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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的第一部系统的、自成一家之言的论著。书中提出了人类文化的三种路向，梁漱溟先生用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为代表，对三种文化路向作出进一步的比较说明。
关键词：文化；梁漱溟；文化路向；《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1
梁漱溟出身于诗书礼教相传的仕宦家庭，却正适逢中国各界探求救亡图存的大时代，各种文化碰撞交融的背景，让他受到多种思想的影响。青年时代的他十分崇信维新派的改良主义思想，广泛研读西方著作。二十岁起，他潜心于佛学研究，几次尝试自杀。后来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他又逐步转向了儒学，可以说他是一位融通中西印度文化的大师，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一）梁氏对文化的定位与定义
这本书诞生于中国社会当时内外交困的现实，社会各界都在探讨救亡图存的方法，梁漱溟从文化角度入手，认为当前中国的西方化政治改革失败，原因在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中国国民在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政治制度下所抱的态度。因此，“不解决文化问题，中国民族不会打出一条活路来”。把文化定位成改变社会状况的基石。
同時，他也给出了关于文化的具体定义——“所谓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宗教、文艺偏于感情的，科学、哲学偏于理智的。第二，社会生活方面，人们对于周围的人如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方面。第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等享用。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层面。
从这三个角度出发，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的优点在于科学精神、“人”的观念、个性的伸展、和社会化的发达。
梁漱溟先生的这一分类可以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这一理论分为五个部分去解释大范围内文化行为差异的因素——权力距离、对不确定因素的避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这一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被广泛使用，也基本可以与梁漱溟的文化定义相匹配。
（二）梁氏的文化三路向说
在对文化进行定义和定位的基础上，梁漱溟也在追寻更深一层的文化区别的原因。这个因素在他看来就是“意欲”，文化之所以不同，就在于人们的意欲所向不同。
梁漱溟把人类生活样式分为三大路向：第一，奋斗的态度，走这条路的人们会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改变现有的局面以满足自己的要求。这是西方的文化特点；第二，调和的态度，也就是不去改变现有的局面，而是改变自己的心境，使自己能够适应甚至享受现有的局面。这是中国的文化特点；第三，消解的态度，走这种道路的人们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他们往往采取的是禁欲的态度或者寄信念于来生。这是印度的文化特点。
举例来说，譬如三个国家都有一个十分贫穷乃至于难以生活的人，西方文化中他会勇于奋斗，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挣到财富，改变自己的穷困；中国文化中他会转变自己的心境，安贫乐道，寄情于山水田园之间，求得内心的安稳；印度文化中他会试图消解自己对物质的所有欲望，认为他遇到的一切只在今生，所以算不上问题，来生才是更重要的。
（三）人类未来文化的发展前景
在解释了文化的三路向之后，梁漱溟也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前阶段下，“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一种文化都没有价值，除非到了他的必要时。”也就是说，当前阶段西方的强盛只是因为他们的文化适应当前的物质文明，中国的文化也并非是导致国家孱弱的“万恶之源”，只是它稍微有点“早熟”，超过了当前中国的物质条件而已。
人类要先走西方的路，等到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了，西方文化的种种弊端暴露出来，这条路走不通了，自然会转到中国文化的道路上。同样的道理，等到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到中国文化也不能调和人生社会的种种矛盾之后，我们会自然的转向印度文化——“所以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
这一说法在当时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也遭到了很多思想家的批评，但一百年过去后，虽然全世界应该还在走西方的向前的路，还没有看到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但是西方文明主导下种种问题的爆发，也让很多人开始从中国文化中寻求方法。
譬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间，奋斗的文化征服自然，人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让一切自然环境为我们所用，但我们也遇到了环境污染、资源贫乏等问题，要开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再譬如，大都市的集体奋斗焦虑之中，如何让自己得到心灵的安宁和平和，我们要从中国文化中寻求答案。可以说今天，我们对梁漱溟先生观点中能够被历史检验的部分，不能不充满钦佩之情。
以此为启示，我们再来谈中华文化的复兴，其实也是一种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符合整体文化的发展需求的。但是文化复兴不应该是简单的复活旧文化，而是说旧的、有形的文化母体首先在世界文化的土壤里死亡、并化成营养滋生其母文化的基因和种子，在新的土壤中获得新一代的生命。
参考文献：
[1]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J].民铎杂志，1922，3（3）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岳麓书社，2012
[3]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J].读书杂志，1923（8）
[4]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M.上海图书出版社，1991.
