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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女儿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节设计。本文对《西游记》和《镜花缘》中的女儿国故事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从性别批评的角度，指出这两个女儿国依旧是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依旧根深蒂固。
关键词：《西游记》 《镜花缘》 女儿国 性别批评
“女儿国”，顾名思义，即女子占据生产生活主导地位、男子彻底消失或相对缺位的国度。从历史学意义上讲，女儿国的原型极有可能是远古时期的母系社会。虽早在数千年前，母系社会已被父权制取代，但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女儿国”的情节和描写。这些“女儿国”均以女子为主，女性有权参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凌驾于男子之上，掌握政治、文化、经济等的决定权。
但表面上脱离了男权统治的“女儿国”是否真的是专属于女性的乌托邦？小说中与女儿国相关的情节能否反映女性意识？
本文将详细分析《西游记》和《镜花缘》这两部古典小说中涉及“女儿国”的情节，从性别批评的角度，探讨“女儿国”这一特殊设计的内在本质。通过研究，本文将尝试论证以下论点：《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并不是女性“当家做主”的世外桃源，而是隐性的男权社会；女儿国中人即使有女性意识，也是不完善的、渗透着男权思想的。《镜花缘》中的女儿国看似“女尊男卑”，但这段情节也并非具有实际社会意义的女权主义宣言，而只是作者制造噱头的笑话奇谈。《镜花缘》女儿国中，对女性的束缚和贬低依然存在。
本文将依照如下结构展开：首先，将简单梳理“女儿国”主题的历史，并介绍《西游记》和《镜花缘》中的“女儿国”故事的主要情节；其次，将回归文本进行分析和研究；最后，将总结论点，并做出展望。
一、“女儿国”溯源及文本情节概览
沿着文脉向历史的上游追溯，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女儿国”的发展轨迹，这个红妆天地、裙钗世界也由简短模糊逐渐变得丰满清晰。
最早对女儿国的记载见于先秦古籍《山海经》。东汉之后，正史典籍和各类专著如《三国志》《后汉书》《大唐西域记》等中也开始出现有关“女儿国”的记载，地域不一，风俗各异。宋明之时，民间讲唱艺术盛行，话本、拟话本小说出现，而女儿国的相关情节经代代相传，此时已具有了浓厚的神话奇幻色彩，这个题材便理所当然受到宋代以后的创作者们的青睐，在各类文艺作品中多次出现。a
在众多“女儿国故事”中，最具知名度和代表性的，无疑当属《西游记》中的西梁女国。西梁女国纯女无男，繁衍方法为国民前往“子母河”饮水受孕，所生皆女胎。唐僧师徒路过西梁女国，女王欲以“托国之富”“倾国之容”招唐僧为王，唐僧坚持西行，采用孙悟空“假亲脱网”之计脱身。
《镜花缘》的“女儿国”故事（下称“镜花缘女儿国”）则脱离了魔幻框架，直接涉及了社会制度。女儿国中，称呼、装束，以及社会分工按照性别进行了彻底对换，女子穿靴戴帽、治国主政，男子裙钗脂粉、守家教子。书中男性人物林之洋在女儿国贩卖货品时被女儿国国王相中，成为“贵妃”，在经历了缠足、穿耳等一系列折磨后，被他的妹夫唐敖解救。
二、文本回归及“女儿国”分析
西梁女国中没有男子的存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甚至繁衍）都不需要男性的参与。作为这样的海外邦国，女国理应不受纲常名教、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是一个类似远古母系氏族的女性“当家做主”的乌托邦世界。女王主动追求唐僧，也可看作是女性自主意识的彰显。镜花缘女儿国中女子拥有社会生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而男子则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林之洋被缠足、穿耳，体验了古代社会女子的痛苦，也确实可以解读为作者借小说情节抨击这些束缚和残害女子的陋习。但身为封建社会的男性知识分子，吴承恩（约1500—1583）和李汝珍（1763—1830）在创作文学作品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背景和主流思想的影响，他们笔下的女儿国是否能反映女性意识，反映出的女性意识是否有父权社会思想体系潜移默化的渗透，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下两章，本文将结合《西游记》和《镜花缘》文本，探讨女儿国情节的本质。
