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乐队的夏天》火了。原本沉寂已久的中国摇滚乐，终于出圈。
　　说到摇滚，马上能想到的词汇是：叛逆、批判。但如果摇滚和综艺相关联呢？这听上去是一个天然的悖论，理解起来有些令人迷惑，但在“万物皆可综艺化”的时代，这种局面并不出人意料。后工业时代的娱乐生产模式，染指摇滚王国，本身就是迟早之事。反过来看，摇滚的娱乐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50年前的夏天，却全然是另一种面貌—摇滚乐“搏击”时代，以图改变丑恶的世界。这个天真的幻想，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期间迎来一个高潮，但又迅速幻灭了。
　　50年前，搖滚发生了什么？

六十年代乐队的夏天

　　从纽约市往北，沿着哈德逊河行进160公里，就来到一个保守的犹太社区—伍德斯托克。这小镇环境宜人，吸引了不少艺术家。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鲍勃·迪伦就曾在这里休养生息。
　　1969年8月13日，伍德斯托克居民们醒来，发现了怪异的景象：无数年轻人滚滚而来。
　　他们衣衫褴褛，留着邋遢的大胡子，长发披肩，头戴大花头巾，背着背包、篝火盆和帐篷。他们乘坐轿车、皮卡、旅行车、大客车、马车，甚至不乏怪异的灵车，导致交通严重瘫痪（据称是纽约州史上最严重的的交通拥堵）。后来他们只好把车辆遗弃在路边，换作步行，黑压压地向前行进。
　　他们是臭名昭著的嬉皮士，是毒品、滥交和暴力的代名词。他们像中了某种蛊一样，被某种超然的巫术指引，不假思索地来到了伍德斯托克。
　　在这里，原本要举行一个5万人的音乐节。但眼下，足有40多万人挤满600亩的农场。另有100万人，因为道路阻塞，寸步难行。
　　由于计划过于仓促，人数暴增，音乐节的组织者根本无法卖票收钱，也无法考虑背后的原因。他们最担心的是可能引起的骚乱。此外，很多演出乐队堵在路上，只能依靠直升机才能接驳。
　　人群焦躁，额外的威胁也随之而来。一队臭名昭著的“地狱天使”（Hells Angels）摩托党徒也来到现场。很多人担心：“噢，它来了，肯定要出事，你知道的。”幸运的是，“地狱天使”这次似乎暂时收了手，他们走开了。现场乐迷说：“我突然意识到音乐的强大力量，音乐起了作用。”
　　不断聚集的雨云，投下了越来越浓重的阴影，几个小时过去，开场乐队还没来。民谣歌手里奇·黑文斯不得不连唱3个小时，他那句“自由—啊”，回荡在天空。
　　等到民谣皇后琼·贝兹出场的时候，已经下起了小雨，雾气从她嘴里冒出。她把《乔·希尔》献给丈夫戴维·哈里斯，因为逃避征兵，他正在坐牢。琼以《战胜一切》结束了这一夜，正是雷雨最猛烈的时刻。
　　音乐节奉献了那个时代最豪华的演出阵容，琼·贝兹之外，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蓝调天后詹尼斯·乔普林、迷幻摇滚的先驱“杰斐逊飞机”“感恩而死”，以及谁人乐队……众星云集。
　　乡巴佬乔·麦克唐纳高唱着反战歌曲：“gimme an F”，几十万人对着虚空竖起了中指;乔普林在深夜两点才上台，她先是调侃乐迷们是否磕嗨了，随后开始了自毁式的表演。她光着脚，把自己彻底交给了观众，直到筋疲力尽。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舞台上。
　　同样有种祭献意味的，还有吉他之神吉米·享德里克斯，他执意把出场时间从三点调到了音乐节的最后时刻。此时人们已经缓缓离场，而他则出神入化地弹出了机枪、炮弹和火箭般的呼啸—“整个六十年代最伟大的时刻”，在一种寂寥和荒凉中落幕。

重返伊甸园

　　在官方的视角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现场因为拥挤、天气恶劣、食物匮乏，加上草率匆忙的计划，而被定义为灾区。
　　但实际上，50万人挤在几百亩的农场上，并没有引起太大混乱。相反，整个现场自始至终沉浸在爱与和平的美好氛围里。演出结束，人们在帐篷和空地上安然睡去，丝毫没有被恶劣的天气和湿冷的环境影响，过上了理想的集体生活：彼此帮忙，互相救济，一起嗑药。

