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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理想的大学学习是“从游”，如同大鱼带小鱼，
由那么一些饱有学问的教授带领一群群小鱼，在学海中自由
地游来游去，长成本事。当年就有这种味道
1978年10月9日，我到北大中文系報到，住进了29楼203室。新粉刷的宿舍油漆味很浓，十多平方米，4人一间，挤得很，但心里是那样敞亮。戴上红底白字的北京大学校徽（老师也是这种校徽），走到哪里，仿佛都有人在用特别的眼光看你。那种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感觉，是很难重复的。
北大中文系“文革”后第一屆研究生一共招收了19名，我就读的现代文学专业6名。导师是王瑶和严家炎，乐黛云是副导师。
现在的研究生读了三年书，可能只认识导师和几位上过课的教员，而当年的师生关系很融洽，我们和许多老师都“混”得很熟。孙玉石、袁良骏老师给1977级本科生上现代文学基础课，我们一节不落都跟着听;吴组缃教授的古代小说史、金开诚老师的文艺心理学，也都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语言学家朱德熙、岑麒祥，文字学家裘锡圭等，三天两头来研究生宿舍辅导。
有一种说法，理想的大学学习是“从游”，如同大鱼带小鱼，由那么一些饱有学问的教授带领一群群小鱼，在学海中自由地游来游去，长成本事。当年就有这种味道。
导师王瑶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瑶先生。我们上研究生时王先生才65岁，但感觉他是“老先生”了，特别敬畏。
记得有一回向先生请教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问题。我正在侃侃陈述自己的观点，他突然离开话题，“节外生枝”地问我《子夜》是写于哪一年？我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说是20世纪30年代初。先生非常严厉地说，像这样的基本史实是不可模糊的，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这很难堪，但如同得了禅悟，懂得了文学史是史学的分支之一，材料的掌握和历史感的获得，是至关重要的。
王先生其实不那么严厉，和他接触多了，就很放松，话题也活跃起来。那时几乎每十天半个月总到镜春园聆教，先生常常都是从一个话题开始，接连转向其他多个话题，引经据典，天马行空，越说越投入，也越兴奋。他拿着烟斗不停地抽，连喘带咳，说话就是停不下来。
先生不迂阔，有历经磨难的练达，谈学论道潇洒通脱，诙谐幽默，透露人生的智慧，有时却也能感到一丝寂寞。我总看到先生在读报，大概也是保持生活的敏感吧。辅导学生时也喜欢联系现实，议论时政，品藻人物。
先生是有些魏晋风度的，把学问做活了，可以知人论世，连同许多社会现象，可贵的是那种犀利的批判眼光。先生的名言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其意是知识分子总要有独特的功能。这种入世的和批判的精神，对我们做人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生的指导表面上很随性自由，其实是讲究因材施教的。他很赞赏赵园的感悟力，却又有意提醒她训练思维与文章的组织;钱理群比较成型了，先生很放手，鼓励他做周作人、胡风等在当时还有些敏感的题目。我上研究生第一年想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注意到郁达夫。那时这些领域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要从头摸起，我查阅大量资料，把郁达夫所有作品都找来看，居然编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王先生对我这种注重第一手材料、注重文学史现象以及以点带面的治学方式，是肯定的。
1981年我留校任教，1984年至1987年又继续从王瑶师读博士。那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全系只有我与陈平原两人。我先后当了王瑶先生两届入室弟子，被先生的烟丝香味熏了7年，真是人生的福气。
1989年5月先生75岁寿辰，师友聚会镜春园祝寿，我曾写诗一首致贺：“吾师七五秩，著书百千章。俊迈有卓识，文史周万象。陶诗味多酌，鲁风更称扬。玉树发清华，惠秀溢四方。耆年尚怀国，拳拳赤子肠。镜园不寂寞，及门长相望。寸草春晖愿，吾师寿且康。”
当时先生身体不错，兴致盎然的，万万想不到半年之后就突然过世了。
“王门”
现在想来，对王瑶老师的离去，我多少是有些预感的。
