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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平，经济增速举世瞩目。在2011年我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得不令我们隐忧的问题。其中，环境和生态问题尤为凸显。从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制约，我国也将难逃马尔萨斯陷阱，无法做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也会面临巨大的障碍。本文将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角变分析我国近年来生态危机和环境破坏严重的深层次原因。从资本主义掠夺性生产的视角出发，构建基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生态问题研究框架，并结合我国现实问题和制度框架给出我国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方法和对策。
生态问题
产业链分工 资本主义生产
过去的20年间，我国经济增长成就举世瞩目，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平均9%的速度高速增长。在2011年，我国GDP超越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高增长的同时，我们经济社会和生活环境也面临着诸多令人隐忧的问题，其中以生态和环境问题尤为严重。
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无法很好地摆脱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束缚，一国经济就容易落人马尔萨斯陷阱，经济增长会面临巨大的障碍，很难做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以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现实发展要求相结合，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GDP的增大，而是致力于打破生态环境破坏对于发展的束缚，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引领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奋斗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首次列人五年计划发展纲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些政策的核心，是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以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现状及国际比较
（1）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很长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但是这增长背后却是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透支，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关系十分紧张和尖锐。坦白地说，我们不能否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高增长是以牺牲环境和生态为代价的，以至于目前我国成为当今世界环境状况最糟糕、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过去的20年以来，由于生态环境破坏导致我国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7%到20%，年均国内有超过巧0起污染事故发生，全国受污染耕地约1000万公顷，重金属超标耕地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0% o具体来说，2005年有5.1万起冲突由于环境问题而引发；2007年，未经治理而直接排放的城市生活污水达到40%，在有监测的河流中，有近100条河流受到化工污染物和石油的严重污染，占到总监测数目的一半以上；2010年我国极端天气频现，其强度和影响是我国近十年来最严重的；2013年1月，4次强雾霾过程波及了全国30多个省；2014年，根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全国有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大中城市中，仅有不到10%的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合格标准。之外，在没有数据监测的区域和领域内，生态退化和物种危机更加严重且难以估量。物种灭绝、水土流失、土壤肥力的破坏、森林和草场的退化，都达到了危机的程度。
（2）生态环境问题的国际比较
为进一步了解我国生态环境破坏程度，本文将如下指标进行国际比较，包括我国与代表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PM2.5指数、温室气体排放量、濒危物种数量（濒危哺乳动物、濒危鸟类以及濒危鱼类）比较。这些指标能从包括空气质量、气候变化、森林土壤现状和海洋状况等多个角度反映我国与世界其它代表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问题严重程度的比较。
1.年均PM2.5指数国际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数据，将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年均PM2.5空气污染指数进行对比分析，我国2015年年均PM2.5指数达到57.2微克每立方米，是美国的6倍多，澳大利亚近10倍。我国空气环境污染程度远远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2.温室气体排放量国际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数据，将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对比分析，2012年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美国的两倍，是西欧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我国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样远远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产生的气候变化问题也更为严重。
3.受到威胁的物种数量国际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数据，将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濒危物种数量进行对比分析，包括受到威胁的哺乳动物类、鸟类以及鱼类。结果显示，除了受胁鱼类数量我国低于美国排在第二之外，其他受胁物种我国都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生物多样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包括森林、土壤、海洋、河流等一系列生态环境的恶化。
通过以上指标的国际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生态环境污染程度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十分严重。从空气、水资源、气候变化和物种的角度都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因此，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全面治理改善生态环境是迫在眉睫更是必不可少的。
生态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生态危机问题愈演愈烈，关于生态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生态问题研究是涉及到多学科多领域的，本文将现有研究进行梳理，主要从政治学、哲学、法学、西方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总结并归纳关于生态问题研究的现状。
