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两大房屋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与房地美得到了政府支持,在美国两党的怂恿下,这两个贷款机构向选区内的低收入家庭提供贷款。这种热衷于向穷人提供房产贷款的背后,则是出于对社会收入不平等日益加深的深切忧虑。
　　自上世纪70年代,美国工资分配群体中,90%的办公室经理比50%的普通工人和办公室职员的工资增速快得多,拉大了收入差距。
　　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有了很大提高。40年前,一份高中文凭足以应付办公室职员的工作,但现在本科学历都不太够用。我们的教育体制一直未能给我们的劳动力大军提供所必需的教育。
　　由此,给中产阶级带来的影响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工资上不去,就业形势日益不稳。政府了解选民的苦衷,也知道提高教育质量绝非易事,因为提高质量要求政府的政策有实质有效的改革,而改变现状是很多既得利益者不愿看到的。
　　另外,任何改革都需要经历数年才能见效,不能满足选民们当下的诉求。政客们只好寻找其他捷径安抚选民。
　　我们早已知道,消费才是关键因素。一个聪明或愤激的政客会意识到,若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消费增加了,隔几年换一辆新车,偶尔去国外度假,也许选民不会太在意自己的薪水停滞不前。
　　所以,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政府的举措是向普通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扩大贷款。这一措施可能是精心规划的,亦或是反对意见很少,总之收效很快。消费增长,就业率上升,贷款可以推迟到将来再还。
　　这么说可能有挖苦意味,但历史上就是这样,面对无法解决的国内中产阶级的深层次忧虑,政府一直利用宽松的信贷政策作为权宜之计。
　　与其通俗直白地称之为增加消费,政客们更倾向于用高雅、有说服力的词句来陈述其政策意义。在美国,美国梦的核心因素——“拥有自己的住宅”便被政府加以利用,政府以向广大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家庭提供房贷为说辞,来掩盖其扩大信贷及消费的意图。
　　为什么美国政府不采取更直接的经济手段,比如再分配、增加税收、发国债、增加开支。
　　希腊陷入困境正因为采取了这些手段,导致政府人员过度膨胀,开支巨大,国债数字惊人。但美国不一样,近几年来,再分配政策一直遭到强大政治集团的反对,而房贷政策却广受推崇,因为各方都认为会获利。
　　但最终,试图通过房贷让民众拥有住房的政策,导致美国出现了大量无人买得起的空房,而且许多还贷家庭饱受债务困扰。
　　如同大多数情况一样,这个问题的出现违背了政府政策的初衷。政府的意图常常很难得以实现。由财大气粗的政府撑腰,固然可以轻松赚大钱,但当撞上复杂、充满竞争和并不道德的金融业时,事情的发展就会远超出政府预料。
　　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信贷也曾作为手段用以缓解社会弱势群体的困境,将来也还会有信贷。
　　19世纪早期,受国内平民主义运动影响,美国缺乏监管的银行业迅猛扩展,得到许多中小型农场主的支持,这些农场主要求借贷方式更便捷,试图以此摆脱自己落后于产业工人的困境,而农村地区的过度借贷正是大萧条时期金融业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危机更深的意义在于,我们要越过贪婪的银行家和懦弱的监管者,去寻找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不能依靠一项金融监管法案,通过向监管机构赋予更多的权力来解决问题。
　　美国若想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问题,就要增强本国人民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这比发放贷款困难许多,但从长期看却是更为有效的方法。
　　作者为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金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