1990年春天我搬家到镜春园，离王先生的76号寓所只二三百米，可是去先生家反而不如以前住得远时那么勤了。我发现先生老了，一下子变老的，我怕见这突然的老态。人老了变得格外温情，听不到以前那样严格直率的批评，边抽烟斗边幽默地大声说笑也少了，坐在他跟前他不再总是谈学问，而是问长问短说一些生活琐事，有时则是沉默。这真使我很不习惯。
见最后一面是在先生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我陪一位国外的学者去拜见先生。告别时这位学者希望先生有机会到她的国家去访学，先生慢声细语地说，只怕不可能了，眼神中隐隐闪现一点不易觉察的凄然。先生是爱活动的，年过70还很硬朗，每年总要南下北上，开会、旅游好几趟。前些年还兴致勃勃飞往日本、法国、香港地区等地访学，现在却一下子自感老了。这次告别后我的心往下沉，隐约有某种不祥之感。
先生去世来得突然。对于死，先生怕也是有预感的。
1989年下半年先生因病住院，此后元气大伤，时好时坏，身体大不如前了，情绪变得郁闷。大概是9～10月间吧，我两次到镜春园76号，都听他谈到过死。他显然为自己的突然衰迈感到难过，说恐怕活不过三五年了。我连忙打断他的话，说先生75岁还耳聪目明，又没有什么大的病，活上九十、一百都没有问题。
先生是非常好强的，他毕生精力贡献于文学研究与教育事业，在多困难的时候都挺过来了，做出那么大的成绩。对于所从事的学业，他一直是很自信的，晚年也还有自己一套一套的研究计划，还牵头承担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一批一批带博士生，指导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如果一个人老了又能超然于世，颐养天年，对于死大概是会比较坦然。但像王先生这样一直没有退休感，事业心又很强的老人，现在突然发现自己衰迈，预感到许多事情都不可能做了，那种失望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但即使在最后的日子里，先生还是坚强地和衰老和死神抗争。
先生去世前一段時间，我因病心情不好，怀疑自己是否得了中年忧郁症。原来要是为了赶一部书，或准备一门课，可以接连几个月躲在斗室里干，劲头十足，这一阵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先生虽然自己身心不佳，却还要来开导我，让我养好身体，振作起来。
他说，既然不会干别的，总还是要做点学问，写点东西。搞学问不必东张西望，埋头下功夫，就能出些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果。他谈到王朝闻当年在干校那种环境中潜心研究《红楼梦》的例子，又谈到为何“文革”刚结束那几届研究生、本科生中人才济济，说做学问不能太急功近利，讲究的就是“潜心”。
这些话很平实，不是什么大道理，但此时道来，对我触动极大，我很能体会并感激老师对学生的一片苦心。
先生和我们的合影就摆在案头。那是先生七五大秩时在镜春园寓所照的。先生满头银发，拿着烟斗，眼神中闪现着学者的睿智，正和弟子们谈笑风生。这种场景永远不会出现了，但又将永远留在我的心头。
先生75岁时离去，在当代而言，不算高寿，而且他一生历经坎坷，有无休止的各种打压与束缚，真正留给做学问的时间不是很多，但先生达人大观，才华焕发，成为20世纪学术史上标志性的学者。
先生的第一大贡献，是“中古文学三论”。他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人思想》《中古文人创作》三部书，在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古代文学界对此是有公论的。
第二大贡献，就是《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本书命运多舛，体制内和体制外都有很多批评，有些海外学者对王瑶的评价也是偏低的。而王先生自己呢，也说过“史稿”是类似“唐人选唐诗”的“急就章”。其实，如果对这部著作的出现及其时代特征有一种了解的同情，就会承认这是一部非常大气的著作，不是简单地执行意识形态的指令，而是有属于自己的学术追求与文学史构想，尽可能体现出历史的多元复杂性。
第三大贡献，是人才培养。王先生先在清华，后到北大，从教40多年。按说当年北大中文系藏龙卧虎，王先生资历不算深，级别也不算高（50年代定为三级教授），但是在学生中和社会上的影响都远远超过一般教授，真正是“著名教授”。无论及门或是私淑，如果做个调查，学生们大概都会异口同声感叹先生的人格魅力。学界有所谓“王门弟子”一说，也许不一定确切，但由王瑶先生人格精神所感染而形成的那种人际氛围和学术风尚，的确是存在而且是突出的。
“严上加严”严家炎