三、《西游记》西梁女国：渗透男权思想的女性意识
（一）对男性不合情理的追捧 第五十三回中，唐僧和猪八戒因口渴喝了母子河里的水，腹痛后前往村舍人家问询，借一位婆婆之口引出了纯女无男的西梁女国。婆婆警告师徒四人前路的“凶险”：
婆婆道：“我一家儿四五口，都是有几岁年纪的，把那风月之事尽皆休了……若还到第二家……那年小之人，那个肯放过你去！就要与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去做香袋儿哩。”b
果然，师徒四人进入西梁国界时，受到了老少人等极为热烈的欢迎，万人空巷前来观赏，一众女子鼓掌欢笑，场面十分壮观。
此处便颇不合理。
有学者主张，此段中女国众人对于男女情欲毫不羞怯的态度体现了《西游记》作者对封建礼教的抨击，打破了时代的束缚。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说不通的。女国“自混沌开辟之时，累代帝王，更不曾见个男人至此”c，那女国众人面对男性这一“新物种”时，态度应当是新奇、惊讶、疑惑或者恐惧，而不是文中所述的兴奋、狂喜，亟亟欲行“风月之事”——甚至，通过无性生殖繁衍后代的她们，应当对“风月之事”一无所知才符合情理。更何况，“不从”就有性命之忧、割肉做香袋等事，已经超出了正常情欲的范畴。对女国国民来说，男性并不是生产生活中的必需品，他们的价值理应低于其他社会，但在吴承恩笔下，呈现出的却是众人对男性堪称疯狂的需求。
如果说女国民众的情态已不合理，那女国国王的行为就更加匪夷所思。听说国中来了男性，女王“满心欢喜”，即思下嫁。
女王道：“东土男人，乃唐朝御弟……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永传帝业……”众女官拜舞称扬，无不欢悦。d
女王与唐僧尚未谋面，只凭他“唐朝御弟”的身份，“相貌堂堂”的豐姿，便甘心退位，托付整个国家；交接王位这等大事，众官一致同意，没有任何异议，似乎都认为女王此举正确得理所当然。这当中可以看出作者尊崇“天朝上国”、贬低“番邦外夷”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吴承恩的男权思想。女国由女性构成、女性统治，社会稳定、经济实力不俗，可以看出女王的统治能力、众臣的管理能力，以及民众的建设能力都是很强的，但这些都是女性在男性尚未出现的前提下暂时享有的生活。女性依旧渴求男性，只要有符合标准的男性，女性统治者立即主动（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让位，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拱手相送，心甘情愿退居到贤妻的低位，并且认为政权回归男性是“天赐”的“喜兆”。 女王大胆向唐僧示爱，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反映出女性自主意识，但女王尚未谋面便一心招赘，言语间对“男人”这一性别反复强调，让出王位情愿为后，都说明女王对唐僧的“爱意”并不仅仅是对爱人的一见钟情和倾心相许。可以想象，若途径女国的不是唐僧，而是另一位优秀的男子，女王同样会积极追求、托国下嫁，这并不是出于真挚的爱情，而是出于使国家回归男性统治“正统”的执念。
（二）对女性本体价值的忽视与贬低 第五十四回的回目标题后半部分为“心猿定计脱烟花”，这个计谋是先假意应允，骗得通关文牒和手字花押，待女王君臣送师徒出城，便用定身法限制众人行动一昼夜——简单来说，便是先应允后反悔，出尔反尔耍赖皮。更有甚者，如果按照计划执行，在这漫长的二十四小时中，女国一众人等均站在城门外无法行动，随时有可能发生危险。而素来慈悲为怀，“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罩纱灯”的唐僧，竟毫不在意，“乐以忘忧，称谢不尽，道：‘深感贤徒高见’”e。
按照计策，女王众人送师徒出城，唐僧执意离去，蝎子精意外掳走唐僧，孙悟空等人前去搭救。
女王闻言，大惊失色，扯住唐僧道：“御弟哥哥，我愿将一国之富，招你为夫，明日高登宝位……如何却又变卦？”八戒听说……嚷道：“我们和尚家和这粉骷髅做甚夫妻！放我师父走路！” f
（孙悟空、八戒和沙僧）响一声，都跳在半空里去。慌得那西梁国群臣女辈，跪在尘埃，都道：“……我们都有眼无珠，错认了中华男子，枉费了这场神思……”女王自觉惭愧。g
猪八戒的“粉骷髅”一词已尽显对女性的蔑视。
女王并未做任何伤害师徒四人的事情，反而置办酒菜、好生招待，得知被骗后惊讶发问也合情合理，“惭愧”这一情态，体现出作者对女性本体价值的贬低，使女王对唐僧的主动追求沦为“有眼无珠”的高攀和应当反思的错误举动。
四、《镜花缘》女儿国：仅能“作诙谐观”的笑话奇谈
