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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7年在云南大理召开了“跨越边界与范式”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上的讨论与发言由彭文斌主编成《人类学的西南田野与文本实践：海内外学者访谈录》，2009年在民族出版社出版。如今回首并评论，就具有历史研究的意义。访谈的重点涉及什么是“西南”、当前研究与既有研究的关系、将来的走向；西南研究中的若干旨趣比如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比如历史学的关系、本土经验与世界性理论的关系、对流动的探讨等。各家相当自由的拓展各有不同，亦不完全局限于西南：它们体现本书主编情有独钟的对话结构和多元发声观念。
[关键词]人类学；西南研究；跨越边界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3-0086-04
作者简介：陈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藏学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讲师，南亚与中国藏区“985”创新基地研究人员。四川 成都 610064
彭文斌主编《人类学的西南田野与文本实践：海内外学者访谈录》2009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书访谈的初衷是配合2007年在云南大理召开的“跨越边界与范式”国际学术研讨会，访谈中诸家对会议上的讨论与发言也多有引用或涉及；如今回首并谬评，就具有历史研究的意义。
作为一个没能与会、涉略西南研究并不多的读者，在粗读和初读这本访谈集之后，我深感书评之难，权且以“读”来遮掩我之心虚吧。掩卷之余，我有一个直截了当的感受：诸家在访谈中对自己的研究历程娓娓道来，带着对人生和学术的独特领悟，叙述流畅清晰，读起来宛如进入一个心路的世界，引人入胜，并能激发学者进一步探索的兴趣。
本文仅以笔者感觉有趣的诸点，加以阐述。访谈的重点涉及什么是“西南”、当前研究与既有研究的关系、将来的走向；西南研究中的若干旨趣比如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比如历史学的关系、本土经验与世界性理论的关系、对流动的探讨等。各家相当自由的拓展各有不同，亦不完全局限于西南：它们体现本书主编情有独钟的对话结构（dialogue mode）和多元发声（polyphonic voices，）[1]（P.3-4、21）观念。
本访谈录有两种风格，一种是对话式的，采访者和受访者都具相当的水准；一种是请教式的，由学力不等者共同呈现，率皆为多人采访一人。就阅读感受而言，对话式访谈更易让人沉湎于互诘式推进讨论之中，而请教式访谈内容读来则时有打断之感，尽管主导提问者会将问题深入推进。这两种风格并存于一编之内，让读者有许多参照的空间，譬如埃里邦一人对列维斯特劳斯和杜梅齐尔等人的单独采访录，以及国内曾一时兴盛的散打式采访等可资形成比照的样式。与此二元参照图式雷同的是，本书中受访者的学历并非一定高于采访者，尽管采访有固定的提纲，然而中外及各家学术脉络不同，且诸次访谈并置，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互相映照（cross-index）效果，一如格尔茨所说：有一个由访谈所形成的群体，它是开放性和包容性的；[2]（P.250-256）这个采访是一个社会性行动，不仅造就西南研究学术场域，而且塑造年轻的学人，这或许是该次访谈发动者采用在读的年轻学子作为访问者的原因。十三名受访者和数十名采访者可以简单分成中外两部分和老中（四十至六十岁之间）青三代。唯一的边界就是各家在书中着力打造和探讨的“西南”，而它也不是限定的。
一、什么是“西南”
