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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国民幸福与快乐”是学术界广为讨论的一个时髦话题。《光明日报》经济理论版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发表了10多篇此类论文，且与浙江财经学院等联合举办了“经济社会发展、生活品质提升与国民幸福快乐”全国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共同发表了“国民幸福与快乐全国学术研讨会杭州宣言”，指出，国民幸福与快乐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有在能够满足国民幸福快乐终极价值的前提下，才具有意义。食物、居所、金钱、荣誉等都是实现人们幸福快乐的手段，并非终极目的。
这实际上提出了令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经济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经济学是解释世界，追求科学，还是改造世界，实现人文？
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成全教授所著《经济学的“科学困境”及人文转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运用科学发展观，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角度对此做出了科学的、精辟的解释。该书认为，经济学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更具有人文性。作者指出，如果忽视了经济学的人文性，就会使经济学走向“科学困境”。经济学若想摆脱当今的“科学困境”，就必须走向人文。J．M．布坎南在《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一书中说：“假如我们围绕所谓的‘具有自然科学性’的经济学……打转……我们就会在促进人类进入衰败过程。”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对现代经济学进行了反思，一方面肯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合理性——科学的追求；另一方面指出了现代经济学的缺陷，即缺乏伦理学的内容。现代经济学要克服这一缺陷，就应当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就必须和人文结合起来。朱成全教授在其专著中论述了如下几个问题：
1．经济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经济学是什么”一直是经济学哲学的根本问题。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争论、困惑和危机都会上升到这一问题及对其回答。对此问题的回答最终会体现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两大思潮，尤其是前者。这就是说，应该从这两大文化背景来理解经济学。
从两大文化思潮的对立、影响，可以得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总是以自己的观点来努力改造对方的做法最终都失败了，这表明科学与人文是有区别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这表明科学与人文又是相互联系的。科学与人文的相对确定性的区别表现在：科学多是以外物作为研究对象，而人文多是以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科学主要以实证方法为主，而人文主要以解释学方法为主；科学的认识成果一般具有共识性，而人文的结论通常是个别性的；科学往往要根据实验或实践来判别，而人文往往很难通过设计实验的方法来进行判别。简单地说，科学偏重真，人文偏重善和美；科学被称为“工具理性”，人文被称为“价值理性”。科学与人文都是对人或人类社会最高境界——“真善美”的追求。
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这是因为从科学的划分标准来看，经济学有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检验标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或解释世界，以至于能够指导人们改造世界。
但是，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是有重大区别的，自然科学通常能够做到“价值中立”，而经济学却往往很难做到。所以，如果经济学完全具有科学性的话，就意味着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必将导致经济学的“科学困境”。
摆脱经济学“科学困境”的出路就在于经济学还具有人文性，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表明了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经济学不仅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理解，还应从人文角度来进行理解。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是人学，毕竟具有人文性，经济学中充满了价值分析和道德特质。
如果仅仅将经济学视为科学，就是科学主义的理解，必将使经济学走向“科学困境”，而缺乏人文性。如果仅仅将经济学视为人文，就是人文主义理解，必将使经济学缺乏科学性。
不少学者乃至“大家”都有与此相近的观点。盛洪认为，经济学就其最高境界来说，不是科学，而是人文，他大呼“经济学精神”；汪丁丁认为经济学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他也直言“作为人文精神的经济学”；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处于科学与人文之间。
2．阐明了经济学的境界
依据冯有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经济学可以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西方经济学还处在功利境界，具有科学性，但尚未进入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缺乏人文性。虽然西方经济学有人文追求，但是，这从属于科学追求，且局限于功利追求，所以，西方经济学仍然缺乏合理的人文追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有科学追求，又有人文追求，并且强调通过科学来实现人文追求，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3．经济学不仅要应用科学方法，更要应用人文方法
由于人文学科是以人文世界为研究对象的，所以，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意义”的理解方法，而不能像研究自然界那样去进行实证分析。特别强调的是，人文学科必须遵循的历史学科的原则和方法，即历史主义的原则、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人文学或人道主义的方法。经济学的德国历史学派则在某些方面不自觉地运用历史主义的原则。恩格斯曾经说过，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4．要从“经济人”与“道德人”、“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同时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来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具有西方文化特色，我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参照19世纪到20世纪的西方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每一种文化的合理思想，这样，才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构建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
