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动荡时代，也是一个在很多方面与过去和外国都“不一样”的时代，产生了不少此前此外都不易见的现象。有意思的是，中外研究者基本将这类“非典型”现象，视为理应如此的“常态”。这意味着或者大家都同意近代中国可以是个“例外”，或者大家虽未表出，却已接受这本来就是个异常的时代。外国人把中国的近代视为“例外”，可以是出于歧视；中国人而有相同的认知，固不排除是这类外来观念的内化，但恐还有别的原因，需要仔细斟酌。若众皆如此，似表明很多人有意无意问已感觉到这是一个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故可以允许很多“不一样”的存在？
　　过渡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总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中。首先是既存秩序不再显得“恒常”，同时过去相对易得的“稳定”，也被频繁而剧烈的动荡所取代。许多洋溢着激情活力的面相，往往不能以常理度之，明显带有梁启超所说的“革命性”，即事情“最难律以常轨”，往往出现“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的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说，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看重文化的大国不得不转身的时代，且还有很长的过渡期（此过渡不仅是一般常说的从传统到现代，更包括从文质化转向物质化）。今日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认知，一方面带有很多想象的意味，同时又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近代中国的特异性，而且这类特异性已经影响到对近代中国的认知本身。故不仅过渡时代的特异性需要进一步的认识，因此而产生的独特认知又会对我们认识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都相當值得反思。或可以说，中国的转身还在继续，却首先是从历史走来。是哪些因素影响和形塑了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需要借助历史想象，重新审视“中国的近代”，了解那些使其不得不如是的脉络渊源。
　　首先，近代中国的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韦伯注意到，古代中国的理想秩序是和谐，上天是维持“神圣的社会秩序恒常不变与不受干扰的守护者”，只要遵循“合理规范的支配”，即可得到稳定。而对西人而言，上天是“被畏惧或被热望的、非理性的命运急转的源头”，因为西方在“自然与神之问、伦理要求与人类性恶之间、原罪意识与救赎需求之间、此世的行为与彼世的报偿之间、宗教义务与社会一政治的现实之间”，皆有紧张性。而在儒教伦理中，这些紧张完全没有，也就缺乏它们激发出的激情和突破。
　　不过，由于外力的冲撞，中国的近代似也出现了兼含畏惧和热望的非理性“命运急转”。此前中国也曾有过被征服的经历（元朝和清朝），这次遇到的却是文化与武力相结合的“现代型”外力，它更加“理性化”，也更能算计，似乎并不一定想要全面的领土征服，却将获利的希望寄予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改变。实际上，近代西潮的冲击，也成功改变了很多中国读书人的思想。
　　若据韦伯所说“上天”在中西文化中的意义，近代中国这突如其来的“命运急转”，就真有天崩地裂的意味了。其中当然蕴含着丰富的创造力，却也伴随着中国人所不熟悉也不欣赏的多种紧张。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确曾努力想要顺应这样的“命运急转”。
　　《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一书讲述的，就是一个大国不得不转身的故事。我把《从文化看复兴与崛起》放在前面，作为本书的前言。里面涉及的大国与小国、近代的记忆与失忆，以及从认知回归泱泱大国风范的意思，大概是今天很多人也感兴趣的。那是一篇命题作文，并非我常写的题目，但也告诉我们，就是流行的“大国”话语，也不必都是同样的思考。其中关于物质与文质的辨析，尤点出近代的一个重大变迁。
　　晚清的邓实把文质看作物质的对应项，而今人则多表为“非物质”，颇似把亏损说成“负增长”，最能体现思考重心之所在——心里只想增长，则亏损便成为另类的增长；眼中唯有物质，文质也就成了非物质（不过立言当从众，我现在也多表述为非物质，以随顺世缘）。
　　从过去极为看重非物质面相到后来思想的全面物质化，是一个根本性的遽变。孟子看重的恒心与恒产的关系，就此颠覆。心态已充分物质化的今人，或已看不出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意义，也越来越难以理解非物质时代的昔人。这恰是所谓大国转身特别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地方，即由于大器晚成的过程太长，有些自己的特性可能久假不归，使今天的人难以认识过去的自己，不啻自我的悄然隐去。
　　很多人都确认近代日本改革的成功，其实日本真正成功之处，可能更多表现在虽已大规模西化，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生活样法。反观我们，从衣食住行看，虽不能说已经西化，却已迥异于百多年前的中国。既不够西化，也不那么“中国”；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恰是近代中国衍生出的一个特异色彩。
　　一方面是不少今人喜欢学着说东方是西方的“他者”，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中西互混而人我难分的现象。近代大国转身的艰难，正表现在许多类似的转变之上。这样一些时代性的面相，特别需要从史学视角进行通论性的观察。

二

　　本书的文字大体分为五个板块，下面略述前三者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偏重古代的通论，明确近代中国是从历史走来。分别探讨史学在中国的地位及其发展历程、与时偕行的中国农耕文化、夷夏之辨和文野区分，以及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
　　中国文化区别于各大“文明”的一个独特面向，就是对历史的特别看重和史学长期具有特殊的地位（史为近道之学）。甚至可以说，如果不了解史学的独特性，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而守先待后这一中国史学看重的责任，也最能提示近代与古代的关联。
　　农耕曾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四民社会中居于前两位的，就是士和农。而四民之首的读书人，至少两千多年来追求着以耕读为标榜的生活样法。近代“命运急转”后，农民沦为“落后”的象征，农村、农业等也成了“问题”，而且是“出问题”“成问题”意义上的负面问题。更或因士人中一些人随顺世缘，转而青睐工和商，与农民“翻身做主人”相伴随，士人自身也逐渐成了“问题”——“知识分子”本身就成了问题，而“知识分子问题”更一直是执政者的困扰。耕读既去，士和农也成了难兄难弟。这一切，都需要返璞归真，重新温习农耕文化的本色，才能真正理解那不一样的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