关键词：文化；梁漱溟；文化路向；《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1
梁漱溟出身于诗书礼教相传的仕宦家庭，却正适逢中国各界探求救亡图存的大时代，各种文化碰撞交融的背景，让他受到多种思想的影响。青年时代的他十分崇信维新派的改良主义思想，广泛研读西方著作。二十岁起，他潜心于佛学研究，几次尝试自杀。后来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他又逐步转向了儒学，可以说他是一位融通中西印度文化的大师，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一）梁氏对文化的定位与定义
这本书诞生于中国社会当时内外交困的现实，社会各界都在探讨救亡图存的方法，梁漱溟从文化角度入手，认为当前中国的西方化政治改革失败，原因在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中国国民在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政治制度下所抱的态度。因此，“不解决文化问题，中国民族不会打出一条活路来”。把文化定位成改变社会状况的基石。
同時，他也给出了关于文化的具体定义——“所谓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宗教、文艺偏于感情的，科学、哲学偏于理智的。第二，社会生活方面，人们对于周围的人如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方面。第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等享用。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层面。
从这三个角度出发，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的优点在于科学精神、“人”的观念、个性的伸展、和社会化的发达。
梁漱溟先生的这一分类可以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这一理论分为五个部分去解释大范围内文化行为差异的因素——权力距离、对不确定因素的避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这一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被广泛使用，也基本可以与梁漱溟的文化定义相匹配。
（二）梁氏的文化三路向说
在对文化进行定义和定位的基础上，梁漱溟也在追寻更深一层的文化区别的原因。这个因素在他看来就是“意欲”，文化之所以不同，就在于人们的意欲所向不同。
梁漱溟把人类生活样式分为三大路向：第一，奋斗的态度，走这条路的人们会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改变现有的局面以满足自己的要求。这是西方的文化特点；第二，调和的态度，也就是不去改变现有的局面，而是改变自己的心境，使自己能够适应甚至享受现有的局面。这是中国的文化特点；第三，消解的态度，走这种道路的人们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他们往往采取的是禁欲的态度或者寄信念于来生。这是印度的文化特点。
举例来说，譬如三个国家都有一个十分贫穷乃至于难以生活的人，西方文化中他会勇于奋斗，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挣到财富，改变自己的穷困；中国文化中他会转变自己的心境，安贫乐道，寄情于山水田园之间，求得内心的安稳；印度文化中他会试图消解自己对物质的所有欲望，认为他遇到的一切只在今生，所以算不上问题，来生才是更重要的。
（三）人类未来文化的发展前景
在解释了文化的三路向之后，梁漱溟也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前阶段下，“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一种文化都没有价值，除非到了他的必要时。”也就是说，当前阶段西方的强盛只是因为他们的文化适应当前的物质文明，中国的文化也并非是导致国家孱弱的“万恶之源”，只是它稍微有点“早熟”，超过了当前中国的物质条件而已。
人类要先走西方的路，等到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了，西方文化的种种弊端暴露出来，这条路走不通了，自然会转到中国文化的道路上。同样的道理，等到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到中国文化也不能调和人生社会的种种矛盾之后，我们会自然的转向印度文化——“所以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
这一说法在当时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也遭到了很多思想家的批评，但一百年过去后，虽然全世界应该还在走西方的向前的路，还没有看到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但是西方文明主导下种种问题的爆发，也让很多人开始从中国文化中寻求方法。
譬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间，奋斗的文化征服自然，人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让一切自然环境为我们所用，但我们也遇到了环境污染、资源贫乏等问题，要开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再譬如，大都市的集体奋斗焦虑之中，如何让自己得到心灵的安宁和平和，我们要从中国文化中寻求答案。可以说今天，我们对梁漱溟先生观点中能够被历史检验的部分，不能不充满钦佩之情。
以此为启示，我们再来谈中华文化的复兴，其实也是一种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符合整体文化的发展需求的。但是文化复兴不应该是简单的复活旧文化，而是说旧的、有形的文化母体首先在世界文化的土壤里死亡、并化成营养滋生其母文化的基因和种子，在新的土壤中获得新一代的生命。
参考文献：
[1]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J].民铎杂志，1922，3（3）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岳麓书社，2012
[3]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J].读书杂志，1923（8）
[4]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M.上海图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