（一）不合常理的体制设计 首先，《镜花缘》女儿国的社会设计并不合理。作者为了凸显“女治外事，男治内事”h，将女儿国中人的称呼、装束，以及社会分工依据性别进行了彻底的倒换，例如，女性穿靴戴帽，担任国王重臣，而男性裙钗脂粉，担任“嫔妃”宫“娥”。这种倒换简单而直接，并未经过审慎思考，因此导致了不合逻辑的谬误。例如，国王规劝新纳王“妃”林之洋（唐敖的妻舅）时，指出：“你今做了我国第一等‘妇人’……你日后倘能生得儿女，你享福日子正长。”i
女儿国国人的生理结构与常规世界并无二致，此处作者显然将受孕功能与外在的装束称呼一同让渡给了被称为“妇人”的男子。远古存在过以母亲的血缘为纽带的母系氏族，但与氏族范围内“以妇女为主体的对偶婚”不同，女儿国还是试图以一妻多夫的“核心家庭”为社会单位的。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国王几乎无法既身担治国重任，又承担众多子女的孕育职责。
由此可见，作者依照自己对男权社会的既有认知，通过镜像化构建了想象中的女权主义的社会框架，却忽视了两性之间无法改变的生理差异，导致这一框架只能是浮于表面的概念性构造，而内部逻辑不能自洽，无法构成合理的社会设计。
（二）仍然存在的歧视现象 其次，女儿国中依然存在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林之洋被女儿国国王封为王妃后，经历了穿耳、缠足等一系列痛苦的折磨，生不如死。
胡适（1891—1962）认为，这一段描写是在替古代女子“出气申冤”j，诚然很有道理。但笔者以为，虽然李汝珍意识到了缠足导致的危害与痛苦，也在第十二回中借君子国吴之和之口直接建议“尽绝其习”，但女儿国中的林之洋缠足一节却不能作为他为妇女鸣不平、表抗争的依据。
林之洋虽然生理性别为男，但在女儿国中却被称为“妇人”“贵妃”，身份成为“女子”，装束也改换成了裙钗簪环。也就是说，林之洋所经受的一切，仍然是施加于“女性”这一群体的，而女儿国国王对“三寸金莲”的偏好俨然是古代男性畸形审美的翻版。对于女儿国国人来说，缠足穿耳、相“夫”教子、三从四德依然是束缚女子的桎梏，政治、经济决策依然是男子的专属权力。而对于外来者如唐敖等，女儿国不过是一处海外奇观，成功搭救林之洋后，缠足经历也未能引起众人对这一陋习的反思，反倒成了调笑的谈资。
因卷入后宮争斗而逃出故国的女儿国世子阴若花，在本国作为“男子”享有自由，跟随唐敖一行回到中原后，“还原作女”，却要“梳头裹脚”，而双脚“只剩几根枯骨”的林之洋一离开女儿国，摆脱了“女子”身份，便可自如行走。可见在作者心目中，缠足、屈从、驯服等限制和剥夺权利的要求，依然与女子这一身份密不可分。
《镜花缘》一书以武则天开女试为背景，赋予了一众才女教育、参政等权利，在儒家正统文化依然根深蒂固的清代，已属难能可贵。但无论是女儿国悖于常理的社会结构设计，还是性别颠倒下依旧束缚女性的诸多教条，都说明作者未能（或是无意于）将这段情节打造成具有说服力的女权主义宣言。正如鲁迅（1881—1936）先生所说，李汝珍的构想多“为时势所限”，与其看作社会蓝图，“不如作诙谐观” k。
五、结论及展望
《西游记》西梁女国民众对并非生活必需品的男性疯狂追求，国王迫不及待主动让出王位，而这种行为被作者定性为阻碍取经大业的“烟花网”。如是种种，都可以看出《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并不是女性安居乐业的乌托邦，而是一个隐性的男权社会。女性看似独立自主，获得了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权利，但只要男性出现，她们还是会心甘情愿地臣服、让位，表现出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
《镜花缘》女儿国在“女尊男卑”的表层政体下，隐藏的是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和对“女子”这一群体的重重束缚。各项过于简单的转换和不合常理的设置体现了作者只想借海外邦国中荒唐怪诞的奇风异俗来调笑，并未打算将这段情节处理为严肃的社会议题探讨。
漫长岁月中，男权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和思想观念已然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包括吴承恩和李汝珍在内的封建知识分子刻画女儿国时，依旧循照父权社会的既定思维来塑造人物，也就不足为奇。 值得思考的是，在《西游记》成书约四百年后，西方作家夏洛特·吉尔曼出版了一本名为《她乡》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文中刻画了一个平等和谐、文明高度发达的“女儿国”，其社会结构的独到之处让闯入的三名美国男子惊叹不已，深深折服。但当笔者尝试寻找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儿国”形象时，却并没有发现同样具有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的比照对象。这片文学中的空白领域及其反映出的缺位的社会意识，仍有待来人填补和提升。
