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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中国多声部民歌这一名词被提出以来，对其的研究经历了许多的机遇与挑战，可大致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深化阶段以及有待创新阶段四个时期。随着集成工作的进展和研究的深入，我国对于多声部民歌的研究可以说，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且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态。
【关键词】 多声部民歌;历史回顾;主要范畴;评价展望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0-0065-02
中国多声部民歌（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旋律性声部同时作纵向结合发展的民歌）作为一种特定的音乐形式，其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人民智慧的艺术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艺术瑰宝。整理、收集、研究、保护、弘扬传统民族文化，能有效地缩减传播周期，更好地推进其发展。本文从中国多声部民歌历史回顾、主要范畴、评价展望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历史回顾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音乐学术界普遍认同着“中国音乐一直是单旋律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没有复音音乐”的论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批音乐研究者有了深入考察和调研的机会，且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提出多声部民歌的存在。根据不同时期理论和思潮的影响，可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起步阶段（1953-1965年），中国最早发现多声现象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音乐学者在台湾发现了阿美、布农等部族中民间合唱，当时未在大陆得到反响。直到1953年薛良在《侗家民间音乐的简单介绍》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我国确实存在有多声部民歌的事实，且侗族大歌是最早被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多声部民歌。学者们后在汉族、壮族、布依族等民族中发现了多声部民歌这个艺术品种，全国的音乐文化普查工作随着研究热潮逐渐展开。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1966-1981年），“十年动乱”期间多声部民歌经历了长时间的停滞期，“多声部民歌与其他民间音乐品种一样，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而禁止演唱，于其紧相联系歌圩、歌会以及相应的风俗活动也就随之销声匿迹。这一时期产生的强烈冲击，到“文革”结束后的一两年里，民间歌手们仍心有余悸，只能在无人处小心翼翼地歌唱。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后，各民族的民歌演唱和收集、研究活动相继恢复，并有了新的进展。
第三阶段，深化阶段（1982-2014年）自南宁会议后，随着《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工作的进展和研究的深入，又发现了不少民族中存在多声现象。目前为止，已发现有30个民族（包括汉族在内）保存和流传着具有相对稳定形态的多声部民歌。
第四阶段，有待创新阶段（21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多声部民歌的研究迎来了发展新纪元，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学者。但由于“多声部民歌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依据人们的生产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包括婚姻与其他文化习俗）和共同的审美要求，在群体的歌唱活动中形成的。”因而，多声部民歌需要我们采用长远的眼光与创新的方式将“老文明”融入至“新文明”。
二、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主要范畴
随着集成工作的深入，音乐学术界出现了大量以中国多声部民歌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根据研究对象不同，分为以下五类：
其一，单一民族多声部研究。是指研究对象限定在某一民族内，同一民族因分布区域与生活习性的不同，多声部民歌也会存在差异性。正如詹丽瑚所言“这部分论文的作者大多是集成工作的实际参与者，他们把调查所得和研究结果写成概述性或专题性文章。”樊祖荫的《傈僳族的多声部民歌》一文中，记载了傈僳族同胞在表演《跳嘎》时，有很大的随意性。
其二，区域性多声部民歌研究。是指某些區域的多声部民歌因地域相近的原因存在许多的共性，因而专家会将某一区域多声部民歌作为研究对象，民族或其他因素作为变量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樊祖荫的《阿美与布农的多声部民歌之比较研究》一文中，他将台湾高山族中阿美与布农两个族群的多声部民歌，从音高组织、多声织体、和声结构等主要音乐形态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两者相似点更多，得出结论“音乐，是文化中的音乐，它与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三，多声部民歌的历史研究。多声部民歌并不是近时期民歌发展的产物，而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在劳动生产中流传下来的古老文化遗迹。因而，它饱含着深刻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历史积累，其历史的发展和渊源的探究引起了相关学者强烈的兴趣。伍国栋在《粤江流域西部各族多声唱法的渊源探析》一文中，对处于粤江流域的各族多声部民歌进行了田野调查，并结合诗词、县志等历史文献后，推断出该地区的各族多声部民歌产生和形成于氏族社会后期的结论。
