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开了。
　　铁门吱呀呀地让出道来，一位六十多岁的大伯，抱着一面国旗，“呼哧呼哧”跑到水泥地中央细细的铁旗杆旁。他笨拙地把红旗装上去，用脚打着拍子，一点一点拉动旁边的麻绳，每个动作都充满了仪式感。他的旁边还有个小男孩，正静静地、认真地盯着国旗慢慢升向天空。山里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大伯满是皱纹的脸上。
　　这就是王锅盒和他唯一的学生，以及他只有一个学生的学校。
　　王锅盒是我的大舅，这个古怪的名字是莆田话“王国和”的谐音。
　　王锅盒一直是莆田一所学校的老师。不过这所学校和我们平常见到的学校不同。你需要从莆田最偏僻的车站坐一辆极小的面包车，以过山車般的感官体验上山，才能到达目的地。
　　沿着羊肠小道散步，群山重重叠叠，围成一圈，像一个漂亮的绿碗，碗底有一方小小的、纯白的豆腐块——那就是王锅盒的学校。
　　几十年前，当我妈妈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王锅盒的学校还不止一个学生。外公为了让女儿看到更大的世界，执意把妈妈送到了外面的县城读书。而山里其他农民家的孩子，就都到了王锅盒的学校。
　　清晨，大山苏醒的时候，孩子们背着自制的书包走进校门，和早早守在门口的老师打招呼，王锅盒把国旗升起来，放学时再降下。
　　王锅盒很瘦，脸上的皱纹很明显，特别是眼角的鱼尾纹。我想，那是因为他总是在笑。大家都没有见过王锅盒对着他的学生发脾气，他永远笑嘻嘻的，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符合他的心意：他的学校，他的学生，还有他是老师这件事情。
　　在学生们眼中，王锅盒是村里最厉害的那个人，他会算术，会读拼音，还会用光秃秃的粉笔写字。他们坐在会左右摇晃的木头椅子上，希望有一天也能变得像王锅盒那么厉害。农忙的季节，那面红旗似乎永远不会落下，它在山区澄澈的天空中，和树木一起呼吸，与鸟儿一同入眠。
　　在悠远封闭的世界里，时间的流逝好像比别处都更加不易察觉，唯有植物的枯荣提醒着人们四季的轮回。与此同时，大山那头的另一个世界，却在飞速生长着，日新月异。
　　我是在好久之后才认识王锅盒的。一条高速公路刚刚建成，横跨大山，我的妈妈带着我坐车，终于见到了她儿时的住所。走上山坡一眼望过去，在黄色的农舍和绿色的植物中，王锅盒的学校是那么显眼。它被重新装修过，干净整洁，旁边还有一小块用水泥糊出来的空地，扮演操场的角色。可是这片操场上，却只有王锅盒和一个学生在升国旗。
　　高速公路，对于像我妈妈这样的人来说，是回到故土的入口;而对于王锅盒和其他山里的村民，则是通向新世界的大门。越来越多的人顺着高速公路，走出大山，谋求更繁华、更美好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孩子跟随着他们的父母，探索更丰富、更灿烂的未来。
　　傍晚时分，我溜进王锅盒学校的校园里，远远地，听见师生二人上课的声音。
　　声音从教室里传出来，回荡在走廊里，落在已经无人使用的桌椅上，被夕阳染得金黄。
　　我看到走廊一旁还摆着一台崭新的电脑，王锅盒跟我说，那是以前的学生集资送给学校的。“可是我不懂啊，一次也没用过。”他还是笑嘻嘻的，仿佛并不因为有了不懂的东西而懊恼，并不因为不再是“最厉害”的老师而沮丧。但那眉间新添的沟壑，却分明是对男孩的愧疚。
　　第二年，群山再次迎接我。而操场上，不再有谁的身影。
　　那个男孩——王锅盒的最后一个学生被送到了附近的县城读书。我妈说，把男孩送出去的人就是王锅盒。
　　又是一个傍晚。那天，王锅盒带我到操场上降国旗。他慢悠悠地跟我讲大山的故事，讲他的故事。
　　国旗许久才落下，空荡荡的学校被沉甸甸的回忆填满。
　　我帮他抱着最后一点行李，想要把大铁门拉上。转过身，却看到他愣愣地看着校园，好像没有在笑。
　　我仰头，看到那条高速公路，在蓝天上画出美丽的弧线，不断延伸着——因为许许多多创造了它的人，也因为许许多多为它放弃了什么的人。
　　夕阳面对着学校，一点一点沉到了大山的背后。明天早上，太阳定会从山的另一头再次升起，照亮他的孩子们。
　　“我们走吧。”他又笑了，踏步走出校园。
　　门关了。
　　指导老师：陈黎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