什么是“西南”？这是诸家大多从未专门探讨，而本书集中型塑的概念，也是最有必要的概念。按李绍明先生的理解，它是大西南，是大陆民国时期型塑的概念，甘肃和青海以南，除云贵川藏外，还包括广西、广东、湖南等。而1981年在昆明成立的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所包括的范围缩小为滇、川、黔、桂、藏五省（区），[3]后来又进一步加入北京、湘西、鄂西和重庆等地的西南研究者[1]（P.41-42）。在王建民看来，从民国十六年以降，西南的空间范围就变动不居，是一个动的概念[1]（P.153）。这个历史的视角为进一步塑造西南研究模式提供有益的启迪。苏堂栋同意流动的西南概念，同时与乐钢都看到一个残酷的学术事实：一些学术机构要生存而不得不研究西南[1]（P.127、257）。那培思同样对“划定”“西南”有忧虑：西南若不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将不会有大的理论贡献。[1]（P.216、222）墨磊宁看到云南在历史上早已是很国际性的地方；[1]（P.227）乐钢早年在青海有过当兵的经历和文学方面的创作，他的西南观就和西北观有比照和联系。[1]（P.257）稍后曾前往不列颠研究其民族-国家模式的徐新建，看到西南与西北、华南和内蒙古等同价，是一个可以被置换的符号，处在中心与边缘或地方与国家这个研究范式中。[1]（P.292）翁乃群眼中的西南是一个文化多元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文化具有流动性和整体性，仅仅从中央-地方关系来看是不够的。[1]（P.199、204）与李绍明[1]（P.42）等学人一样，王铭铭最近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将西南和东南学术圈衔接起来，并在一种海洋-山地-走廊的结构性视角中展开，并进一步拓展，使它成为一个通道或窗口，分别连接东南亚/南亚和中国内地/中原/东南。[4]这就给读者一种从中华民族-国家行政框架走向天下式的贯通的感觉。
二、为何进入西南研究
诸氏为何进入西南研究？各家理由不同，但中外之别则最明显。郝瑞是从台湾汉人社会研究转到西南彝族研究并以族群探讨为重大贡献的；王富文是从泰国跨越边际（trans-border），[1]（P.63），沿着“蒙”人迁徙路线逆溯，走到四川珙县，寻找原生的“蒙”人。墨磊宁是从国际关系转向历史学并考察新中国的民族识别，那培思是因为和少英之劝而前往云南旅行，并由此而沉迷于大理研究。苏堂栋则是要了解军阀主义的起源而涉足滇军研究，进而拓展到更大的区域的。他们为什么会进入西南，不能在中国西南寻找原因，而要到西方学术阵营和社会内部去探究。类似的，海外学者在这里思考西南，最易让人想当然的是认为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危险和机遇正在这个节点上。他们之所以问那些问题，是和各自的文化背景、学术传统和政治分不开。比如苏堂栋（Donald S. Sutton）会想起罗宾汉，[1]（P.130）王富文（Nicholas Tapp）直言不讳自己的英国背景[1]（P.82），墨磊宁（Thomas Mullaney）则为自己的多语背景而自豪[1]（P.241）。那培思（Beth Notar）[1]（P.220）、郝瑞（Stevan Harrell）[1]（P.14）难道没有吗？ 中国的学者则强调自身的学术脉络。李绍明筹建的西南民族学会、王明珂关于华夏边缘与羌人的历史人类学思考、彭兆荣带着法语区经历“以人类学为核心和轴心”的“周旋”[1]（P.175）、翁乃群的西南田野实践与反思、徐新建力推的西南研究学派[1]（P.294）等，都离不开中国/本土的学术背景和中国民族-国家的关怀。进一步说，王建民带着学科史困惑、反思与创新，从历史学的角度确定出中国功能学派、中国文化学派和中国历史学派，进而梳理出西南研究脉络，其实是想“改一下”1950年代以后形成的新学术传统[1]（P.157），也看到华西学派在西南研究上的贡献[1]（P.152）。张建世从中山大学经受美式人类学分科体系的训练，经历从龙舟研究开始，将西南与东南连接起来，在藏族亲属制度研究以后，又回到物的跨域研究这三段；他注意到技术层面上工艺的流动性和象征意义上的非流动性，而传统工艺的承续离不开社会性的因素。[1]（P.277、281）有的中国学者研究西南，多半是身处西南区之中。如彭兆荣对西南的情结，首先不是学问上的，而是来自个人的贵州经历[1]（P.166），并进而形成一个学术圈子[1]（P.168），尽管身处东南居学术机构的要职，还是会习惯性地选择西南来写作[1]（P.177）。乐钢的家乡在贵阳，他近些年在西南周边围绕藏区的行与聊，[1]（P.262）似乎显示出他作为中国人却身处美利坚并担任学系主任的复合性身份与经历。
