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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起于隋唐，以考试论英雄，取代被门阀贵族所垄断的察举制，给了平民更多上升的机会。一千余年间，唯成绩论的“程序正义”和唯结果论的政治逻辑，一直在博弈，最终，基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前者被后者取代。
“南北榜案”与科举逻辑转变：从以成绩取材到以地区取材
唐朝后期开始，南方的经济地位崛起，北方士子竞争优势逐渐减弱，南方人后来居上。北宋可考的9630名进士中，居然只有4.8%是北方人。1064年，代表南方利益的欧阳修，与代表北方利益的司马光发生激烈辩论：前者主张“唯能是选”；后者主张“校正的正义”，分地区录取。
此后，考试公平、地域公平成为中国教育决策的两个基本制度。争论的高潮，是明初的南北榜案。
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明朝三年一度的会试，在京师南京应天府如期举行。
这场考试由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会试阅卷结束后，照例是对外放榜。可等皇榜放出，全天下的举子一看，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录取之进士51名，无一例外全是南方人！
北方举子当然不干了，当即联名上疏，告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偏私南方人。北方籍的监察御史们也反应激烈，高度怀疑此次考试有鬼，要求皇帝彻查。朱元璋当即下诏，抽取12名饱学文官，专门于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人入仕。
孰料，经复阅后上呈的北方举子试卷，文理不菲，并有犯禁忌之语。而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没有任何问题。
复核结果出来后，朱元璋龙颜大怒，直斥刘三吾为“反贼”，所有主副考及复核官员斩首的斩首，流放的流放。随后，朱元璋宣布原榜作废，出题重考并亲自阅卷，重新录取，尽为北方人。
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南北榜案”。
朱元璋为什么会这么处理？是因为原先的会试果真存在舞弊？这不大可能。会试的严密程度，堪称古代之最，出现考官串通作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真有作弊，通常也都是极小范围。即便是朱元璋重新定案时，也没有拿出能够证明刘三吾他们舞弊的直接证据，而是直接扣了个反贼、逆党的帽子，处理掉了事。
那刘三吾他们是冤枉的吗？公正的说，对这场飞来大狱，这帮官员既冤，也不冤。
之所以说冤，是因为他们确实做到了大公无私，唯才是举。至于为什么所取皆是南方人，这也很好理解，自从安史之乱开始，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明初，南方，尤其是江东地区，已成为整个中国的精华所在。录取水平更高的南方进士，顺理成章。
但是，从国家治理层面而言，这些考官又没有被冤枉。因为他们坚持的以考试成绩定高低的做法，损坏了国家的整体利益。科举考试的作用，最直接的说法，当然是为国抡才。但除了这个表象之外，它还有两大隐性功能——普及教化、巩固统治基础。
要想维持士人阶层的延续，官方必须拿出实质性支持，最直接方式就是让他们做官。读书人那么多，官位却就那么几个，想满足所有读书人的当官欲望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每个地区都应该有一定的份额，让当地的士人有起码的指望。
南北榜案结束后，朱元璋下诏，以后的科举考试，南北两地考生，预先确立各自中式比例，分开录取。全国被分为南、北、中三部，按55：35：10的比例录取进士。清代对会试名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施“分省取中”，“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
以成绩取材的做法，或许在维护会试本身的公正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它却对举办会试的根本目的——维护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构成了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唯成绩论这个程序正义，终究只能被唯结果论的政治逻辑取代。
“南庠入北闱”：
“高考移民”的户籍之争
录取名额的多寡，是“高考移民”产生的一大原因。
在唐代，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不过京兆府的名额远超其他地区；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甚至有时超过百人。所以，柳宗元说：“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
宋代，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解额。以嘉祐五年（1060年）为例，首都开封府的解额是266人，而陕西只有123人，广东只有84人；而且，国子监108人的解额，并不算在开封府内。国子监加开封府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
清朝，顺天府（北京）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府的名额是185人，文化大省浙江只有152人，广东省为102人。
首都的录取名额超过任何一个大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首先，首都是朝廷勋贵所在，高录取名额是在照顾“官二代”。此外，首都的确集中了优秀的教育资源。京城的文化圈子，也方便考生了解考试动向。司马光所谓“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
另外，因为“老少边穷”的考生考不过文化强势地区考生，所以国家要对弱势地区搞倾斜，多投录取名额，降低“分数线”，从而缩小文化差距。这是国家正义，但对考生个人未必公平。
“高考洼地”引发了“高考移民”，古代称之为冒籍、冒贯。高分地区考生，通过过继、投亲、买地、冒名、串通官员等五花八门的手段，到低分考区参加考试。比如，白居易在家乡洛阳考取无望，投靠在宣州做官的叔父，冒籍考试。清代诗人、学者赵翼是江苏常州人，江苏是科举考试竞争最惨烈的地方。赵翼投奔在京津做生意的外舅，以商籍先入县学，后参加顺天（北京）的乡试，一举得中举人，之后殿试得探花，彻底改变了命运。赵翼还写诗为自己开脱：“士穷则躁进，此事古来有；要当期大节，微眚岂足垢？”
在录取名额给定不变的情况下，客籍人参与考试，就等于挤占了本地人的资源。所以，古人对于客籍人在当地参加科举极敏感。以明末从闽粤移民到赣南的客籍人为例，这些移民不能轻易取得当地正式的里甲户籍。