政治学视野下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主要强调各社会主体和组织，包括政府、企业、公民社会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等，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相互协调、互动合作解决生态问题，最终达到生态环境优化的共同目标。主要体现政治制度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所起到的作用，重新审视人与自然、政治制度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哲学视野下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实质是在科学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了解并尊重客观自然规律，尊重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存在，破除虚妄的主体性。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决定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必须从自然规律的系统性以及和谐性出发，探索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符合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法学视野下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主要是从行政法的视角分析环境风险规制的基本问题，从污染控制和预防风险两种导向，强调政府对环境风险的规制，主要讨论在环境风险决策中，政府、专家、公众的角色功能和相应的法制框架，是对契约规制环境问题的不足做出了法学角度的解释和补充。
西方经济学视野下生态问题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提出“生态经济协调理论”，从经济学和生态学的交叉视角对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加以阐释。目前生態经济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货币化估值（即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真实发展指标等）、生态足迹的研究以及突出能量品质的能值衡量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生态问题研究，主要是来自于马克思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对社会物质变换逐渐破坏的研究和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制扩张而对土壤肥力、森林、河流、资源等极大程度的破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甚至不亚于他所最终得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的重要性，事实上也确实更加本质，最终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被消灭。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整合政治学、哲学、法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建立一个基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生态问题研究框架，从资本主义掠夺性生产的视角剖析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深层次原因，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制度，给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可行性方向。
基于产业链分工的生态问题研究框架
基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生态问题研究框架，是以如下思路展开的。首先，从资本双重逻辑的矛盾出发，阐释资本主义掠夺性生产的本质及其对生态环境的逐渐破坏。其次，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赖技术创新和世界霸权试图缓解这种矛盾的动机出发，结合目前全球产业链格局的实际情况，阐释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的形成及原因。最后，具体分析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种境况对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
（1）资本主义掠夺性生产对生态环境的逐渐破坏——资本双重逻辑的视角
资本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其必须永无休止地追求利润，这种对利润不加克制无休止地追求终将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因此，资本可以被认为是引起现代生态问题的“原罪”。资本主义的内在“张力”必须要求保证剩余价值的实现和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资本必须不断进行生产扩张和消费扩张，而这些扩张也必须是以对自然的污染和侵占为代价的。
资本的双重逻辑在今天已经形成十分对立而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大大促进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物质财富，为人类物质层面需求的满足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条件。另一方面，资本使劳动力成为实现剩余价值的工具，同时也使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逐渐丧失。
马克思早在起草《资本论》第三册第一稿中就写到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农业对土壤肥力的破坏，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整理为“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工业和商业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18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对森林的砍伐和对煤炭的开采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因为木材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和燃料来源。森林和煤炭资源大面积消失，使得人们开始抨击对自然的滥用。哈格多恩在《农业和畜牧业，根据自然规律和有抱负的农场主的实践》中控诉：动物群是砍伐森林、树木和灌木丛的直接受害者；鸟类、爬行动物等的生存环境也会被破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稿中断定“森林、煤矿、矿山的枯竭等等”也是导致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向下降的因素。
因此，从资本双重逻辑的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得出资本本性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的不可调和且愈演愈烈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顺利进行。
（2）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生态矛盾的现代方式——全球产业链分工