a韦强：《论“女儿国”故事的传承衍变和两个系统》，《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18年第1期，第126—134页。
bcdefg 〔明〕吴承恩：《西游记》，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9页，第2844页，第2844页，第2844页，第2847页，第2854页。
hi〔清〕李汝珍：《镜花缘》，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4833页，第4849页。
j 胡適：《〈镜花缘〉的引论》，《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38页。
k 鲁迅：《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21页。
参考文献：
[1]吴承恩.西游记[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2]李汝珍.镜花缘[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胡适.胡适文存（二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9.
[5] 石兴邦：《半坡氏族公社：考古资料反映的我国古代母系氏族社会制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6] 韦强.论“女儿国”故事的传承衍变和两个系统[J].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18 （1）.
[7] 刘英，李莉.女性乌托邦：《她乡》和《红楼梦》中的“女儿国”[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5）.
[8] 罗尚荣，朱菲菲.镜花水月女儿国——论《镜花缘》进步的女性观[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9 （2）.
[9] 唐妍.清代小说中的女性想象[D].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论文，2016.
[10] 宋海舸.论《镜花缘》中的女性形象[D].山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论文，2009.
[11] 刘阳.《镜花缘》女性观及其文化学分析[D].辽宁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作 者： 刘钰洁，香港大学本科生。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西游记》 《镜花缘》 女儿国 性别批评
“女儿国”，顾名思义，即女子占据生产生活主导地位、男子彻底消失或相对缺位的国度。从历史学意义上讲，女儿国的原型极有可能是远古时期的母系社会。虽早在数千年前，母系社会已被父权制取代，但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女儿国”的情节和描写。这些“女儿国”均以女子为主，女性有权参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凌驾于男子之上，掌握政治、文化、经济等的决定权。
但表面上脱离了男权统治的“女儿国”是否真的是专属于女性的乌托邦？小说中与女儿国相关的情节能否反映女性意识？
本文将详细分析《西游记》和《镜花缘》这两部古典小说中涉及“女儿国”的情节，从性别批评的角度，探讨“女儿国”这一特殊设计的内在本质。通过研究，本文将尝试论证以下论点：《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并不是女性“当家做主”的世外桃源，而是隐性的男权社会；女儿国中人即使有女性意识，也是不完善的、渗透着男权思想的。《镜花缘》中的女儿国看似“女尊男卑”，但这段情节也并非具有实际社会意义的女权主义宣言，而只是作者制造噱头的笑话奇谈。《镜花缘》女儿国中，对女性的束缚和贬低依然存在。
本文将依照如下结构展开：首先，将简单梳理“女儿国”主题的历史，并介绍《西游记》和《镜花缘》中的“女儿国”故事的主要情节；其次，将回归文本进行分析和研究；最后，将总结论点，并做出展望。
一、“女儿国”溯源及文本情节概览
沿着文脉向历史的上游追溯，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女儿国”的发展轨迹，这个红妆天地、裙钗世界也由简短模糊逐渐变得丰满清晰。
