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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熟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诗三百”作为西周王朝礼乐制度下的产物，其在编集过程中的重要原则之一，便是“主文谲谏”。而随着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的到来，同样作为朝廷命书的《春秋》，创作观念已经变为了“秉笔直书”，从“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到爱憎分明，“书法不隐”，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探求。深入挖掘这种创作观念上的转变后可以发现，《诗经》与《春秋》是“异体同质”的关系，两者虽然不属于同一体裁，但是这种转变本质上系出于“大一统”思想之下逐渐深化的尊礼崇德观念。
关键词：主文谲谏 秉笔直书 《诗经》 《春秋》 创作观念
一、时代内涵
（一）周王朝时期的“主文谲谏” “主文谲谏”是《诗大序》对于“诗”之用的一个精准总结，是《诗大序》作者在充分考虑到周朝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对其做出的高度概括。因为周王朝时期的“主文谲谏”就是以礼乐制度为背景产生的，是礼乐文化的衍生品。
在西周时期，礼乐文明是整个宗族社会的外在纲领，由血缘联结起来的周王朝就是靠着社会对礼乐制度的自觉遵守而运行。作为宣扬周代精神、周朝文化理念的重要工具，礼乐制度通过“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德音之为乐”来教化民众，在雕琢个人修养的同时，形成以周王室一统天下为核心的社会局面。在由宗法血缘关系纽带架构起的社会制度中，礼乐一面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是不可逾越的等级沟壑；一面又是陶冶性情、培养德行的工具。《论语·泰伯》篇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a。就将一个人的成人过程完全地纳于礼乐文化中。因此，“诗”的创作与编写，就与周王朝礼乐制度下盛行的礼教、乐教观念密不可分。《礼记·乐记》载：“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b不仅反映出对礼治、乐治的重视，更体现着礼乐的政治意义：增进和同，区分差异。正是出于对归聚人心的政治意义的弘扬，周王朝的乐官制乐注重曲调庄重平和、雍雅典正，以乐进行德育，产生审美体验，来洗礼人心，敦促人明德修身，如乡饮酒礼在典礼结束之时奏《陔》乐，以观乎是否在饮酒后有失德行。c在乐广泛应用于各个礼仪场合的同时，“无一不可入乐而歌”的“诗”，必然受乐教观念的影响，由肃穆雍容的曲调、趋同民心的政教作用而显现出温柔敦厚的倾向。《诗经》中的《颂》诗，《大雅》中的大部分篇章，都风格平正和谐，“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这种温柔敦厚的乐教、诗教观嬗育了“主文谲谏”的创作观念。郑笺云：“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d由于对乐的审美接受，使得《诗经》的创作并不过多追求直切要害，而是不直言不斥责，以引类譬喻等方式委婉含蓄的表达意图。而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采诗、献诗制度，正是周王朝时期用诗实现“主文谲谏”的表现。在西周时代，“诗”的编写有列士公卿献诗和乐官巫史采诗二说。《尚书·夏书·胤征》中载：“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事以谏。”e《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也曾引《尚书》中的这段内容，这说明先秦时期确实存在采诗制度；《诗经·小雅·节南山》中有“家父作诵，以讽王訩”f的诗句，可以看作关于献诗说的最直接记录。周王朝时期采诗、用诗的目的，主要是出于政教之用。天子通过献诗、采诗制度得来的诗歌“观民风，知天下”，臣民通过诗歌传达讽诵之意。但是这种讽诵并不直书其过，《毛诗大序》在提到“风诗”时，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g来贴切形容诗的讽谏方式与作用：上层用诗歌教化百姓；下层用诗歌讽劝上层，同时又不会开罪于统治阶级。且周王朝时期的“主文谲谏”不止如《诗大序》所认为的只存在于风诗中，其他篇目中也体现着这一创作原则，比如《召南·羔羊》《小雅·青蝇》《小雅·宾之初筵》《大雅·板》等，都是出于诗的政治美刺“使命”而作。 也正因为如此，《诗经》作品中的另一部分由乐官、巫史等官职人员所作的诗歌，其政治作用更自不待言。