5．西方经济学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西方经济学要从功利境界提高到道德境界、天人合一境界，当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应当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天人合一”思想、“人际协调、道德修养”思想、“义利”思想、“中庸”思想、“自由经济”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意象语言，进而，当今西方经济学才能克服其基本上仍然停留在科学与功利境界的缺陷性。中国传统哲学中意象语言是一种介于概念（或科学）语言与诗性（或人文语言）语言之间的一种语言，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意象语言有可能全面地把握经济学的本质。
6．广义的人文指标
科学和人文的关系是：人文应该以科学事实为基础，且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科学标准，而科学应该以人文为价值规范。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又称功利与人文、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功利与人文，又称为“功利”与“超功利”的关系。人的生命存在并不仅仅是功利性的，同时还要有超功利。所以，超功利的终极关怀固然表现为对功利的超越，但这种超越是内含有功利追求的，其使命就在于实现从功利物欲到精神境界的升华。
由于科学是人的事业，所以，对科学进行批判，就必然会揭示出科学中的人性内容，这就是说，哲学不仅仅是科学，更重要的是人文。冯友兰先生指出，学科学的目的，是使人能成为有一定职业的人，这至多是人的“生存意义”，而学哲学的目的，就在于使人生活得更有价值。由“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指导科学”可知：科学是人文的基础，人文规范科学。
既然人文以科学为基础，人文因素也就包含着科学因素，当然包含着经济因素。所以，可以将包含经济等在内的人文因素视为广义的人文因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学术界一直在开展“国际人文因素项目”研究。“人文因素”涉及个人、社区、国家和全人类层面上的生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人文发展的实现，需要一定的资源消费保障，如一定数量的营养、医疗、住房、衣物等，而最根本的则是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所以，人文发展不可能是无限的，一方面，不同的个体、社区、国家或国家集团使人文发展的基本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一旦人文发展的潜力得到基本实现，生物学上的物理扩张,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营养需要应该是一定的，营养过剩对身体反而有害；住房也并非越大越好。这就是说，奢侈性或浪费性消费不属于基本的物质需求。
所以，如何以较少的物质资源牺牲来使人类获得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达到天人、人际、亲情、劳逸之间的和谐，即达到人文，有利于人的长寿，这才是人类所要真正研究的，经济学更应当如此。只有有利于人类自身健康长寿的经济增长与生活方式，才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惟一合理的追求方式。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寿命的提高，福利供给的丰富完善仅仅是实现人长寿的手段，绝非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责任编辑：韩淑丽）
这实际上提出了令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经济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经济学是解释世界，追求科学，还是改造世界，实现人文？
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成全教授所著《经济学的“科学困境”及人文转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运用科学发展观，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角度对此做出了科学的、精辟的解释。该书认为，经济学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更具有人文性。作者指出，如果忽视了经济学的人文性，就会使经济学走向“科学困境”。经济学若想摆脱当今的“科学困境”，就必须走向人文。J．M．布坎南在《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一书中说：“假如我们围绕所谓的‘具有自然科学性’的经济学……打转……我们就会在促进人类进入衰败过程。”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对现代经济学进行了反思，一方面肯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合理性——科学的追求；另一方面指出了现代经济学的缺陷，即缺乏伦理学的内容。现代经济学要克服这一缺陷，就应当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就必须和人文结合起来。朱成全教授在其专著中论述了如下几个问题：
1．经济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经济学是什么”一直是经济学哲学的根本问题。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争论、困惑和危机都会上升到这一问题及对其回答。对此问题的回答最终会体现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两大思潮，尤其是前者。这就是说，应该从这两大文化背景来理解经济学。
从两大文化思潮的对立、影响，可以得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总是以自己的观点来努力改造对方的做法最终都失败了，这表明科学与人文是有区别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这表明科学与人文又是相互联系的。科学与人文的相对确定性的区别表现在：科学多是以外物作为研究对象，而人文多是以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科学主要以实证方法为主，而人文主要以解释学方法为主；科学的认识成果一般具有共识性，而人文的结论通常是个别性的；科学往往要根据实验或实践来判别，而人文往往很难通过设计实验的方法来进行判别。简单地说，科学偏重真，人文偏重善和美；科学被称为“工具理性”，人文被称为“价值理性”。科学与人文都是对人或人类社会最高境界——“真善美”的追求。
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这是因为从科学的划分标准来看，经济学有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检验标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或解释世界，以至于能够指导人们改造世界。