最早对女儿国的记载见于先秦古籍《山海经》。东汉之后，正史典籍和各类专著如《三国志》《后汉书》《大唐西域记》等中也开始出现有关“女儿国”的记载，地域不一，风俗各异。宋明之时，民间讲唱艺术盛行，话本、拟话本小说出现，而女儿国的相关情节经代代相传，此时已具有了浓厚的神话奇幻色彩，这个题材便理所当然受到宋代以后的创作者们的青睐，在各类文艺作品中多次出现。a
在众多“女儿国故事”中，最具知名度和代表性的，无疑当属《西游记》中的西梁女国。西梁女国纯女无男，繁衍方法为国民前往“子母河”饮水受孕，所生皆女胎。唐僧师徒路过西梁女国，女王欲以“托国之富”“倾国之容”招唐僧为王，唐僧坚持西行，采用孙悟空“假亲脱网”之计脱身。
《镜花缘》的“女儿国”故事（下称“镜花缘女儿国”）则脱离了魔幻框架，直接涉及了社会制度。女儿国中，称呼、装束，以及社会分工按照性别进行了彻底对换，女子穿靴戴帽、治国主政，男子裙钗脂粉、守家教子。书中男性人物林之洋在女儿国贩卖货品时被女儿国国王相中，成为“贵妃”，在经历了缠足、穿耳等一系列折磨后，被他的妹夫唐敖解救。
二、文本回归及“女儿国”分析
西梁女国中没有男子的存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甚至繁衍）都不需要男性的参与。作为这样的海外邦国，女国理应不受纲常名教、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是一个类似远古母系氏族的女性“当家做主”的乌托邦世界。女王主动追求唐僧，也可看作是女性自主意识的彰显。镜花缘女儿国中女子拥有社会生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而男子则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林之洋被缠足、穿耳，体验了古代社会女子的痛苦，也确实可以解读为作者借小说情节抨击这些束缚和残害女子的陋习。但身为封建社会的男性知识分子，吴承恩（约1500—1583）和李汝珍（1763—1830）在创作文学作品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背景和主流思想的影响，他们笔下的女儿国是否能反映女性意识，反映出的女性意识是否有父权社会思想体系潜移默化的渗透，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下两章，本文将结合《西游记》和《镜花缘》文本，探讨女儿国情节的本质。
三、《西游记》西梁女国：渗透男权思想的女性意识
（一）对男性不合情理的追捧 第五十三回中，唐僧和猪八戒因口渴喝了母子河里的水，腹痛后前往村舍人家问询，借一位婆婆之口引出了纯女无男的西梁女国。婆婆警告师徒四人前路的“凶险”：
婆婆道：“我一家儿四五口，都是有几岁年纪的，把那风月之事尽皆休了……若还到第二家……那年小之人，那个肯放过你去！就要与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去做香袋儿哩。”b
果然，师徒四人进入西梁国界时，受到了老少人等极为热烈的欢迎，万人空巷前来观赏，一众女子鼓掌欢笑，场面十分壮观。
此处便颇不合理。
有学者主张，此段中女国众人对于男女情欲毫不羞怯的态度体现了《西游记》作者对封建礼教的抨击，打破了时代的束缚。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说不通的。女国“自混沌开辟之时，累代帝王，更不曾见个男人至此”c，那女国众人面对男性这一“新物种”时，态度应当是新奇、惊讶、疑惑或者恐惧，而不是文中所述的兴奋、狂喜，亟亟欲行“风月之事”——甚至，通过无性生殖繁衍后代的她们，应当对“风月之事”一无所知才符合情理。更何况，“不从”就有性命之忧、割肉做香袋等事，已经超出了正常情欲的范畴。对女国国民来说，男性并不是生产生活中的必需品，他们的价值理应低于其他社会，但在吴承恩笔下，呈现出的却是众人对男性堪称疯狂的需求。
如果说女国民众的情态已不合理，那女国国王的行为就更加匪夷所思。听说国中来了男性，女王“满心欢喜”，即思下嫁。
女王道：“东土男人，乃唐朝御弟……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永传帝业……”众女官拜舞称扬，无不欢悦。d