18世纪60年代，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开启了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度，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美国作家彭慕兰搜集了大量历史史实，在《大分流》一书中详细说明了工业革命发生对西欧生态的影响，如森林大面积砍伐、土壤肥力丧失、耕地衰竭、气候变化，而这种影响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态制约。西欧国家当时解决这种生态束缚的主要途径是占领殖民地和进行贸易，通过从新大陆输人土地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工业品和过剩劳动力来逐渐解除生态问题的制约。例如，1825年，北美向英国输出的木材达到可以取代100万英亩欧洲森林的产量，并在这以后急剧增长。到1815年，英国从新大陆输人的棉花超过了1亿磅；到1830年为2.63亿磅。如果把1830年前后英国进口的棉花、糖和木材加在一起，这些至少需要这个国家魔术般的增加2500万到3500万英亩土地，这个数字超过了英国农田和牧场的总和。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抓住了新技术革命机遇，完成了由电力引发的一系列技术革命，电力成为经济发展的新能源和新动力，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新方式，依靠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迅速崛起。到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由于资本二重逻辑的矛盾也面临着一系列生态环境制约。而其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发展，实现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产业转移，形成全球化产业链分工的三元结构。这就导致全球产业链分工分为三大阵营：分别是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美国和西欧各国是典型的消费国，中国、日本和韩国是典型的生产国，俄罗斯、中东石油国和巴西等国是典型的资源国。 （3）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制造业环节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快，我国逐渐加入世界市场体系，继德日、东南亚等国之后作为第三代生产国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凭借全要素优势，中国制造业迅速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作为制造业大国，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我国企业大多数都处在附加值低的加工制造环节，而这些生产环节的生产又会给我国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和污染。
郎咸平在《产业链的阴谋》一书中以芭比娃娃为例，我们以破坏我国环境，浪费我国资源，剥削我国劳动为代价制造出来的价值一美金的芭比娃娃，最后在美国沃尔玛超市售卖将近10美元。我国分得的价值很低，付出的代价却极大。任何行业的产业链，主要有七个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加工制造、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其中加工制造环节是附加值最低，破坏环境最严重的环节，而不幸的是，我国大多数企业都处于这一环节，对于其它六大环节几乎都不是我国企业所控制的。
在产业经济学的“微笑曲线”模型中，横轴表示产业链的七个环节，纵轴表示它们分别创造的价值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我国正处于微笑曲线的最谷底。我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最严重，对资源的浪费最严重，对劳动的剥削最严重，但是我们分得的价值却最少。
我国处于全球产业链分工低端环节的原因
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最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导致我国环境污染严重，但是获得的价值最低，导致这样处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国际角度看，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对世界经济的控制权是导致我国处于产业链低端的重要原因。目前全球产业链分工，背后是由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它们凭借技术优势和国际经济地位，通过跨国公司实现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用以缓解资本的双重逻辑矛盾带来的本国生态制约。他们将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别国，而又凭借其创新研发技术优势获取高额利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资本双重逻辑的矛盾。既能做到利润不断增长，又能做到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从我国自身原因来看，我国劳动力素质偏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经济衡量指标不合理等，都是造成我国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原因。从总体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劳动力群体的素质普遍偏低，受教育程度不高。这种低素质、低成本就必将导致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只能处于低端环节。此外，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在国际竞争中只能处于弱话语权的低端环节。最后，我国衡量经济发展的胜要指标都是以“GDP”为标准，这样一来，各地方政府的着眼点，一定是想尽办法提高“GDP”。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必然会导致为了GDP提高而引入高污染高耗能的低端制造业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提高GDP。
以改变产业链分工地位的方式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目前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问题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低端地位。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就必须改变我国在产业链分工中所处的低端位置。而这种低端地位的形成，从国际上看，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资本主义掠夺性生产和生态环境的矛盾而造成的；从我国自身原因看，主要是由于我国创新能力不强、劳动力素质偏低、经济衡量标准不合理而导致的。因此，我国缓解生态危机的方式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要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者素质，近年来一直是我国发展的重点要求，目前也取得了很大进展。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我国每年教育投资约占GDP的3%-5%，实现了初等教育基本普及，全面推进中高等教育发展。但是，我国目前对于教育水平的高低有很大程度上是以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的，如文化水平以高中、大学本科、研究生等来衡量。实际上，受教育年限只能反应受教育水平的一部分，另外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学生在受教育期间学习了什么具体内容，这些内容是否对以后的职业发展和创新能力有所帮助。以大学本科为例，许多大学生在学校期间都不清楚学习了什么，以60分万岁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即使花费了四年时间也是颗粒无收。因此，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必须从教学内容和质量抓起，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能够使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和所学的知识，尽量能够做到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使我国企业摆脱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低端地位，逐渐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