其四，多声部民歌音乐本体研究。许多研究者并未局限于仅对音乐本体的研究，而是密切注意到了音乐特征的形成与其生成的社会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袁燕妮分析了“侗族大歌的支声手法的特点、持续音的用法、对比模仿的因素以及调式色彩与终止式。”袁世万对湖南靖州苗族多声部民歌的音乐特征进行详细的分析，他从其结构、旋法、和声语言、调式及歌词处理等方面进行研究，总结出“湖南靖州平察、藕团等地苗族多声部民歌，具有我国西南地区山歌体裁的典型特征——上下句呼应式结构居多，其多声结构，是以同声合唱的支声复调为主。”
其五，综合性研究。是指对中国各民族的多声部民歌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包括有综述类、述评类以及民族志等研究。樊祖荫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及展望》一文中提出了对拓宽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层面的设想和要求，为研究者们明确了风向标;廖婧在《艺海》上发表了一篇站在语言系属角度对壮侗语族诸民族多声部民歌进行研究综述的文章，发现有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以及整体研究，但只有侗族大歌的研究最为丰富，其他民族的多声部民歌研究存在研究短板。 三、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评价展望
综上所述，我国对于多声部民歌的研究可以说，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多声部民歌的研究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使其能有更好的、更快的发展，应该注重以下研究层面的拓宽。“多声部民歌在题材内容与体裁形式方面，与一般民歌大体相同。”其题材内容可划分为劳动生产类、生活风俗类、祭典仪式类、传说故事类以及社会斗争类五类。但我国现存的多声部民歌中，就其题材内容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源于劳动生产的歌曲;二是源于传统风俗活动中的风俗歌曲。杜亚雄曾发表观点认为各种音乐题材都可概括为“反映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音乐、反映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音乐与反映人和神之间关系的音乐三个方面。”结合相关文献分析，应在以下研究层面加以拓宽。
其一，促进世界音乐的文化交流，加强国内外多声部民歌的比较研究。据研究资料表明，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欧洲、非洲等不少民族中存在和流传着各式各样的多声部民歌，如作为“比斯特理察民间艺术”的组成部分的保加利亚比斯特理察的民间合唱;俄罗斯等国大范围流传三四个声部的民间合唱等。与国外多声部民歌进行比较研究，有着许多的促进意义，如东南亚地区与我国相邻，将两者的多声部民歌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可探究隐喻的变迁与地理发展、文化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使我们加深对世界音乐文化现象的认识，弥补以往音乐史料的欠缺。
其二，丰富个案研究的同时，加强民间多声部音乐的整体研究。对于我国多声部民歌的研究离不开前期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相关资料，甚至是丰富的田野调查后，才能进入研究阶段。其中值得一提的研究文献有：黎英海《民间多声部因素探索》、陈铭志《对我国民间音乐中复调因素的初步探索》、姜元禄《我国民间音乐中的多声部因素》、（苏）阿尔扎马诺夫《论中国多声部民歌的某些特点》、苏夏《我国民间的多声部音乐》、樊祖荫《中国民间多声部音乐的和声特点》等。这些论著多为诸位作者从民间多声因素角度出发所做出的形式概括，其中有的甚至已經对多声结构形态进行了规律性归纳，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学术价值。
其三，加强与创作、教学相结合的应用研究。首先，吸引作曲家的关注和兴趣，我国多声部民歌等民间多声部音乐具有独特而又丰富的表现手法，作曲家们在此基础上加以集中和提炼，将音乐元素运用至自己的创作中，对民间多声部音乐与当代音乐创作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再者，将多声部音乐融入视唱练耳训练以及合唱创编等课程里，正如曹蜜《视唱练耳教学中民族多声音乐思维的训练》以西南少数民族多声音乐为例，通过个例分析与课堂实践，能归纳总结出多声思维的方式以及某些教学方法，以达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效果。
回顾过去，多声部民歌的研究成果斐然，相信随着对民间多声部音乐的研究热情逐渐攀升，将会使它在音乐学界发挥巨大的作用，为拓宽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文化事业做出伟大奉献。
参考文献：
[1]樊祖荫.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
[2]樊祖荫.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及展望[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9，（03）.
[3]詹丽瑚.近期多声部民歌研究论文索引[J].中国音乐，1994，（3）.
[4]樊祖荫.阿美与布农的多声部民歌比较研究[J].中国音乐学院学报，2002，（01）：39-46+55.
[5]廖婧.壮侗语族诸民族多声部民歌研究综述[J].艺海，2019，（02）：50-52.
[6]袁世万.湖南靖州苗族多声部民歌的音乐特征[J].中国音乐，2004，（02）：47-50.
[7]王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多声部民歌及其未来走向[J].音乐创作，2015，（10）：111-113.