（二）春秋时期的“秉笔直书” 进入春秋以后，由于地方经济的发展，部分诸侯势力开始涌动，强大起来的诸侯国不断吞并其他小国，并且不断突破阶级限制以挑战周天子的权威，使得周天子的影响力逐渐薄弱，各個诸侯国之间为取得领导权征伐不断，诸侯争霸的局面形成，如《左传》中所载的著名战役——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就是由于晋、楚二国为争取霸业发动的战争，贯穿了整个春秋时代。《左传》隐公三年还记载了在春秋时代的开篇，郑国对于周王室至尊地位的挑衅，郑国不仅与周王室交换质子，还割取了成周的农作物，并且在桓公五年与周王室的繻葛之战中获胜，甚至在战争中射中了周天子的肩膀，使得“王卒大败”，足以得见春秋时代来临后周天子地位的一落千丈以及诸侯对于周王室的态度——虽然仍有所顾忌，却也不再一味顺从。这一倾向带来的最直观影响就是西周礼乐制度受到挑战，随着礼乐制度的崩坏，“礼”的约束作用不再同西周时期一样强大，作为周王朝曾经用以统领各诸侯国的礼乐制度，逐渐减弱了对于封建纲常法度与伦理的维护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孔子修订《春秋》以“当一王之法”，而“秉笔直书”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孔子修订《春秋》原则的一个概括，体现的是史家对于史书创作观念认识的逐步深入，原文摘录如下：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h
细细研读之可以明了，司马迁此言首先指称的是《春秋》中直言其事的现象，即秉笔直书，“书法不隐”，其不隐晦的是符合“正名”观念的行为。其次，这番言论还针对的是《春秋》中被书写的人物与事件，对其不隐讳作者的情感，将作者对事件或人物的看法，予以显露的表达，或赞成或反对，观点明确，赞成的就褒扬，反对的便贬斥。作者以人物或事件是否符合“定正名分”的尊周行为作为其判断的准则、依据来对史实进行纪录。
另外，虽然《春秋》中往往也有因为“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而从书中被隐去的现象（这也是今人将其区分为“直笔”“曲笔”的原因），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春秋时期的“秉笔直书”的认识，它既是司马迁对于史传作品创作原则的认识与概括，又是春秋时期史官以“春秋笔法”进行揭露、褒贬的创作原则的总结。 二、 转变的原因
（一）理性思潮的发展 理性思潮的发展，与春秋局面的形成不无关系，同时也推动了创作观念的转变。《礼记·表记》云：“殷人尊民，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i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所载内史过和史嚣对于“秋七月，有神降于莘”一事虢国做法的评价中，就体现出了与殷商时期完全不同的理性观念：
内史过往，闻虢请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史嚣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0
《左传》桓公六年所记载季梁劝阻少师追赶楚军时更是直言：“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1
殷商时期思想尚处于混沌阶段，人们对于神的尊崇更为极端，经过西周的礼乐教化，由理性精神发展出的“敬德保民”思想被普遍认同，在《尚书》 《诗经》的多个篇章中都提到了“德”或者“敬德”的观念；再至东周时期，人对于神的迷信已经由于理性思想的进步而有所减退，由于对德行的关注逐渐深入，人们自然而然会把违德越礼的行为作为批评与警诫的对象。因此《春秋》经中，常有通过语言直刺失德、逾礼的记录。如桓公四年所载：“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2晋人杜预释其意在讥讽渠伯纠：“王官之宰，当以才授位，而伯纠摄父之职，出聘列国，故书名以讥之。”！ 3又桓公七年所载：“夏，毂伯绥来朝。”！ 4《左传》云：“七年春，毂伯、邓侯来朝。名，贱之也。”！ 5杜云：“礼不足，故书名。”！ 6再如僖公十四年春，秦国因饥荒向之前曾救济过的晋国乞籴，晋惠公弗与，晋国大夫庆郑与虢射之间的对话正体现了春秋时代士大夫阶层对于“德”的认同：
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详，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庆郑曰：“背信弃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是则然矣。”虢射曰：“无损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与。”庆郑曰：“背施幸灾，民所弃也。晋犹仇之，况怨敌乎。”！ 7
