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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是“逃离北上广”，他们没有移民海外，也没有到二三线城市去，而是选择来到一个中国村庄，过着半隐居且自己真正能够“主宰”的生活，只为精神上更富足或与孩子相处时间更多。
一年前，当看到阳光穿透云层，如同聚光灯一般打在海面上时，丁磊的内心掀起从未有过的波澜：就是这里了。
找地、签合同，一个星期内，丁磊完成了36年人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角色转换：从上海的一位高级白领变身为洱海边的一位新居民。
吸引丁磊的，是大理洱海边一个名叫双廊的村子。就在丁磊决定迁到此地前，这个面积不到8平方公里的小村庄，靠海的闲置土地几乎被“瓜分一空”。而租下这些土地的，无一例外都是像丁磊一样的外地人。
他们有的在此建客栈，有的在这里做一些小生意。就在中国精英们纷纷移民海外时，他们却选择了一种另类的方式：“归隐”山水间。
离开大都市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开始前所未有地轻松：离婚，辞职，卖房，“就像一件理所当然之事”。
在过去的十年间，丁磊顺风顺水，房地产做了八年，位至高管之列；后转做金融，公司正筹备上市。他的妻子是上海某知名房地产公司的副总。在外人眼中，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有房有车，有事业有圈子。
然而，光鲜外表下，痛苦只有自己知道。丁磊和妻子每天睡觉不到6个小时，手机不敢关，应酬不能拒。两人忙到连交流的时间都没有。由于是同行，生活和工作经常绞在一起。裂痕终于在2009年出现，两人闹到不可开交。
“生活中出现了反推力，要么反抗，要么妥协。”在过去的日子，丁磊通常采取的是妥协，因为这样“省时间”，但这一次，他突然发现，眼前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为什么要继续妥协？
人生遭遇黑暗，却找不到出口。丁磊的姐姐建议他去大理看看。就在几个月前，她刚到大理看望两位朋友——由上海迁居双廊的自由艺术家沈见华夫妇。
在上海时，沈的妻子秋秋在一家外企工作，压力巨大，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辗转多家医院，却找不到病症。有一次，秋秋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对台湾夫妇，因为孩子常年生病，四处求医，但始终不见好转，夫妻俩最后选择了放弃台北的生活，到乡村住了下来，一段时间后，孩子的病奇迹般好了。秋秋决定效仿。考察过几个地方后，他们最后选择了大理双廊，租了一处面朝洱海的院子，取名“白居”。
生活由此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他们不必穿着考究的服饰去上班，更不用在拥挤的地铁里用尽全力争取一个可以容纳双脚的位置。这里有的是阳光、海水，秋秋的身体渐有好转，而他们的女儿莺莺，也比任何时候都快乐。
丁磊的姐姐看到这一切后，回去如同“中毒”一般，不停地和丁磊念叨。
一个月后，丁磊也踏上了去大理的路。一住半个多月，每天四处走走，远眺对面的大理古城，他对比上海和双廊完全不同的生活，明白姐姐为何“中毒”。终于，对田园自由生活的向往战胜了一切，来不及返回上海处理“后事”，他就先在洱海边租了一个院子。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开始前所未有地轻松：离婚，辞职，卖房，“一切都好像理所当然”。
“抢占”渔村
其中有一个家庭，人都没来过大理，家当就直接打包过来了。快递公司电话问：东西到了放哪？答：先放你们仓库，等我来后找定住处了再来取。
最近几年来，丁磊的故事在双廊、丽江、香格里拉等任何一个宜居之地，俯拾皆是。故事各有不同，但情节却很相似：在大城市，他们大多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和收入，过得颇为体面，可以被称为“高级白领”或“金领”；但糟糕的交通、拥挤的住房、污浊的空气、不安全的食物、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们充满厌倦。之后，他们或是旅游，或看望朋友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处景色怡人之地，便留下不走了。
