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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思想：从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
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一种相对轻松的体制性思维。而体制性拘谨则可能会导致我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出现错觉，并在行动的层面上表现为举止失措或失当。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巨变当中，在这个过程中，要遭遇和解决的问题，无疑也是艰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用一种自信而坦荡的胸怀来面对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从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形成一种舒展而自由的体制和社会氛围，是我们今天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孙立平/文，据3月17日《北京日报》）
■ 思想解放的指向应当是思想自由
思想本身就是人的一种权利，它不应该受任何力量包括权力的强制。权力说思想要解放，权利说思想要自由。不妨让两者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并争取让思想从解放走向自由。很显然，思想自由，即没有束缚的思想（尤其是权力的束缚），才是真正的解放。（邵建/文，据中国选举与治理）
■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在两个问题上解放思想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解放思想，要以思想的解放为先导，要着力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解放思想。一是要破除高度集权、排斥民主的传统观念。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最主要的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要破除把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一概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传统观念。（沈宝祥/文，据3月19日《学习时报》）
■ 解放思想要扬长补短
如果不能有效地扬“长”和补“短”，下一步的发展将难于实现大的突破。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就是要切实找到扬长补短的新思路、新对策，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勇于试验。(广东省省长 黄华华)
■ 解放思想是发展的“金钥匙”
改革开放30年，我们每个人都尝到了甜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发展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令人自豪，但发展中也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破解矛盾只有靠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发展的“金钥匙”，是推动一切工作的“总阀门”。（宁波市市长 毛光烈）
■ 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崛起的速度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的深度、开放的力度、崛起的速度。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我们要实现新一轮发展的大跨越，必须推动新一轮思想的大解放，冲破不合时宜的观念的束缚，改变满足现状、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合肥市委书记 孙金龙）
■ 第三次解放思想的对象: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管制
第三次思想解放，我认为，是针对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管制。国外印度裔美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亞·森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以自由看待发展》，就是说发展就是扩展自由。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第三次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是扩展经济上的自由、社会上的自由。（广东省委宣传部 关飞进）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从经济人走向和谐人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目标就是要把原来的经济人转化为和谐人,使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追求精神生活；在追求物质的同时,精神层面能够平衡。这样人和人之间取得和谐,人和自然间也取得和谐,人和自我间也能够取得和谐。可以这么说,真正的解放思想,推动新的科学发展观,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真正使每个人都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和谐人。(周瑞金/文，据3月17日《南方日报》)
■ 中国的挑战来自于中国自身
中国的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主要来自于中国自身。中国环境和资源的现状对有13亿人口的中国的发展是严重的挑战。我认为，外部需求减少使得我们不可以过多依赖出口来带动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件好事。但是，方法必须得当，如果不是用市场化的方式适应经济发展规律去因势利导，而是采取不得当的方式的话，将会加重自身的困难。（吴晓灵/文，据3月17日《经济观察报》）
■ 新社会阶层需要政治成熟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中国新社会阶层人数大约为5000万，这个新社会阶层的概念比较宽泛，包括工商群体、依靠知识获得较高收入的新兴专业群体等。社会阶层确实有资格被纳入政治领域参政议政。但新社会阶层需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在政治论坛上，他们应当放下经营之事，以政治家的视野看待、讨论公共问题，推动法治、民主建设的进程。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尤其应当多关注民生，逐渐化解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惟在具备这样的政治成熟之后，新社会阶层才能够恰当地定位自己的政治角色，成为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的建设性力量。（据《中国新闻周刊》）
■ 中国股市没有进入熊市的理由
我国股市从2005年6月走出的这波牛市行情，是对我国股市长期背离实体经济的畸形状况进行的一次大修正，同时，也是我国经济20多年持续健康发展成果在股市上映射的结果。在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情况下，作为实体经济晴雨表的股市没有进入熊市的理由。大调整只会让投资者与监管者更加理性，同时，大调整也带来巨大投资机会。（褚洪波/文，据3月20日《上海证券报》）
■ 中国自己的问题更加危急
我们当前的股市大跌，基本不能怪到次级债上，我们应该说主要还是面对自己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我们的经济结构问题，比美国次级贷根子更深，危害也更大。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正是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换给老百姓，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这样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委托代理机制问题。和美国的问题相比，可怕的是，对上而不对下负责任的利益集团往往即使很清楚也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缺乏足够的意愿去解决它。这个问题逐渐爆发出来以后的影响会比美国次级贷严重得多。（陈志武/文，据中国经济网）
■ 我们为什么要赢得一场现代意义上的“概念战争”
当我们不得不按照“概念同化”的思路来与世界相处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在修订自己的过程中浪费机会，还会在他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中失去主动。实际上，每个人、每个国家的利益都建立在一种标准之上，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标准。缺少创造力并不可怕，毕竟培养一个创新型国家，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事情；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创造力缺失，却热衷于附和他国的话语体系，恍然不知建立在自身价值标准上的利益出现重大损失。如果没有一种能够产生创造力，进而赢得国际话语权的机制，那么我们同样无法在打造“文化软实力”这一个现实问题上更进一步。（周庆安/文，据环球网）
■ 中国已由“摸石头过河”进入到“造大桥过河”
有关“思想解放”问题，在最近已引发很多讨论。30年前邓小平首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标；接着1992年又有再次解放思想的高潮。因此当今的思想解放是一种历史的新延续和新定位。不过“思想解放”既是政治上的“道德命令”，同时也是具历史特殊性的“改革概念”。30年开放，中国已由“摸着石头过河”进入到“造大桥过河”阶段。这是个重大的改革工程，它需全中国人一起来热心参与。这次两会起了头，后续的路有待更努力的走。（据香港《亚洲周刊》）