（2）要鼓励科技创新，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力量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实现企业发展。首先，从产品需求拉动来看，企业应该时常进行市场调查，熟悉市场环境，了解主要客戶群关心的问题，以此来实现产品改进和技术创新。由于这种创新从一开始就盯住了需求和市场，所以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成功机率极高。其次，从技术扩散角度来看，企业应当善于学习和利用已经发明出来的新技术，了解技术扩散路径，利用技术扩散机会，顺应技术发展浪潮。再次，从企业投资的角度看，企业应该加强R&D部门的建设和投资。成立专门的产品研发部门，鼓励试错，为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发明创造良好的企业内部环境。最后，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看，应该推行鼓励和刺激技术创新的政策，从总体上支持企业和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为新技术发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3）合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结构的角度，全面升级我国经济结构，实现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升级，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首先，完善要素市场定价体系，驱动要素供给结构优化，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实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优化。其次，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将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融合起来，缩小技术运用时滞，提升供给质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最后，优化制度供给结构，充分改善民生，缩小两极分化，完善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改善分配结构，促进消费，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4）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的衡量指标。改变我国现有以“GDP”为最主的经济衡量指标，引入其它包含环境因素的指标，如“绿色GDP”等。鼓励地方政府提高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准入标准，降低环保型企业准入标准，提高环保型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必要时应取缔不符合环境标准的企业，通过引导和强制手段令高污染企业退出市场。在去产能过程中，注意对有利润劣势的环保型企业进行保护，避免出现绿色企业由于市场利润挤压而退出市场。
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不难得出我国近年来经济高增长的环境代价是惨重的，我国生态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而这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资本双重逻辑矛盾、摆脱资本主义掠夺性生产造成的生态束缚，利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将高耗能高污染低利润的产业链环节转移到别国。而我国大多数企业正处于这个产业链的低端环节，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我国近年来环境问题如此严重。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环境危机问题，必须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出发，实现我国产业链地位的升级。从教育、创新、结构性改革、经济衡量新标准的角度，不断完善和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实现我国企业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不断推进，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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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问题
产业链分工 资本主义生产
过去的20年间，我国经济增长成就举世瞩目，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平均9%的速度高速增长。在2011年，我国GDP超越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高增长的同时，我们经济社会和生活环境也面临着诸多令人隐忧的问题，其中以生态和环境问题尤为严重。
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无法很好地摆脱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束缚，一国经济就容易落人马尔萨斯陷阱，经济增长会面临巨大的障碍，很难做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以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现实发展要求相结合，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GDP的增大，而是致力于打破生态环境破坏对于发展的束缚，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引领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奋斗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首次列人五年计划发展纲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些政策的核心，是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以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现状及国际比较
（1）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很长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但是这增长背后却是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透支，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关系十分紧张和尖锐。坦白地说，我们不能否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高增长是以牺牲环境和生态为代价的，以至于目前我国成为当今世界环境状况最糟糕、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过去的20年以来，由于生态环境破坏导致我国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7%到20%，年均国内有超过巧0起污染事故发生，全国受污染耕地约1000万公顷，重金属超标耕地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0% o具体来说，2005年有5.1万起冲突由于环境问题而引发；2007年，未经治理而直接排放的城市生活污水达到40%，在有监测的河流中，有近100条河流受到化工污染物和石油的严重污染，占到总监测数目的一半以上；2010年我国极端天气频现，其强度和影响是我国近十年来最严重的；2013年1月，4次强雾霾过程波及了全国30多个省；2014年，根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全国有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大中城市中，仅有不到10%的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合格标准。之外，在没有数据监测的区域和领域内，生态退化和物种危机更加严重且难以估量。物种灭绝、水土流失、土壤肥力的破坏、森林和草场的退化，都达到了危机的程度。