20世纪60年代初，我还在上高中，就约略知道“严家炎”这个大名。严家炎发表关于《创业史》的文章，对主人公梁生宝的评价不那么高，反而认为梁三老汉写得真实，不概念化，因此还引起争论。对照一下自己的阅读感受，觉得严家炎的见解有根据，敢于说真话，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后来上大学，学《创业史》，也讨论过严老师的观点，不过那时开始批判“中间人物论”了，对严老师的观点也连带批判。私下里同学们还是比较赞同严老师的独立见解，听说严家炎还是挺年轻的北大教师，就愈加佩服。想不到若干年后，自己能成为严老师的学生。
严老师那时正和唐弢先生合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任务非常重，经常进城，但仍然花许多精力给研究生上课、辅导。
《中国现代文学史》本来“文革”前就上马了，是周扬直接抓的高校教材之一，动员了唐弢、刘绶松、王瑶、刘泮溪、路坎等一批专家参与编写，严家炎也是主要成员。后来赶上“文革”，编写工作停下来了。一直到1978年9月，重新恢复编写组。因为主编唐弢身体欠佳，实际的编写组织工作是由严家炎主持的。1979年出版了这套三卷本文学史的第一卷，主编署名唐弢。到1981年，第三卷也出版了，改为唐弢与严家炎两位并列主编。这套文学史当时影响巨大，第一卷发行量就达11万册。
我从这套书中也获益甚多。感觉它的含量非常丰富，处处都有可供开掘的题目，特别是史料功夫扎实，为自己树立了治学的样本。该书又增添了大量过去不能入史的作家作品，例如张恨水、胡风、路翎等，我都按图索骥，找相关作品与评论来读。
严老师果然是严上加严的。有一回我写了一篇关于郁达夫小说的论文，要投给新创刊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请严老师指教。他花许多时间非常认真做了批改，教我如何突出问题，甚至连错别字也仔细改过。严老师叫我到他家里去。那时他还住在蔚秀园，很小的一套单元房，书太多，去了只能站着说说话。严老师说，你把“醇酒”错写为“酗酒”了，这一错，意思也拧了。那情节过去三十多年了，还历历在目。
毕业前安排教学实習，每位研究生都要给本科生讲一两节课。老钱、老吴、赵园、凌宇和陈山都是中学或者中专教师出身，自然有经验，只有我是头一回上讲台，无从下手。我负责讲授曹禺话剧一课，两个学时，写了2万字的讲稿，想把所有掌握的研究信息都搬运给学生。这肯定讲不完，而且效果不会好。严老师就认真为我删节批改讲稿，让我懂得基础课应当怎样上。后来我当讲师了，还常常去听严老师的课，逐步提高教学水平。
20世纪90年代初，严老师在北大讲授现代小说流派的课，几乎每一讲都是独立研究的成果，如“社会剖析派”是他命名的，淹没多年的“新感觉派”，也是他发掘出来的。他注重史料，又有很好的审美体悟力，善于从大量作品的阅读中梳理勾勒不同流派的创作风格。后来根据讲稿整理加工成《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影响极大，开启了后来思潮流派研究的风气。
严家炎为学精审，不苟言笑，连小组会上发言都要先准备提纲，言必有据。他的同辈人赐其“老过”的绰号，意指特别认真且过于执着，有时简直是“认死理”。不过我们当学生的从来不敢叫这个绰号，尽管都领略过他的严厉，何况严老师的认真不见得是“认死理”。
20世纪80年代中文系招收了很多留学生，和中国学生混合编班上课。有些留学生跟不上，老师一般会手下留情，多给点照顾。严老师却一视同仁，结果有许多选他课的留学生都不及格，甚至给了零分。 有一种传说是严老师一度被推举做北大副校长人选，这未能证实，但严老师的确非常认真地担任过4年中文系主任。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上任，就要求“实权在握”。以往中文系主任大都是荣誉性职务，“实权”长期在一位专职副主任（也是比较公道且有魄力的干部，后来调任学校教务部）的手上，人事财务全由他管，系主任也乐得当“甩手掌柜”。但严老师要当有权力且能办事的系主任，自己能说了算，老师们也可以参与管理。他在任几年，的确为中文系的教学及学科建设做了许多实事，中文系的学术风气也变得更民主了。
其实，严老师不只是严谨认真，亦有“狂放”的一面。他喜欢独立思考，或辟新境，或纠错谬，认准某一点，就力排众议，不顾一切去做。如20世纪80年代对姚雪垠小说《李自成》的高度肯定、90年代高度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文学史地位，以及最近几年把现代文学史的源头上溯到晚清等，无一不是别开生面，在学界掀起不小的波澜。
严老师一谈到学问，总是那样认真投入，一丝不苟，又那样热情冲动，有时一条史料的发现都会让他兴奋不已，津津乐道。而碰到他所反对的观点，就绝不苟同，立马出手纠正或争辩，特别当真，有时说话就有些激动，声音沙哑，手微微哆嗦。这也是难得的学人本色吧。
