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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對于中国、美国等国家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来自国家内部自身发展的挑战，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等各方面的挑战，应对好这些挑战，才是发展的重中之重。
根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最新报告，中国上半年经济缓中趋稳，预计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约为7.4%。报告同时指出，随着一系列微刺激政策及改革逐步见效，中国经济整体趋势稳定。
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与过去30年不同的发展阶段，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新常态”的实质是“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要缓解市场焦虑，巩固市场共识。
在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中，中国有哪些方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又应该推动哪些方面的全球变革？在“第四届中外政商领袖华佗论箭”论坛上，华佗论箭创始人严介和对话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以及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探寻大国发展的新机遇。
给城市发展留足空间
严介和：北京和伦敦都曾成功举办奥运会。但当奥运会结束后，伦敦被还原成了古老的伦敦，北京却留下了许多城市“污染物”。在城市管理建设方面，中国应该得到什么启示？
托尼·布莱尔：2008年，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到北京观看了奥运会，这是一场非常伟大的活动，我们非常享受在北京的旅程。
其实，城市污染是城市发展历程中一定会碰到的问题之一。以前，伦敦是世界上污染严重的地方之一，经过长期的治理，现在伦敦已经不再是人们口中的“雾都”。北京也正在经历这个长期治理的阶段，而且我相信中国对此已经非常重视，它会像伦敦一样慢慢地改变自己。
我们应该看到，2012年举办奥运会的伦敦，本身就已经不再是那座污染严重的城市，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北京在未来也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严介和：在城市化问题上，“不能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发展中的中国”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种诉求。我想请问陆克文先生，您对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
陆克文：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发展中所面对的气候变化问题是十分积极的，非常值得认可。包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发改委制定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以及其定期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年度报告，都是一种积极的行动。
我也很高兴看到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比如，2008年，中美签署能源与环境十年合作的框架性文件；2011年，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成立；2013年，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成立；2014年，中美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以及中美双方举行的气候变化政策对话。这都是一种积极的信号。
如果中美可以在巴黎就气候协议达成进一步共识，那就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表现，也将构建一种全新的国际公共产品，将对全球的生态文明做出巨大贡献。
国家是企业发展的坚实后盾
严介和：当我们在追求GDP增长时，往往会穷尽手中现有的资源，但是忽略了我们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站在这个角度，我想请问布莱尔先生，英国为什么会把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之一劳斯莱斯卖给别国？
托尼·布莱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卖出劳斯莱斯，并不是为了用现有的资源去换取GDP的增长而忽略了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我认为，吸引外来投资对于国家、企业的发展都非常有利。将劳斯莱斯变成合资企业，可以让企业的管理层吸收更多外来的投资经验和管理哲学。
其次，这项举动的确带动了英国就业、GDP的增长。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公司所有权在哪个国家手中并不是最重要的，能够增加就业机会才是最重要的。
随着世界不断地往前发展，一定会出现更多的跨境所有制公司，这是大势所趋。现在，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管理水平、产品质量、员工技能和投资机会上。
严介和：李明博先生是一位从企业家成长起来的总统。我想请问，经济发展从提高增长率走向提高生产力，国家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
李明博：一个国家要维持发展的势头，就必须要维持企业发展的势头，没有企业发展，就没有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家应该是企业发展的坚实后盾。
在韩国，企业家和政府关系很亲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韩国国土面积比较小。中国地大物博，从距离的角度来看，就决定了企业家没办法像韩国那样和领导层维持比较亲密的关系。
另一方面，政府在支持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应该对企业有着清醒的认识——企业家群体良莠不齐。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那些善良的企业家们，让他们更好更多地发挥自己的力量。
严介和：在中国，我们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却忽视了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发达国家有着多元的教育体系，不少国家有超过六成学生是从技术型院校毕业，然后直接走上工作岗位。那么，中国的教育体制应该做出怎样的改变？
托尼·布莱尔：教育体制和教育体系本身就是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如何调整教育模式让年轻人学会面对未来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教育，应该是教授人如何变得更加有创造性，而非只停留在书本的知识上。
我的儿子今年14岁，我也会观察他的学习模式。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他们可以找到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问题的关键是，应该如何培养出创造性？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代人教育孩子时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乃至全球的教育体制需要考虑的问题。
面对瞬息万变的全球环境，我们必须将创造性思维注入到人们的思考方式中，这样才能够更加顺畅地推动全球的改变。
中国崛起与亚洲价值
严介和：中国近30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点关注。“中国威胁论”的提出，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关注的一种具体表现。请问克林顿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比尔·克林顿：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威胁论”也随之出现，可能是基于中国对世界资源的占用。 站在美国的角度，我认为，资源开发应该是一个多方参与的事情，大家应该平等地来探讨如何开发，而不是一味地指责或者无视指责。