[8]杜亚雄编著.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刘哂吸，女，汉，湖南株洲人，硕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
【关键词】 多声部民歌;历史回顾;主要范畴;评价展望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0-0065-02
中国多声部民歌（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旋律性声部同时作纵向结合发展的民歌）作为一种特定的音乐形式，其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人民智慧的艺术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艺术瑰宝。整理、收集、研究、保护、弘扬传统民族文化，能有效地缩减传播周期，更好地推进其发展。本文从中国多声部民歌历史回顾、主要范畴、评价展望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历史回顾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音乐学术界普遍认同着“中国音乐一直是单旋律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没有复音音乐”的论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批音乐研究者有了深入考察和调研的机会，且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提出多声部民歌的存在。根据不同时期理论和思潮的影响，可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起步阶段（1953-1965年），中国最早发现多声现象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音乐学者在台湾发现了阿美、布农等部族中民间合唱，当时未在大陆得到反响。直到1953年薛良在《侗家民间音乐的简单介绍》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我国确实存在有多声部民歌的事实，且侗族大歌是最早被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多声部民歌。学者们后在汉族、壮族、布依族等民族中发现了多声部民歌这个艺术品种，全国的音乐文化普查工作随着研究热潮逐渐展开。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1966-1981年），“十年动乱”期间多声部民歌经历了长时间的停滞期，“多声部民歌与其他民间音乐品种一样，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而禁止演唱，于其紧相联系歌圩、歌会以及相应的风俗活动也就随之销声匿迹。这一时期产生的强烈冲击，到“文革”结束后的一两年里，民间歌手们仍心有余悸，只能在无人处小心翼翼地歌唱。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后，各民族的民歌演唱和收集、研究活动相继恢复，并有了新的进展。
第三阶段，深化阶段（1982-2014年）自南宁会议后，随着《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工作的进展和研究的深入，又发现了不少民族中存在多声现象。目前为止，已发现有30个民族（包括汉族在内）保存和流传着具有相对稳定形态的多声部民歌。
第四阶段，有待创新阶段（21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多声部民歌的研究迎来了发展新纪元，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学者。但由于“多声部民歌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依据人们的生产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包括婚姻与其他文化习俗）和共同的审美要求，在群体的歌唱活动中形成的。”因而，多声部民歌需要我们采用长远的眼光与创新的方式将“老文明”融入至“新文明”。
二、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主要范畴
随着集成工作的深入，音乐学术界出现了大量以中国多声部民歌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根据研究对象不同，分为以下五类：
其一，单一民族多声部研究。是指研究对象限定在某一民族内，同一民族因分布区域与生活习性的不同，多声部民歌也会存在差异性。正如詹丽瑚所言“这部分论文的作者大多是集成工作的实际参与者，他们把调查所得和研究结果写成概述性或专题性文章。”樊祖荫的《傈僳族的多声部民歌》一文中，记载了傈僳族同胞在表演《跳嘎》时，有很大的随意性。
其二，区域性多声部民歌研究。是指某些區域的多声部民歌因地域相近的原因存在许多的共性，因而专家会将某一区域多声部民歌作为研究对象，民族或其他因素作为变量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樊祖荫的《阿美与布农的多声部民歌之比较研究》一文中，他将台湾高山族中阿美与布农两个族群的多声部民歌，从音高组织、多声织体、和声结构等主要音乐形态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两者相似点更多，得出结论“音乐，是文化中的音乐，它与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三，多声部民歌的历史研究。多声部民歌并不是近时期民歌发展的产物，而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在劳动生产中流传下来的古老文化遗迹。因而，它饱含着深刻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历史积累，其历史的发展和渊源的探究引起了相关学者强烈的兴趣。伍国栋在《粤江流域西部各族多声唱法的渊源探析》一文中，对处于粤江流域的各族多声部民歌进行了田野调查，并结合诗词、县志等历史文献后，推断出该地区的各族多声部民歌产生和形成于氏族社会后期的结论。