而且，客籍人不享有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结果造成土客籍双方在社会身份、晋升机会上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代际遗传。
“南北榜案”与科举逻辑转变：从以成绩取材到以地区取材
唐朝后期开始，南方的经济地位崛起，北方士子竞争优势逐渐减弱，南方人后来居上。北宋可考的9630名进士中，居然只有4.8%是北方人。1064年，代表南方利益的欧阳修，与代表北方利益的司马光发生激烈辩论：前者主张“唯能是选”；后者主张“校正的正义”，分地区录取。
此后，考试公平、地域公平成为中国教育决策的两个基本制度。争论的高潮，是明初的南北榜案。
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明朝三年一度的会试，在京师南京应天府如期举行。
这场考试由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会试阅卷结束后，照例是对外放榜。可等皇榜放出，全天下的举子一看，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录取之进士51名，无一例外全是南方人！
北方举子当然不干了，当即联名上疏，告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偏私南方人。北方籍的监察御史们也反应激烈，高度怀疑此次考试有鬼，要求皇帝彻查。朱元璋当即下诏，抽取12名饱学文官，专门于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人入仕。
孰料，经复阅后上呈的北方举子试卷，文理不菲，并有犯禁忌之语。而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没有任何问题。
复核结果出来后，朱元璋龙颜大怒，直斥刘三吾为“反贼”，所有主副考及复核官员斩首的斩首，流放的流放。随后，朱元璋宣布原榜作废，出题重考并亲自阅卷，重新录取，尽为北方人。
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南北榜案”。
朱元璋为什么会这么处理？是因为原先的会试果真存在舞弊？这不大可能。会试的严密程度，堪称古代之最，出现考官串通作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真有作弊，通常也都是极小范围。即便是朱元璋重新定案时，也没有拿出能够证明刘三吾他们舞弊的直接证据，而是直接扣了个反贼、逆党的帽子，处理掉了事。
那刘三吾他们是冤枉的吗？公正的说，对这场飞来大狱，这帮官员既冤，也不冤。
之所以说冤，是因为他们确实做到了大公无私，唯才是举。至于为什么所取皆是南方人，这也很好理解，自从安史之乱开始，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明初，南方，尤其是江东地区，已成为整个中国的精华所在。录取水平更高的南方进士，顺理成章。
但是，从国家治理层面而言，这些考官又没有被冤枉。因为他们坚持的以考试成绩定高低的做法，损坏了国家的整体利益。科举考试的作用，最直接的说法，当然是为国抡才。但除了这个表象之外，它还有两大隐性功能——普及教化、巩固统治基础。
要想维持士人阶层的延续，官方必须拿出实质性支持，最直接方式就是让他们做官。读书人那么多，官位却就那么几个，想满足所有读书人的当官欲望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每个地区都应该有一定的份额，让当地的士人有起码的指望。
南北榜案结束后，朱元璋下诏，以后的科举考试，南北两地考生，预先确立各自中式比例，分开录取。全国被分为南、北、中三部，按55：35：10的比例录取进士。清代对会试名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施“分省取中”，“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
以成绩取材的做法，或许在维护会试本身的公正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它却对举办会试的根本目的——维护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构成了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唯成绩论这个程序正义，终究只能被唯结果论的政治逻辑取代。
“南庠入北闱”：
“高考移民”的户籍之争
录取名额的多寡，是“高考移民”产生的一大原因。
在唐代，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不过京兆府的名额远超其他地区；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甚至有时超过百人。所以，柳宗元说：“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
宋代，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解额。以嘉祐五年（1060年）为例，首都开封府的解额是266人，而陕西只有123人，广东只有84人；而且，国子监108人的解额，并不算在开封府内。国子监加开封府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
清朝，顺天府（北京）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府的名额是185人，文化大省浙江只有152人，广东省为102人。
首都的录取名额超过任何一个大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首先，首都是朝廷勋贵所在，高录取名额是在照顾“官二代”。此外，首都的确集中了优秀的教育资源。京城的文化圈子，也方便考生了解考试动向。司马光所谓“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
另外，因为“老少边穷”的考生考不过文化强势地区考生，所以国家要对弱势地区搞倾斜，多投录取名额，降低“分数线”，从而缩小文化差距。这是国家正义，但对考生个人未必公平。
“高考洼地”引发了“高考移民”，古代称之为冒籍、冒贯。高分地区考生，通过过继、投亲、买地、冒名、串通官员等五花八门的手段，到低分考区参加考试。比如，白居易在家乡洛阳考取无望，投靠在宣州做官的叔父，冒籍考试。清代诗人、学者赵翼是江苏常州人，江苏是科举考试竞争最惨烈的地方。赵翼投奔在京津做生意的外舅，以商籍先入县学，后参加顺天（北京）的乡试，一举得中举人，之后殿试得探花，彻底改变了命运。赵翼还写诗为自己开脱：“士穷则躁进，此事古来有；要当期大节，微眚岂足垢？”
在录取名额给定不变的情况下，客籍人参与考试，就等于挤占了本地人的资源。所以，古人对于客籍人在当地参加科举极敏感。以明末从闽粤移民到赣南的客籍人为例，这些移民不能轻易取得当地正式的里甲户籍。
而且，客籍人不享有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结果造成土客籍双方在社会身份、晋升机会上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代际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