其实，这一问题也让我的夫人希拉里十分困扰，她并不希望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并把中国孤立出去，而是希望中国能够参与其中，形成一种世界协同发展的局面。
我个人认为，像亚太经合组织这种多边交流平台非常重要，能够让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各自的想法，并找到一条协同的道路。
严介和：中韩关系对于亚洲的发展都十分重要，请问李明博先生怎么看待现在的中韩关系？
李明博：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18世纪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而后错过了发展机会，停在了原处。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在，中国是一头睡醒的雄狮，并且已经得到了世界的关注。
中国和韩国共享的是亚洲价值。西方国家以他们的文化和背景，是很难理解这种亚洲价值的。韩国和中国文化，都基于儒家思想而发展，这让我们更加尊重企业和国家。这点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价值观。所以，基于亚洲价值所创造的韩国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会给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借鉴作用。在新的时代中，亚洲一定会在全球扮演一种新的角色。
推动变革或被赶超
严介和：二战之后，日本制造业迅速崛起，超過了美国、法国，但一直无法超越德国，为什么？
托尼·布莱尔：今时今日，德国在制造业的成功基于其工业架构、注重技术和研发的工业传统。他们对于技术革新的不断追求，也确保了整个工业持续不断地发展。
但我们回头看一看日本工业的崛起，也有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最流行日系汽车？我的观点非常简单——所有国家的发展都必须迎合时代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过程是持续不断的。
如果我们观察世界500强的榜单，也会发现这种现象，因为排名靠前的公司中，有很多在30年前我们根本没有听说过。
这都意味着，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出于何种角度，变革都要持续进行。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让变革推动我们更加现代化，或者被别人赶超。
严介和：中国现在正处于深化改革最关键的时候。克林顿先生怎么看待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改革行动？
比尔·克林顿：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非常棒的领导人。首先，我们看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发生了调整，这非常巧妙地解决了中国发展中将会遇到的瓶颈，能够重新焕发中国的发展生机。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年轻人对于国家的发展十分重要，每个社群、每个国家都要有一定比例的青年力量来成为明天发展的动力群和主力军。
习近平总书记的发展愿景和决心非常值得称赞。众所周知，像中国和印度这种新兴市场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面临的压力非常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减排，最重要的就是发展新兴能源、可替代能源，比如说太阳能，风能。对中国而言，发展过程中来自于内部的威胁比外部的威胁更大——中国在不牺牲空气质量、土地环境的情况下持续保持经济增长，本身就是十分艰巨的挑战。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了解危机，或者说，在这些危机中，找到新的机遇。
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不断地发展新科技，而这些新兴的拥有清洁技术的公司，也把他们的理念传播到了经济发展中。
在这个方面，中国和美国有着同样的愿景，并且做得非常好。
所以，大家不应该认为中国崛起是一种威胁，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最大的挑战都是来自国家自身发展的挑战，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等各方面的挑战，应对好这些来自内部的挑战，才是我们发展的重中之重。（支点杂志2014年9月刊）
根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最新报告，中国上半年经济缓中趋稳，预计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约为7.4%。报告同时指出，随着一系列微刺激政策及改革逐步见效，中国经济整体趋势稳定。
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与过去30年不同的发展阶段，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新常态”的实质是“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要缓解市场焦虑，巩固市场共识。
在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中，中国有哪些方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又应该推动哪些方面的全球变革？在“第四届中外政商领袖华佗论箭”论坛上，华佗论箭创始人严介和对话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以及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探寻大国发展的新机遇。
给城市发展留足空间
严介和：北京和伦敦都曾成功举办奥运会。但当奥运会结束后，伦敦被还原成了古老的伦敦，北京却留下了许多城市“污染物”。在城市管理建设方面，中国应该得到什么启示？
托尼·布莱尔：2008年，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到北京观看了奥运会，这是一场非常伟大的活动，我们非常享受在北京的旅程。
其实，城市污染是城市发展历程中一定会碰到的问题之一。以前，伦敦是世界上污染严重的地方之一，经过长期的治理，现在伦敦已经不再是人们口中的“雾都”。北京也正在经历这个长期治理的阶段，而且我相信中国对此已经非常重视，它会像伦敦一样慢慢地改变自己。
我们应该看到，2012年举办奥运会的伦敦，本身就已经不再是那座污染严重的城市，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北京在未来也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严介和：在城市化问题上，“不能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发展中的中国”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种诉求。我想请问陆克文先生，您对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
陆克文：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发展中所面对的气候变化问题是十分积极的，非常值得认可。包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发改委制定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以及其定期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年度报告，都是一种积极的行动。
我也很高兴看到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比如，2008年，中美签署能源与环境十年合作的框架性文件；2011年，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成立；2013年，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成立；2014年，中美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以及中美双方举行的气候变化政策对话。这都是一种积极的信号。
如果中美可以在巴黎就气候协议达成进一步共识，那就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表现，也将构建一种全新的国际公共产品，将对全球的生态文明做出巨大贡献。
国家是企业发展的坚实后盾