他们中的有些人，迁居的想法由来已久。来自北京的陈阵即是其一。早在几年前，他就厌倦了北京的生活，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栖息地。
还有一些人，则完全为了孩子而“移民”。来自上海的尹铁宏有一个6岁的儿子，从小在家学习，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小区里的议论也越来越多，“为啥不让孩子去学校呢？”“这样会不会耽误孩子的前途啊？”当小区里其他小孩都去上学后，儿子也愈发孤单。无奈中，尹铁宏在网上诉说自己的苦恼，没想到响应者众。他建了一个“在家上学”QQ群，短短三个月，群里就聚了五百多位家长。
深入讨论之后，大家提出，可以换个城市生活，让这些在家上学的孩子们都聚到一起，这样就不用担心孩子没有集体生活。半个月前，以尹为首的十多个家庭全部迁到了大理，而更多的家长，正在过来的路上。
其中有一个家庭，人都没来过大理，家当就直接打包过来了。快递公司电话问：东西到了放哪？答：先放你们仓库，等我来后找定住处了再来取。
丁磊和陈阵移居的双廊，最早不过是一个封闭的渔村。2000年左右，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在小岛的尽头，建了一栋房子。随后，画家赵青、《落叶归根》导演张扬等纷纷落户，从2009年开始，岛上开始热闹起来。
最早在双廊建客栈的是来自广州的建筑设计师林灿，这同样源于一次旅游的际遇。据双廊村村委会主任赵八旬介绍，短短的三年时间，双廊的客栈，已经建好和正在建的，超过了八十多家，而这些客栈店老板中，除了他自己，没有一个是本地人。
眼下，双廊就如同一个大工地，随处可见拔地而起的水泥立柱和铺路的小卡车。林灿刚进来时，一个院子的租金不过8000元/年，而今翻了十多倍，涨到了八九万。
新来者依然络绎不绝，他们的脚步，开始往周边的挖色、青山村扩展。在其中的一个村子，一位广东老板一口气拿下了七个望海的院子，而后，经不住朋友的“央求”，又将这些院子“分”了出去。
“是我们舍弃了北上广”
开的虽是咖啡馆，上的却是行政班：上午9点开门，下午5点就打烊，周日还休息。CICI说，这么早关门，是因为要回家给老公和孩子做饭，“最好的时光要留给家人”。
有人将这些“新移民”归为“逃離北上广”一族。“这么说也没错。”一年之后，在洱海边的客栈里，丁磊呷了一口普洱茶，慢悠悠地说，“不过，是我们舍弃了北上广，而不是北上广舍弃了我们。”
当然，相比到二三线城市安家的一群人，这些人大多事业有成，无论是资金还是人脉，都要更强大一些。
丁磊在决定移民时，就开始重新谋划自己的未来。他的第一兴趣仍然是做酒店，他给客栈取名“七间房”，即总共7间房，自己和家人住两间，剩下的对外营业。
从租地到建房，丁磊投入近300万，在他的构想中，以后要将之做成一个连锁品牌，专在类似于双廊这样的地方开店，为此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酒店管理公司。
像丁磊一样，以客栈为家，同时也以客栈养家者不在少数。而要在这样的地方建一个客栈，少说也要一二百万，城市里的普通工薪阶层显然难以承受。
不过，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并不因经济条件的好坏而有什么不同。新移民们也各有各的活法。
一对“80后”的恋人——阿成和巴团在双廊开了间甜品店，阿成曾是银行项目经理，巴团曾是中学教师。2011年7月他们双双辞职来了双廊。他们的甜品店更像是一门业余生意。顾客少的时候，两人就划着房东的船，在洱海上晒太阳。
来自广东的宋夏艳则在大理古城开了家蔬菜馆，专做素菜。三十多岁的宋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尹铁宏一样，为了教在家上学的女儿，一年前移居大理。现在，她的艺名——“蔬菜妈妈”比真名要知名得多。
同声传译高手CICI在大理洋人街上开了一家名为墨龙的咖啡馆，一次最多只能够装12个人——她开的虽是咖啡馆，但上的却是行政班：上午9点开门，下午5点就打烊，周日还休息。CICI说，这么早关门，是因为要回家给老公和孩子做饭，“最好的时光要留给家人”。