（2）生态环境问题的国际比较
为进一步了解我国生态环境破坏程度，本文将如下指标进行国际比较，包括我国与代表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PM2.5指数、温室气体排放量、濒危物种数量（濒危哺乳动物、濒危鸟类以及濒危鱼类）比较。这些指标能从包括空气质量、气候变化、森林土壤现状和海洋状况等多个角度反映我国与世界其它代表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问题严重程度的比较。
1.年均PM2.5指数国际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数据，将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年均PM2.5空气污染指数进行对比分析，我国2015年年均PM2.5指数达到57.2微克每立方米，是美国的6倍多，澳大利亚近10倍。我国空气环境污染程度远远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2.温室气体排放量国际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数据，将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对比分析，2012年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美国的两倍，是西欧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我国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样远远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产生的气候变化问题也更为严重。
3.受到威胁的物种数量国际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数据，将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濒危物种数量进行对比分析，包括受到威胁的哺乳动物类、鸟类以及鱼类。结果显示，除了受胁鱼类数量我国低于美国排在第二之外，其他受胁物种我国都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生物多样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包括森林、土壤、海洋、河流等一系列生态环境的恶化。
通过以上指标的国际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生态环境污染程度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十分严重。从空气、水资源、气候变化和物种的角度都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因此，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全面治理改善生态环境是迫在眉睫更是必不可少的。
生态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生态危机问题愈演愈烈，关于生态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生态问题研究是涉及到多学科多领域的，本文将现有研究进行梳理，主要从政治学、哲学、法学、西方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总结并归纳关于生态问题研究的现状。
政治学视野下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主要强调各社会主体和组织，包括政府、企业、公民社会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等，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相互协调、互动合作解决生态问题，最终达到生态环境优化的共同目标。主要体现政治制度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所起到的作用，重新审视人与自然、政治制度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哲学视野下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实质是在科学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了解并尊重客观自然规律，尊重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存在，破除虚妄的主体性。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决定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必须从自然规律的系统性以及和谐性出发，探索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符合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法学视野下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主要是从行政法的视角分析环境风险规制的基本问题，从污染控制和预防风险两种导向，强调政府对环境风险的规制，主要讨论在环境风险决策中，政府、专家、公众的角色功能和相应的法制框架，是对契约规制环境问题的不足做出了法学角度的解释和补充。
西方经济学视野下生态问题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提出“生态经济协调理论”，从经济学和生态学的交叉视角对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加以阐释。目前生態经济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货币化估值（即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真实发展指标等）、生态足迹的研究以及突出能量品质的能值衡量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生态问题研究，主要是来自于马克思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对社会物质变换逐渐破坏的研究和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制扩张而对土壤肥力、森林、河流、资源等极大程度的破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甚至不亚于他所最终得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的重要性，事实上也确实更加本质，最终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被消灭。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整合政治学、哲学、法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建立一个基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生态问题研究框架，从资本主义掠夺性生产的视角剖析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深层次原因，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制度，给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可行性方向。
基于产业链分工的生态问题研究框架
基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生态问题研究框架，是以如下思路展开的。首先，从资本双重逻辑的矛盾出发，阐释资本主义掠夺性生产的本质及其对生态环境的逐渐破坏。其次，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赖技术创新和世界霸权试图缓解这种矛盾的动机出发，结合目前全球产业链格局的实际情况，阐释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的形成及原因。最后，具体分析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种境况对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