中外诸家如何基于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王明珂[1]（P.102、108）与墨磊宁[1]（243）强调的知识的社会背景，而在西南研究中展开研究和进行无言的对话呢？为更好地把握西南研究，我们极有必要研究西南研究史和研究者的文化，把他们的研究视为一个场域，这里西南研究本身可能成为一条通道，它一方面将我们从中国研究的视野首先转移到更广阔的西南地理空间，其次转向王铭铭所说的中国人类学的外圈，另一方面将我们拉向辽远的历史时空，进而在同时在历时的、共时的（等级性）上下和（平行性）左右关系中审视西南和西南研究。将这些维度综合起来，可能会提出一些另类的西南理论或历史模式。
三、本土经验与世界性理论的关系
在对待既有的中外理论上，对诸家人类学的西南研究可以区别出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涉足中外/外中双方的理论或看法，并在探索中对双方讲话，第二种仅仅针对西方说话，第三种用西方理论来规范中国现实。王富文和苏堂栋大致属于第二种，而第三种则或多或少涉及第一种态度中的许多因素，不过稍弱一些罢了：所以这个分类只是概略性的，无法全面包纳。无论如何，我们若明白他们的心路指向不同，这个分类就达到目的。它们各有生存之道：郝瑞力主中西平等合作、对话与共同探讨，并为此而长期倾注心血和努力，为此而欣喜。[1]（P.26、36）他既受西方人类学理论深刻的影响，也受到中国学人的指教，尤其他对族群历史的关注[1]（P.11、13）；他经历多次学术思路的灵活转换，但依旧留在彝学研究领域里，并成为“国际彝学的创造者”[1]（P.11），可算是中美学术型塑出的沟通性中介。与他类似，那培思关于“地方制造”的认同理论就受到王叔武的影响[1]（P.212）。王明珂基于长期在史语所的经历，自做硕士论文时起，就对中国古史研究颇有想法，在美就读期间，深受西方族群研究、游牧人类学、历史记忆和社会史理论等的影响，所以一方面他想对中国古史族群研究提出看法[1]（P.101），一方面又对西方理论表示不同意见[1]（P.98）。
在墨磊宁看来，突破研究局限在于对两种历史的广泛而深刻的把握：对所研究的东西的历史和自己所持学科的关键性概念的历史过程[1]（P.234）的把握。在徐新建看来，拓展西南研究有两个路径：学术史和学理逻辑[1]（P.305）。我承认这是有潜力的方向，至于境界的高下、从什么理路入手则又当别论。
中国学术如何对世界学术有所贡献？中国人类学是否应如徐新建所倡导的“一定要在空间上把中国看成人类的一个部分和世界的一个区域”，或许他的初衷是针对人类学在中国的民族学化和社会学化[1]（P.298）而有其理由，设若从人类学象征体系论和中国文明的天下观念来看，或许还有更广阔的视野等待引入。郝瑞谈到诺苏的习俗变成彝族文化与彝族学者提出的“世界文明，中国为先；中国文明，彝族为先”口号[1]（P.29、35），以及王富文提到的花苗故事之成为整个苗族的故事[1]（P.86），它们都提示或隐喻中国人类学的最高境界之所在。①
彭文斌在与徐新建的对谈中提及文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不确定关系[1]（P.305），在本集中学者们对文学人类学的西南研究较少给予关注，尽管乐钢、彭兆荣、徐新建、王富文和彭文斌都有文学的背景，而他们都没有专门谈论或建构西南研究中的文学人类学，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和遗憾。对于历史人类学，本书有较丰富的探讨。我看到有三种关于“历史人类学”的观点：墨磊宁描述1954年参加民族识别的学者当时的故事，考察他们的结论和当时生活的关系，借以揭示社会科学知识制造的过程。他把这称为历史人类学。[1]（P.243）苏堂栋从云南军阀研究开始，转向社会史，一直在自学人类学理论，但却谦逊地将自己界定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两学科之间，以艰难的学科中间域来造就一种研究的动力。[1]（P.131）王明珂基于扎实的理论功底，在系列研究中较好地融合历史学和人类学。他认为历史人类学是处理两个关系：过去怎么造成现在，现在怎么想象过去；“关心社会、文化和历史之关系，或社会、文化结构与事件的关系”。[1]（P.107）