名士派陈贻焮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贻焮先生没有教授的架子，胖墩墩的身材，很随意的夹克衫、鸭舌帽，有时戴一副茶镜，一位很普通的老人模样，如北京街头常常可以见到的。不过和先生接触，会感觉到他的心性真淳，一口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频频和人招呼时的那种爽朗和诙谐，瞬间拉近和你的距离。
先生有点名士派，我行我素，落落大方，见不到一般读书人的那种拘谨。谢冕教授回忆这位大师兄总是骑着自行车来找他，在院子外面喊他的名字，必定是又作了一首满意的诗，或是写了一幅得意的字，要来和他分享了。一般不进屋，留下要谢冕看的东西，就匆匆骑车走了，颇有《世说新语》中的所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神韵。
20世纪80年代末，陈先生从镜春园82号搬出，到了朗润园，我搬进的就是他住过的东厢房。陈先生很念旧，三天两头回82号看看。也是院墻外就开始大声喊叫“老温老温”，推门进来，坐下就喝茶聊天。我是学生辈，起初听到陈先生叫“老温”，有点不习惯，但几回之后也就随他了，虽然“没大没小”的，反而觉得亲切。
陈先生擅长作诗填词，在诗词界颇有名气。有一年他从湖南老家探亲归来，写下多首七律，很工整地抄在一个宣纸小本子上，到了镜春园，就从兜里掏出来让我分享。先生还不止一次说他的诗就要出版了，一定会送我一册。我很感谢。知道先生喜好吟诗，这在北大中文系也是有名的，就请先生吟诵。先生没有推辞，马上就摇头晃脑，用带着湖南乡音的古调大声吟诵起来。我也模仿陈先生，用我的客家话（可能是带点古音的）吟唱一遍，先生连连称赞说“是这个味”。后来每到镜春园，他都要“逗”我吟唱，我知道是他自己喜欢吟唱，要找个伴，他好“发挥发挥”就是了。我妻子也是听众，很感慨地说，陈先生真是性情中人。
陈贻焮先生不做作，常常就像孩子一样真实，有时那种真实会让人震撼。据比我年纪大的老师回忆，“文革”中北大教师下放江西“五七”干校，一个雨天，干校学员几十人，乘汽车顺着围湖造田的堤坝外出参加教改实习，明知路滑非常危险，却谁都不敢阻拦外出，怕被扣上“活命哲学”的罪名。结果一辆汽车翻到了大堤下，有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遇难。陈贻焮本人也是被扣在车底下的，当他爬出来时，看见同伴遇难，竟面对着茫茫鄱阳湖，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没有顾忌，没有节制，那情景，真像是一个失去亲人的孩子。他哭得那么动情，那么真挚，那么富于感染力，直到如今，那哭声犹萦绕耳际。”
晚年陈贻焮的诗词集要出版，嘱其弟子葛晓音作序。葛晓音没有直接评论先生的创作艺术，而主要描述了她所了解的先生的人品和性情。大概她是懂得先生一些心事的。当葛晓音把序文念给陈贻焮听时，他竟像孩子一样哭出声来。葛晓音感慨：“先生心里的积郁，其实很深。”
陈贻焮先生是一位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史家，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杜甫评传》，按照古典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的说法，就是冲破了宋以来诸多杜诗注家的包围圈，脱去陈言滥调或谬论妄说，独辟一家之言。
我对杜甫没有研究，拜读陈著时，只是佩服其对材料的繁复征引，又不至于淹没观点，特别是对杜诗作那种行云流水般的讲解，是需要相当深厚的功力的。在我和陳先生接触中，没有聆教过杜甫的问题，他反而喜欢和我谈些郭沫若、徐志摩等。但有时我会想：先生为何选择这样一个难题来做？是否如他弟子所言，心里有很深的积郁？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显然有信心，但付出确实太多了。
来镜春园82号聊天喝茶，在他的兴致中也隐约能感到一丝感伤。我知道先生正是在82号东厢这个书房里，花了多年的心血，写出《杜甫评传》。大书成就，一只眼睛也失明了。在旧居中座谈，先生总是左顾右盼，看那窗前的翠竹，听那古柏上的鸟叫，他一定是在回想当初写作的情形，在咀嚼许多学问人生的甘苦吧。
我在镜春园住时，经常看到陈贻焮先生在未名湖边散步，偶尔他会停下来看孩子们游戏，很认真地和孩子交谈。先生毕竟豁达洒脱，永远对生活充满热情。
万万没有想到，2000年他从美国游历归来，竟然患了脑瘤，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受的苦可想而知。他再也没有力气来镜春园82号喝茶谈诗了。
先生病重之时，我多次到朗润园寓所去看望。他说话已经很艰难，可是还从枕头边上抽出一根箫来给我看，轻轻地抚摸着。他原来是喜欢这种乐器的，吹得也不错，可惜，现在只能抚摸一下了。我想先生过世之时，一定也是带着他的箫去的吧。
