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时，应《天涯》杂志之约，写过一篇回顾过去十年的散文《我是我的陷阱》。现在回看，虽有些颓废，心底总还是亮着希望，且这希望是炽热的。第二个十年过去了，我也将到知天命的年纪，却越发糊涂，看不明白。这不明白，大抵有两层，一是对这时代的不明白，二是对自我的不明白。这十年，科技大爆炸，带来人们社交方式的全面变化，世界进入加速度，生活变得眼花缭乱且变化莫测，生活经验在快速更替，不仅旧的经验在失效，新的经验也在迅速失效。这对每个人都是极大的挑战，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普通百姓，是作家，还是其他从业者。中国近些年的变化，更是出人意料。人们的思想，从四十年前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得多元起来。分蛋糕还是做蛋糕，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甚至在朋友的聚会上，常有因看法不同不欢而散者，一方拂袖而去，两人从此反目。多元是好事，然则任何一件公共事件，互联网上的声音，必然出现截然的对立，我们都在说阶层固化，说社群撕裂，但似乎没有办法打破这固化弥合这裂缝。人们再难统一在某个宏大的目标之下，对一些事物做出是非之分。大家争先恐后地对公共事件发言，理性的、深思的、经过充分调查后客观的声音越来越少，或者说，客观理性的声音往往被偏激极端的声音淹没。
　　发言者并不在意是否说出了真相或真理，他们更在意流量。
　　这是个谁拥有了流量，谁就拥有了话语权，进而拥有了“真理”的时代。
　　之前人们虽有分歧，但社会凝聚人心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在向着富足、自由、民主，公平的方向迈进，虽有曲折，但水流千转终归大海，众多小目标汇集成一个大目标。而现在，在有些人看来是常识的问题，却经常要面对另一些人的质疑与纠缠。人们并没因多元而变得宽容，反倒变得暴戾，动辄诛心。好好说话，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争论的双方，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握，认为对方是键盘侠。身处这样的时代，对于作家来说，是幸，也是不幸。幸，是时代巨变，为写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不幸，是作家同样置身这时代漩涡之中，面对海量的、片面的、零碎的、混乱的、被引导的信息，每个人只愿相信自己相信的。而基于大数据算法的某些网络平台，会根据你的喜好，推送符合你想法的内容，于是你以为全世界都在支持你的想法，你在互联网上，看到的都是志同道合的声音。
　　你坚信自己真理在握。
　　我们对这时代，难以做出准确把握。大多数作家，自身都是一本糊涂账，又如何能真正写好这时代？作家们感叹文学的无力，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辉煌。读者则指责作家无能，指责作家缺席公共事件。他们的知识结构，对处理农耕时代的社会经验相对来说得心应手，处理工业时代的社会经验已经捉襟见肘，面对信息时代，作家们无力处理这样的复杂多变。明时的东林党人，尚且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现在的一些年轻写作者，热衷于架空历史的网络文学写作，另一些年轻的写作者，则抱着纯文学的僵尸不放，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时代和社会无力关注，无心关注。中东事物研究专家殷罡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调侃，说过去的写作者，是一个时代的精英，而现在，一流人才在搞金融、IT，二流人才在当公务员，至于作家嘛，都是善良的好人。
　　殷罡连三流人才的末座都不愿许给作家。
　　偏激吗？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欣喜地看到，在微信上活跃着一批新的写作者，他们正直、敏锐、有文学才华、有胆识，视野开阔。文学并未缺席时代。殷罡说的作家，显然并不包括这一批人。
　　这几年，人们流行用“熟悉的陌生人”，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陌生。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许多的“零余人”或者“陌生人”的形象，但看来看去，脱不了加缪小说《局外人》主人公默尔索的影子。在我看来，我们最熟悉的那个陌生人，是我们自己。好吧，不用我们，用我。
　　我最熟悉的陌生人是我。
　　我最陌生的熟人也是我。
　　我每天都觉得我是陌生的。我并不了解我。不了解我何以变成这样一个人。我的行为和我的内心是如此矛盾。明明有许多的话要说，可说出口的话，却是违心的另一种言语。明明可以这样写作，可写出来的，却是另一种文字。以我做编辑十多年的经验，这样的矛盾并非出在我一个人身上，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皆是如此。不能用社会流行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来概括我们。我们内心有良知，行事有底线，利己之外也愿意利人。只是，终究少了些风骨。中国多了读书人，而少了士人。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只能是士人们心中的传说和遥远的绝响。您会说，站着说话腰不痛。错了，我正弯着腰，知道痛点在哪儿。