相比大中城市，大理的生活成本要低很多。沈见华曾算过一笔账，在上海，他们一家三口，一个月的开支在12000元，而到了大理，直接去掉了一个零。陈阵刚到双廊时，一天的生活费更是不超过25元。
“在大城市，我们是生存，到这里，是生活。”陈阵说，既然能够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赚钱就不再是目的。正因为如此，对这些外来户而言，租房还是买房，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件那么紧迫的事。几个月前，刚刚卖掉上海房子搬来大理的作家许崧，现在的选择就是租房。
还有一些人，则干脆将大城市中的住房出租，再在大理租了个新房，仅差价就够自己生活。
参观并融入别人的生活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这里回到最本质之处。
与“逃离北上广”话题相对应，坊间也曾有过关于“逃回北上广”的讨论。事实上对于大理和双廊村里的“新移民”而言，这一现象同样存在。对突然慢下来的生活，也有人在尝鲜之后开始不适应，转而又返回大城市的。
那些留下来的人对此见怪不怪，当地流行着一句话：这里不能选择什么人来，但能选择什么人留下来。“在城市里，别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咸和我全无关系，即使是好奇，出于礼貌和心防，也只可远远观望，”丁磊说，“但到了这里之后，我可以参观别人的生活，有着相似心路历程的移民们也很容易就成了朋友。”
现在的丁磊也和双廊村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事的时候，就在二楼平台上看云，看山，看洱海。他笑言，前三十年缺的觉，现在开始慢慢往回补。
事实上，因为有网络，丁磊并非与世隔绝，相反，他还是微博上的活跃分子。那些选择入住其客栈的客人，大多是在微博上同气相投的，连订房也可以在微博上私信完成。
陈阵则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办起教育来。他的妻子最初答应和他一起离开北京，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他解决儿子的上学问题。他们在北京住的是国际公寓，小区内都是外国小孩，放学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玩，而他的儿子上的是北京最好的小学之一，每天回家，却有做不完的作业。8岁时，儿子说，真想从窗户跳下去，夫妻俩吓了一大跳。自此之后，陈阵决定与传统教育决裂，让儿子在家上学。
到了大理，陈阵打算复制美国夏山学校的模式——孩子想学就学，想玩就玩，因材施教——创办一个私塾，一方面解决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也帮助那些移民家庭解决教育问题。陈阵将学堂选址在苍山半腰，面朝洱海，背靠树林，取名“苍山学堂”。现在，学堂已经有5名学生，4个老师。他计划再招收6名10岁以上的学生，从明年开始，环球游学。
最近，双廊的客栈老板们正准备联合起来，搞一个自导自演的话剧社，“都三四十岁的人了，很难想象吧？”巴图说，以前在学校怕丢人，在社会也怕丢人，到了这里，怕什么？“丢人也没人认识。”
“蔬菜妈妈”则正准备组织一个“共生社区”——将那些专门为孩子教育而移居大理的家庭联合起来，相互扶持，共同教育孩子等。
而与本地人之间，新移民们相处得也颇为融洽。沈见华不但收了老邻居的儿子做学生，而且正在做一个农民画社，将当地50-70多歲的老奶奶们组织到一起画画。同时正在和村里合办一份完全公益的乡村画报，记录双廊的生活。
新移民的到来，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着当地人的生活。一些渔民开始上岸，开饭馆、跑出租车，或者直接在客栈打工，收入来源比以前多了许多。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这里回到最本质之处。沧海一粟的店主林灿在广州时，整天忙于工地和图纸之间，虽然每天都可以看到女儿，却总是心不在焉。他忘了孩子是什么时候学会叫爸爸，什么时候长出第一颗牙。搬到大理之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女儿相处，有一天早上醒来，女儿问他：“洱海的水是从哪里来的？没有水之前是否可以在上面走路？第一条鱼又是怎么来的？”