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一种相对轻松的体制性思维。而体制性拘谨则可能会导致我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出现错觉，并在行动的层面上表现为举止失措或失当。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巨变当中，在这个过程中，要遭遇和解决的问题，无疑也是艰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用一种自信而坦荡的胸怀来面对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从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形成一种舒展而自由的体制和社会氛围，是我们今天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孙立平/文，据3月17日《北京日报》）
■ 思想解放的指向应当是思想自由
思想本身就是人的一种权利，它不应该受任何力量包括权力的强制。权力说思想要解放，权利说思想要自由。不妨让两者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并争取让思想从解放走向自由。很显然，思想自由，即没有束缚的思想（尤其是权力的束缚），才是真正的解放。（邵建/文，据中国选举与治理）
■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在两个问题上解放思想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解放思想，要以思想的解放为先导，要着力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解放思想。一是要破除高度集权、排斥民主的传统观念。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最主要的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要破除把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一概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传统观念。（沈宝祥/文，据3月19日《学习时报》）
■ 解放思想要扬长补短
如果不能有效地扬“长”和补“短”，下一步的发展将难于实现大的突破。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就是要切实找到扬长补短的新思路、新对策，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勇于试验。(广东省省长 黄华华)
■ 解放思想是发展的“金钥匙”
改革开放30年，我们每个人都尝到了甜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发展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令人自豪，但发展中也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破解矛盾只有靠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发展的“金钥匙”，是推动一切工作的“总阀门”。（宁波市市长 毛光烈）
■ 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崛起的速度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的深度、开放的力度、崛起的速度。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我们要实现新一轮发展的大跨越，必须推动新一轮思想的大解放，冲破不合时宜的观念的束缚，改变满足现状、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合肥市委书记 孙金龙）
■ 第三次解放思想的对象: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管制
第三次思想解放，我认为，是针对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管制。国外印度裔美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亞·森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以自由看待发展》，就是说发展就是扩展自由。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第三次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是扩展经济上的自由、社会上的自由。（广东省委宣传部 关飞进）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从经济人走向和谐人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目标就是要把原来的经济人转化为和谐人,使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追求精神生活；在追求物质的同时,精神层面能够平衡。这样人和人之间取得和谐,人和自然间也取得和谐,人和自我间也能够取得和谐。可以这么说,真正的解放思想,推动新的科学发展观,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真正使每个人都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和谐人。(周瑞金/文，据3月17日《南方日报》)
■ 中国的挑战来自于中国自身
中国的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主要来自于中国自身。中国环境和资源的现状对有13亿人口的中国的发展是严重的挑战。我认为，外部需求减少使得我们不可以过多依赖出口来带动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件好事。但是，方法必须得当，如果不是用市场化的方式适应经济发展规律去因势利导，而是采取不得当的方式的话，将会加重自身的困难。（吴晓灵/文，据3月17日《经济观察报》）
■ 新社会阶层需要政治成熟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中国新社会阶层人数大约为5000万，这个新社会阶层的概念比较宽泛，包括工商群体、依靠知识获得较高收入的新兴专业群体等。社会阶层确实有资格被纳入政治领域参政议政。但新社会阶层需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在政治论坛上，他们应当放下经营之事，以政治家的视野看待、讨论公共问题，推动法治、民主建设的进程。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尤其应当多关注民生，逐渐化解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惟在具备这样的政治成熟之后，新社会阶层才能够恰当地定位自己的政治角色，成为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的建设性力量。（据《中国新闻周刊》）
■ 中国股市没有进入熊市的理由
我国股市从2005年6月走出的这波牛市行情，是对我国股市长期背离实体经济的畸形状况进行的一次大修正，同时，也是我国经济20多年持续健康发展成果在股市上映射的结果。在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情况下，作为实体经济晴雨表的股市没有进入熊市的理由。大调整只会让投资者与监管者更加理性，同时，大调整也带来巨大投资机会。（褚洪波/文，据3月20日《上海证券报》）
■ 中国自己的问题更加危急
我们当前的股市大跌，基本不能怪到次级债上，我们应该说主要还是面对自己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我们的经济结构问题，比美国次级贷根子更深，危害也更大。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正是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换给老百姓，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这样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委托代理机制问题。和美国的问题相比，可怕的是，对上而不对下负责任的利益集团往往即使很清楚也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缺乏足够的意愿去解决它。这个问题逐渐爆发出来以后的影响会比美国次级贷严重得多。（陈志武/文，据中国经济网）
■ 我们为什么要赢得一场现代意义上的“概念战争”
当我们不得不按照“概念同化”的思路来与世界相处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在修订自己的过程中浪费机会，还会在他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中失去主动。实际上，每个人、每个国家的利益都建立在一种标准之上，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标准。缺少创造力并不可怕，毕竟培养一个创新型国家，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事情；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创造力缺失，却热衷于附和他国的话语体系，恍然不知建立在自身价值标准上的利益出现重大损失。如果没有一种能够产生创造力，进而赢得国际话语权的机制，那么我们同样无法在打造“文化软实力”这一个现实问题上更进一步。（周庆安/文，据环球网）
■ 中国已由“摸石头过河”进入到“造大桥过河”
有关“思想解放”问题，在最近已引发很多讨论。30年前邓小平首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标；接着1992年又有再次解放思想的高潮。因此当今的思想解放是一种历史的新延续和新定位。不过“思想解放”既是政治上的“道德命令”，同时也是具历史特殊性的“改革概念”。30年开放，中国已由“摸着石头过河”进入到“造大桥过河”阶段。这是个重大的改革工程，它需全中国人一起来热心参与。这次两会起了头，后续的路有待更努力的走。（据香港《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