其四，多声部民歌音乐本体研究。许多研究者并未局限于仅对音乐本体的研究，而是密切注意到了音乐特征的形成与其生成的社会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袁燕妮分析了“侗族大歌的支声手法的特点、持续音的用法、对比模仿的因素以及调式色彩与终止式。”袁世万对湖南靖州苗族多声部民歌的音乐特征进行详细的分析，他从其结构、旋法、和声语言、调式及歌词处理等方面进行研究，总结出“湖南靖州平察、藕团等地苗族多声部民歌，具有我国西南地区山歌体裁的典型特征——上下句呼应式结构居多，其多声结构，是以同声合唱的支声复调为主。”
其五，综合性研究。是指对中国各民族的多声部民歌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包括有综述类、述评类以及民族志等研究。樊祖荫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及展望》一文中提出了对拓宽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层面的设想和要求，为研究者们明确了风向标;廖婧在《艺海》上发表了一篇站在语言系属角度对壮侗语族诸民族多声部民歌进行研究综述的文章，发现有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以及整体研究，但只有侗族大歌的研究最为丰富，其他民族的多声部民歌研究存在研究短板。 三、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评价展望
综上所述，我国对于多声部民歌的研究可以说，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多声部民歌的研究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使其能有更好的、更快的发展，应该注重以下研究层面的拓宽。“多声部民歌在题材内容与体裁形式方面，与一般民歌大体相同。”其题材内容可划分为劳动生产类、生活风俗类、祭典仪式类、传说故事类以及社会斗争类五类。但我国现存的多声部民歌中，就其题材内容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源于劳动生产的歌曲;二是源于传统风俗活动中的风俗歌曲。杜亚雄曾发表观点认为各种音乐题材都可概括为“反映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音乐、反映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音乐与反映人和神之间关系的音乐三个方面。”结合相关文献分析，应在以下研究层面加以拓宽。
其一，促进世界音乐的文化交流，加强国内外多声部民歌的比较研究。据研究资料表明，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欧洲、非洲等不少民族中存在和流传着各式各样的多声部民歌，如作为“比斯特理察民间艺术”的组成部分的保加利亚比斯特理察的民间合唱;俄罗斯等国大范围流传三四个声部的民间合唱等。与国外多声部民歌进行比较研究，有着许多的促进意义，如东南亚地区与我国相邻，将两者的多声部民歌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可探究隐喻的变迁与地理发展、文化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使我们加深对世界音乐文化现象的认识，弥补以往音乐史料的欠缺。
其二，丰富个案研究的同时，加强民间多声部音乐的整体研究。对于我国多声部民歌的研究离不开前期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相关资料，甚至是丰富的田野调查后，才能进入研究阶段。其中值得一提的研究文献有：黎英海《民间多声部因素探索》、陈铭志《对我国民间音乐中复调因素的初步探索》、姜元禄《我国民间音乐中的多声部因素》、（苏）阿尔扎马诺夫《论中国多声部民歌的某些特点》、苏夏《我国民间的多声部音乐》、樊祖荫《中国民间多声部音乐的和声特点》等。这些论著多为诸位作者从民间多声因素角度出发所做出的形式概括，其中有的甚至已經对多声结构形态进行了规律性归纳，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学术价值。
其三，加强与创作、教学相结合的应用研究。首先，吸引作曲家的关注和兴趣，我国多声部民歌等民间多声部音乐具有独特而又丰富的表现手法，作曲家们在此基础上加以集中和提炼，将音乐元素运用至自己的创作中，对民间多声部音乐与当代音乐创作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再者，将多声部音乐融入视唱练耳训练以及合唱创编等课程里，正如曹蜜《视唱练耳教学中民族多声音乐思维的训练》以西南少数民族多声音乐为例，通过个例分析与课堂实践，能归纳总结出多声思维的方式以及某些教学方法，以达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效果。
回顾过去，多声部民歌的研究成果斐然，相信随着对民间多声部音乐的研究热情逐渐攀升，将会使它在音乐学界发挥巨大的作用，为拓宽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文化事业做出伟大奉献。
参考文献：
[1]樊祖荫.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
[2]樊祖荫.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及展望[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9，（03）.
[3]詹丽瑚.近期多声部民歌研究论文索引[J].中国音乐，1994，（3）.
[4]樊祖荫.阿美与布农的多声部民歌比较研究[J].中国音乐学院学报，2002，（01）：39-46+55.
[5]廖婧.壮侗语族诸民族多声部民歌研究综述[J].艺海，2019，（02）：50-52.
[6]袁世万.湖南靖州苗族多声部民歌的音乐特征[J].中国音乐，2004，（02）：47-50.
[7]王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多声部民歌及其未来走向[J].音乐创作，2015，（10）：111-113.
[8]杜亚雄编著.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刘哂吸，女，汉，湖南株洲人，硕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