严介和：当我们在追求GDP增长时，往往会穷尽手中现有的资源，但是忽略了我们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站在这个角度，我想请问布莱尔先生，英国为什么会把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之一劳斯莱斯卖给别国？
托尼·布莱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卖出劳斯莱斯，并不是为了用现有的资源去换取GDP的增长而忽略了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我认为，吸引外来投资对于国家、企业的发展都非常有利。将劳斯莱斯变成合资企业，可以让企业的管理层吸收更多外来的投资经验和管理哲学。
其次，这项举动的确带动了英国就业、GDP的增长。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公司所有权在哪个国家手中并不是最重要的，能够增加就业机会才是最重要的。
随着世界不断地往前发展，一定会出现更多的跨境所有制公司，这是大势所趋。现在，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管理水平、产品质量、员工技能和投资机会上。
严介和：李明博先生是一位从企业家成长起来的总统。我想请问，经济发展从提高增长率走向提高生产力，国家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
李明博：一个国家要维持发展的势头，就必须要维持企业发展的势头，没有企业发展，就没有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家应该是企业发展的坚实后盾。
在韩国，企业家和政府关系很亲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韩国国土面积比较小。中国地大物博，从距离的角度来看，就决定了企业家没办法像韩国那样和领导层维持比较亲密的关系。
另一方面，政府在支持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应该对企业有着清醒的认识——企业家群体良莠不齐。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那些善良的企业家们，让他们更好更多地发挥自己的力量。
严介和：在中国，我们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却忽视了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发达国家有着多元的教育体系，不少国家有超过六成学生是从技术型院校毕业，然后直接走上工作岗位。那么，中国的教育体制应该做出怎样的改变？
托尼·布莱尔：教育体制和教育体系本身就是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如何调整教育模式让年轻人学会面对未来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教育，应该是教授人如何变得更加有创造性，而非只停留在书本的知识上。
我的儿子今年14岁，我也会观察他的学习模式。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他们可以找到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问题的关键是，应该如何培养出创造性？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代人教育孩子时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乃至全球的教育体制需要考虑的问题。
面对瞬息万变的全球环境，我们必须将创造性思维注入到人们的思考方式中，这样才能够更加顺畅地推动全球的改变。
中国崛起与亚洲价值
严介和：中国近30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点关注。“中国威胁论”的提出，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关注的一种具体表现。请问克林顿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比尔·克林顿：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威胁论”也随之出现，可能是基于中国对世界资源的占用。 站在美国的角度，我认为，资源开发应该是一个多方参与的事情，大家应该平等地来探讨如何开发，而不是一味地指责或者无视指责。
其实，这一问题也让我的夫人希拉里十分困扰，她并不希望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并把中国孤立出去，而是希望中国能够参与其中，形成一种世界协同发展的局面。
我个人认为，像亚太经合组织这种多边交流平台非常重要，能够让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各自的想法，并找到一条协同的道路。
严介和：中韩关系对于亚洲的发展都十分重要，请问李明博先生怎么看待现在的中韩关系？
李明博：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18世纪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而后错过了发展机会，停在了原处。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在，中国是一头睡醒的雄狮，并且已经得到了世界的关注。
中国和韩国共享的是亚洲价值。西方国家以他们的文化和背景，是很难理解这种亚洲价值的。韩国和中国文化，都基于儒家思想而发展，这让我们更加尊重企业和国家。这点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价值观。所以，基于亚洲价值所创造的韩国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会给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借鉴作用。在新的时代中，亚洲一定会在全球扮演一种新的角色。
推动变革或被赶超
严介和：二战之后，日本制造业迅速崛起，超過了美国、法国，但一直无法超越德国，为什么？
托尼·布莱尔：今时今日，德国在制造业的成功基于其工业架构、注重技术和研发的工业传统。他们对于技术革新的不断追求，也确保了整个工业持续不断地发展。
但我们回头看一看日本工业的崛起，也有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最流行日系汽车？我的观点非常简单——所有国家的发展都必须迎合时代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过程是持续不断的。
如果我们观察世界500强的榜单，也会发现这种现象，因为排名靠前的公司中，有很多在30年前我们根本没有听说过。
这都意味着，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出于何种角度，变革都要持续进行。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让变革推动我们更加现代化，或者被别人赶超。
严介和：中国现在正处于深化改革最关键的时候。克林顿先生怎么看待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改革行动？
比尔·克林顿：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非常棒的领导人。首先，我们看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发生了调整，这非常巧妙地解决了中国发展中将会遇到的瓶颈，能够重新焕发中国的发展生机。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年轻人对于国家的发展十分重要，每个社群、每个国家都要有一定比例的青年力量来成为明天发展的动力群和主力军。
习近平总书记的发展愿景和决心非常值得称赞。众所周知，像中国和印度这种新兴市场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面临的压力非常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减排，最重要的就是发展新兴能源、可替代能源，比如说太阳能，风能。对中国而言，发展过程中来自于内部的威胁比外部的威胁更大——中国在不牺牲空气质量、土地环境的情况下持续保持经济增长，本身就是十分艰巨的挑战。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了解危机，或者说，在这些危机中，找到新的机遇。
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不断地发展新科技，而这些新兴的拥有清洁技术的公司，也把他们的理念传播到了经济发展中。
在这个方面，中国和美国有着同样的愿景，并且做得非常好。
所以，大家不应该认为中国崛起是一种威胁，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最大的挑战都是来自国家自身发展的挑战，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等各方面的挑战，应对好这些来自内部的挑战，才是我们发展的重中之重。（支点杂志2014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