（1）资本主义掠夺性生产对生态环境的逐渐破坏——资本双重逻辑的视角
资本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其必须永无休止地追求利润，这种对利润不加克制无休止地追求终将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因此，资本可以被认为是引起现代生态问题的“原罪”。资本主义的内在“张力”必须要求保证剩余价值的实现和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资本必须不断进行生产扩张和消费扩张，而这些扩张也必须是以对自然的污染和侵占为代价的。
资本的双重逻辑在今天已经形成十分对立而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大大促进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物质财富，为人类物质层面需求的满足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条件。另一方面，资本使劳动力成为实现剩余价值的工具，同时也使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逐渐丧失。
马克思早在起草《资本论》第三册第一稿中就写到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农业对土壤肥力的破坏，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整理为“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工业和商业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18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对森林的砍伐和对煤炭的开采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因为木材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和燃料来源。森林和煤炭资源大面积消失，使得人们开始抨击对自然的滥用。哈格多恩在《农业和畜牧业，根据自然规律和有抱负的农场主的实践》中控诉：动物群是砍伐森林、树木和灌木丛的直接受害者；鸟类、爬行动物等的生存环境也会被破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稿中断定“森林、煤矿、矿山的枯竭等等”也是导致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向下降的因素。
因此，从资本双重逻辑的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得出资本本性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的不可调和且愈演愈烈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顺利进行。
（2）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生态矛盾的现代方式——全球产业链分工
18世纪60年代，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开启了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度，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美国作家彭慕兰搜集了大量历史史实，在《大分流》一书中详细说明了工业革命发生对西欧生态的影响，如森林大面积砍伐、土壤肥力丧失、耕地衰竭、气候变化，而这种影响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态制约。西欧国家当时解决这种生态束缚的主要途径是占领殖民地和进行贸易，通过从新大陆输人土地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工业品和过剩劳动力来逐渐解除生态问题的制约。例如，1825年，北美向英国输出的木材达到可以取代100万英亩欧洲森林的产量，并在这以后急剧增长。到1815年，英国从新大陆输人的棉花超过了1亿磅；到1830年为2.63亿磅。如果把1830年前后英国进口的棉花、糖和木材加在一起，这些至少需要这个国家魔术般的增加2500万到3500万英亩土地，这个数字超过了英国农田和牧场的总和。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抓住了新技术革命机遇，完成了由电力引发的一系列技术革命，电力成为经济发展的新能源和新动力，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新方式，依靠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迅速崛起。到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由于资本二重逻辑的矛盾也面临着一系列生态环境制约。而其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发展，实现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产业转移，形成全球化产业链分工的三元结构。这就导致全球产业链分工分为三大阵营：分别是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美国和西欧各国是典型的消费国，中国、日本和韩国是典型的生产国，俄罗斯、中东石油国和巴西等国是典型的资源国。 （3）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制造业环节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快，我国逐渐加入世界市场体系，继德日、东南亚等国之后作为第三代生产国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凭借全要素优势，中国制造业迅速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作为制造业大国，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我国企业大多数都处在附加值低的加工制造环节，而这些生产环节的生产又会给我国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和污染。
郎咸平在《产业链的阴谋》一书中以芭比娃娃为例，我们以破坏我国环境，浪费我国资源，剥削我国劳动为代价制造出来的价值一美金的芭比娃娃，最后在美国沃尔玛超市售卖将近10美元。我国分得的价值很低，付出的代价却极大。任何行业的产业链，主要有七个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加工制造、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其中加工制造环节是附加值最低，破坏环境最严重的环节，而不幸的是，我国大多数企业都处于这一环节，对于其它六大环节几乎都不是我国企业所控制的。
在产业经济学的“微笑曲线”模型中，横轴表示产业链的七个环节，纵轴表示它们分别创造的价值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我国正处于微笑曲线的最谷底。我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最严重，对资源的浪费最严重，对劳动的剥削最严重，但是我们分得的价值却最少。
我国处于全球产业链分工低端环节的原因
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最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导致我国环境污染严重，但是获得的价值最低，导致这样处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国际角度看，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对世界经济的控制权是导致我国处于产业链低端的重要原因。目前全球产业链分工，背后是由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它们凭借技术优势和国际经济地位，通过跨国公司实现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用以缓解资本的双重逻辑矛盾带来的本国生态制约。他们将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别国，而又凭借其创新研发技术优势获取高额利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资本双重逻辑的矛盾。既能做到利润不断增长，又能做到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从我国自身原因来看，我国劳动力素质偏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经济衡量指标不合理等，都是造成我国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原因。从总体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劳动力群体的素质普遍偏低，受教育程度不高。这种低素质、低成本就必将导致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只能处于低端环节。此外，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在国际竞争中只能处于弱话语权的低端环节。最后，我国衡量经济发展的胜要指标都是以“GDP”为标准，这样一来，各地方政府的着眼点，一定是想尽办法提高“GDP”。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必然会导致为了GDP提高而引入高污染高耗能的低端制造业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提高GDP。