（授权摘编自新星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的《燕园困学记》，作者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由那么一些饱有学问的教授带领一群群小鱼，在学海中自由
地游来游去，长成本事。当年就有这种味道
1978年10月9日，我到北大中文系報到，住进了29楼203室。新粉刷的宿舍油漆味很浓，十多平方米，4人一间，挤得很，但心里是那样敞亮。戴上红底白字的北京大学校徽（老师也是这种校徽），走到哪里，仿佛都有人在用特别的眼光看你。那种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感觉，是很难重复的。
北大中文系“文革”后第一屆研究生一共招收了19名，我就读的现代文学专业6名。导师是王瑶和严家炎，乐黛云是副导师。
现在的研究生读了三年书，可能只认识导师和几位上过课的教员，而当年的师生关系很融洽，我们和许多老师都“混”得很熟。孙玉石、袁良骏老师给1977级本科生上现代文学基础课，我们一节不落都跟着听;吴组缃教授的古代小说史、金开诚老师的文艺心理学，也都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语言学家朱德熙、岑麒祥，文字学家裘锡圭等，三天两头来研究生宿舍辅导。
有一种说法，理想的大学学习是“从游”，如同大鱼带小鱼，由那么一些饱有学问的教授带领一群群小鱼，在学海中自由地游来游去，长成本事。当年就有这种味道。
导师王瑶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瑶先生。我们上研究生时王先生才65岁，但感觉他是“老先生”了，特别敬畏。
记得有一回向先生请教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问题。我正在侃侃陈述自己的观点，他突然离开话题，“节外生枝”地问我《子夜》是写于哪一年？我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说是20世纪30年代初。先生非常严厉地说，像这样的基本史实是不可模糊的，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这很难堪，但如同得了禅悟，懂得了文学史是史学的分支之一，材料的掌握和历史感的获得，是至关重要的。
王先生其实不那么严厉，和他接触多了，就很放松，话题也活跃起来。那时几乎每十天半个月总到镜春园聆教，先生常常都是从一个话题开始，接连转向其他多个话题，引经据典，天马行空，越说越投入，也越兴奋。他拿着烟斗不停地抽，连喘带咳，说话就是停不下来。
先生不迂阔，有历经磨难的练达，谈学论道潇洒通脱，诙谐幽默，透露人生的智慧，有时却也能感到一丝寂寞。我总看到先生在读报，大概也是保持生活的敏感吧。辅导学生时也喜欢联系现实，议论时政，品藻人物。
先生是有些魏晋风度的，把学问做活了，可以知人论世，连同许多社会现象，可贵的是那种犀利的批判眼光。先生的名言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其意是知识分子总要有独特的功能。这种入世的和批判的精神，对我们做人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生的指导表面上很随性自由，其实是讲究因材施教的。他很赞赏赵园的感悟力，却又有意提醒她训练思维与文章的组织;钱理群比较成型了，先生很放手，鼓励他做周作人、胡风等在当时还有些敏感的题目。我上研究生第一年想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注意到郁达夫。那时这些领域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要从头摸起，我查阅大量资料，把郁达夫所有作品都找来看，居然编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王先生对我这种注重第一手材料、注重文学史现象以及以点带面的治学方式，是肯定的。
1981年我留校任教，1984年至1987年又继续从王瑶师读博士。那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全系只有我与陈平原两人。我先后当了王瑶先生两届入室弟子，被先生的烟丝香味熏了7年，真是人生的福气。
1989年5月先生75岁寿辰，师友聚会镜春园祝寿，我曾写诗一首致贺：“吾师七五秩，著书百千章。俊迈有卓识，文史周万象。陶诗味多酌，鲁风更称扬。玉树发清华，惠秀溢四方。耆年尚怀国，拳拳赤子肠。镜园不寂寞，及门长相望。寸草春晖愿，吾师寿且康。”
当时先生身体不错，兴致盎然的，万万想不到半年之后就突然过世了。
“王门”
现在想来，对王瑶老师的离去，我多少是有些预感的。