女王与唐僧尚未谋面，只凭他“唐朝御弟”的身份，“相貌堂堂”的豐姿，便甘心退位，托付整个国家；交接王位这等大事，众官一致同意，没有任何异议，似乎都认为女王此举正确得理所当然。这当中可以看出作者尊崇“天朝上国”、贬低“番邦外夷”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吴承恩的男权思想。女国由女性构成、女性统治，社会稳定、经济实力不俗，可以看出女王的统治能力、众臣的管理能力，以及民众的建设能力都是很强的，但这些都是女性在男性尚未出现的前提下暂时享有的生活。女性依旧渴求男性，只要有符合标准的男性，女性统治者立即主动（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让位，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拱手相送，心甘情愿退居到贤妻的低位，并且认为政权回归男性是“天赐”的“喜兆”。 女王大胆向唐僧示爱，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反映出女性自主意识，但女王尚未谋面便一心招赘，言语间对“男人”这一性别反复强调，让出王位情愿为后，都说明女王对唐僧的“爱意”并不仅仅是对爱人的一见钟情和倾心相许。可以想象，若途径女国的不是唐僧，而是另一位优秀的男子，女王同样会积极追求、托国下嫁，这并不是出于真挚的爱情，而是出于使国家回归男性统治“正统”的执念。
（二）对女性本体价值的忽视与贬低 第五十四回的回目标题后半部分为“心猿定计脱烟花”，这个计谋是先假意应允，骗得通关文牒和手字花押，待女王君臣送师徒出城，便用定身法限制众人行动一昼夜——简单来说，便是先应允后反悔，出尔反尔耍赖皮。更有甚者，如果按照计划执行，在这漫长的二十四小时中，女国一众人等均站在城门外无法行动，随时有可能发生危险。而素来慈悲为怀，“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罩纱灯”的唐僧，竟毫不在意，“乐以忘忧，称谢不尽，道：‘深感贤徒高见’”e。
按照计策，女王众人送师徒出城，唐僧执意离去，蝎子精意外掳走唐僧，孙悟空等人前去搭救。
女王闻言，大惊失色，扯住唐僧道：“御弟哥哥，我愿将一国之富，招你为夫，明日高登宝位……如何却又变卦？”八戒听说……嚷道：“我们和尚家和这粉骷髅做甚夫妻！放我师父走路！” f
（孙悟空、八戒和沙僧）响一声，都跳在半空里去。慌得那西梁国群臣女辈，跪在尘埃，都道：“……我们都有眼无珠，错认了中华男子，枉费了这场神思……”女王自觉惭愧。g
猪八戒的“粉骷髅”一词已尽显对女性的蔑视。
女王并未做任何伤害师徒四人的事情，反而置办酒菜、好生招待，得知被骗后惊讶发问也合情合理，“惭愧”这一情态，体现出作者对女性本体价值的贬低，使女王对唐僧的主动追求沦为“有眼无珠”的高攀和应当反思的错误举动。
四、《镜花缘》女儿国：仅能“作诙谐观”的笑话奇谈
（一）不合常理的体制设计 首先，《镜花缘》女儿国的社会设计并不合理。作者为了凸显“女治外事，男治内事”h，将女儿国中人的称呼、装束，以及社会分工依据性别进行了彻底的倒换，例如，女性穿靴戴帽，担任国王重臣，而男性裙钗脂粉，担任“嫔妃”宫“娥”。这种倒换简单而直接，并未经过审慎思考，因此导致了不合逻辑的谬误。例如，国王规劝新纳王“妃”林之洋（唐敖的妻舅）时，指出：“你今做了我国第一等‘妇人’……你日后倘能生得儿女，你享福日子正长。”i
女儿国国人的生理结构与常规世界并无二致，此处作者显然将受孕功能与外在的装束称呼一同让渡给了被称为“妇人”的男子。远古存在过以母亲的血缘为纽带的母系氏族，但与氏族范围内“以妇女为主体的对偶婚”不同，女儿国还是试图以一妻多夫的“核心家庭”为社会单位的。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国王几乎无法既身担治国重任，又承担众多子女的孕育职责。
由此可见，作者依照自己对男权社会的既有认知，通过镜像化构建了想象中的女权主义的社会框架，却忽视了两性之间无法改变的生理差异，导致这一框架只能是浮于表面的概念性构造，而内部逻辑不能自洽，无法构成合理的社会设计。
（二）仍然存在的歧视现象 其次，女儿国中依然存在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林之洋被女儿国国王封为王妃后，经历了穿耳、缠足等一系列痛苦的折磨，生不如死。
胡适（1891—1962）认为，这一段描写是在替古代女子“出气申冤”j，诚然很有道理。但笔者以为，虽然李汝珍意识到了缠足导致的危害与痛苦，也在第十二回中借君子国吴之和之口直接建议“尽绝其习”，但女儿国中的林之洋缠足一节却不能作为他为妇女鸣不平、表抗争的依据。
林之洋虽然生理性别为男，但在女儿国中却被称为“妇人”“贵妃”，身份成为“女子”，装束也改换成了裙钗簪环。也就是说，林之洋所经受的一切，仍然是施加于“女性”这一群体的，而女儿国国王对“三寸金莲”的偏好俨然是古代男性畸形审美的翻版。对于女儿国国人来说，缠足穿耳、相“夫”教子、三从四德依然是束缚女子的桎梏，政治、经济决策依然是男子的专属权力。而对于外来者如唐敖等，女儿国不过是一处海外奇观，成功搭救林之洋后，缠足经历也未能引起众人对这一陋习的反思，反倒成了调笑的谈资。
因卷入后宮争斗而逃出故国的女儿国世子阴若花，在本国作为“男子”享有自由，跟随唐敖一行回到中原后，“还原作女”，却要“梳头裹脚”，而双脚“只剩几根枯骨”的林之洋一离开女儿国，摆脱了“女子”身份，便可自如行走。可见在作者心目中，缠足、屈从、驯服等限制和剥夺权利的要求，依然与女子这一身份密不可分。