　　人是环境的产物，我并不知道，若再换个全新的环境，我又会是怎样的人，会怎样去思考问题，怎样打量这世界。三十岁时的我是淡定的，骨子里有点老庄，总想着归隐田园。到了近五十岁，反而时常愤怒，想和这世界干一架，却又不知从何下手。想做战风车的愁容骑士，却又明明知道那骑士必然的结局，于是，也就是想想罢了。我更多的是限我自己，恨自己像大家调侃的那样，终于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而这时的我，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冲动，失去了不管不顾的锐气。
　　我知道，这是即将进入老年的征兆。
　　这是多么无奈的悲哀！
　　外部大环境，作用于我们每个人。平凡或者伟大，蝼蚁或者权贵。有人逆风而行，有人选择现世安稳。我的命运转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我进入了体制内，由无拘无束，但每月要拼命写稿换取生活费用的自由写作者，变成了每月有固定收入的“公家人”。未进入体制之前，我对安定的生活是充满向往的。十六岁出门流浪，我渴望安定。从十六岁到三十六岁的二十年间，我换了二十多种工作，打工时只要和老板处得略有不快就辞工走人。东家不打打西家。我像野狗一样流浪，也像野狗一样凶猛。我这样一个无文凭、无档案、无背景的三无人员，进入了体制内，甚至被当成了励志的榜样。人生道路万千条，我们可选的，其实只有已经选择的那一条。进入《作品》杂志社，先是当编辑。没有名分却实际主持《作品》杂志的编辑工作，同事们给我取绰号“二婶”，二审的谐音。现在，新来的同事叫我王老师，之前的编辑叫我“二婶”。四年前，算是名正言顺分管编辑工作，我可以在这本刊物寄托我的文学理想，将杂志按照我的理想来改造。這些年，同事给力，领导放手，才有了杂志的口碑。进入体制的好处还有安定，还算体面。出门时，人家尊一声“王主席”或者“王老师”时，心里多少也有些虚荣，和之前被人称为“打工仔”“北佬”相比，似乎多了些尊严。但这样的感觉，在一日日消退。冥冥之中，这世界有神奇的平衡力量，你在一些人面前获得了尊严，必然要在另一些人面前丢失尊严。获得尊严的总量似乎并未改变。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所谓的尊严，在另外一种无力反抗，无力拍案而起的规则下日日消磨着你，你如同陷入泥淖的水牛，空有一身蛮力，越挣扎越窒息。物质生活自然是比之前要好了，正是这好了，让你时时掂量着，在听从内心和选择苟且之间一次次选择苟且。我佩服那些厮混了几十年的人，他们如鱼得水，他们习惯了，习惯了，也就会麻木，许多事情，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习惯开毫无营养却又冗长的会议，习惯了将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做表面文章上，习惯在会议上作自己大而空的发言。
　　每当这样的时候，总有一种生活被虚耗的恐惧与无奈。
　　如果是从前，我可以一拍屁股走人，现在，当我想这样做时，另一个声音告诉我，这里有你想要的安逸。是的，就是安逸。我特喜歡的是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里，团长“死啦死啦”说：
　　“命都不要了，就要安逸。”
　　我们都要安逸。这是国人骨子里的禀赋，是我们民族的基因。古往今来皆是如此。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安逸。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还是安逸。
　　“死啦死啦”还有一句经典台词：“我想让事情是它本该有的样子。”
　　事情本该有的样子就是求真。改革开放之初，吹响改革号角的，是一篇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到今天，依然可以激动人心。我无比怀念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是我的青春期。青春期而生逢那个年代，是我一生的幸运，也奠定了我一生行事，思考的底色。我怀念那个野蛮生长、生机勃勃的时代。那个时代，诞生了中国现在最好的作家、画家、导演。那是理想主义的时代，生长在那理想主义时代的70后，命中注定不合时宜。当人们抛弃精神生活，变身为纯粹的经济动物时，我们不合时宜。有人说70后一代作家是晚熟的一代，也有人说是被遮蔽的一代。事实上，我们只是不合时宜、无所适从的一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种下的种子，顽固的青春病，小众而孤立的一群。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精神，成为我们生命的底色。
　　我终是内心极其矛盾的人，向往安逸，却又不能将头扎进沙子里去安心于这安逸，无法漠视日日发生的那些不合理，想让事情呈现它本该有的样子，却又一次次将心中这仅存的火焰自我浇灭。我不是“死啦死啦”，充其量，是“孟烦了”。