基于个人的爱好，我觉得这三种看法有进一步申发的前景。墨磊宁的历史人类学观尽管有后现代的色彩，但更接近孟汉的知识社会学路径；[5]苏堂栋的看法相当接近格尔茨的历史人类学观。在格尔茨看来，当代人类学的希望之一在于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术传统的相会有着自身的结构，管它是不是共谋。最后，对‘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二元构件中的那个‘和’字加以深刻的理解，可能有所进展。关注那些连接词吧，那些名词会自我关注的。”[2]（P.133）王明珂则是对古礼夫观点[6]的中国整合，有一种辩证的视角：“历史叙事文化结构规范文本叙事，但它又受文本叙事的模塑、修饰”[7]②。 关于中外之别，让人体会最深的是海外学者的学术性和探寻真知（reality 和authenticity）的味道浓，而国内的学者大多要关注现实，关注现实与应用；而他们之所以要关注，部分因于国人的追问：“你学的那个东西有什么用？”而学理上的依据则是受到包括上述人在内的海外学者的影响。西方一直是我们重要的参照。假设最终我们放弃思考，成为行动者，而蓝图都在西方编制好了，那与本编强调中国学术如何对世界有所贡献这一初衷对照看，颇具反差。如彭文斌所分析的，这个关怀可能具有时代的原因[1]（P.296）。不言而喻的是，学者分心于现实，分身前去从事应用，势必在学者群体的总体意义上减弱学术探讨的氛围和深度。其实，本书未予关注国外亦有专门关注现实、从事应用研究的，似乎相关学人更应和他们交流而能相得益彰：在本集中便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忽略书中的诸多重要议题，譬如西南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人类学田野工作与理论探讨的关系，跨文化比较，经验派、理论派和史料派人类学，以及共主现象等，都值得进一步探讨。那么，基于上述议题，本书是不是型塑出一个兼容并包、开放的西南研究学派呢？我宁愿将本书放入一个西南研究群体之聚散离合的过程中：一方面肯定它现在的意义，另一方面则保留将来的希望。
最后，表达一下笔者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中外学者屡次提及并加以推崇的西南研究者雅克·勒穆瓦纳、戴玛瑙（Norma Diamond）、李瑞福（Ralph Litzinger）、尤其路易莎·谢恩（Louisa Schein）和张兆和，如果能将对他们的采访放进来，定会增色不少。
这次采访有三名发动者——王铭铭、杨正文与彭文斌，他们的西南研究都颇有称道之处，而他们都没有出现在受访者之中，颇感遗憾。
注释：
①如参以王铭铭最近对中国人类学的世界观和三圈说的论述，将更引人入胜。他认为，中国即是世界。这个两极对比，权且定为徐-王两极论。这两个不同的中国人类学前景将为世人所关注。鉴于本书的内容与本文主旨，此处不申论。
②王铭铭对历史人类学的看法和王明珂有诸多接近之处，而他提出社会的三种历史类型则颇富启发。见王铭铭，“我所了解的历史人类学”，《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2期。
参考文献：
[1] 彭文斌.人类学的西南田野与文本实践：海内外学者访谈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 Geertz， Clifford， Available Light，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ical Topics.[M] Princi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50-256.
[3]李绍明.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242-246.