“这真是我最惬意最幸福的时刻。”他在博客中写道。
责任编辑：左家琦
一年前，当看到阳光穿透云层，如同聚光灯一般打在海面上时，丁磊的内心掀起从未有过的波澜：就是这里了。
找地、签合同，一个星期内，丁磊完成了36年人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角色转换：从上海的一位高级白领变身为洱海边的一位新居民。
吸引丁磊的，是大理洱海边一个名叫双廊的村子。就在丁磊决定迁到此地前，这个面积不到8平方公里的小村庄，靠海的闲置土地几乎被“瓜分一空”。而租下这些土地的，无一例外都是像丁磊一样的外地人。
他们有的在此建客栈，有的在这里做一些小生意。就在中国精英们纷纷移民海外时，他们却选择了一种另类的方式：“归隐”山水间。
离开大都市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开始前所未有地轻松：离婚，辞职，卖房，“就像一件理所当然之事”。
在过去的十年间，丁磊顺风顺水，房地产做了八年，位至高管之列；后转做金融，公司正筹备上市。他的妻子是上海某知名房地产公司的副总。在外人眼中，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有房有车，有事业有圈子。
然而，光鲜外表下，痛苦只有自己知道。丁磊和妻子每天睡觉不到6个小时，手机不敢关，应酬不能拒。两人忙到连交流的时间都没有。由于是同行，生活和工作经常绞在一起。裂痕终于在2009年出现，两人闹到不可开交。
“生活中出现了反推力，要么反抗，要么妥协。”在过去的日子，丁磊通常采取的是妥协，因为这样“省时间”，但这一次，他突然发现，眼前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为什么要继续妥协？
人生遭遇黑暗，却找不到出口。丁磊的姐姐建议他去大理看看。就在几个月前，她刚到大理看望两位朋友——由上海迁居双廊的自由艺术家沈见华夫妇。
在上海时，沈的妻子秋秋在一家外企工作，压力巨大，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辗转多家医院，却找不到病症。有一次，秋秋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对台湾夫妇，因为孩子常年生病，四处求医，但始终不见好转，夫妻俩最后选择了放弃台北的生活，到乡村住了下来，一段时间后，孩子的病奇迹般好了。秋秋决定效仿。考察过几个地方后，他们最后选择了大理双廊，租了一处面朝洱海的院子，取名“白居”。
生活由此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他们不必穿着考究的服饰去上班，更不用在拥挤的地铁里用尽全力争取一个可以容纳双脚的位置。这里有的是阳光、海水，秋秋的身体渐有好转，而他们的女儿莺莺，也比任何时候都快乐。
丁磊的姐姐看到这一切后，回去如同“中毒”一般，不停地和丁磊念叨。
一个月后，丁磊也踏上了去大理的路。一住半个多月，每天四处走走，远眺对面的大理古城，他对比上海和双廊完全不同的生活，明白姐姐为何“中毒”。终于，对田园自由生活的向往战胜了一切，来不及返回上海处理“后事”，他就先在洱海边租了一个院子。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开始前所未有地轻松：离婚，辞职，卖房，“一切都好像理所当然”。
“抢占”渔村
其中有一个家庭，人都没来过大理，家当就直接打包过来了。快递公司电话问：东西到了放哪？答：先放你们仓库，等我来后找定住处了再来取。
最近几年来，丁磊的故事在双廊、丽江、香格里拉等任何一个宜居之地，俯拾皆是。故事各有不同，但情节却很相似：在大城市，他们大多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和收入，过得颇为体面，可以被称为“高级白领”或“金领”；但糟糕的交通、拥挤的住房、污浊的空气、不安全的食物、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们充满厌倦。之后，他们或是旅游，或看望朋友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处景色怡人之地，便留下不走了。
