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夫子的形象扎根于炎黄子孙的心底，孔老夫子的形象外观于各种庙堂殿内，有画像、印制、刻石、雕塑等几十种类型；孔老夫子的形象出现在戏剧舞台上；孔老夫子的形象在文学创作中除了诗词中的描写外，还有用小说形式刻画的。
　　用小说形式描写孔子，最有影响的应首推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的长篇小说《孔子》，他创作的这部小说是继以中国古代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天平甍》、《楼兰》、《苍狼》、《敦煌》等之后的又一展现中国远古文化多姿历史的佳作，获得“野间文学奖”。他七十岁开始读《论语》，获得创作这部小说的灵感，到八十岁完成作品，八年间六次到山东、河南实地考察，其中两次走进鲁都曲阜，四次踏入河南中原，甚至为了搞清一个地位，特地到信阳郊外，探寻叶公问政于孔子的城镇负函，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以巨大的魄力，超越二千五百多年的时空，用沉默而透彻的眼睛，力图把人类文明史初期的结晶化为“通向廿一世纪的希望之书”。书中通过虚构人物蔫姜的叙说，表现了作者对人生、命运、历史、社会的沧桑巨变的心灵的呼喊。他企图在孔子和儒家的巨大思想文化宝库中寻觅一种透明的纯洁，把人类从痛苦、不幸、矛盾、灾难的相克中拯救出来。他把孔子作为一个“人”来描写。为了写人物，才借来“历史”这个场景，又借人物来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表现心灵深处奔腾着的历史长河。这是一部富有哲理意义，又有艺术价值的“大书”，读后无不为之震颤。
　　中国历史小说家杨书案笔下的《孔子》，是表现中国古代文化氛围和文化心理，充满中国社会风情和生活色彩的艺术典型，迥异于井上靖笔下的孔子，作家把史书上的断简残篇和孔子的片言只语，化为有声有色的故事和生动感人的艺术情节。作者在对孔子这个人物的把握上，避免了过去对孔子的所谓“阶级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是从研究具体历史环境出发，把孔子作为活生生的人，由此而把握孔子的性格。作者在开掘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方面下力气，把孔子置于春秋战国后期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传统文化氛围之中，表现出孔子的社会理想和文化心理。从而使《孔子》富有深厚的历史感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理性内涵。
　　在杨书案的《孔子》中，涵盖着浓重的悲剧意识，体现了从“奋斗—失败—再奋斗—再失败”的悲剧历程。
　　如果说井上靖先生的历史小说《孔子》中，虚构的人物蔫姜在深山寒林独居三十二年的孤独、与内心对话的岑寂正是作者对历史感情的浓缩，美学观念的抒发，那么，在杨书案的历史小说《孔子》中的孔子的一段内心独白，又何尝不包含着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和美学观念的阐发呢？
　　孔子和他的几位弟子“周游列国”，困在陈国和蔡国的边界上，一连七天没有饭吃，只得用野菜充饥。孔子不馁，仍然采取乐观的态度，“弦歌不绝”。随同出游的学生子路和子贡困惑不解，便问孔子道：“我听说，为善的人天报以福，做坏事的人天降以祸，夫子一向积德行义怀美行，为什么总是受穷困呢？”孔子回答说：“你把问题看得太绝对，想得太简单。有才智的人都能被任用吗？那么王子比干为什么被商纣王剖心而死呢？忠心的人都能见用吗？那介子推为什么抱木焚死？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的多着呢！难道只我仲尼一人？贤与不肖素质不同，遇与不遇时机不同，生不逢时贤才无用武之地。姜太公八十才遇文王，当了周的军师！管仲囚于槛车，遇到齐桓公才为相。芷兰在深山之中，人不见也就不知道它的芬芳，所以君子好学，修身端行，以待其时。”孔子对子路、子贡的这番话，包含着孔子对人生的理解，也透露出孔子的悲剧命运是时代使然。
　　井上靖的《孔子》中同样潜藏着悲剧气氛，较杨书案的《孔子》来说，这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井上靖把人生中年喻为一条干涸的“白色的河床”（《猎枪》），孤独悲凉的气氛如同一根主线贯穿在他的小说创作主题之中，显示出绘画色彩的轮廓的一面，映现出作者心象世界里流动的阴翳，形成井上文学的模式原型。耄耋之年所著的《孔子》里，无疑依然“流淌”着这一条干涸的人生的河道，泛着白光，而且它的境界在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中更加沉潜拓宽。
　　孔子属于整个世界。把“人类的导师孔子”（美·克里尔）“爱人”的思想洒遍人间，是孔子哲学思考的终极。
　　孔子是乱世造就的古代（公元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井上靖）他（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如此而已。
　　小说毕竟是文学创作，它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原样照搬，即高于生活，所以两部《孔子》中的孔子形象未必正如其人，在《孔子》中，寻觅到的只能是他的影子。还是孔子的那句话说得最地道，权且引来以作结：“人所相信的莫过于自己的眼睛吧，而有时候眼睛还不可信。人所能依靠的莫过于自己的心吧，而有时候心的判断还不可靠。可见，知人实在不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