从内史过、史嚣的“国将亡，听于神”到季梁的“民为神之主”，再到庆郑所坚持的“四德皆失”国将倾覆的观念，无一不体现着人们对天神崇拜的背离与对人事关注的加强。
（二）创作者身份的转变 与之同时，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创作者身份的转变也带来了创作观念的改变。从商代到西周初期，巫觋承担着文学主要创作者的责任，许多用于宗教祭祀的乐歌韵文出于其手，如《大雅·生民》等诗，就是为祭祀祖先所作。此外，西周时期学在官府的阶级制度要求，使得文化学习的权利牢牢掌握在贵族手中，因此《诗经》的创作与编集都由朝廷乐官、祝史或者列士、公卿承担，出于政教目的的考虑，总体上秉持着委婉讽谏、以类喻事、劝上化下的原则。到了春秋时代，有两个转变趋势令史官强化了在历史舞台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是史官承史务。由于各国内部的政治权利涌动，不再是周王室一统天下，统治集团纷纷开始为本国著史，如“晋之《乘》，楚之《檮杌》”！ 8，再如流传至今的鲁国《春秋》，因此，本来就“长于记人事、观天象、悉旧典”的史，更是承担起记事职能，与巫觋乐官相分离，职责更加明确与独立。二是史官职能的专一化。人事大于神事的理性思想的强化，使得原本具有宗教性质的史开始向纯正的史实记录职能方向上转变，陈来先生《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就曾谈到史官“人事理性主义”特色的发展：“简言之，就是在对历史的观察中注重总结成败、盛衰、存亡之规律的价值中立的人事理性主义。”！ 9《左传》中的史官形象如过、嚣等，都善于在历史中总结经验，他们言语中所透露出的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与总结已经彰显出了理性思想的光辉。
总而言之，从西周到春秋时代，理性思潮的发展是创作观念产生转变的外部因素；而《诗经》到《春秋》创作主体由巫乐祝史变为了专一化的史官，他们对于史实准确记录、秉笔直书的行为，贯彻着务实直录、“书法不隐”的原则，是创作观念转变的深层原因。
三、转变实质
《孟子·离娄下》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0，《诗经》与《春秋》二者所产生的时代相距不远，那么由“主文谲谏”转变为“秉笔直书”，这一倾向背后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统观《诗经》与《春秋》，《诗经》是先秦时期的诗歌总集，收录了大量周朝作品；而《春秋》作为鲁国的史书，与诗歌相去甚远，两部作品不属于同一体裁。可是反思这两部作品中包蕴的创作观念，可以发现两本巨著是异体同质的关系，即都是礼乐制度的载体，为了维护周王朝封建伦理等级，以实现统一的中央集权而创作发生的。《春秋》经中常常出现的微言大义就是很好的例证。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认为孔子修订《春秋》并在书中用“春秋笔法”阐述“微言大义”，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寓于其中，包括“定正”与“名分”，各个等级遵守其所属的礼制，承认、遵从周天子的地位，同时抵御外敌入侵，以实现全国思想上与法度上的统一。如《春秋》每每纪年多用“某年春王某月”的形式。而《诗经》中《周颂·时迈》所言：“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稾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1歌颂的是周人始祖的丰功伟绩、佳德懿行，也正是“大一统”思想的有力表现。所以，本文认为，从《诗经》到《春秋》创作观念的转变，实质上是随着对“大一统”思想的内在认同，由礼乐精神中继承而来的尚礼、崇德观念不断深化导致的。
尊崇礼制是自周朝兴盛时就被时人视为应自觉践行的行为准则，在春秋动荡的社会局势下被内化，成了史官笔下的统治者们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诗经》有“产生于周公治礼作乐之时”一说，《诗经》中的《大雅》《小雅》或《颂诗》中，反映出的燕礼的欢乐热闹、吉礼的庄重肃穆、军礼的气势宏伟等场面，都是与礼乐密切相关的。再观《春秋》，也常有指责诸侯或周天子违背周礼、不遵道义的记录。如《春秋》在桓公十五年载：“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2天子派家父求车的行为是不符合礼法的，所以《左传》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求私财。”@ 3 “车服”是“上之所以赐下”的，诸侯无法进贡，而天子求私财的行为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诸侯已经有了作为职责所在的对周王的贡奉了。