他们中的有些人，迁居的想法由来已久。来自北京的陈阵即是其一。早在几年前，他就厌倦了北京的生活，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栖息地。
还有一些人，则完全为了孩子而“移民”。来自上海的尹铁宏有一个6岁的儿子，从小在家学习，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小区里的议论也越来越多，“为啥不让孩子去学校呢？”“这样会不会耽误孩子的前途啊？”当小区里其他小孩都去上学后，儿子也愈发孤单。无奈中，尹铁宏在网上诉说自己的苦恼，没想到响应者众。他建了一个“在家上学”QQ群，短短三个月，群里就聚了五百多位家长。
深入讨论之后，大家提出，可以换个城市生活，让这些在家上学的孩子们都聚到一起，这样就不用担心孩子没有集体生活。半个月前，以尹为首的十多个家庭全部迁到了大理，而更多的家长，正在过来的路上。
其中有一个家庭，人都没来过大理，家当就直接打包过来了。快递公司电话问：东西到了放哪？答：先放你们仓库，等我来后找定住处了再来取。
丁磊和陈阵移居的双廊，最早不过是一个封闭的渔村。2000年左右，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在小岛的尽头，建了一栋房子。随后，画家赵青、《落叶归根》导演张扬等纷纷落户，从2009年开始，岛上开始热闹起来。
最早在双廊建客栈的是来自广州的建筑设计师林灿，这同样源于一次旅游的际遇。据双廊村村委会主任赵八旬介绍，短短的三年时间，双廊的客栈，已经建好和正在建的，超过了八十多家，而这些客栈店老板中，除了他自己，没有一个是本地人。
眼下，双廊就如同一个大工地，随处可见拔地而起的水泥立柱和铺路的小卡车。林灿刚进来时，一个院子的租金不过8000元/年，而今翻了十多倍，涨到了八九万。
新来者依然络绎不绝，他们的脚步，开始往周边的挖色、青山村扩展。在其中的一个村子，一位广东老板一口气拿下了七个望海的院子，而后，经不住朋友的“央求”，又将这些院子“分”了出去。
“是我们舍弃了北上广”
开的虽是咖啡馆，上的却是行政班：上午9点开门，下午5点就打烊，周日还休息。CICI说，这么早关门，是因为要回家给老公和孩子做饭，“最好的时光要留给家人”。
有人将这些“新移民”归为“逃離北上广”一族。“这么说也没错。”一年之后，在洱海边的客栈里，丁磊呷了一口普洱茶，慢悠悠地说，“不过，是我们舍弃了北上广，而不是北上广舍弃了我们。”
当然，相比到二三线城市安家的一群人，这些人大多事业有成，无论是资金还是人脉，都要更强大一些。
丁磊在决定移民时，就开始重新谋划自己的未来。他的第一兴趣仍然是做酒店，他给客栈取名“七间房”，即总共7间房，自己和家人住两间，剩下的对外营业。
从租地到建房，丁磊投入近300万，在他的构想中，以后要将之做成一个连锁品牌，专在类似于双廊这样的地方开店，为此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酒店管理公司。
像丁磊一样，以客栈为家，同时也以客栈养家者不在少数。而要在这样的地方建一个客栈，少说也要一二百万，城市里的普通工薪阶层显然难以承受。
不过，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并不因经济条件的好坏而有什么不同。新移民们也各有各的活法。
一对“80后”的恋人——阿成和巴团在双廊开了间甜品店，阿成曾是银行项目经理，巴团曾是中学教师。2011年7月他们双双辞职来了双廊。他们的甜品店更像是一门业余生意。顾客少的时候，两人就划着房东的船，在洱海上晒太阳。
来自广东的宋夏艳则在大理古城开了家蔬菜馆，专做素菜。三十多岁的宋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尹铁宏一样，为了教在家上学的女儿，一年前移居大理。现在，她的艺名——“蔬菜妈妈”比真名要知名得多。
同声传译高手CICI在大理洋人街上开了一家名为墨龙的咖啡馆，一次最多只能够装12个人——她开的虽是咖啡馆，但上的却是行政班：上午9点开门，下午5点就打烊，周日还休息。CICI说，这么早关门，是因为要回家给老公和孩子做饭，“最好的时光要留给家人”。
相比大中城市，大理的生活成本要低很多。沈见华曾算过一笔账，在上海，他们一家三口，一个月的开支在12000元，而到了大理，直接去掉了一个零。陈阵刚到双廊时，一天的生活费更是不超过25元。