但是，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是有重大区别的，自然科学通常能够做到“价值中立”，而经济学却往往很难做到。所以，如果经济学完全具有科学性的话，就意味着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必将导致经济学的“科学困境”。
摆脱经济学“科学困境”的出路就在于经济学还具有人文性，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表明了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经济学不仅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理解，还应从人文角度来进行理解。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是人学，毕竟具有人文性，经济学中充满了价值分析和道德特质。
如果仅仅将经济学视为科学，就是科学主义的理解，必将使经济学走向“科学困境”，而缺乏人文性。如果仅仅将经济学视为人文，就是人文主义理解，必将使经济学缺乏科学性。
不少学者乃至“大家”都有与此相近的观点。盛洪认为，经济学就其最高境界来说，不是科学，而是人文，他大呼“经济学精神”；汪丁丁认为经济学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他也直言“作为人文精神的经济学”；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处于科学与人文之间。
2．阐明了经济学的境界
依据冯有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经济学可以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西方经济学还处在功利境界，具有科学性，但尚未进入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缺乏人文性。虽然西方经济学有人文追求，但是，这从属于科学追求，且局限于功利追求，所以，西方经济学仍然缺乏合理的人文追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有科学追求，又有人文追求，并且强调通过科学来实现人文追求，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3．经济学不仅要应用科学方法，更要应用人文方法
由于人文学科是以人文世界为研究对象的，所以，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意义”的理解方法，而不能像研究自然界那样去进行实证分析。特别强调的是，人文学科必须遵循的历史学科的原则和方法，即历史主义的原则、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人文学或人道主义的方法。经济学的德国历史学派则在某些方面不自觉地运用历史主义的原则。恩格斯曾经说过，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4．要从“经济人”与“道德人”、“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同时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来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具有西方文化特色，我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参照19世纪到20世纪的西方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每一种文化的合理思想，这样，才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构建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
5．西方经济学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西方经济学要从功利境界提高到道德境界、天人合一境界，当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应当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天人合一”思想、“人际协调、道德修养”思想、“义利”思想、“中庸”思想、“自由经济”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意象语言，进而，当今西方经济学才能克服其基本上仍然停留在科学与功利境界的缺陷性。中国传统哲学中意象语言是一种介于概念（或科学）语言与诗性（或人文语言）语言之间的一种语言，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意象语言有可能全面地把握经济学的本质。
6．广义的人文指标
科学和人文的关系是：人文应该以科学事实为基础，且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科学标准，而科学应该以人文为价值规范。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又称功利与人文、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功利与人文，又称为“功利”与“超功利”的关系。人的生命存在并不仅仅是功利性的，同时还要有超功利。所以，超功利的终极关怀固然表现为对功利的超越，但这种超越是内含有功利追求的，其使命就在于实现从功利物欲到精神境界的升华。
由于科学是人的事业，所以，对科学进行批判，就必然会揭示出科学中的人性内容，这就是说，哲学不仅仅是科学，更重要的是人文。冯友兰先生指出，学科学的目的，是使人能成为有一定职业的人，这至多是人的“生存意义”，而学哲学的目的，就在于使人生活得更有价值。由“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指导科学”可知：科学是人文的基础，人文规范科学。
既然人文以科学为基础，人文因素也就包含着科学因素，当然包含着经济因素。所以，可以将包含经济等在内的人文因素视为广义的人文因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学术界一直在开展“国际人文因素项目”研究。“人文因素”涉及个人、社区、国家和全人类层面上的生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人文发展的实现，需要一定的资源消费保障，如一定数量的营养、医疗、住房、衣物等，而最根本的则是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所以，人文发展不可能是无限的，一方面，不同的个体、社区、国家或国家集团使人文发展的基本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一旦人文发展的潜力得到基本实现，生物学上的物理扩张,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营养需要应该是一定的，营养过剩对身体反而有害；住房也并非越大越好。这就是说，奢侈性或浪费性消费不属于基本的物质需求。
所以，如何以较少的物质资源牺牲来使人类获得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达到天人、人际、亲情、劳逸之间的和谐，即达到人文，有利于人的长寿，这才是人类所要真正研究的，经济学更应当如此。只有有利于人类自身健康长寿的经济增长与生活方式，才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惟一合理的追求方式。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寿命的提高，福利供给的丰富完善仅仅是实现人长寿的手段，绝非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责任编辑：韩淑丽）