[4]王铭铭.中间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5]李安宅译.孟汉论知识社会学[J].社会学界，1938（第十卷）.
[6] P.H.Gulliver， Approaching the Pas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7]王铭铭.我所了解的历史人类学[J].西北民族研究，2007（2）.
责任编辑：许巧云
[关键词]人类学；西南研究；跨越边界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3-0086-04
作者简介：陈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藏学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讲师，南亚与中国藏区“985”创新基地研究人员。四川 成都 610064
彭文斌主编《人类学的西南田野与文本实践：海内外学者访谈录》2009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书访谈的初衷是配合2007年在云南大理召开的“跨越边界与范式”国际学术研讨会，访谈中诸家对会议上的讨论与发言也多有引用或涉及；如今回首并谬评，就具有历史研究的意义。
作为一个没能与会、涉略西南研究并不多的读者，在粗读和初读这本访谈集之后，我深感书评之难，权且以“读”来遮掩我之心虚吧。掩卷之余，我有一个直截了当的感受：诸家在访谈中对自己的研究历程娓娓道来，带着对人生和学术的独特领悟，叙述流畅清晰，读起来宛如进入一个心路的世界，引人入胜，并能激发学者进一步探索的兴趣。
本文仅以笔者感觉有趣的诸点，加以阐述。访谈的重点涉及什么是“西南”、当前研究与既有研究的关系、将来的走向；西南研究中的若干旨趣比如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比如历史学的关系、本土经验与世界性理论的关系、对流动的探讨等。各家相当自由的拓展各有不同，亦不完全局限于西南：它们体现本书主编情有独钟的对话结构（dialogue mode）和多元发声（polyphonic voices，）[1]（P.3-4、21）观念。
本访谈录有两种风格，一种是对话式的，采访者和受访者都具相当的水准；一种是请教式的，由学力不等者共同呈现，率皆为多人采访一人。就阅读感受而言，对话式访谈更易让人沉湎于互诘式推进讨论之中，而请教式访谈内容读来则时有打断之感，尽管主导提问者会将问题深入推进。这两种风格并存于一编之内，让读者有许多参照的空间，譬如埃里邦一人对列维斯特劳斯和杜梅齐尔等人的单独采访录，以及国内曾一时兴盛的散打式采访等可资形成比照的样式。与此二元参照图式雷同的是，本书中受访者的学历并非一定高于采访者，尽管采访有固定的提纲，然而中外及各家学术脉络不同，且诸次访谈并置，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互相映照（cross-index）效果，一如格尔茨所说：有一个由访谈所形成的群体，它是开放性和包容性的；[2]（P.250-256）这个采访是一个社会性行动，不仅造就西南研究学术场域，而且塑造年轻的学人，这或许是该次访谈发动者采用在读的年轻学子作为访问者的原因。十三名受访者和数十名采访者可以简单分成中外两部分和老中（四十至六十岁之间）青三代。唯一的边界就是各家在书中着力打造和探讨的“西南”，而它也不是限定的。
一、什么是“西南”
什么是“西南”？这是诸家大多从未专门探讨，而本书集中型塑的概念，也是最有必要的概念。按李绍明先生的理解，它是大西南，是大陆民国时期型塑的概念，甘肃和青海以南，除云贵川藏外，还包括广西、广东、湖南等。而1981年在昆明成立的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所包括的范围缩小为滇、川、黔、桂、藏五省（区），[3]后来又进一步加入北京、湘西、鄂西和重庆等地的西南研究者[1]（P.41-42）。在王建民看来，从民国十六年以降，西南的空间范围就变动不居，是一个动的概念[1]（P.153）。这个历史的视角为进一步塑造西南研究模式提供有益的启迪。苏堂栋同意流动的西南概念，同时与乐钢都看到一个残酷的学术事实：一些学术机构要生存而不得不研究西南[1]（P.127、257）。