类似的还有庄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二十四年春“刻其桷”，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4，都被《左传》直接指出“非礼也”。此外，《春秋》对于那些合于礼法，有贤德之行的人也给予记录。如庄公八年，鲁、齐包围郕国后，郕国向齐军投降，仲庆父请求出兵攻打齐国，而庄公认为是自己德行不足故郕国不来投靠而非齐国原因，故退兵而还。《春秋》的記载只有寥寥三个字：“秋，师还。”《左传》对于这一记录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解释“君子是以善鲁庄公”@ 5，杜预解释这样记录的原因是：“时史善于公克己复礼，全军而还，故特书师还。”@ 6又如庄公二十九年载“冬十有二月，纪叔姬卒。”@ 7杜预注：“叔姬持节守义，故系之纪，贤而录之。”@ 8 崇德思想在《诗经》中表现得极为深切，《小雅》中就多有批评执政者无德导致民怨丛生的诗歌，如《雨无正》就用“政令多如雨”比喻当权者昏庸荒淫，言行无信；《节南山》将师尹一族比为“维周之氐”的节南山，实则讽刺其擅权专政对百姓的压迫。对于歌颂贤良治政的君主，或是功業有成的臣子的诗歌，《诗经》也予以辑录。《春秋》作为同样带有尊周、崇周色彩的一部史记作品，更是会把对周人德行观念的践行投射在作品之中。这恰恰显示出从周王朝时期就形成的“敬德保民”的观念在春秋时期被深化。
可见《诗经》与《春秋》对周王朝的精神一脉相承，二者具有同一性质。从“主文谲谏”到秉笔直书、不隐爱憎，创作观念上的转变实为在“大一统”观念下对于周王朝礼乐制度遗存的自觉认同，是对周朝崇礼、敬德观念的进一步深化与践行。
a钱穆： 《论语新解》，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页。
bi〔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3页，第1485页。
c 李山：《中国文化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dfg@ 1〔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第706页，第13页，第1302页。
e 王世瞬，王翠叶注译：《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5页。
h〔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7页。
jklmnop！ 7 @ 2 @ 3 xyz@ 7 @ 8〔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2页，第201页，第185页，第212页，第185页，第212页，第212页，第424页，第234页，第236页，第322页，第267页，第265页，第333页，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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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5页。
参考文献：
[1] 祝秀权.主文谲谏的周代献诗[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2] 何璐.先秦乐教到诗教演变问题探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5.
作 者： 吴艺华，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先秦方向。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主文谲谏 秉笔直书 《诗经》 《春秋》 创作观念
一、时代内涵
（一）周王朝时期的“主文谲谏” “主文谲谏”是《诗大序》对于“诗”之用的一个精准总结，是《诗大序》作者在充分考虑到周朝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对其做出的高度概括。因为周王朝时期的“主文谲谏”就是以礼乐制度为背景产生的，是礼乐文化的衍生品。