　　“整个六十年代最伟大的时刻”，在一种寂寥和荒凉中落幕。

　　如今的人们再也不可能抱着改变世界的幻想去参加音乐节了。

　　他们相互拥抱，不分性别、身份、种族。男男女女露出胸部、屁股。人群中，裸体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一起游泳、嬉戏。伍德斯托克镇的历史学家伯特·费尔德曼还提醒裸泳者，“在摄像机镜头前，要遮掩一下。”但这无法阻挡他们的兴致。裸露的人们没有杂念，像孩子一样，在暴雨后的泥地里尽情翻滚，仿佛回到了伊甸园，纯真的笑容绽放在他们脸上。
　　在音乐节，有一个人因海洛因中毒而死;有一个人在睡袋里熟睡，被垃圾车碾压身亡;还有一个人死于阑尾破裂。当然，更多的美国年轻人死于街头、死于战争。
　　神秘的是，也有婴儿诞生在这里。一些医护人员、音乐节组织者、当地农民和嬉皮士都曾表示，他们亲眼所见，一个或者两个，甚至更多个婴儿在这里出生。
　　这是一个音乐节，在某种意义上，又远不止于此。它的slogan是“和平与音乐的三天—宝瓶座时代的博览会”，呼应着占星术中的宝瓶座时代，这一时代将与新千年同时到来。 　　提供幕后支持的当地青年埃利奥特·提伯后来意识到，这三天里，50万人组成了一个“国度”—伍德斯托克国，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乌托邦。绝望的年轻人不知道怎么活，他们只能来到这里寻找答案。
　　后世学者们在解读伍德斯托克时，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这是唯一一次，摇滚改变了世界。”的确，年轻人坚信，摇滚可以掀翻这一切。

时代的幻灭

　　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堪称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而流行音乐何以具备改变世界的力量？
　　在20世纪50年代，摇滚的形态掌握在猫王一代人手里。猫王融合了黑人布鲁斯和白人的乡村音乐，引领了流行音乐的全新形态：摇滚。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摇滚更多是情与爱的表达，突出某種欢快和忧郁的情调，更多出于娱乐教化而存在。
　　60年代早期，纽约的格尼威治村冒出来一份专门刊登抗议式民歌的小报。把抒发情感的民歌，改造成一种抨击时事的尖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鲍勃·迪伦就在这些唱抗议歌曲的破旧咖啡馆里登场了。他像火山一样喷发，迅速成了抗议民歌之王。《答案就在风中飘》《暴雨将至》等激奋的歌曲传唱大街小巷，原本娱乐大众的流行乐，摇身一变，向政治和现实发起了冲锋。这是民谣的高光时刻。
　　摇滚也在西海岸的车库里，发生了悄然变化。年轻人在现实面前彷徨无依，借助LSD等致幻剂，试图打开自身的知觉之门。一如赫胥黎写的那本嬉皮士圣经，人们急需寻找一个感官全开的乌托邦，逃离现实。

　　鲍勃·迪伦意识到了某种潮流的转变。他给吉他插上了电，开始一心专注摇滚。正是他的易辙，把民谣中所具备的思想和力度注入了摇滚，还顺带点化了只写情歌的披头士。无论乐迷们如何指责和唾骂鲍勃·迪伦对民谣的背叛，都无可阻挡地形成了一个新的力量—流行音乐，它可以改变世界，而且理应如此。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没有请来鲍勃·迪伦。迪伦似乎对嬉皮士没什么好感，尤其是他们还要来到自己家门口。但无法否认的是，这一切都跟他有关。主办方的选址，正是对鲍勃·迪伦作呼应。
　　美国的50年代，是新古典主义的，有些拘泥于形式。70年代，是一种仓皇与虚无。60年代，则是彻底的浪漫和自由。摇滚和民谣，就是这样的精神象征。用莫里斯·迪克斯坦的话说：“不仅是音乐和语言，也是舞蹈、性和毒品的枢纽，一种自我表现和精神旅行的仪式。”
　　60年代是摇滚乐和民谣史上最振奋人心的时刻，也是流行音乐真正具备时代精神的年代。而这一切又在伍德斯托克之后，迅速崩解。
　　伍德斯托克成了宏大意象的表征。作为转折点，它的结束，象征着60年代的彻底结束，同时带有高度的戏剧性和隐喻性。
　　70年代才刚开始，詹尼斯·乔普林、吉米·亨德里克斯和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相继去世，他们永远留在了他们的时代。而在旧金山城外的阿尔特蒙特赛车场，滚石乐队的演唱会现场，“地狱天使”再次出现，将一个18岁的少年狂殴致死。血腥的黑色事件，将“爱与和平”的迷梦彻底击碎。
　　摇滚乐的伟大革命没有到来，日落大道的夜总会再也听不到迷幻摇滚的声音。年轻人们意识到，激情与叛逆，最终被他们自己踩在了脚下。《滚石》专栏作家戴维·道尔顿曾说：“这一切就像是一场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们再也不可能抱着改变世界的幻想去参加音乐节了。”
　　21世纪已经过去1/5，伍德斯托克婴儿50岁了。他们即将步入老年，人生的可能性均已全部显现，他们可能参与了这个世界的运作，也可能泯然众人矣。
　　如果诞生在音乐节上的几个婴儿真的存在，他们又如何看待今天的世界？关于这个问题，文化学者和历史学家们不会放弃追问，仿佛只要有一个在场的活体文献，就可以佐证莫里斯·迪克斯坦的那番论断：“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
　　伍德斯托克，像一场不曾存在的梦。幻灭，是它留给流行文化最大的遗产：曾有那么一次，摇滚试图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