那培思同样对“划定”“西南”有忧虑：西南若不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将不会有大的理论贡献。[1]（P.216、222）墨磊宁看到云南在历史上早已是很国际性的地方；[1]（P.227）乐钢早年在青海有过当兵的经历和文学方面的创作，他的西南观就和西北观有比照和联系。[1]（P.257）稍后曾前往不列颠研究其民族-国家模式的徐新建，看到西南与西北、华南和内蒙古等同价，是一个可以被置换的符号，处在中心与边缘或地方与国家这个研究范式中。[1]（P.292）翁乃群眼中的西南是一个文化多元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文化具有流动性和整体性，仅仅从中央-地方关系来看是不够的。[1]（P.199、204）与李绍明[1]（P.42）等学人一样，王铭铭最近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将西南和东南学术圈衔接起来，并在一种海洋-山地-走廊的结构性视角中展开，并进一步拓展，使它成为一个通道或窗口，分别连接东南亚/南亚和中国内地/中原/东南。[4]这就给读者一种从中华民族-国家行政框架走向天下式的贯通的感觉。
二、为何进入西南研究
诸氏为何进入西南研究？各家理由不同，但中外之别则最明显。郝瑞是从台湾汉人社会研究转到西南彝族研究并以族群探讨为重大贡献的；王富文是从泰国跨越边际（trans-border），[1]（P.63），沿着“蒙”人迁徙路线逆溯，走到四川珙县，寻找原生的“蒙”人。墨磊宁是从国际关系转向历史学并考察新中国的民族识别，那培思是因为和少英之劝而前往云南旅行，并由此而沉迷于大理研究。苏堂栋则是要了解军阀主义的起源而涉足滇军研究，进而拓展到更大的区域的。他们为什么会进入西南，不能在中国西南寻找原因，而要到西方学术阵营和社会内部去探究。类似的，海外学者在这里思考西南，最易让人想当然的是认为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危险和机遇正在这个节点上。他们之所以问那些问题，是和各自的文化背景、学术传统和政治分不开。比如苏堂栋（Donald S. Sutton）会想起罗宾汉，[1]（P.130）王富文（Nicholas Tapp）直言不讳自己的英国背景[1]（P.82），墨磊宁（Thomas Mullaney）则为自己的多语背景而自豪[1]（P.241）。那培思（Beth Notar）[1]（P.220）、郝瑞（Stevan Harrell）[1]（P.14）难道没有吗？ 中国的学者则强调自身的学术脉络。李绍明筹建的西南民族学会、王明珂关于华夏边缘与羌人的历史人类学思考、彭兆荣带着法语区经历“以人类学为核心和轴心”的“周旋”[1]（P.175）、翁乃群的西南田野实践与反思、徐新建力推的西南研究学派[1]（P.294）等，都离不开中国/本土的学术背景和中国民族-国家的关怀。进一步说，王建民带着学科史困惑、反思与创新，从历史学的角度确定出中国功能学派、中国文化学派和中国历史学派，进而梳理出西南研究脉络，其实是想“改一下”1950年代以后形成的新学术传统[1]（P.157），也看到华西学派在西南研究上的贡献[1]（P.152）。张建世从中山大学经受美式人类学分科体系的训练，经历从龙舟研究开始，将西南与东南连接起来，在藏族亲属制度研究以后，又回到物的跨域研究这三段；他注意到技术层面上工艺的流动性和象征意义上的非流动性，而传统工艺的承续离不开社会性的因素。[1]（P.277、281）有的中国学者研究西南，多半是身处西南区之中。如彭兆荣对西南的情结，首先不是学问上的，而是来自个人的贵州经历[1]（P.166），并进而形成一个学术圈子[1]（P.168），尽管身处东南居学术机构的要职，还是会习惯性地选择西南来写作[1]（P.177）。乐钢的家乡在贵阳，他近些年在西南周边围绕藏区的行与聊，[1]（P.262）似乎显示出他作为中国人却身处美利坚并担任学系主任的复合性身份与经历。