　　两个不同的我日日拉锯，将我的灵魂消耗得千疮百孔。这十年，我就在选择安逸和让事情回到它本来的样子之间折腾着。我深感对不起我的同事，我的领导们，无端给他们添堵，我并不是冲着他们，我只对事不对人。
　　我的朋友张伟明，许多年前写过一篇小说《我们INT》，INT是电子厂的质检用语，意为产品接触不良。这篇被认为是打工文学滥觞的小说，写的是从乡村进入都市的打工者与这世界的接触不良。我在长篇小说《无碑》里，写了一个患有过敏症的孩子，过敏，是我们身体和环境的接触不良。十一年了，我和现在工作的机构依然INT。很多在大家看来司空见惯的事，在我看来却是匪夷所思。比如，同一个单位，有人是工人身份，有人是干部身份，干部身份的人不干活，也要比工人身份享受着优厚得多的待遇，工人身份的人干得再好，也不能当这单位的领导者，还要拿低人一等的工资，老了退休金也要少许多。我再次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
　　对自我的不了解，自我的陌生，自我的INT，来自于不适应。可我还不能表达，当我这样表达时，我的同事们，往往用一句话就将我怼了回去：“不适应你可以辞职。”是的，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这句话的模板，当有人批评某某时，就会被人怼，“不爱你可以走啊”。可是，我们批评并非不爱，而是深爱，爱之深，责之切。对自己的陌生，还源于我在上一轮中国股市最高点时进入了股市，傻乎乎的小白，一入股市，就经历股灾，经历熔断，经历漫长的低迷。我差不多研究过上千家公司的财报，也研究过各种各样的股票操作理论，我关心国际国内的时政，经济，从宏观到微观，可我依然一次次被收割。分析财报于股票交易而言根本没有用，一个又一个的雷埋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不知何时爆响。炒股在损失金钱的同时，自然也有收获，我发现了另一个陌生的我。从前自诩“每逢大事有静气”，可当你买到P2P爆雷的股时，买到长生生物这样的股票时，你会发现，所谓的静气是遇到的事终究不够大。从根本上来说，炒股就是一个低买高卖的问题。可问题是，你认为买在了地板价，地板下面还有十八层地狱，你认为上面还有九重天，获利丰厚舍不得出，最终从盈变亏割肉出局。炒股说到底不是人与市场的较量，不是散户与庄家的较量，是自我人性的较量。我们要战胜的，无非是恐惧与贪婪。而这两点是最难战胜的。我炒股，才知道我的恐惧有多深，我又有多么贪婪。这恐惧与贪婪本就隐藏在我的灵魂深处，是炒股让我面对了这个不一样的自己。
　　写这篇文章时，中国正在遭受巨大的灾难——新冠病毒正在肆虐我的家乡湖北。如果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面临着的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活下去，那么第二个十年，我想的不一样了。从前是怕死的，总想着这一生，理想之花尚未开放，许多心愿未了，夜深人静，想到人是要死的，心底里升起的是无限悲伤和对这人世的依恋。现在我总在想着怎样死。
　　我感觉胸更加闷，窒息如影随形。
　　我知道我患的不是新型肺炎，虽说年前我回过湖北，虽说我从正月初三开始咳嗽胸闷。我女儿从正月初一开始高烧，咽痛，肌肉痛，角膜炎，每项症状都和新型肺炎相符。我们还是选择在了家隔离自我治疗。我的咳，是陈年旧疾，童年时落下的支气管炎，每年冬天必犯，咳嗽起来没完没了，我童年时有个绰号“鼾包爹儿”，湖北方言，是指咳嗽起来没完没了的老人。童年家贫，何况这病除了没完没了咳嗽，也未见别的伤害，到了春暖花开，自然会好起来的。也就这样一直拖着，成了宿疾，每年必犯一次。回到广东，我就开始自我隔离。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是肺炎传染给了别人则是我的罪恶。
　　我做不了英雄，不做帮凶总还是应该守住的底线。
　　从什么时候突然从害怕死亡，到不再恐惧死亡，或者说，开始思考着我该怎样去死的？不清楚，或者是突然明白的？四年前，一次出差太原，飞机快到太原上空时，突然遇上超强气流，飞机直线下坠，所有的人都失声尖叫。飞机下坠一次后，稳住，开始剧烈颠簸。那一刻，我感到无边恐惧，听从指令，双手紧紧抓着前面座椅的靠背，将头抵在座椅靠背上。我想我可能要死了。这样持续了可能一两分钟，飞机再次下坠。所有人在尖叫。不，不是所有。两个女孩子在笑，很大声，笑声里有惊恐，也有无畏。第二次下坠稳住后，飞机又开始剧烈颠簸。我突然释然了。我想，好吧，死亡要来临了，也没什么可怕的。唯一的遗憾，是女儿面临高考，我的死，可能会影响到她的高考成绩。除此之外，我对这世界真的没什么留恋。要说还有遗憾，就是觉得，死于空难，太没意义。既然凡人皆有一死，何不死得有意义一些？
　　空难没有发生，飞机再次直线下坠之后真的稳住了。
　　从那以后，我发现，我不怕死，而是怕死得不值。
　　人生有死，若死得其所，夫复何恨。
　　而我终究还是安逸并痛苦着。我是个怎样的人，我不清楚。对自身的认知尚是那样肤浅，何况身处的世界。这十年，我陷入了自我认知的无物之阵，左冲右突，越陷越深。五十知天命，再过三年，我就五十。到那时，我能知天命否？能安于天命否？能挣脱我的无物之阵否？我不知道。我在无物之阵中叫喊、愤怒、悲伤。然而这无物之阵密不透风。然而我终究安逸着。
　　王十月，作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无碑》《如果末日无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