在西周时期，礼乐文明是整个宗族社会的外在纲领，由血缘联结起来的周王朝就是靠着社会对礼乐制度的自觉遵守而运行。作为宣扬周代精神、周朝文化理念的重要工具，礼乐制度通过“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德音之为乐”来教化民众，在雕琢个人修养的同时，形成以周王室一统天下为核心的社会局面。在由宗法血缘关系纽带架构起的社会制度中，礼乐一面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是不可逾越的等级沟壑；一面又是陶冶性情、培养德行的工具。《论语·泰伯》篇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a。就将一个人的成人过程完全地纳于礼乐文化中。因此，“诗”的创作与编写，就与周王朝礼乐制度下盛行的礼教、乐教观念密不可分。《礼记·乐记》载：“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b不仅反映出对礼治、乐治的重视，更体现着礼乐的政治意义：增进和同，区分差异。正是出于对归聚人心的政治意义的弘扬，周王朝的乐官制乐注重曲调庄重平和、雍雅典正，以乐进行德育，产生审美体验，来洗礼人心，敦促人明德修身，如乡饮酒礼在典礼结束之时奏《陔》乐，以观乎是否在饮酒后有失德行。c在乐广泛应用于各个礼仪场合的同时，“无一不可入乐而歌”的“诗”，必然受乐教观念的影响，由肃穆雍容的曲调、趋同民心的政教作用而显现出温柔敦厚的倾向。《诗经》中的《颂》诗，《大雅》中的大部分篇章，都风格平正和谐，“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这种温柔敦厚的乐教、诗教观嬗育了“主文谲谏”的创作观念。郑笺云：“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d由于对乐的审美接受，使得《诗经》的创作并不过多追求直切要害，而是不直言不斥责，以引类譬喻等方式委婉含蓄的表达意图。而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采诗、献诗制度，正是周王朝时期用诗实现“主文谲谏”的表现。在西周时代，“诗”的编写有列士公卿献诗和乐官巫史采诗二说。《尚书·夏书·胤征》中载：“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事以谏。”e《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也曾引《尚书》中的这段内容，这说明先秦时期确实存在采诗制度；《诗经·小雅·节南山》中有“家父作诵，以讽王訩”f的诗句，可以看作关于献诗说的最直接记录。周王朝时期采诗、用诗的目的，主要是出于政教之用。天子通过献诗、采诗制度得来的诗歌“观民风，知天下”，臣民通过诗歌传达讽诵之意。但是这种讽诵并不直书其过，《毛诗大序》在提到“风诗”时，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g来贴切形容诗的讽谏方式与作用：上层用诗歌教化百姓；下层用诗歌讽劝上层，同时又不会开罪于统治阶级。且周王朝时期的“主文谲谏”不止如《诗大序》所认为的只存在于风诗中，其他篇目中也体现着这一创作原则，比如《召南·羔羊》《小雅·青蝇》《小雅·宾之初筵》《大雅·板》等，都是出于诗的政治美刺“使命”而作。 也正因为如此，《诗经》作品中的另一部分由乐官、巫史等官职人员所作的诗歌，其政治作用更自不待言。
（二）春秋时期的“秉笔直书” 进入春秋以后，由于地方经济的发展，部分诸侯势力开始涌动，强大起来的诸侯国不断吞并其他小国，并且不断突破阶级限制以挑战周天子的权威，使得周天子的影响力逐渐薄弱，各個诸侯国之间为取得领导权征伐不断，诸侯争霸的局面形成，如《左传》中所载的著名战役——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就是由于晋、楚二国为争取霸业发动的战争，贯穿了整个春秋时代。《左传》隐公三年还记载了在春秋时代的开篇，郑国对于周王室至尊地位的挑衅，郑国不仅与周王室交换质子，还割取了成周的农作物，并且在桓公五年与周王室的繻葛之战中获胜，甚至在战争中射中了周天子的肩膀，使得“王卒大败”，足以得见春秋时代来临后周天子地位的一落千丈以及诸侯对于周王室的态度——虽然仍有所顾忌，却也不再一味顺从。这一倾向带来的最直观影响就是西周礼乐制度受到挑战，随着礼乐制度的崩坏，“礼”的约束作用不再同西周时期一样强大，作为周王朝曾经用以统领各诸侯国的礼乐制度，逐渐减弱了对于封建纲常法度与伦理的维护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孔子修订《春秋》以“当一王之法”，而“秉笔直书”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孔子修订《春秋》原则的一个概括，体现的是史家对于史书创作观念认识的逐步深入，原文摘录如下：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h
细细研读之可以明了，司马迁此言首先指称的是《春秋》中直言其事的现象，即秉笔直书，“书法不隐”，其不隐晦的是符合“正名”观念的行为。其次，这番言论还针对的是《春秋》中被书写的人物与事件，对其不隐讳作者的情感，将作者对事件或人物的看法，予以显露的表达，或赞成或反对，观点明确，赞成的就褒扬，反对的便贬斥。作者以人物或事件是否符合“定正名分”的尊周行为作为其判断的准则、依据来对史实进行纪录。