中外诸家如何基于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王明珂[1]（P.102、108）与墨磊宁[1]（243）强调的知识的社会背景，而在西南研究中展开研究和进行无言的对话呢？为更好地把握西南研究，我们极有必要研究西南研究史和研究者的文化，把他们的研究视为一个场域，这里西南研究本身可能成为一条通道，它一方面将我们从中国研究的视野首先转移到更广阔的西南地理空间，其次转向王铭铭所说的中国人类学的外圈，另一方面将我们拉向辽远的历史时空，进而在同时在历时的、共时的（等级性）上下和（平行性）左右关系中审视西南和西南研究。将这些维度综合起来，可能会提出一些另类的西南理论或历史模式。
三、本土经验与世界性理论的关系
在对待既有的中外理论上，对诸家人类学的西南研究可以区别出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涉足中外/外中双方的理论或看法，并在探索中对双方讲话，第二种仅仅针对西方说话，第三种用西方理论来规范中国现实。王富文和苏堂栋大致属于第二种，而第三种则或多或少涉及第一种态度中的许多因素，不过稍弱一些罢了：所以这个分类只是概略性的，无法全面包纳。无论如何，我们若明白他们的心路指向不同，这个分类就达到目的。它们各有生存之道：郝瑞力主中西平等合作、对话与共同探讨，并为此而长期倾注心血和努力，为此而欣喜。[1]（P.26、36）他既受西方人类学理论深刻的影响，也受到中国学人的指教，尤其他对族群历史的关注[1]（P.11、13）；他经历多次学术思路的灵活转换，但依旧留在彝学研究领域里，并成为“国际彝学的创造者”[1]（P.11），可算是中美学术型塑出的沟通性中介。与他类似，那培思关于“地方制造”的认同理论就受到王叔武的影响[1]（P.212）。王明珂基于长期在史语所的经历，自做硕士论文时起，就对中国古史研究颇有想法，在美就读期间，深受西方族群研究、游牧人类学、历史记忆和社会史理论等的影响，所以一方面他想对中国古史族群研究提出看法[1]（P.101），一方面又对西方理论表示不同意见[1]（P.98）。
在墨磊宁看来，突破研究局限在于对两种历史的广泛而深刻的把握：对所研究的东西的历史和自己所持学科的关键性概念的历史过程[1]（P.234）的把握。在徐新建看来，拓展西南研究有两个路径：学术史和学理逻辑[1]（P.305）。我承认这是有潜力的方向，至于境界的高下、从什么理路入手则又当别论。
中国学术如何对世界学术有所贡献？中国人类学是否应如徐新建所倡导的“一定要在空间上把中国看成人类的一个部分和世界的一个区域”，或许他的初衷是针对人类学在中国的民族学化和社会学化[1]（P.298）而有其理由，设若从人类学象征体系论和中国文明的天下观念来看，或许还有更广阔的视野等待引入。郝瑞谈到诺苏的习俗变成彝族文化与彝族学者提出的“世界文明，中国为先；中国文明，彝族为先”口号[1]（P.29、35），以及王富文提到的花苗故事之成为整个苗族的故事[1]（P.86），它们都提示或隐喻中国人类学的最高境界之所在。①
彭文斌在与徐新建的对谈中提及文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不确定关系[1]（P.305），在本集中学者们对文学人类学的西南研究较少给予关注，尽管乐钢、彭兆荣、徐新建、王富文和彭文斌都有文学的背景，而他们都没有专门谈论或建构西南研究中的文学人类学，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和遗憾。对于历史人类学，本书有较丰富的探讨。我看到有三种关于“历史人类学”的观点：墨磊宁描述1954年参加民族识别的学者当时的故事，考察他们的结论和当时生活的关系，借以揭示社会科学知识制造的过程。他把这称为历史人类学。[1]（P.243）苏堂栋从云南军阀研究开始，转向社会史，一直在自学人类学理论，但却谦逊地将自己界定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两学科之间，以艰难的学科中间域来造就一种研究的动力。[1]（P.131）王明珂基于扎实的理论功底，在系列研究中较好地融合历史学和人类学。他认为历史人类学是处理两个关系：过去怎么造成现在，现在怎么想象过去；“关心社会、文化和历史之关系，或社会、文化结构与事件的关系”。[1]（P.107）