以改变产业链分工地位的方式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目前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问题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低端地位。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就必须改变我国在产业链分工中所处的低端位置。而这种低端地位的形成，从国际上看，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资本主义掠夺性生产和生态环境的矛盾而造成的；从我国自身原因看，主要是由于我国创新能力不强、劳动力素质偏低、经济衡量标准不合理而导致的。因此，我国缓解生态危机的方式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要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者素质，近年来一直是我国发展的重点要求，目前也取得了很大进展。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我国每年教育投资约占GDP的3%-5%，实现了初等教育基本普及，全面推进中高等教育发展。但是，我国目前对于教育水平的高低有很大程度上是以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的，如文化水平以高中、大学本科、研究生等来衡量。实际上，受教育年限只能反应受教育水平的一部分，另外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学生在受教育期间学习了什么具体内容，这些内容是否对以后的职业发展和创新能力有所帮助。以大学本科为例，许多大学生在学校期间都不清楚学习了什么，以60分万岁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即使花费了四年时间也是颗粒无收。因此，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必须从教学内容和质量抓起，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能够使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和所学的知识，尽量能够做到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使我国企业摆脱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低端地位，逐渐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
（2）要鼓励科技创新，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力量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实现企业发展。首先，从产品需求拉动来看，企业应该时常进行市场调查，熟悉市场环境，了解主要客戶群关心的问题，以此来实现产品改进和技术创新。由于这种创新从一开始就盯住了需求和市场，所以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成功机率极高。其次，从技术扩散角度来看，企业应当善于学习和利用已经发明出来的新技术，了解技术扩散路径，利用技术扩散机会，顺应技术发展浪潮。再次，从企业投资的角度看，企业应该加强R&D部门的建设和投资。成立专门的产品研发部门，鼓励试错，为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发明创造良好的企业内部环境。最后，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看，应该推行鼓励和刺激技术创新的政策，从总体上支持企业和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为新技术发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3）合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结构的角度，全面升级我国经济结构，实现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升级，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首先，完善要素市场定价体系，驱动要素供给结构优化，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实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优化。其次，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将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融合起来，缩小技术运用时滞，提升供给质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最后，优化制度供给结构，充分改善民生，缩小两极分化，完善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改善分配结构，促进消费，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4）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的衡量指标。改变我国现有以“GDP”为最主的经济衡量指标，引入其它包含环境因素的指标，如“绿色GDP”等。鼓励地方政府提高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准入标准，降低环保型企业准入标准，提高环保型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必要时应取缔不符合环境标准的企业，通过引导和强制手段令高污染企业退出市场。在去产能过程中，注意对有利润劣势的环保型企业进行保护，避免出现绿色企业由于市场利润挤压而退出市场。
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不难得出我国近年来经济高增长的环境代价是惨重的，我国生态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而这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资本双重逻辑矛盾、摆脱资本主义掠夺性生产造成的生态束缚，利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将高耗能高污染低利润的产业链环节转移到别国。而我国大多数企业正处于这个产业链的低端环节，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我国近年来环境问题如此严重。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环境危机问题，必须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出发，实现我国产业链地位的升级。从教育、创新、结构性改革、经济衡量新标准的角度，不断完善和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实现我国企业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不断推进，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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