1990年春天我搬家到镜春园，离王先生的76号寓所只二三百米，可是去先生家反而不如以前住得远时那么勤了。我发现先生老了，一下子变老的，我怕见这突然的老态。人老了变得格外温情，听不到以前那样严格直率的批评，边抽烟斗边幽默地大声说笑也少了，坐在他跟前他不再总是谈学问，而是问长问短说一些生活琐事，有时则是沉默。这真使我很不习惯。
见最后一面是在先生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我陪一位国外的学者去拜见先生。告别时这位学者希望先生有机会到她的国家去访学，先生慢声细语地说，只怕不可能了，眼神中隐隐闪现一点不易觉察的凄然。先生是爱活动的，年过70还很硬朗，每年总要南下北上，开会、旅游好几趟。前些年还兴致勃勃飞往日本、法国、香港地区等地访学，现在却一下子自感老了。这次告别后我的心往下沉，隐约有某种不祥之感。
先生去世来得突然。对于死，先生怕也是有预感的。
1989年下半年先生因病住院，此后元气大伤，时好时坏，身体大不如前了，情绪变得郁闷。大概是9～10月间吧，我两次到镜春园76号，都听他谈到过死。他显然为自己的突然衰迈感到难过，说恐怕活不过三五年了。我连忙打断他的话，说先生75岁还耳聪目明，又没有什么大的病，活上九十、一百都没有问题。
先生是非常好强的，他毕生精力贡献于文学研究与教育事业，在多困难的时候都挺过来了，做出那么大的成绩。对于所从事的学业，他一直是很自信的，晚年也还有自己一套一套的研究计划，还牵头承担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一批一批带博士生，指导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如果一个人老了又能超然于世，颐养天年，对于死大概是会比较坦然。但像王先生这样一直没有退休感，事业心又很强的老人，现在突然发现自己衰迈，预感到许多事情都不可能做了，那种失望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但即使在最后的日子里，先生还是坚强地和衰老和死神抗争。
先生去世前一段時间，我因病心情不好，怀疑自己是否得了中年忧郁症。原来要是为了赶一部书，或准备一门课，可以接连几个月躲在斗室里干，劲头十足，这一阵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先生虽然自己身心不佳，却还要来开导我，让我养好身体，振作起来。
他说，既然不会干别的，总还是要做点学问，写点东西。搞学问不必东张西望，埋头下功夫，就能出些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果。他谈到王朝闻当年在干校那种环境中潜心研究《红楼梦》的例子，又谈到为何“文革”刚结束那几届研究生、本科生中人才济济，说做学问不能太急功近利，讲究的就是“潜心”。
这些话很平实，不是什么大道理，但此时道来，对我触动极大，我很能体会并感激老师对学生的一片苦心。
先生和我们的合影就摆在案头。那是先生七五大秩时在镜春园寓所照的。先生满头银发，拿着烟斗，眼神中闪现着学者的睿智，正和弟子们谈笑风生。这种场景永远不会出现了，但又将永远留在我的心头。
先生75岁时离去，在当代而言，不算高寿，而且他一生历经坎坷，有无休止的各种打压与束缚，真正留给做学问的时间不是很多，但先生达人大观，才华焕发，成为20世纪学术史上标志性的学者。
先生的第一大贡献，是“中古文学三论”。他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人思想》《中古文人创作》三部书，在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古代文学界对此是有公论的。
第二大贡献，就是《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本书命运多舛，体制内和体制外都有很多批评，有些海外学者对王瑶的评价也是偏低的。而王先生自己呢，也说过“史稿”是类似“唐人选唐诗”的“急就章”。其实，如果对这部著作的出现及其时代特征有一种了解的同情，就会承认这是一部非常大气的著作，不是简单地执行意识形态的指令，而是有属于自己的学术追求与文学史构想，尽可能体现出历史的多元复杂性。
第三大贡献，是人才培养。王先生先在清华，后到北大，从教40多年。按说当年北大中文系藏龙卧虎，王先生资历不算深，级别也不算高（50年代定为三级教授），但是在学生中和社会上的影响都远远超过一般教授，真正是“著名教授”。无论及门或是私淑，如果做个调查，学生们大概都会异口同声感叹先生的人格魅力。学界有所谓“王门弟子”一说，也许不一定确切，但由王瑶先生人格精神所感染而形成的那种人际氛围和学术风尚，的确是存在而且是突出的。
“严上加严”严家炎