另外，虽然《春秋》中往往也有因为“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而从书中被隐去的现象（这也是今人将其区分为“直笔”“曲笔”的原因），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春秋时期的“秉笔直书”的认识，它既是司马迁对于史传作品创作原则的认识与概括，又是春秋时期史官以“春秋笔法”进行揭露、褒贬的创作原则的总结。 二、 转变的原因
（一）理性思潮的发展 理性思潮的发展，与春秋局面的形成不无关系，同时也推动了创作观念的转变。《礼记·表记》云：“殷人尊民，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i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所载内史过和史嚣对于“秋七月，有神降于莘”一事虢国做法的评价中，就体现出了与殷商时期完全不同的理性观念：
内史过往，闻虢请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史嚣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0
《左传》桓公六年所记载季梁劝阻少师追赶楚军时更是直言：“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1
殷商时期思想尚处于混沌阶段，人们对于神的尊崇更为极端，经过西周的礼乐教化，由理性精神发展出的“敬德保民”思想被普遍认同，在《尚书》 《诗经》的多个篇章中都提到了“德”或者“敬德”的观念；再至东周时期，人对于神的迷信已经由于理性思想的进步而有所减退，由于对德行的关注逐渐深入，人们自然而然会把违德越礼的行为作为批评与警诫的对象。因此《春秋》经中，常有通过语言直刺失德、逾礼的记录。如桓公四年所载：“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2晋人杜预释其意在讥讽渠伯纠：“王官之宰，当以才授位，而伯纠摄父之职，出聘列国，故书名以讥之。”！ 3又桓公七年所载：“夏，毂伯绥来朝。”！ 4《左传》云：“七年春，毂伯、邓侯来朝。名，贱之也。”！ 5杜云：“礼不足，故书名。”！ 6再如僖公十四年春，秦国因饥荒向之前曾救济过的晋国乞籴，晋惠公弗与，晋国大夫庆郑与虢射之间的对话正体现了春秋时代士大夫阶层对于“德”的认同：
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详，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庆郑曰：“背信弃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是则然矣。”虢射曰：“无损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与。”庆郑曰：“背施幸灾，民所弃也。晋犹仇之，况怨敌乎。”！ 7
从内史过、史嚣的“国将亡，听于神”到季梁的“民为神之主”，再到庆郑所坚持的“四德皆失”国将倾覆的观念，无一不体现着人们对天神崇拜的背离与对人事关注的加强。
（二）创作者身份的转变 与之同时，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创作者身份的转变也带来了创作观念的改变。从商代到西周初期，巫觋承担着文学主要创作者的责任，许多用于宗教祭祀的乐歌韵文出于其手，如《大雅·生民》等诗，就是为祭祀祖先所作。此外，西周时期学在官府的阶级制度要求，使得文化学习的权利牢牢掌握在贵族手中，因此《诗经》的创作与编集都由朝廷乐官、祝史或者列士、公卿承担，出于政教目的的考虑，总体上秉持着委婉讽谏、以类喻事、劝上化下的原则。到了春秋时代，有两个转变趋势令史官强化了在历史舞台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是史官承史务。由于各国内部的政治权利涌动，不再是周王室一统天下，统治集团纷纷开始为本国著史，如“晋之《乘》，楚之《檮杌》”！ 8，再如流传至今的鲁国《春秋》，因此，本来就“长于记人事、观天象、悉旧典”的史，更是承担起记事职能，与巫觋乐官相分离，职责更加明确与独立。二是史官职能的专一化。人事大于神事的理性思想的强化，使得原本具有宗教性质的史开始向纯正的史实记录职能方向上转变，陈来先生《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就曾谈到史官“人事理性主义”特色的发展：“简言之，就是在对历史的观察中注重总结成败、盛衰、存亡之规律的价值中立的人事理性主义。”！ 9《左传》中的史官形象如过、嚣等，都善于在历史中总结经验，他们言语中所透露出的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与总结已经彰显出了理性思想的光辉。
总而言之，从西周到春秋时代，理性思潮的发展是创作观念产生转变的外部因素；而《诗经》到《春秋》创作主体由巫乐祝史变为了专一化的史官，他们对于史实准确记录、秉笔直书的行为，贯彻着务实直录、“书法不隐”的原则，是创作观念转变的深层原因。
三、转变实质