“在大城市，我们是生存，到这里，是生活。”陈阵说，既然能够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赚钱就不再是目的。正因为如此，对这些外来户而言，租房还是买房，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件那么紧迫的事。几个月前，刚刚卖掉上海房子搬来大理的作家许崧，现在的选择就是租房。
还有一些人，则干脆将大城市中的住房出租，再在大理租了个新房，仅差价就够自己生活。
参观并融入别人的生活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这里回到最本质之处。
与“逃离北上广”话题相对应，坊间也曾有过关于“逃回北上广”的讨论。事实上对于大理和双廊村里的“新移民”而言，这一现象同样存在。对突然慢下来的生活，也有人在尝鲜之后开始不适应，转而又返回大城市的。
那些留下来的人对此见怪不怪，当地流行着一句话：这里不能选择什么人来，但能选择什么人留下来。“在城市里，别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咸和我全无关系，即使是好奇，出于礼貌和心防，也只可远远观望，”丁磊说，“但到了这里之后，我可以参观别人的生活，有着相似心路历程的移民们也很容易就成了朋友。”
现在的丁磊也和双廊村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事的时候，就在二楼平台上看云，看山，看洱海。他笑言，前三十年缺的觉，现在开始慢慢往回补。
事实上，因为有网络，丁磊并非与世隔绝，相反，他还是微博上的活跃分子。那些选择入住其客栈的客人，大多是在微博上同气相投的，连订房也可以在微博上私信完成。
陈阵则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办起教育来。他的妻子最初答应和他一起离开北京，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他解决儿子的上学问题。他们在北京住的是国际公寓，小区内都是外国小孩，放学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玩，而他的儿子上的是北京最好的小学之一，每天回家，却有做不完的作业。8岁时，儿子说，真想从窗户跳下去，夫妻俩吓了一大跳。自此之后，陈阵决定与传统教育决裂，让儿子在家上学。
到了大理，陈阵打算复制美国夏山学校的模式——孩子想学就学，想玩就玩，因材施教——创办一个私塾，一方面解决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也帮助那些移民家庭解决教育问题。陈阵将学堂选址在苍山半腰，面朝洱海，背靠树林，取名“苍山学堂”。现在，学堂已经有5名学生，4个老师。他计划再招收6名10岁以上的学生，从明年开始，环球游学。
最近，双廊的客栈老板们正准备联合起来，搞一个自导自演的话剧社，“都三四十岁的人了，很难想象吧？”巴图说，以前在学校怕丢人，在社会也怕丢人，到了这里，怕什么？“丢人也没人认识。”
“蔬菜妈妈”则正准备组织一个“共生社区”——将那些专门为孩子教育而移居大理的家庭联合起来，相互扶持，共同教育孩子等。
而与本地人之间，新移民们相处得也颇为融洽。沈见华不但收了老邻居的儿子做学生，而且正在做一个农民画社，将当地50-70多歲的老奶奶们组织到一起画画。同时正在和村里合办一份完全公益的乡村画报，记录双廊的生活。
新移民的到来，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着当地人的生活。一些渔民开始上岸，开饭馆、跑出租车，或者直接在客栈打工，收入来源比以前多了许多。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这里回到最本质之处。沧海一粟的店主林灿在广州时，整天忙于工地和图纸之间，虽然每天都可以看到女儿，却总是心不在焉。他忘了孩子是什么时候学会叫爸爸，什么时候长出第一颗牙。搬到大理之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女儿相处，有一天早上醒来，女儿问他：“洱海的水是从哪里来的？没有水之前是否可以在上面走路？第一条鱼又是怎么来的？”
“这真是我最惬意最幸福的时刻。”他在博客中写道。
责任编辑：左家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