20世纪60年代初，我还在上高中，就约略知道“严家炎”这个大名。严家炎发表关于《创业史》的文章，对主人公梁生宝的评价不那么高，反而认为梁三老汉写得真实，不概念化，因此还引起争论。对照一下自己的阅读感受，觉得严家炎的见解有根据，敢于说真话，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后来上大学，学《创业史》，也讨论过严老师的观点，不过那时开始批判“中间人物论”了，对严老师的观点也连带批判。私下里同学们还是比较赞同严老师的独立见解，听说严家炎还是挺年轻的北大教师，就愈加佩服。想不到若干年后，自己能成为严老师的学生。
严老师那时正和唐弢先生合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任务非常重，经常进城，但仍然花许多精力给研究生上课、辅导。
《中国现代文学史》本来“文革”前就上马了，是周扬直接抓的高校教材之一，动员了唐弢、刘绶松、王瑶、刘泮溪、路坎等一批专家参与编写，严家炎也是主要成员。后来赶上“文革”，编写工作停下来了。一直到1978年9月，重新恢复编写组。因为主编唐弢身体欠佳，实际的编写组织工作是由严家炎主持的。1979年出版了这套三卷本文学史的第一卷，主编署名唐弢。到1981年，第三卷也出版了，改为唐弢与严家炎两位并列主编。这套文学史当时影响巨大，第一卷发行量就达11万册。
我从这套书中也获益甚多。感觉它的含量非常丰富，处处都有可供开掘的题目，特别是史料功夫扎实，为自己树立了治学的样本。该书又增添了大量过去不能入史的作家作品，例如张恨水、胡风、路翎等，我都按图索骥，找相关作品与评论来读。
严老师果然是严上加严的。有一回我写了一篇关于郁达夫小说的论文，要投给新创刊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请严老师指教。他花许多时间非常认真做了批改，教我如何突出问题，甚至连错别字也仔细改过。严老师叫我到他家里去。那时他还住在蔚秀园，很小的一套单元房，书太多，去了只能站着说说话。严老师说，你把“醇酒”错写为“酗酒”了，这一错，意思也拧了。那情节过去三十多年了，还历历在目。
毕业前安排教学实習，每位研究生都要给本科生讲一两节课。老钱、老吴、赵园、凌宇和陈山都是中学或者中专教师出身，自然有经验，只有我是头一回上讲台，无从下手。我负责讲授曹禺话剧一课，两个学时，写了2万字的讲稿，想把所有掌握的研究信息都搬运给学生。这肯定讲不完，而且效果不会好。严老师就认真为我删节批改讲稿，让我懂得基础课应当怎样上。后来我当讲师了，还常常去听严老师的课，逐步提高教学水平。
20世纪90年代初，严老师在北大讲授现代小说流派的课，几乎每一讲都是独立研究的成果，如“社会剖析派”是他命名的，淹没多年的“新感觉派”，也是他发掘出来的。他注重史料，又有很好的审美体悟力，善于从大量作品的阅读中梳理勾勒不同流派的创作风格。后来根据讲稿整理加工成《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影响极大，开启了后来思潮流派研究的风气。
严家炎为学精审，不苟言笑，连小组会上发言都要先准备提纲，言必有据。他的同辈人赐其“老过”的绰号，意指特别认真且过于执着，有时简直是“认死理”。不过我们当学生的从来不敢叫这个绰号，尽管都领略过他的严厉，何况严老师的认真不见得是“认死理”。
20世纪80年代中文系招收了很多留学生，和中国学生混合编班上课。有些留学生跟不上，老师一般会手下留情，多给点照顾。严老师却一视同仁，结果有许多选他课的留学生都不及格，甚至给了零分。 有一种传说是严老师一度被推举做北大副校长人选，这未能证实，但严老师的确非常认真地担任过4年中文系主任。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上任，就要求“实权在握”。以往中文系主任大都是荣誉性职务，“实权”长期在一位专职副主任（也是比较公道且有魄力的干部，后来调任学校教务部）的手上，人事财务全由他管，系主任也乐得当“甩手掌柜”。但严老师要当有权力且能办事的系主任，自己能说了算，老师们也可以参与管理。他在任几年，的确为中文系的教学及学科建设做了许多实事，中文系的学术风气也变得更民主了。
其实，严老师不只是严谨认真，亦有“狂放”的一面。他喜欢独立思考，或辟新境，或纠错谬，认准某一点，就力排众议，不顾一切去做。如20世纪80年代对姚雪垠小说《李自成》的高度肯定、90年代高度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文学史地位，以及最近几年把现代文学史的源头上溯到晚清等，无一不是别开生面，在学界掀起不小的波澜。
严老师一谈到学问，总是那样认真投入，一丝不苟，又那样热情冲动，有时一条史料的发现都会让他兴奋不已，津津乐道。而碰到他所反对的观点，就绝不苟同，立马出手纠正或争辩，特别当真，有时说话就有些激动，声音沙哑，手微微哆嗦。这也是难得的学人本色吧。
名士派陈贻焮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贻焮先生没有教授的架子，胖墩墩的身材，很随意的夹克衫、鸭舌帽，有时戴一副茶镜，一位很普通的老人模样，如北京街头常常可以见到的。不过和先生接触，会感觉到他的心性真淳，一口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频频和人招呼时的那种爽朗和诙谐，瞬间拉近和你的距离。