《孟子·离娄下》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0，《诗经》与《春秋》二者所产生的时代相距不远，那么由“主文谲谏”转变为“秉笔直书”，这一倾向背后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统观《诗经》与《春秋》，《诗经》是先秦时期的诗歌总集，收录了大量周朝作品；而《春秋》作为鲁国的史书，与诗歌相去甚远，两部作品不属于同一体裁。可是反思这两部作品中包蕴的创作观念，可以发现两本巨著是异体同质的关系，即都是礼乐制度的载体，为了维护周王朝封建伦理等级，以实现统一的中央集权而创作发生的。《春秋》经中常常出现的微言大义就是很好的例证。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认为孔子修订《春秋》并在书中用“春秋笔法”阐述“微言大义”，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寓于其中，包括“定正”与“名分”，各个等级遵守其所属的礼制，承认、遵从周天子的地位，同时抵御外敌入侵，以实现全国思想上与法度上的统一。如《春秋》每每纪年多用“某年春王某月”的形式。而《诗经》中《周颂·时迈》所言：“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稾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1歌颂的是周人始祖的丰功伟绩、佳德懿行，也正是“大一统”思想的有力表现。所以，本文认为，从《诗经》到《春秋》创作观念的转变，实质上是随着对“大一统”思想的内在认同，由礼乐精神中继承而来的尚礼、崇德观念不断深化导致的。
尊崇礼制是自周朝兴盛时就被时人视为应自觉践行的行为准则，在春秋动荡的社会局势下被内化，成了史官笔下的统治者们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诗经》有“产生于周公治礼作乐之时”一说，《诗经》中的《大雅》《小雅》或《颂诗》中，反映出的燕礼的欢乐热闹、吉礼的庄重肃穆、军礼的气势宏伟等场面，都是与礼乐密切相关的。再观《春秋》，也常有指责诸侯或周天子违背周礼、不遵道义的记录。如《春秋》在桓公十五年载：“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2天子派家父求车的行为是不符合礼法的，所以《左传》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求私财。”@ 3 “车服”是“上之所以赐下”的，诸侯无法进贡，而天子求私财的行为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诸侯已经有了作为职责所在的对周王的贡奉了。类似的还有庄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二十四年春“刻其桷”，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4，都被《左传》直接指出“非礼也”。此外，《春秋》对于那些合于礼法，有贤德之行的人也给予记录。如庄公八年，鲁、齐包围郕国后，郕国向齐军投降，仲庆父请求出兵攻打齐国，而庄公认为是自己德行不足故郕国不来投靠而非齐国原因，故退兵而还。《春秋》的記载只有寥寥三个字：“秋，师还。”《左传》对于这一记录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解释“君子是以善鲁庄公”@ 5，杜预解释这样记录的原因是：“时史善于公克己复礼，全军而还，故特书师还。”@ 6又如庄公二十九年载“冬十有二月，纪叔姬卒。”@ 7杜预注：“叔姬持节守义，故系之纪，贤而录之。”@ 8 崇德思想在《诗经》中表现得极为深切，《小雅》中就多有批评执政者无德导致民怨丛生的诗歌，如《雨无正》就用“政令多如雨”比喻当权者昏庸荒淫，言行无信；《节南山》将师尹一族比为“维周之氐”的节南山，实则讽刺其擅权专政对百姓的压迫。对于歌颂贤良治政的君主，或是功業有成的臣子的诗歌，《诗经》也予以辑录。《春秋》作为同样带有尊周、崇周色彩的一部史记作品，更是会把对周人德行观念的践行投射在作品之中。这恰恰显示出从周王朝时期就形成的“敬德保民”的观念在春秋时期被深化。
可见《诗经》与《春秋》对周王朝的精神一脉相承，二者具有同一性质。从“主文谲谏”到秉笔直书、不隐爱憎，创作观念上的转变实为在“大一统”观念下对于周王朝礼乐制度遗存的自觉认同，是对周朝崇礼、敬德观念的进一步深化与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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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吴艺华，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先秦方向。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