基于个人的爱好，我觉得这三种看法有进一步申发的前景。墨磊宁的历史人类学观尽管有后现代的色彩，但更接近孟汉的知识社会学路径；[5]苏堂栋的看法相当接近格尔茨的历史人类学观。在格尔茨看来，当代人类学的希望之一在于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术传统的相会有着自身的结构，管它是不是共谋。最后，对‘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二元构件中的那个‘和’字加以深刻的理解，可能有所进展。关注那些连接词吧，那些名词会自我关注的。”[2]（P.133）王明珂则是对古礼夫观点[6]的中国整合，有一种辩证的视角：“历史叙事文化结构规范文本叙事，但它又受文本叙事的模塑、修饰”[7]②。 关于中外之别，让人体会最深的是海外学者的学术性和探寻真知（reality 和authenticity）的味道浓，而国内的学者大多要关注现实，关注现实与应用；而他们之所以要关注，部分因于国人的追问：“你学的那个东西有什么用？”而学理上的依据则是受到包括上述人在内的海外学者的影响。西方一直是我们重要的参照。假设最终我们放弃思考，成为行动者，而蓝图都在西方编制好了，那与本编强调中国学术如何对世界有所贡献这一初衷对照看，颇具反差。如彭文斌所分析的，这个关怀可能具有时代的原因[1]（P.296）。不言而喻的是，学者分心于现实，分身前去从事应用，势必在学者群体的总体意义上减弱学术探讨的氛围和深度。其实，本书未予关注国外亦有专门关注现实、从事应用研究的，似乎相关学人更应和他们交流而能相得益彰：在本集中便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忽略书中的诸多重要议题，譬如西南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人类学田野工作与理论探讨的关系，跨文化比较，经验派、理论派和史料派人类学，以及共主现象等，都值得进一步探讨。那么，基于上述议题，本书是不是型塑出一个兼容并包、开放的西南研究学派呢？我宁愿将本书放入一个西南研究群体之聚散离合的过程中：一方面肯定它现在的意义，另一方面则保留将来的希望。
最后，表达一下笔者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中外学者屡次提及并加以推崇的西南研究者雅克·勒穆瓦纳、戴玛瑙（Norma Diamond）、李瑞福（Ralph Litzinger）、尤其路易莎·谢恩（Louisa Schein）和张兆和，如果能将对他们的采访放进来，定会增色不少。
这次采访有三名发动者——王铭铭、杨正文与彭文斌，他们的西南研究都颇有称道之处，而他们都没有出现在受访者之中，颇感遗憾。
注释：
①如参以王铭铭最近对中国人类学的世界观和三圈说的论述，将更引人入胜。他认为，中国即是世界。这个两极对比，权且定为徐-王两极论。这两个不同的中国人类学前景将为世人所关注。鉴于本书的内容与本文主旨，此处不申论。
②王铭铭对历史人类学的看法和王明珂有诸多接近之处，而他提出社会的三种历史类型则颇富启发。见王铭铭，“我所了解的历史人类学”，《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2期。
参考文献：
[1] 彭文斌.人类学的西南田野与文本实践：海内外学者访谈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 Geertz， Clifford， Available Light，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ical Topics.[M] Princi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50-256.
[3]李绍明.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242-246.
[4]王铭铭.中间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5]李安宅译.孟汉论知识社会学[J].社会学界，1938（第十卷）.
[6] P.H.Gulliver， Approaching the Pas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7]王铭铭.我所了解的历史人类学[J].西北民族研究，2007（2）.
责任编辑：许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