抚的张小帆马上想到了太谷。他专门写信给太谷曹家的族长曹培德（字润堂） ，请他出面组织山西商会，并出任会长。这样，山西总商会就不是在省会太原成立，而是设在了太谷。1912年，才迁到太原。
地兴必文昌，太谷经济的繁荣带来当地“蔚起人文”，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仅戏剧而言，那时，太谷城内戏班子都要分上、中、下三个档次，民间还流行着太谷秧歌，几乎是每天笙歌不绝于耳。逢年过节，除走标运现唱戏之外，还会闹各种“社火”。“文运昌盛”还反映在文化名人辈出，诗人、书法家不断涌现，文物市场也十分火爆。杜大统、孙阜昌、赵铁山等名家继起，《清明上河图》、《九成宫图》等书画名品屡有收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金太谷”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