先生有点名士派，我行我素，落落大方，见不到一般读书人的那种拘谨。谢冕教授回忆这位大师兄总是骑着自行车来找他，在院子外面喊他的名字，必定是又作了一首满意的诗，或是写了一幅得意的字，要来和他分享了。一般不进屋，留下要谢冕看的东西，就匆匆骑车走了，颇有《世说新语》中的所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神韵。
20世纪80年代末，陈先生从镜春园82号搬出，到了朗润园，我搬进的就是他住过的东厢房。陈先生很念旧，三天两头回82号看看。也是院墻外就开始大声喊叫“老温老温”，推门进来，坐下就喝茶聊天。我是学生辈，起初听到陈先生叫“老温”，有点不习惯，但几回之后也就随他了，虽然“没大没小”的，反而觉得亲切。
陈先生擅长作诗填词，在诗词界颇有名气。有一年他从湖南老家探亲归来，写下多首七律，很工整地抄在一个宣纸小本子上，到了镜春园，就从兜里掏出来让我分享。先生还不止一次说他的诗就要出版了，一定会送我一册。我很感谢。知道先生喜好吟诗，这在北大中文系也是有名的，就请先生吟诵。先生没有推辞，马上就摇头晃脑，用带着湖南乡音的古调大声吟诵起来。我也模仿陈先生，用我的客家话（可能是带点古音的）吟唱一遍，先生连连称赞说“是这个味”。后来每到镜春园，他都要“逗”我吟唱，我知道是他自己喜欢吟唱，要找个伴，他好“发挥发挥”就是了。我妻子也是听众，很感慨地说，陈先生真是性情中人。
陈贻焮先生不做作，常常就像孩子一样真实，有时那种真实会让人震撼。据比我年纪大的老师回忆，“文革”中北大教师下放江西“五七”干校，一个雨天，干校学员几十人，乘汽车顺着围湖造田的堤坝外出参加教改实习，明知路滑非常危险，却谁都不敢阻拦外出，怕被扣上“活命哲学”的罪名。结果一辆汽车翻到了大堤下，有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遇难。陈贻焮本人也是被扣在车底下的，当他爬出来时，看见同伴遇难，竟面对着茫茫鄱阳湖，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没有顾忌，没有节制，那情景，真像是一个失去亲人的孩子。他哭得那么动情，那么真挚，那么富于感染力，直到如今，那哭声犹萦绕耳际。”
晚年陈贻焮的诗词集要出版，嘱其弟子葛晓音作序。葛晓音没有直接评论先生的创作艺术，而主要描述了她所了解的先生的人品和性情。大概她是懂得先生一些心事的。当葛晓音把序文念给陈贻焮听时，他竟像孩子一样哭出声来。葛晓音感慨：“先生心里的积郁，其实很深。”
陈贻焮先生是一位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史家，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杜甫评传》，按照古典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的说法，就是冲破了宋以来诸多杜诗注家的包围圈，脱去陈言滥调或谬论妄说，独辟一家之言。
我对杜甫没有研究，拜读陈著时，只是佩服其对材料的繁复征引，又不至于淹没观点，特别是对杜诗作那种行云流水般的讲解，是需要相当深厚的功力的。在我和陳先生接触中，没有聆教过杜甫的问题，他反而喜欢和我谈些郭沫若、徐志摩等。但有时我会想：先生为何选择这样一个难题来做？是否如他弟子所言，心里有很深的积郁？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显然有信心，但付出确实太多了。
来镜春园82号聊天喝茶，在他的兴致中也隐约能感到一丝感伤。我知道先生正是在82号东厢这个书房里，花了多年的心血，写出《杜甫评传》。大书成就，一只眼睛也失明了。在旧居中座谈，先生总是左顾右盼，看那窗前的翠竹，听那古柏上的鸟叫，他一定是在回想当初写作的情形，在咀嚼许多学问人生的甘苦吧。
我在镜春园住时，经常看到陈贻焮先生在未名湖边散步，偶尔他会停下来看孩子们游戏，很认真地和孩子交谈。先生毕竟豁达洒脱，永远对生活充满热情。
万万没有想到，2000年他从美国游历归来，竟然患了脑瘤，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受的苦可想而知。他再也没有力气来镜春园82号喝茶谈诗了。
先生病重之时，我多次到朗润园寓所去看望。他说话已经很艰难，可是还从枕头边上抽出一根箫来给我看，轻轻地抚摸着。他原来是喜欢这种乐器的，吹得也不错，可惜，现在只能抚摸一下了。我想先生过世之时，一定也是带着他的箫去的吧。
（授权摘编自新星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的《燕园困学记》，作者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