《镜花缘》一书以武则天开女试为背景，赋予了一众才女教育、参政等权利，在儒家正统文化依然根深蒂固的清代，已属难能可贵。但无论是女儿国悖于常理的社会结构设计，还是性别颠倒下依旧束缚女性的诸多教条，都说明作者未能（或是无意于）将这段情节打造成具有说服力的女权主义宣言。正如鲁迅（1881—1936）先生所说，李汝珍的构想多“为时势所限”，与其看作社会蓝图，“不如作诙谐观” k。
五、结论及展望
《西游记》西梁女国民众对并非生活必需品的男性疯狂追求，国王迫不及待主动让出王位，而这种行为被作者定性为阻碍取经大业的“烟花网”。如是种种，都可以看出《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并不是女性安居乐业的乌托邦，而是一个隐性的男权社会。女性看似独立自主，获得了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权利，但只要男性出现，她们还是会心甘情愿地臣服、让位，表现出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
《镜花缘》女儿国在“女尊男卑”的表层政体下，隐藏的是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和对“女子”这一群体的重重束缚。各项过于简单的转换和不合常理的设置体现了作者只想借海外邦国中荒唐怪诞的奇风异俗来调笑，并未打算将这段情节处理为严肃的社会议题探讨。
漫长岁月中，男权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和思想观念已然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包括吴承恩和李汝珍在内的封建知识分子刻画女儿国时，依旧循照父权社会的既定思维来塑造人物，也就不足为奇。 值得思考的是，在《西游记》成书约四百年后，西方作家夏洛特·吉尔曼出版了一本名为《她乡》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文中刻画了一个平等和谐、文明高度发达的“女儿国”，其社会结构的独到之处让闯入的三名美国男子惊叹不已，深深折服。但当笔者尝试寻找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儿国”形象时，却并没有发现同样具有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的比照对象。这片文学中的空白领域及其反映出的缺位的社会意识，仍有待来人填补和提升。
a韦强：《论“女儿国”故事的传承衍变和两个系统》，《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18年第1期，第126—134页。
bcdefg 〔明〕吴承恩：《西游记》，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9页，第2844页，第2844页，第2844页，第2847页，第2854页。
hi〔清〕李汝珍：《镜花缘》，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4833页，第4849页。
j 胡適：《〈镜花缘〉的引论》，《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38页。
k 鲁迅：《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2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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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适.胡适文存（二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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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韦强.论“女儿国”故事的传承衍变和两个系统[J].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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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阳.《镜花缘》女性观及其文化学分析[D].辽宁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作 者： 刘钰洁，香港大学本科生。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